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成功地勾勒出塞巴斯蒂安在生命最后一年——一九三五年中的大致生活情况。他逝世于一九三六年初，当我看着“1936”这个数字的时候，不禁想到，在一个人与他的去世日期之间有一种神秘的相似之处。塞巴斯蒂安·奈特，卒于一九三六年……在我看来，这个日期似乎是他名字的倒影，映在泛着微波的水潭之中。后三个数字“936”的弧线里有什么东西让我想起塞巴斯蒂安人格的弯曲有致的轮廓……正如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努力做的那样，我在努力表达一个可能让他感兴趣的想法……如果我在书中有的地方没抓住哪怕是他思想的影子，或者说，如果我在无意识的精神活动支配下在他的私人迷宫里有时拐错了弯，那么我的书就是笨拙的，就是失败的。
《可疑的常春花》于一九三五年春天问世，与塞巴斯蒂安最后一次要见尼娜的努力恰逢同时。当尼娜派来的一个油头粉面的恶棍告诉他尼娜想彻底甩掉他时，他回了伦敦，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在此期间，他尽可能多地在公众场合露面，用这种可怜的方法来排解孤独。人们看见他那瘦削、悲伤、沉默的身影出现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脖子上总是围着一条围巾，就是在最暖和的餐厅里也如此。他总是心不在焉，总是委婉地拒绝与别人谈心；他常在聚会中溜达到别处，或是被人发现在儿童房里聚精会神地玩拼图游戏，这些都使女主人们恼怒。有一天，在查令十字街附近，海伦·普拉特看见克莱尔走进一家书店，几秒钟之后，她继续前行时碰见了塞巴斯蒂安。塞巴斯蒂安与普拉特小姐握手时，脸微微地红了，然后陪着她到了地铁车站。海伦·普拉特庆幸塞巴斯蒂安没有早一分钟出现，更庆幸的是，他并没有提过去的事。他反倒给她讲了一个复杂的故事，说到了前一天夜里两个男人如何在扑克牌桌上敲诈他的事。
“很高兴见到了你，”塞巴斯蒂安与她分手时说，“我想我就在这儿买吧。”
“买什么？”普拉特小姐问。
“我本来要去［他说了书店名］的，可是我知道在这个售货亭可以买到我想要的东西。”
塞巴斯蒂安常常去听音乐会，看话剧，并且常在半夜里和出租车司机一起在小咖啡亭里喝热牛奶。据说有一个电影他看了三遍——一个完全枯燥乏味的电影，名叫《被施了魔法的花园》。他去世两个月后，也就是我弄清了勒塞尔夫太太的真实面目后过了几天，我发现一家法国电影院放映那部电影，我坐在那里一直看到结束，唯一的目的是了解这部电影为什么那么吸引他。当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故事背景转移到了里维埃拉，银幕上闪现出游泳者晒太阳的镜头，他们中间有尼娜吗？那裸露的肩膀是不是她的呢？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回头看摄影机的姑娘看上去很像她，可是防晒油、被晒黑的皮肤还有眼影，都是很好的伪装，可以让人认不出一张转瞬即逝的脸。八月份，塞巴斯蒂安病了一个星期，病得很重，但是他不肯按照奥茨医生的嘱咐卧床休息。九月份，他到乡下去看望一些人：他和他们并不太熟；他们只是出于礼貌才邀请他的，因为他无意中说过他在《闲谈者》杂志上见过他们房子的照片。他整个星期都在那所有点冷的房子里闲逛，其他的客人都相互认识，关系亲密。后来，在一天早上，他步行了十英里路去火车站，悄悄地回到城里，连晚礼服和盥洗用品袋都没拿。十一月初，他在谢尔顿的俱乐部里和谢尔顿一起吃午饭，他是那么少言寡语，他的朋友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来。然后是一段空白。塞巴斯蒂安显然去了国外，可是我不相信他有明确的计划要再见尼娜，尽管他的不安情绪也许出于想见她的朦胧愿望。
一九三五年的冬天，我大部分时间在马赛打理我们公司的业务。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封塞巴斯蒂安的信。很奇怪，信是用俄文写的。
“你知道吗，现在我在巴黎，估计将滞留［zasstrianoo］一段时间。你如果能来，就到这儿来；如果不能来，我也不会生气；可是也许你来会更好。现在我感到很厌烦［osskomina］，因为几件棘手的事，特别是因为我蜕下的蛇皮［vypolziny ］的图案，因此我现在从那些明显的和普通的事物当中找到了富有诗意的慰籍，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在生活历程中曾忽视了它们。比如说，我想问问你这些年来都在做什么，也想给你讲讲我自己的情况：我希望你干得比我好。最近我常去看斯塔洛夫老医生，他曾经给maman［塞巴斯蒂安如此称呼我妈妈］治过病。一天夜里我在街上碰见了他，当时我不得不坐在一辆停在街边的小汽车的脚踏板上休息一会儿。他似乎认为我自从maman去世之后就一直在巴黎无所事事，我对他这样概括我的侨居情况表示同意，因为［eeboh］在我看来，做任何解释都太复杂了。有一天你会偶然发现一些文件，你必须马上把它们烧掉；诚然，它们听见过［有一两个字看不清，是Dot chetu吗 ？］的说话声，可是现在它们必须被处以火刑。我把它们保留下来，给它们提供了过夜的地方［notchleg］，因为让这样的东西睡觉比较安全，以免它们被杀后变成鬼魂来骚扰我们。一天夜里，我感觉自己命在旦夕，就给它们签发了死亡执行令，你看到这个命令，就可以认出它们。我本来一直住在常住的那个旅馆，可是现在已搬到城外一个类似疗养院的地方了，注意这个地址。这封信我是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前开始写的，“生活历程中”之前的部分，其用途是［prednaznachalos］给另一个人的。然后不知怎的又写给你了，就像一个羞涩的客人到了陌生的房子里会跟带他来参加聚会的亲戚说个没完。所以，如果我让你厌烦［dokoochayou］的话，请原谅我，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不大喜欢我从窗口看见的那些光秃秃的树枝。”
当然啦，这封信使我心烦，但是并没有让我过分忧虑，如果我当时知道塞巴斯蒂安从一九二六年以来一直患有无法治愈的病，并且在最近五年里病情不断恶化的话，我本来会更忧虑的。我必须惭愧地承认，我的自然警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个想法的制约，这个想法是：塞巴斯蒂安平时就爱精神紧张，身体出毛病时总容易过分悲观。我再说一遍，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他有心脏病，所以我总是劝慰自己，他身体不舒服是因为工作过累了。然而，他确实病了，并且央求我到他那里去，他的语气对我来说很新鲜。他似乎从来不需要我和他在一起，可是现在却主动请求我到他跟前去。这使我感动，也使我困惑，假如我了解全部真相的话，我肯定会跳上第一趟火车去找他的。我是星期四接到的信，当即决定星期六去巴黎，这样我星期日夜里就能回来，因为我觉得我的公司不想让我在处理业务的关键时刻休假。我决定先不写信解释，等到星期六早晨再给他发电报，那时我也许就知道是否能坐上早一点的火车了。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很不愉快的梦。我梦见自己坐在一间光线暗淡的大屋子里，我的梦幻已经匆忙地给屋子配备了零碎物件，那些东西都是来自我模糊地见过的不同房子，但是与原物有差别，或者是奇怪的替代物，例如那个书架同时又是一条满是尘土的道路。我有一种朦胧的感觉，那间屋子是在一个农舍里或乡下的小酒馆里——总的印象是木墙壁和木地板。我们在等塞巴斯蒂安——他在长途旅行后那天应该回来。我坐在一个大木箱子还是什么东西上，我妈妈也在屋里，在我们坐的桌子旁边还有两个人在喝茶——是我的办公室里的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这两人塞巴斯蒂安都不认识，他们是被梦想管理者安排在那里的——只是因为谁都可以上舞台充个数。
我们忐忑不安地在那里等待，有一种说不清的不祥预感使我们心情沉重，我觉得他们比我更知情，可是我不敢问我妈妈她看见一辆沾满污泥的自行车塞不进柜橱为什么会如此担心，那自行车似乎拒绝被塞进去，而橱柜的门总是打开。墙上挂着一幅轮船的图画，画上的波浪一直在动，就像毛毛虫一条接着一条地爬行，轮船摇来晃去，让我十分恼火——直到我记起人们等待旅行者归来时总要挂那样的画，那是古老的风俗。塞巴斯蒂安随时有可能到达，靠近门口的地板上已经撒了沙子，以免他滑倒。我妈妈拿着她无处藏匿的带泥的马刺和脚蹬走开了，那对面目不清的夫妇也悄然而逝，因为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了。这时楼上一间狭长房间的门突然打开，塞巴斯蒂安出现了，他慢慢地走下一截直通这间屋子的摇摇欲坠的楼梯。他头发很乱，没穿外衣：我明白，他旅行归来后刚刚睡了一会儿。他下楼的时候，每走一步都要歇一会儿，总是抬起同一只脚准备迈下一级楼梯，并把胳膊搭在木制扶手上。当他被绊倒并仰面朝天溜下来的时候，我妈妈又回来帮他站起来。他走到我跟前时哈哈大笑，可是我感觉他在为什么事感到羞愧。他脸色苍白，没有刮脸，可是看起来还是比较快乐的。我妈妈手里拿着一个银杯，在什么东西上坐下，原来她坐的是一副担架，因为她很快就被两个男人抬走了，这两个人每星期六都来这里住，这是塞巴斯蒂安笑着告诉我的。我突然注意到，塞巴斯蒂安的左手戴着黑手套，手指头一动不动，而且他从来不用那只手——我非常害怕，心烦意乱，到了恶心的程度。我怕他在无意中会用那只手碰我，因为我明白那是装在手腕上的假手——我还注意到他做过手术，或是出过什么可怕的事故。我也明白他的外表和他到达时的总的气氛为什么那么怪异，可是，尽管他也许注意到了我在微微颤抖，可他还是继续喝茶。我妈妈回来取她先前忘记拿走的顶针，然后很快走开，因为那两个男人急着要走。塞巴斯蒂安问我他的美甲师来了没有，因为他急着做准备，好参加宴会。我试图回避这个话题，因为我一想起他那只伤残的手就受不了。可是很快我看见整个屋子都成了锯齿状的手指甲，一个我过去认识的姑娘（但她奇怪地淡出了我的记忆）带着修指甲的小包来了，并在塞巴斯蒂安面前的凳子上坐下。塞巴斯蒂安叫我别看，但我不由自主地要看。我看见他解开手套，慢慢地往下拉；手套脱下来时，里面的东西洒了出来——许多只很小的手，像老鼠的前爪，发淡紫的粉红色，很柔软——有许多许多——都掉到地上；那个穿黑衣的姑娘跪到地上。我弯腰去看她在桌子底下干什么，只见她捡起那些小手放在碟子里——我抬起头，塞巴斯蒂安已经消失了，等我再弯腰的时候，那个姑娘也消失了。我觉得不能在那间屋子待下去了。可是当我转过身来去摸碰簧锁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塞巴斯蒂安的声音；他的声音似乎来自这间成了巨大谷仓的屋子的最黑最远的角落，谷物从一个有破洞的袋子里流出来，堆在我的脚边。我看不见他，我是那么着急要逃跑，我内心涌动的不耐烦情绪似乎淹没了他的话。我知道他在叫我，并说了很重要的事——还答应告诉我更重要的事，只要我去他坐着或躺着的那个屋角，因为他被落到脚上的沉重麻袋压得无法动弹。我向前挪动，然后传来了他最后一次执著的高声请求，他还说了一个短语，我梦醒后想一想，这个短语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睡梦中它却铿锵作响，带着这种绝对瞬间的重负，带着给我破译一个巨大谜语的如此明显的动机，因此，如果我当时不是已从梦境中半醒的话，我肯定会跑到塞巴斯蒂安那里去的。
我知道，当你把整个胳膊伸进水中，伸到似乎有一个珠宝在白色的沙子里闪烁的地方时，你抓出来攥在拳头里的普通鹅卵石实际上是暗藏的宝石，尽管它看上去更像被每天的阳光晒干的鹅卵石。因此，我感到我梦醒时头脑里回响的那个无意义的句子，实际上是披露一个引人注目的秘闻的混乱不清的译文；当我躺着，听着熟悉的街市声音，听着从我头顶上的房间传来的不知给什么人用得过早的早餐助兴的无聊广播音乐时，某种可怕的恐惧用刺骨的寒冷使我几乎全身颤抖，于是我决定发一封电报，告诉塞巴斯蒂安我当天就去。出于对人情事理的某种愚蠢的判断力（在其他情况下，这种判断力并不是我的专长），我想我最好还是问一问我的办公室在马赛的分部，看我离开几天行不行。我发现不但不行，而且周末是否能离开还是个疑问。那个星期五，我忙碌了一天后回家非常晚。有一封电报在等着我，它中午就来了——可是很奇怪，日常的陈词滥调总是占统治地位，压制了梦幻给人的微妙启示，我竟然忘掉了那个梦在我耳边的忠告。因此我撕开电报时只是期待看到业务上的信息。
“塞瓦斯蒂安病情无望速来斯塔洛夫。”电文是用法语写的，塞巴斯蒂安名字里的“v”是其俄语拼写的标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走进盥洗室，在穿衣镜前站了片刻。然后我抓起帽子，跑下楼去。我到火车站时，是夜里差一刻十二点，零点零二分有一趟火车，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到巴黎。
这时我发现没带多少现金，不够买二等车厢的票，一刹那间我跟自己争辩起来，如果我回去多拿些钱，然后赶最早的航班去巴黎不是更好吗？可是火车很快就要来了，这太有诱惑力了。我利用了这个最便宜的机会，正如我一生中常做的那样。火车刚开动我就震惊地意识到，我把塞巴斯蒂安的信忘在书桌上了，而且也没记住他给我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