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冯家的发迹史,在襄城有许多版本。有虚有实,但总是脱不了传奇的轨迹。

往上数,要从仁桢的曾祖讲起。大名景武,表字大烈。听起来十分威风,当年却是个目不识丁的穷小子。早年就靠一架独轮车过活,在山东、安徽一带买卖小商品,大概也曾经到东海贩过盐。有关他的故事,便似乎总与这辆独轮车荣辱与共。最离奇的一桩,要说在襄城里流传很广的一则谚语,“冯大烈推小车,绊倒拾个金娃娃”。这倒并非说不劳而获,而有天道酬勤的意思。是说他最难的时候,无所经营,只好去后山挖黏土,沿街叫卖。给城南的贫困人家打制简易的灶台,当时人称锅炝子。有天推着车,给一块土坷垃绊倒,一抬头,看到路上躺着个闪闪发亮的黄金娃娃。从此就有了本钱,买房置地,终于发达了。

这故事在民间算是颇为惊艳,但仁桢总觉得牵强得很。家中的老辈人就说,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人总是想在一朝一夕改了命数。她就听说了另一个故事,倒是日积月累的。说这太爷爷,曾为城东的一个布庄跑脚。这布庄是个南洋的商人开的。那时候,“洋布”刚刚进了中国,行情一直不怎么好。甲午战争前,还没有倾销这回事,外商是想和本地的同行平等竞争的。中国人念旧,这土布又到底厚实了许多,也耐穿。外来货一直打不开局面。这商人便有些灰心,家里这时候又出了些事故,便对中国的这桩生意意兴阑珊,想回国去。一时又盘不出铺面,便物色了一个人,帮着打理。这个人,便是冯大烈。他看上的,是这年轻人的老实本分,能力又不错。便指望着,让他暂且保住家业,从长计议。

十年后,他回到襄城,却吃了一惊。原来,他的布庄,已多开了两家分号,生意是红红火火。他找到大烈,当年的年轻人,已然中年。拿出一部账本,明细清清楚楚,他便知道,没有托错了人。

毋庸置疑,冯大烈是打开本地洋布市场的第一人。要说方法,并未有什么取巧之处,但要的却是魄力。其实也简单,就是送布。他亲自带上伙计,去城里的富足人家,精挑了数种花色送上。可是英雄无出处,便被婉拒。他也不灰心,便又花了钱,找到本地有名的裁缝。问到了城中名媛女眷的喜好,送了花色相类的上好布料,叫裁缝按他们定做的衣物再做上一套,择日赠上。因了裁缝的推荐,对方则不便拒绝,便有些试穿的,也渐看出这洋布的好来。因是机织平纹,质地紧密,上身则轻薄如绸缎,十分舒适。女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原本如此,好就是好上加好,坏是雪上加霜。一来二去,这布庄的声名竟就起来了。因为行内的规矩,降价不合适。大烈便叫伙计,给顾客每尺都让出三寸。让出去的是布,得到的是口碑。

这商人便也十分叹服,说窝在襄城,是委屈了人才,问大烈要不要跟他去南洋。大烈说,这中国人,大概还是在中国的地界上,才知寒暖。商人便叹了口气,说,也对,安土重迁是本分。我这次回去,大概就不回来了。你若不走,我想你能将这店接下来。大烈说,那自然很好,但只怕我的本钱不够盘下来。商人便道,我是说,送给你。你这些年为我赚了不少钱,我将这些铺面都留给你,将来经营成怎样,就是本事和造化了。

又过了几年,西门路东开了一家“景盛公”。这是襄城第一家洋货行,冯大烈算是又开了一个先河。因为先前的经验和口碑,又讲诚信,这生意便如虎添翼。外商都愿意请他做商保,一来二去,和他的合作也渐成为赊销。他再转手鲁西南、豫东等地的商贩赊销,卖货点由江浙往南一路拓展到上海。因为经营有方,供求有致,获利颇丰。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将一部分资金投向金融业,开办数家钱庄。同时又在风化街、艺波巷、襄阳路、文亭街一带大置房产。

富了,他就将那独轮车用红缎子布封起来,悬在堂楼上,提醒自己莫忘微时。又经常周济穷困,因此在襄城八县威望日隆。

有关他的善行,确有兼济天下的意思。光绪二十四年,襄淮一带遭水灾,出万金救济灾民。他出巨资买米、豆饼、杂粮救济民众。修筑黄河大堤时,他又承担修建了最长的地段,且独资重修了鼓楼。

对这个不可谋面的曾祖父,她总有些莫名的亲近与忧伤。她一个人,偷偷去祠堂看悬在堂楼的独轮车,车上的缎子早就破败污秽了,黯淡地发着红。她就坐在门槛上,想那不知是多少年前的烟火气熏的。这个曾祖父,富甲半城,据说到老自奉俭约,独善其身。衣服还是补丁摞补丁。莫说是他自己卖过的洋烟,连土烟都稀罕。她就嗅一嗅鼻子,想他抽过的芝麻叶,该是什么样的味道。这老人的事迹,和她读过的四书五经,总有些壁垒分明。每每她不想读这些咿咿呀呀,先生便拿出戒尺,说,小姐,你莫说为了自己,可怎么对得起这冯家的祖宗。

先生便告诉她,这太爷爷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只好随身揣着一枚印章。于是发狠要让后代读书考取功名,女子弟也要识文断字。他捐资两千金设义塾两所,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大烈“乐施不倦”,专折上奏,被朝廷奖给一品封典。也是善有所偿,后来次子果然中了举人。

她也知道,这举人儿子便是分家出去的二爷爷。本来是这佳话的主角,偏偏是最不成器的一个。吸大烟,一房接一房地娶姨太太。儿子自然是不少,但养不教,父之过。这过错若是应到了自己身上,便就成了现世报。这也是冯家一桩当年的丑闻。二爷爷作了古,几个儿子为了丧葬费,纠缠不清,居然就将这老爷子的遗体丘在了东郊的万年寺里。这丘原本不犯忌,是大户人家的老人去世,要等夫妇合葬,或是等远人归来的。可这二爷爷,一丘二十年。族里族外,明里暗里地笑话。到头来,还是他弟弟,仁桢的爷爷出钱给埋了。说起来也真是凄凉。

因为几次分家,冯家其实是有些伤筋动骨。家中的子弟又缺陶朱之才,无心将太老爷苦心经营的实业发扬。到了明耀明焕这一代,洋货行和钱庄竞都慢慢地盘出去了。换成了现钱,自然是大置房产,或是在襄城八县到处买地。由此得见,冯家家大业大,逐渐也转为守势。

但若论起外贸的生意,冯家的威信犹在。这襄城四街多少商铺,追溯起来,当初都是昔日冯氏的产业。日本人也是看上了这一点,在这襄城打开局面,要的是提纲挈领,纲举才能目张。对他们而言,冯家既是一面旗,又是一颗棋,是志在必得。

三大爷明耀,隐约觉出了日本人的企图。但他更担心的,倒是日本人言而无信。到时这四民街上的三间大屋,怕是有去无回。再一则,谢家与袁家,都是有些黑道背景的。这一动迁,先切了他们的财路。虽说冯明耀并不怕这个,但明处树敌,暗箭难挡,总归不是好事。这一来,他倒是踌躇得很。想来想去,他就使了一个缓兵之计,对和田说,他们还有个五弟在外国。老太爷生前有交代,家中产业大宗的买卖租赁,要兄弟几个合计了才能决定。他一个说的不算,他会去封信,等弟弟有个回音儿,也算是无违父命。和田倒是笑一笑,说冯老爷还真是孝子。没错,中国人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那我就静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