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桢发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街面上的东洋人多了起来。

打小,她对日本人并不算陌生。瑞和街东边有个夏目医生,就是日本人。头疼脑热了,冯家都去他那里看。说在他那里看,好得快。说起来,夏目本来的生意并不好,因为襄城人,骨子里还是保守,笃信中医。用三大爷的话来说,到底几千年下来,打神农尝百草开始,什么毛病看不得?这西医是什么时候才有的,连给中医做孙子都不配。

可有一次,老太爷突然中了风。瞧了几个中医没法子,这才想起了夏目,央人去请。打了一针,开了几服药,竟然慢慢调理过来,嘴不歪,眼不斜了。冯家从此对西医的印象大为改观,逢人便夸这东洋医生。其他的大户本来将信将疑,可见这么着,也就跟了风似的去瞧了。夏目自然知道老冯家的底细,是很有些受宠若惊的。再给冯家的子弟瞧病,便格外尽心,大约就相当一个家庭医生。

仁桢其实有些喜欢这个老日本人。因为他跟家里那些男长辈不大一样,没有一张正经八百的脸,也没有长长的山羊胡。常年穿着白大褂,没有股子陈年的中药味。挺爽利的一个人,见了人,不分大小,先是九十度的一个躬。脸上成年都是笑,笑起来,灰白的眉毛跟着抖动。他一见了仁桢,就大呼小叫,说是“卡哇伊”。仁桢以为是骂她,就使劲哭。他就忙不迭地拿出一个日本的绢人,穿着和服,美得不行的,说这就是“卡哇伊”。

仁桢是整个文亭街第一个种了牛痘疫苗的中小学姑娘。原本她是怕得要死。但是受不了那花花绿绿的奶糖的诱惑。一边打针,夏目医生居然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给她讲花木兰的故事。讲到一半,打完了。仁桢自己将袖子撸下来,说,你讲错了,我二姐说花木兰才不稀罕嫁人呢。

夏目医生就好脾气地笑一笑说,将来谁会有福气娶上桢小姐呢。

可是,年初的时候,小顺发了高烧。冯家请夏目医生给他瞧。夏目前脚来,看都没看一眼,居然后脚就走了。三大爷很生气,说这个小日本,想怎么的。我一个指头,就能把他赶出文亭街去。他在襄城还想吃口饭?

慧容问起来,夏目又是个九十度的躬,说,冯夫人,真是对不住,最近接到帝国的示令。我现在已是在编的军医,只能给我国的军人和上等的支那人看病。我随时都愿意为您效劳,至于府上的仆从,恕难照顾了。

一大清早仁桢跟着小顺去上学。路过平四街口,看到一群孩子,冰天雪地的,就穿个小短裤,光脚踩着木屐,冻得哇哇直叫。然后排了队,一个牵着一个,去上学。一个顶小的男孩子脚下一滑,摔倒在了地上,竟然也没人管,自己慢慢地爬起来。一抬头,恰和仁桢的眼睛对上了。孩子圆头圆脑的,脸上看得见新生的冻疮,已有些裂开了。不知道怎么的,仁桢心里有点疼。那孩子也仔细看了看她,眼神倒是冷得很,好像看到的是个对头。前头就有个大孩子转过头来,切切呀呀地对他嚷,声音很不耐烦。小男孩一步一拐,蹒跚地跑着跟上去了。

小顺便说,这东洋人,自己的孩子不当孩子呀。

仁桢也想,日本的侨民,在这文亭街上住了十几年,甭管中国话说得多么利索,骨子里是不会变的。要说他们不爱孩子,倒也不是。每年农历五月五,过端午。中国人吃粽子,他们也吃。可是,他们还要在家里头竖起旗杆,挂上几只鲤鱼旗,说是为家里的男孩祈福。黑一只,红一只,白一只,热闹得很。仁桢就问夏目医生,女孩儿家有没有节日呀。夏目就说,一样有,在三月三,叫“桃花节”。仁桢就重复了一下,觉得这节日的名字实在是很美。夏目便说,上回送给桢小姐的偶人,就是女儿节父母的礼物呢。仁桢就遗憾地说,在中国没有女儿节。夏目就对她眨眨眼睛,桢小姐若嫁到日本,桢小姐的女儿就有女儿节过了。仁桢便说,我才不要嫁给你们日本人,日本男人打老婆打得凶。夏目听了就哈哈大笑。

这文亭街上的日本女人,也和男人们一样,见了认识不认识的,先鞠上一躬。寒暄几句,分开了,又鞠一躬。然后站在原地,看着你走远了,才迈着小碎步离去。至于打老婆的事情,仁桢是听奶妈徐婶说的。徐婶在济南的时候,说是在一个日本商人家里帮过佣。那商人看着斯文,其实一喝醉了酒,就打老婆。做老婆的,跪在地板上给他踢打,边挨打还得边叫好。打的时候,木屐给踢得飞了出去。她还给捡回来,捡回来继续打。徐婶就说,那家工钱不错,可我真做不下去。我们泰安,男人也打老婆;可是,老婆也跟男人对着打。这就是洋学生说的“男女平等”嘛。

仁桢就有些佩服这个奶妈,觉得她是个有见识的人。二姐自然更有见识,可是二姐讲的那些道理,她听不大懂。但徐婶三言两语,她立时三刻就明白了。

这天徐婶上了街,回来便慌慌张张的,说不得了了。真是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连高丽棒子都神气起来,见人直嚷嚷。大脸盘,大嗓门,那叫一个横。昨儿个听任家的底下人说,他们家二姑爷,和棒子在“奇仙楼”为了一个姑娘杠上,给揍得只剩半条命。

慧容嘱咐伙计将大门关严实,边就说,老爷,这朝鲜不是亡了国了吗?

四爷便说,棒子不过是仗势欺人。打日本人进了山海关,国民政府就一个一个地和他们签协议。现在说什么华北自治,实在是欺人太甚。

徐婶便说,天杀的,那“满洲国”,不是又要大上一大圈?

四爷便叹一口气,说,我们以往的皇帝,现在是他们的儿皇帝了。想想又说,徐婶,你只管看好小姐,不该说的别说,不该动的别动。在外面头一条,莫论国事。

仁桢就问,爹,什么是国事?

明焕看她一眼,说,就是小孩子不该管的事。我前儿听小顺说,你下了学不肯回家,缠着他要去看学生游行。这个热闹,是你该去凑的吗?

仁桢就扁一扁嘴,说,这个热闹我是不该凑,赶明儿我还是跟爹去戏园子凑热闹去。

明焕听了,使劲皱一下眉头。慧容倒是深深看他一眼,没说什么。

隔天的晌午,三大爷来了,说是有要紧的事商议。慧容连忙迎出来,说,三哥,明焕带了阿岳送涓儿去车站了。叶家那边的二舅爷亲自过来接,我们这边还是尽足了礼数好。

明耀脸沉了沉,说,也罢,家中的大小事,他也没怎么管过。叫老大老二出来。

待他说出来,几个人也才感到的确非同小可。日本人上门来了。

来的人一个穿着西装,叫和田润一。还有个是平常的和服打扮,是个布商,姓北羽。这两个人来,是要和冯家商量租借四民街临街的三间大屋,说是要开铺面做生意。

慧容便说,四民街的房子,是分租给谢家和袁家的。他们两家又做了二房东。里面住了有几十户,这一时间怎么收得回来。收回来了,让他们迁到哪里去。

明耀说,我也这么跟他们说。可他们说,生意做起来了,就算是北羽和冯家的合作,背后是日本帝国,互惠共荣。时势动荡,谁是帝国的朋友,将来就是支那的光荣。

慧容想一想,说,三哥,我看这日本人,我们不能沾。我听我姐说,叶家就是来者不拒。当年土匪要粮食,他们给。中央军要军需,他们也捐。再大的家,也格不住这么个要法。再说了,日本人现在在中国,闹得很不像话,将来我看落不下好。

明耀捋一下胡子,说,他们是多行不义,我们是燃眉之急。我能怎么说,只有一拱手,说,先生是高看了我们冯家,也就是空有个虚名,做了几世的土财主,不擅实业。更没有和外国人做过生意,怕是辜负了和帝国的合作。

慧容连忙称是,说,到底是三哥,硬话还得软说。

明耀摆摆手,可那个叫北羽的,将咱们家的底细,了解得一清二楚。说没有外国人,哪来的冯家的今天。这“景盛公”现在是卖给别人改了名字。但凡是襄城人,这“大烈”的威名,怕是没人不知道。老先生的牌位摆在面前,他这日本的生意人都要鞠上一躬。明耀这时候压低了声音,对慧容说,他连太老爷咸丰年间“通捻”的事,都知道。

屋里的人,都沉默了,没一个人再说话。仁桢在外头听见了“大烈”两个字,也敛声屏息,觉出家里怕是要出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