当南风带着浓浓的雨意抖落了树梢的积雪,当池塘的封冻在阳光下消融,薄薄的冰面承受不住一只蝶蛹的重量;喜鹊的啼鸣像无数把锋利的剪刀,裁割着迟钝、甜蜜的寂静;当野花织出白色的冠冕,昆虫在泥土下蠢蠢欲动,尽力挣脱开僵硬的铠甲;桃符更换,一元复始;在长江南岸的丹阳地方,人们又一次沉浸在欢乐的中心。

春天来得迟了一些,但毕竟已经来了。梅花打开了她精致的腊球,松柏吐露出芬芳的油脂,艳日瞳瞳、丽风送暖。妇女们丢下了往日的忧愁、厌倦和仇恨,叽叽喳喳地簇拥在河边的树林里,她们晾晒的蚊帐和布匹装点起清新的时间,而她们脸上的笑容也为春天所装点。老人们坐在墙根下。记忆里的阴影和恐惧尚未在阳光的筛洗中褪色,依然找不出什么确凿的理由,来说明他们短促而漫长的一生,但仪式要遵守,吉祥要珍重,表情要明朗,衣服要换新,他们祝福别人,也接受别人的祝福。

一年一度的除夕良辰,打着节日的幌子悄悄地来到了人们的身边。倘若你执意要测量一下欢乐的边界,窥探它的本相,寻访它的真谛,无边忧伤的心弦就被深深地触碰了——你不知道碰到哪一根就会心惊。

徐老太太坐在院中的井旁剥着茨菰。她不时看一眼墙角的那株梅树,不觉中流下了眼泪。无论什么人,无论她经历过怎样的喜悦和悲伤,她注定不能回到童年。她的三个儿媳妇,腰间围着一色的白裙,静静地来到了她的身旁,但她们并不知道婆婆为何哭泣。

徐老太生了三个儿子:天佐、天佑和天保。天佐在村里承包了一家铜管厂,由于经营上的成功所带来的大笔利润,暴发户的面目已日渐清晰。他管辖的八亩七分水田因无暇耕种,自然地划到了老二的名下,这就使得天佑成了一个双料的农民。天保在十八岁那年考上了北京的一所航空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贵阳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并在第二年与四川的一位姑娘结了婚。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少世面,他的每一封来信都充实了他的父母兄弟对于“祖国”的地理知识,但就是不肯回家。

倘若不是父亲在来信中以“断绝父子关系”相威胁,倘若不是因为妻子对于“丹阳”这个地名产生了考古学方面的兴趣,天保本打算将自己的归乡推迟到父母双双毙命之后。在临行前,天保屡次向妻子谈起了自己的家庭,他将自己的母亲描述成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而他的两位嫂嫂则俗不可耐,与她们的丈夫一样奸诈、平庸。至于乡村生活的肮脏和乏味,也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天保在对妻子进行这一番告诫的时候,似乎完全忘记了她原先也是来自川北的农村,而且还是一个贫苦无依的孤儿。她目前就读于贵阳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为了搞清她的母亲到底是谁,她所耗费的苦心远远超出了准备硕士论文时受到的种种折磨。她有一个惹人怜爱的名字,叫小可,由于遗传上的证据模糊不清,真正的姓氏自然也无从查考。好在姓氏和名字到了乡村都失去了意义,亲戚和邻居来家中闲话,只是为了打探一下:“城里”姑娘的长相和身段,他们都叫她天保媳妇。这是旧历腊月二十九的一天。

第二天,小可在两位嫂嫂的带领下,天不亮就起床掸尘:她们将扫帚绑在一根毛竹上,站在桌上或爬上梯子,掸去屋顶的蛛网和灰尘。然后是拣菜剁肉,调糨糊,贴春联。对联为公公前夜所写。他没有读过什么书,勉强能写几个字,也是歪歪斜斜——仿佛那些字都得了精神分裂。厨房门上写的是:一人巧做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香;厅堂门上写的是:岁月静好,现世清安;院外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也是八个大字:耕读为本,诗礼传家。他的家中毕竟出了一代读书人,理直气壮,天经地义。

在贴对联的时候,三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媳妇自然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品性,天佐媳妇说话嗓门很响,这表明她对别人的听力缺乏信心。她用手指挑起糨糊抹在对联的背面,将多余的糨糊胡乱地揩在裤子上。天佑媳妇打扮颇为入时,头发染成绛红色,她小心翼翼地将对联纸凑到糨糊盆上,尽量不使自己戴着镀金戒指的手为糨糊所玷污。只有小可找来了一管旧笔,刷起糨糊来既大方又自然。

三位媳妇很快就干完了屋内的杂活。她们的丈夫则在后屋陪公公打着麻将。当她们来到前院的井边,却发现婆婆正独自一人悄悄地流泪。她似乎哭得很伤心。不过,她们暂时还不知道她为何哭泣,便围着老人蹲成了一圈。

诸位读者,你们读到这里一定会抱怨我过于饶舌,甚至是过于卖弄了。你们也许会这样想:这篇故事名为《半夜鸡叫》,怎么写了半天,连一片鸡毛也没有出现呢?在交代完了这些枝节之后,至少也应当写一写鸡窝吧?你们想得对。为了不致让我繁冗而笨拙的交代令诸位失去耐心,我现在就将故事导入正题。而且,用不了多久你们就会明白,要把这个故事和鸡联系起来一点也不困难,因为徐老太就属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