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七十年代后出生的这批年轻人来说,寻找某种标志与他们的上辈加以区分,渐渐成了时髦。尽管对他们严加管束的父母并不是法西斯,可反抗或逃离他们也就成了一部分人追求自由的象征。

张清和韦利结婚之后,在何处安家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他们至少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双方父母的房子加在一起,足以开一个小型的旅馆,但他们最终的决定让很多人都感到意外:他们自己出钱在汇园住宅小区租了一套两室的房子,以便和所有的老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他们记事的时候,“文革”差不多就已经结束。生活的相对安定,封闭的校园,以及父母对独生子女的宠爱造就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外表,也多少培植起了一点似是而非的浪漫情调。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向往刺激和冒险,喜欢孟庭苇和张学友的歌曲,读梁凤仪的财经小说,迷恋电脑游戏……

韦利在船舶学院毕业后,自愿报名去展新号远洋货轮任职,他的确切身份只是一名见习机械师,但这并不妨碍在制作名片时,加上“水手”二字。

张清的父亲,一位退职的教育官员不惜以自杀相威胁,才勉强制止了女儿去西藏工作的企图。但他却不得不在女儿的婚事上做出相应的让步,同意她嫁给一个“废物”,并允许他们搬进汇园小区,自立门户。

韦利和张清住进汇园公寓的第一个晚上,获得自由的兴奋使他们彻夜未眠。到了后半夜,夫妻二人实在没有话题可供叙谈,便各自将自己的父母搬出来,尽情地取笑了一通。

张清说,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父母对安全的疯狂依赖。家中的门铃每响一次,老张和老李都会如临大敌,神色陡变,似乎任何一个来客都是乔装打扮的歹徒。据他们说,那幢教师大楼在一个月中连续发生了四次命案,可张清却未有所闻。“很难说,他们不是在危言耸听,胡编乱造……”有一次,父亲老张手执一把剁肉用的利斧前去开门,没想到进来的却是母亲老李。

另外,张清的父亲不仅总爱放屁,而且,偏爱洋葱。

韦利对父亲的抱怨与妻子迥然不同。母亲去世之后,他就一直卧病在床。他时常打电话约邻居和过去部队里的战友来家中聊天,全然不知危险为何物。尽管从未发生什么意外(假如出点意外,那倒也不是坏事,至少日后可以免掉去医院替他施行安乐死),可母亲积攒下来的一些古花瓶、字画和首饰全都不见了踪影。他的父亲原是一名军人,转业后在审计部门当科长,五十六岁才生下了他。

“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我在叫他爸爸时,我的感觉上却是在叫他爷爷。”韦利说。可张清从未听到丈夫叫过他父亲,他们都叫他韦科长。

他们搬进汇园公寓之后,张清每逢大礼拜的周六才回家与父母团聚一次。在韦利出海的几个月中,照料病中的公公也成了她的分内之事。那时她的公公已喜欢在床上大便,每晚六点准时拉屎一次。考虑到她白天在医院里时刻与血污、屎尿打交道,因此,她随口发出的一声感叹都带有寓言性质:

怎么到处都是垃圾……

韦利即便在来信中,也不会忘记这样来提醒自己的妻子:“韦科长眼看就不行了……”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

张清曾经将包括院长在内的几位医学专家请到家中为公公治病。邻居们对韦家的这个孝顺媳妇自然赞不绝口,可张清自有她的盘算。她希望专家们给她一个公公死亡的可靠时间表。

大夫们会诊的结果,韦科长至少患有三种难以治愈的病症,还不包括他在淮海战役中留下的两处枪伤。显而易见,只要其中的一种疾病恶化,他随时可能一命呜呼。院长最后肯定地告诉张清:“假如老人能活过三个月,我就用不着再当什么院长了……”

张清正是在这样一种悬盼的心境中等待了三个月。到了第四个月,老人不仅没有暴卒的迹象,而且奇迹般地能够下床走动了。更令人惊异的是,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韦科长早已谢顶的头上重新长出了黑发,不久之后,他以七十九岁高龄再次出现在菜市场上……

当然,院长事后并未辞职。而张清却也得到这样一个职业上的忠告:对于生死一类的事,是不能随便预测的。

汇园小区坐落在十里铺码头附近,目前看上去,整个小区还只是一片废墟。新造的一幢二十二层的公寓大楼矗立在沙土和瓦砾之中,数不清的建筑钢材、水泥、预制板横陈其间,大风一吹,就会扬起漫天的沙尘。

韦利和张清选择在建造中的汇园小区安家,是出于以下两个考虑:首先,尚未完工的住宅区因各类配套设施来不及跟上,租金相对比较便宜;其次,这个住宅小区距离十里铺码头不到四百米,当韦利出海归来,他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解除双方肉体的紧张状态。这幢大楼暂时还没有其他住户,他们再也用不着将床头的录音机打开,以防止他们在做爱时发出的声音为邻居听到,用张清的话来表述,“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她总是说不够,总是央求着再来一次。韦利吃惊地发现,张清除了因腰酸背痛而改变了走路的姿势之外,几乎不需要作任何休整。她的欲望怎么说都有些异常,它就像一架永远不会停止转动的机器。韦利对此既沉醉,又担心,但他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在担心什么。

由于大楼的电梯尚未开通,他们决定住在六楼。张清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家。大楼对面就是74路公共汽车,它的终点站就是父母的家,而二百米外的58路电车则通往她上班的医院。这一交通上的便利使张清更有理由这样相信:自从她与韦利结婚之后,上帝开始专心致志地看顾他们了。

站在卧室的窗口,向北可以眺望大海上过往的船只,尽管她往往看到的只是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或是一截转动的雷达和风向标,但轮船汽笛低沉的鸣叫却日复一日迭现在她的睡梦中,让她觉得与远在海外的丈夫未有片刻的分离。

她将两间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向医院妇产科的大夫悄悄地打听推迟例假的方法,在枕边与假想的韦利说话:“哦,宝贝。”她的等待是迷人的,神秘的,自有一种无限的柔情蜜意……

展新一号货轮在广州的一个军用码头卸完货,已经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拂晓。韦利向船长请假说,他要在广州上岸,以便去佛山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

船长虽不是基督徒,但却喜欢过圣诞节。他正在张罗着晚上全体船员参加的化装舞会(他在西西里的海员俱乐部学到这一手),对于韦利的非分请求竟然慷慨应允,这就导致了一件重大变故的发生。

韦利在广州上岸的目的十分明确:二十四日是圣诞之夜,又是他妻子的生日,他和张清于去年夏天加入了基督教浸礼会之后,这个原先可有可无的节日自然有了一层特别的意味:展新号货轮离开广州前往北方的途中至少又得耗去一周时间,他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与妻子一起过圣诞了。

他一刻不停地赶往机场,顺利地搭上了一班下午四点二十五分的南航班机。当波音客机带着尖厉的金属哨音跃上阴沉的云幔,机舱顿时被温暖的夕阳映红了。韦利此刻觉得自己似乎就是当年第三帝国的隆美尔元帅,当盟军在诺曼底实施大规模登陆的时候,他却匆匆赶往家中陪妻子过生日。隆美尔和韦利一样,他们知道天堂的方向——在奔向那里的道路上,多耽搁一分钟也是无法弥补的罪恶。

晚上八点四十分,韦利乘坐的一辆桑塔纳出租车终于停在了汇园小区的铁栏杆门外。天空仍然在下着雪,他看见六楼自己家的两扇窗口都亮着灯光,毛茸茸的光晕照亮了飞舞的雪片和新建中的花园。

在这个静谧的圣诞之夜,施工队的打桩机停止了轰鸣。74路公共汽车站上空无一人,偶尔从那里开过的一辆汽车溅起高高的雪泥。他看见两个小姐抬着一棵装饰着棉花絮的圣诞树,在街道的拐角处越走越远,但他依然可以听见小姐的皮靴在摩擦时发出的令人沉醉的声响。

韦利踩着嘎吱作响的冻雪朝家中走去。他又碰到了两个人,他们穿着黄色的工作服,头戴塑料帽盔,正打着电筒,逐一登记着工地上的建筑材料,将被风吹开的遮雨帆布重新拉严。

他们高声谈论着昨晚的一场足球赛。其中的一个进球显然是越位了……韦利走到他们身边,两个人都向他挥手致意。韦利问他们这个小区什么时候可以完工,两个人就异口同声地答道:“快了,快了……”

韦利上了楼,刚才在路上一直纠缠着他的那个问题此刻又撵上了他。机票九百五十元,加上出租车费五十元,几乎花掉了他两个月的工资,这是否太不合算了?不管他怎样试图说服自己,他在广州酝酿出来的这一“即兴之作”还是让他觉得有点美中不足。

他拎着一盒生日蛋糕,一口气爬上了六楼。他听见楼道尽头的那扇熟悉的房门里传来了悠扬的大提琴声,那是布鲁赫的《科尔尼德莱》。张清曾对他说,她在思念他的时候,总是一遍遍地听着这个曲子。它原是一首犹太人的晚祷合唱。

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想象着即将发生的一幕:他将尽可能轻地打开房门,假如他的妻子此刻正在厨房,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卧室。他将在床上躺下来,盖上被子,等候着她进房睡觉。他喜欢恶作剧。他想让妻子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惊喜交集,什么叫做灵魂出窍……

韦利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轻轻地塞进匙孔。这时,他觉得自己的腰部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他转过身,看见三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手里各自拿着一把匕首,正朝他微笑。其中的一位低声命令他打开房门。

当恐惧感一旦超出了某种界限,就反而会显得十分平常,韦利此刻正是这样。他的手似乎没有转动,门就开了,就像是它自己打开的一样。韦利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他只是这样反问自己:

“咦,我怎么一点也不害怕?”

张清听到开门声,就从里屋奔了出来。她一见韦利,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就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她是一个天性开朗的人,从来不知烦恼为何物。

她满面春风地对门口站着的四个人(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丈夫)说,她妈妈下午给医院打了无数次电话,让她回家过圣诞节,可她还是决定留在这里,“我有一种预感,说不定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回来了……”她说她还做了很多菜。

“你们都饿坏了吧?”张清又说,并顺手调整了一下取暖器的旋钮,墙上顿时泛出一片红光。

“倒真是有点饿了。”一个陌生人看了看他的同伙,愉快地答道。

“那就先吃饭。”张清说。她麻利地从桌下拉出餐椅,请客人们坐下后,随后就进了厨房。

糟糕,张清一定是把这三个陌生人当成自己的同事了。虽然韦利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她真相,但这一误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三个陌生人身上的衣服是干燥的,而韦利身上的积雪融化后,衣服已明显地潮湿了。这就印证了一个惯常的说法,女人在热恋中总是盲目的。

韦利想起了不久前在船上做过的一个梦。他与死神玩了这样一个游戏:只要他说一句话,或者发出任何声音,他就能免于一死。他徒劳无益地张大了嘴巴,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因此,他从床上惊醒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竭尽全力地怪叫了一声,同屋的水手都说他疯了。

此刻,韦利依然说不出话。陌生人朝他微笑,试图稳住他,他也就跟着微笑。他们递给他一支烟,他就自己掏出打火机将它点燃。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太不可思议了。

张清从厨房里端出的菜摆了一桌。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对这几个人说:“你们先吃着,我一会儿就来。”说完转身就进了卧室。

陌生人面面相觑,很快就拿起了筷子:“那我们就不客气啦。”

张清重新回到桌边的时候,已经换上了一套蓝色的羊绒长裙。陌生人立即彬彬有礼地对她的装束夸奖了一番,并加快了吞咽的动作。

张清受到恭维就乐呵呵地笑开了。她问韦利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神情严肃,是不是还在想着哪个外国小妞?她的一席话逗得几个陌生人哈哈大笑,韦利最后也笑了。

张清说,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前,曾经有人来敲过门,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她就装着没有听见,“在圣诞节晚上,有谁还会到咱们家来呢?”

这时,韦利终于说出了回家之后的第一句话:“这不来了嘛……”

他本来想暗示一下自己的妻子,没想到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更为奇怪的是,他还逐一地往陌生人碗里夹菜,这一举动就连三个歹徒也感到大惑不解。

韦利朝张清眨了眨眼睛,意思是:来者不善……

张清也朝韦利做了个鬼脸,意思是:你不要着急……

“你们多吃点,”张清热情地说,“你们的船常年在海上漂泊,恐怕几个月也吃不上一顿囫囵饭吧?”

“船?什么船?”一个穿花西装的陌生人突然问了一句。

他这一问,把张清吓了一跳。同时,事件的进程也陡然加快了。


由于张清刚刚换了一身裙子,歹徒们在制伏张清、逼其就范的过程中省掉了不少麻烦。当两名歹徒扑向张清的时候,剩下的一人手执匕首,依然端坐在韦利的身边。

韦利看见张清的裙子被掀了起来,她的一条光裸的腿像钟摆一样在地上左右划动着。她的一只高跟鞋掉了下来,露出了雪白的袜子。恍惚中,他听见妻子在徒劳无益地挣扎了一番之后,长长地哀叹了一声。看来她已经认命了。

韦利坐在桌边,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为何无法动弹。他所能做的,只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而已。

看管他的那个歹徒拍了拍他的肩膀:“你也不妨看看……”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他已经听不到张清的呻吟之声了。

穿花西装的那个人来到韦利跟前,从同伴手里接过匕首,对同伙说:“现在该轮到你了。”

就在这样一个换人的间隙,韦利经过纷乱的思索之后,终于决定独自逃命。他在船舶学院练过三年武术,全套格斗动作谙熟于心,他好像还没有充分施展开自己的拳脚功夫,就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门外的楼道里了。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来时各自飞

韦利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到楼下,朝遮棚边的那两名工地材料员径直奔去。

两个身穿制服的材料员从地上扶起韦利,问他发生了什么事。韦利只是用手胡乱地朝楼上比画了一通。

“别着急,有话慢慢说……”一个材料员对韦利说。随后他问韦利,对昨晚的那场足球赛有何看法。

“5号范志毅在将球顶进球门的那一刻,显然已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他一边这么说着,一边举起手里的电筒在韦利的头上狠狠地敲击了一下。

韦利顺势跪在地上,他觉得脸上湿漉漉的。他像一条狗似的被人拖出了五六十米远。他看见不远处,在一排垃圾筒边上,有几只被食用一空的鱼子酱罐头。

韦利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了。他想到了很多事,可每一件事都与张清牵扯在一起。他的脑子里再次浮现出张清那张动人的脸,他担心,这张美丽的脸是否能够经受得住五名歹徒的轮番攻击。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有点类似某种轻描淡写的感叹:

“五个人,太过分了……”


两名乔装打扮的歹徒也不搭话,他们将韦利拽到垃圾筒边上,简单地杀死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