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想问尼娜的那个问题始终没问。我本来想问她是否意识到那个让她如此厌烦的苍白憔悴的男人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作家之一。问这个有什么用！对她这样的女人来说，书籍没有任何意义；在她看来，她自己的生活已包含了一百部小说所给人的激动和兴奋。假如罚她在图书馆里待一整天，不许出去，她到中午就会死的。我敢说塞巴斯蒂安在她面前从来不提自己的作品：如果谈的话，就像跟一只蝙蝠讨论日晷一样。所以咱们就让那只蝙蝠在逐渐加深的暮色中颤抖吧，让它转着圈地飞吧：它是在笨拙地模仿燕子。
塞巴斯蒂安在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伤心的日子里写下了《可疑的常春花》，这本书无疑是他的杰作。他是在什么地方写的这本书，又是如何写的呢？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远离古德曼先生警惕的目光）。在巴黎的一个“酒吧间”（不是他的情人有可能光顾的那种地方）靠里边墙角的一张普通桌子旁边。在戛纳或瑞昂某处罩在橘黄色太阳伞下的帆布椅子上，当时他的情人和她那帮朋友抛开他到别处纵情玩乐去了。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在两次心脏病发作的间隔当中。在一个旅馆里，伴随着院子里洗盘子的叮当声。在我只能大致猜测的很多别的地方。这部书的主题很简单：一个男人即将死去：你能感觉到他在书中每况愈下；他的想法和回忆充满全书，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就像不均匀的呼吸，时起时伏），一会儿翻卷起这个意象，一会儿又翻卷起那个意象，让意象在风中飘浮，或者甚至把它甩到岸边，它似乎在那里移动，并自主生存了一会儿，很快又被灰色的海浪卷了回去，沉入海中或奇怪地变了形。一个男人即将死去，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可是尽管书中其他人物的生活似乎完全是现实主义的（或至少在塞巴斯蒂安的意义上是现实主义的），读者却无法得知这个即将死去的人是谁，他的临终床摆在哪里或漂浮在哪里，或那是否真是床。这个男人等同于这本书；这书本身就在喘着大气，奄奄一息，并曲起一只吓人的膝盖。一个又一个思想意象冲击着意识的海岸，于是我们追溯着来到心间的事或者人：一条被毁的生命的零星残余；先是爬行而后展开带眼睛的翅膀的怠惰想象的人物。它们，也就是这些生命，不过是对主要题材的诠释。我们追溯那个和气的国际象棋选手施瓦兹老人，他在一幢房子的一个房间里，坐在一把椅子上，教一个孤儿如何运作“骑士”这枚棋子；我们见到那个肥胖的波西米亚妇人，她那用廉价染发剂染过的不褪色的头发中有一缕灰发；我们倾听那个面色苍白的不幸的人在一间臭名昭著的酒馆里对着一个专注的便衣警察大声谴责压迫政策。那个身材修长的可爱的歌剧女主演在匆忙之中踩进了水洼，银鞋子也毁了。一个老人在啜泣，一个穿着丧服的嘴唇柔软的姑娘在劝慰他。瑞士科学家努斯鲍姆教授于凌晨三点半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枪杀了他的年轻情妇，并开枪自杀。这些人和其他人来来去去，开门关门，只要他们走的路上有光亮，他们就活着，他们继而会被小说的首要主题——一个男人即将死去——的人浪花所淹没。这个男人在一个可能是枕头的东西上动了动胳膊或转了转头；在他动的时候，我们一直注视着的这个或那个生命淡出了或变化了。在短暂的瞬间，这个男人的人性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于是我们感到自己正顺着这本书的主动脉流淌。“现在已经太晚了，‘生命’的店铺已经关闭了，这时他感到很遗憾：他还没去买自己一直想买的某本书；他从未经历过地震、火灾、火车车祸；他从未到过西藏的打箭炉，也从未听过蓝喜鹊在中国垂柳上叽叽喳喳；他还没跟他在寥寂的林中空地里遇见的那个眼无羞色、行为出格的女中学生说过话；他还没有因为一个羞涩丑陋的女人所开的无聊小玩笑而大笑过，因为那间屋子里没有人大笑；他曾经误过火车，误读过暗示，错过了许多机会；他还没有把口袋里的分币递给那个在街头颤抖着给他拉小提琴的老人，那老人是他在阴冷的一天在某个被遗忘的小镇遇见的。”
塞巴斯蒂安·奈特一向喜欢同时表现多个主题，让它们碰撞，或者狡黠地把它们掺和在一起，让它们去表达那层暗含的意义，这层暗含的意义只能用一系列波浪来表达，正如要让一个中国浮标发出乐音只能靠海浪的汲动一样。在《可疑的常春花》里，他的创作方法已经达到了完美程度。重要的不是各个部分，而是所有部分的总和。
塞巴斯蒂安似乎还有一种方法表达人体逐渐死亡的过程：几个步骤引入黑暗；大脑、肌肉和肺轮番行动。首先，大脑继续思考不同层次的思想——关于死亡的思想：在一本借来的书（关于哲学家的故事）的边缘潦草记下的看似聪明的想法：“死亡的吸引力：人体的生长被认为是倒挂式的，犹如一滴悬垂的水珠，逐渐拉长，最后跌落，完全消失。”还有许多诗学、宗教的想法：“……极端的物质主义的沼泽，以及迪恩·帕克所谓的乐观神秘主义者所崇尚的金色乐园……”“可是这个垂死的人知道，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思想；在关于死亡的概念当中只有一半可以说是真实存在的：问题的这一方面——那痛苦、那诀别、那生命的码头连同晃动的手帕一起缓缓离去：啊！如果他能看见沙滩消失的话，他就到达了彼岸；不，他还没到达彼岸——如果他仍在思考的话。”（因此，一个来送别朋友的人可能在甲板上待得太晚，但仍没成为旅行者。）
然后，疾病的魔鬼们用巨大的疼痛窒息了各种思想、哲学、推测、回忆、希望、悔恨。我们踉跄着，爬行着，通过许多令人厌恶的风景，我们也不在乎去哪里——因为到处都是痛苦，只有痛苦。现在前面的方法被颠倒过来了。当我们跟着那些日趋暗淡的思想意象走进死胡同的时候，那些思想意象越来越淡，取而代之的是慢慢袭来并包围我们的可怕粗鲁的幻象：一个小孩受折磨的故事，一个逃离残酷国度的流亡者对先前生活的讲述，一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温顺的疯人，一个农夫使劲踢他的狗——实在是邪恶。然后疼痛也逐渐消失了。“现在他只觉得精疲力竭，对死亡不再感兴趣。”于是，“大汗淋漓的男人们在一个拥挤的三等车厢里打呼噜；于是一个学童趴在未完成的算术作业上睡着了。”
“我很累，很累……一个轮胎自动地转呀，转呀，一会儿摇晃，一会儿慢下来，一会儿……”
现在到了一汲光线突然完全照亮这本书的时刻：“……仿佛有人猛地打开了房门，屋里的人吓得站了起来，他们眨着眼睛，慌乱地抓起包裹。”我们觉得，我们处在某种绝对真理的边缘，那真理光彩夺目，同时又几乎朴素无华。作者使用了暗示性词语，用这个不可思议的技法让我们相信，他了解关于死亡的真理，并准备告诉我们。过了一会儿，我们将从这个句子的结尾、下个句子的中间，或再下面的句子里，了解到会改变我们一切概念的东西，仿佛我们发现用某种无人试过的简单方式动一动胳膊就可以飞翔。“最难解的死结不过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绳子；那绳子对手指甲来说是粗糙的，可实际上不过是许多粗糙而优美的圆环。我们凭目光就能解开它，而用笨拙的手指头只会流血。他（那个即将死去的男人）就是那个死结，他马上就会被解开，如果他能设法看见并用目光追随那根绳子的话。不仅仅是他自己会被解开，一切——他按照我们幼稚的空间和时间观念可能想象出的一切都会被解开；由于空间和时间都是人类发明出来作为谜语的谜语，因此它们会回到我们身边：传播无稽之谈的回力镖……现在他已经捕捉到了某种真正的东西，这种东西与他在生活的幼儿园里所学到的任何思想或情感或经验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生死问题的答案，即“毋庸置疑的谜底”，写在他所了解的世界各地：就像一个旅行者认识到他所俯瞰的乡野并不是各种自然现象的偶然集成，而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在这一页里，这些山脉和森林，还有田野，还有河流，都被上苍按照特殊的方式加以安排，构成了一句连贯的话；湖泊的元音与山坡的破擦辅音结合在一起；一条大路的诸多曲折路段用圆形字体写下它的信息，与你父亲写的字体一样清晰；树木通过哑剧表演来交谈，学过它们的语言姿势的人能够明白其中的含意……因此，那个旅行者只要拼读风景的词语就能揭示出风景的意义；同样，人类生活的错综复杂模式终归是字母组合图案，现在我们用心灵之眼去拆解这些交织的字母，图案就变得很清晰了。至于词语，它显示出的意义简单得让人吃惊：也许最令人惊奇的是，一个人在他的世俗生命过程中，由于大脑被一个铁环紧紧围绕，被他自身的梦想紧紧围绕，他竟没有体验过简单的智力反射，这种智力反射本来会解放被囚禁的思想并给予它伟大的理解力。现在这个字谜解开了。“由于一切事物的意义照透了它们的形体，许多曾经显得万分重要的思想和事件逐渐缩小，但并未缩小到毫无意义的程度，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毫无意义，而是缩小到与那些以往不受重视的、现在又变得重要的其他思想和事件同等的程度。”因此，像科学、艺术或宗教这些由我们的大脑产生出的光辉的巨人离开了我们熟悉的分类体系，它们联起手来，混合在一起，快乐地变得平等了。因此，放在一张疲劳的长椅那油漆木板上的一个樱桃核及其小小的阴影，或一片碎纸，或几百万件其他琐事中任何一件这样的琐事，都变大了，大得惊人。这个世界经过重新塑造和重新组合之后，很自然地向灵魂显示了它的意义，就像它们两者的呼吸那么自然。
现在我们将要知道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个词语将要被说出来——而你，还有我，以及世上的每一个人将要拍自己的前额：我们真是傻瓜！作者似乎在他书中的最后一个转折处停了片刻，好像在思考讲出这个真理是否明智。他似乎抬起了头，离开了那个他一直跟踪其思想的垂死的人，并转向别处去思考：我们要跟踪他到底吗？我们要小声说出那个会粉碎我们大脑的舒适和宁静的词语吗？我们要这样做。我们目前已经走得太远了，那个词语已经在形成，就要出来了。我们转过身，朝那张模糊的床，朝那个漂浮的灰色身形弯下腰——低一点，再低一点……可是那一分钟的疑虑是致命的：那个男人死了。
那个男人死了，可我们还不知道。河对岸的常春花仍像以往那样可疑。我们手里拿着一本死书。或者我们错了吗？我有时感觉，当我一页页地翻着塞巴斯蒂安的杰作时，那个“毋庸置疑的谜底”就藏在里面什么地方，就藏在我读得太匆忙的某个段落里，或者它与那些用熟悉的假象欺骗了我的其他词语纠缠在一起。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书能给我这样特殊的感觉，也许这就是作者的特殊意图吧。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一张英国报纸上看到《可疑的常春花》的宣传广告的那一天。我是在巴黎一家旅馆的前厅里偶然看到那份报纸的。当时我在等一个人，我的公司想说服他做一桩买卖。我不善于说服人，总的来说，我并不看好那桩买卖，觉得它并不像我的老板想的那么有前景。我独自坐在那个阴郁而舒适的大厅里，读着那家出版商的广告和用黑体字印的漂亮的塞巴斯蒂安的名字，此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羡慕他的命运。那时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至少有六年没见到他了，我也不知道他当时病得如此严重，生活如此潦倒。与此相反，他的书问世的广告在我看来是幸福的象征——我想象他站在某个俱乐部一间温暖的、令人愉快的屋子里，两手插进口袋，他耳朵发亮，眼睛湿润发光，嘴唇上不时浮现一丝微笑——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站在他的周围，拿着盛满波尔图葡萄酒的玻璃杯，听着他的笑话并哈哈大笑。这虽然是个荒唐的画面，但是它那由衬衫的硬前胸、黑色晚礼服、颜色柔和的葡萄酒、轮廓明晰的面孔组成的颤动的图案一直在发光，就像你在杂志背面看到的那种彩色照片里的一张。我决定，等《可疑的常春花》一出版就去买一本，我过去总是马上买他的书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特别急不可待地要买这本书。过了一会儿，我等的那个人很快就下楼来了。他是个英国人，也读过不少书。我们在谈那桩生意之前，谈了几分钟一般的事，我很随便地指了指报上的那则广告，问他是否读过塞巴斯蒂安写的书。他说读过一两本——《棱镜的什么东西》和《丢失的财物》。我问他是否喜欢那两本书。他说在某种程度上喜欢，可是在他看来，那位作者是个可怕的自负的人，至少在才智方面。我请他解释时，他又说，在他看来奈特一直在玩自己发明的游戏，却不肯把游戏规则告诉他的同伴。他说他喜欢能让人思考的书，而奈特的书不能让人思考——它们让你困惑，让你发火。然后他谈起另一位健在的作家，他认为那个作家比奈特要好得多。我利用谈话的间歇适时地和他谈起了生意。结果证明，这次谈话并没有像我的公司所期望的那样成功。
《可疑的常春花》得到了许多评论，大多数都是冗长的，不乏恭维之词。可是字里行间不时暗示，这本书的作者是个疲惫的作者，这似乎是说，他不过是个令人厌烦的人，只是换了说法而已。我甚至觉察出一丝同情的意味，好像他们知道作者的某些悲伤沮丧的事情，这些事情书里虽然没有写，但影响到他们对这本书的态度。有一个评论家甚至走了极端，他说他读这本书时，“感情是复杂的，因为对读者来说，坐在临终床边却弄不清作者究竟是那个医生还是那个病人，是很不愉快的经历”。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让读者明白，这本书篇幅有点过长，很多段落令人费解，而且无缘无故地让人恼火。所有的评论都称赞塞巴斯蒂安的“真诚”——无论这个词指什么。我常想，塞巴斯蒂安对这些评论是怎么想的呢？
我把自己那本《可疑的常春花》借给了一个朋友，他拿去了几个星期也没读，最后还丢在了火车上。我又买了一本，没再借给任何人。是啊，这本书是塞巴斯蒂安所有著作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我不知道它是否能让人“思考”，即使能的话我也不大在乎。我喜欢它是因为它本身的原因。我喜欢它表现的社会习俗。有时我告诉自己，要把它翻译成俄文不会太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