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细细一想，觉得很奇怪：在尼娜·列齐诺伊和海伦·冯·格劳恩之间——或至少是尼娜的丈夫和海伦的朋友给我描绘的这两个人的形象之间——似乎有一点家族的相似之处。在这两个女人之间没有多少可选择的。尼娜很肤浅，神秘莫测；海伦很狡黠，心肠硬；两个人都很轻浮；没有一个符合我的情趣——我也不认为她们符合塞巴斯蒂安的情趣。我怀疑这两个女人在布洛贝尔就认识：她们会相处得很好的——这是从理论上讲；在现实中，她们很可能会生气地相互指责，或相互吐唾沫。另一方面，我现在可以完全放弃列奇诺伊这条线索了——我感到很松心。那个法国姑娘给我讲的她朋友的恋人的情况，不可能是巧合。在得知塞巴斯蒂安曾受到什么样的对待以后，我无论产生了什么样的感情，都不由自主地感到满意：我的探访快要结束了，我也用不着去完成挖掘保尔·保利奇的前妻那项无法完成的任务了，根据我的了解，那位前妻可能在监狱里，也可能在洛杉矶。
我知道命运给了我最后的机会，由于我急于确保我能和海伦·冯·格劳恩取得联系，我费了很大的劲给她写了一封信，寄到她在巴黎的地址，这样她一回巴黎就能看到信了。我的信很短：我只是告诉她，她的朋友请我去莱斯科做客，我已接受了邀请，唯一的目的是在那里见到她；我还说我有一件文学方面的重要事情要与她商讨。最后这句话虽然说得不够诚实，可是我认为听着很诱人。我不太清楚她的朋友在她从第戎打来电话时是否已告诉她我想见她了。我很害怕到了星期天勒塞尔夫太太会冷漠地告诉我，海伦已经去尼斯了。寄完那封信，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来确定我们的约会。
星期天，我早上九点就动身了，以便按照事先的安排在中午前后到达莱斯科。我已经登上了火车，突然震惊地意识到，我会路过圣达姆耶镇，塞巴斯蒂安就是在那里去世的，并且埋葬在那里。我曾经在一个难忘的夜里乘车到过圣达姆耶。可是现在我什么都认不出来了：当火车在圣达姆耶的小站台旁停靠一分钟的时候，只有站台的铭牌告诉我，我曾经来过这里。与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那个扭曲的梦幻印象相比，这个地方看起来是那么朴素、古板、真切。或者是它现在扭曲了？
火车继续前行时，我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我不再重走两个月前走过的可怕的路线了。天气很好，每次火车停下时，我似乎都能听见春天轻微均匀的呼吸声，春天虽然还看不见，但无疑已经到了：像“在舞台两侧等待上场的四肢发凉的年轻芭蕾舞女演员”，正如塞巴斯蒂安所说。
勒塞尔夫太太的房子很大，很破旧。有二十来棵长得不好的老树就算是公园了。房子的一边是田地，另一边是小山，山上有一个工厂。这里的一切都呈现出疲惫、破败、灰暗的样子；后来，当我知道这栋房子是三十多年前盖的，我对它的破旧状况更感到惊讶。我往房子正门走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男人，他正沿着鹅卵石步道走过来，脚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他停下来和我握手。
“Enchanté de vous connaître，”他说，并用忧郁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我的太太正在等你。Je suis navré……可是今天我必须去巴黎。”
他是个相貌平平的法国中年人，眼睛露出疲乏的神情，微笑起来很自然。我们又握了一次手。
“Mon ami，你要赶不上火车了，”勒塞尔夫太太清晰的声音从阳台上传来，于是那个男人顺从地快步走了。
勒塞尔夫太太今天穿了一件黄褐色连衣裙，虽然她的嘴唇涂得很鲜艳，可是她没有想到往自己半透明的脸上涂点什么。阳光给她的头发染上一层发蓝的光泽，我不由自主地想，她毕竟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们悠闲地穿过两三间屋子，它们仿佛已把“客厅”的概念大致平分了。我的印象是，在这所令人不愉快的、布局凌乱的房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拿起一条放在绿色绸面长沙发上的大披肩围在身上。
“真冷啊，”她说，“我生活中就恨一件事——冷。你摸摸我的手。它们总是这样，除了在夏天。午饭一会儿就准备好了。请坐吧。”
“她具体什么时间来？”我问。
“Ecoutez，”勒塞尔夫太太说，“你就不能忘掉她一会儿，跟我谈点别的事吗？Ce n'est pas très poli，vous savez。。给我讲讲你自己吧。你住在哪儿？你做什么工作？”
“她今天下午会来吗？”
“会的，会的，你这个顽固的人，Monsieur l'entêté。她肯定来。别那么着急。你知道吗，女人都不大喜欢有idée fixe的男人。你喜欢我丈夫吗？”
我说，他一定比她大很多。
“他心眼好，可是很烦人，”她接着说，并哈哈大笑，“我故意把他打发走了。我和他虽然才结婚一年，可已经觉得像钻石婚了。我讨厌这所房子，你呢？”
我说，这房子好像很陈旧。
“啊，‘陈旧’这词不恰当。我第一次看见这房子的时候，它看着挺新的。可是从那时候开始，它就逐渐褪色，逐渐破败了。我曾经对一个医生说，如果我去摸所有的花，它们都会枯萎，除了石竹和黄水仙以外——这是不是很怪？”
“他说什么了？”
“他说他不是博物学家。过去有个波斯公主像我一样。她把宫廷花园里所有的花都弄枯萎了。”
一个表情严肃、年纪较大的女仆往屋里看了看，并对女主人点了点头。
“来吧，”勒塞尔夫太太说，“从你的脸判断，Vous devez mourir de faim。”
我们两人走到门口时突然撞在了一起，因为我跟在她后面走，可是她突然转了身。她抓住我的肩膀，头发蹭到了我的脸。“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年轻人，”她说，“我忘记拿药了。”
她找到了药，于是我们在房子里转悠着找饭厅，最后找到了。那是一个昏暗的地方，有一个凸肚窗，看来那窗户似乎在最后一瞬间改了主意，半心半意地试图恢复到普通窗户的状态。有两个人从不同的门口慢慢地走了进来，没有说话。一个是老妇人，我猜她是勒塞尔夫先生的堂姐。她很少和人交谈，只是在传递食品时才客气地轻声说两句。另一个是相当英俊的男子，他穿着一条灯笼裤，面部表情庄重，稀疏的金黄头发里有一缕奇怪的灰发。整个午饭期间，他没有说一句话。勒塞尔夫太太介绍客人的方式只是匆忙地做个手势，并不注重介绍姓名。我注意到在饭桌上她完全无视那个男子的存在——还注意到那个男子好像是单独坐的，与别人不挨着。午餐的饭菜做得很好，但是摆放无序。不过那酒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推盘换盏，吃完第一道菜以后，那位金发碧眼的先生点了一支烟卷，溜达着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拿着烟灰缸回来了。这时，一直在专心吃饭的勒塞尔夫太太看着我说：
“这么说你最近去了很多地方吧？你知道，我从来没去过英格兰——不知为什么，就是没去过。英格兰好像是个很乏味的地方。On doit s'y ennuyer follement，n'est-ce-pas?？还有那浓雾……没有音乐，没有任何种类的艺术……这是一种做兔肉的特殊方法，我想你会喜欢的。”
“顺便问一句，”我说，“我忘了告诉你，我给你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会来这儿，而且……就是提醒她，让她来这儿。”
勒塞尔夫太太放下刀叉。她看起来很惊奇，很生气。“但愿你没写！”她喊道。
“可是写了也没害处，是吧？或者你认为——”
我们在一片静默中吃完了兔肉。巧克力冰淇淋端上来了。那位金发先生仔细地折好餐巾，塞进一个圆环里，然后站起来，对女主人有礼貌地点了头就退席了。
“我们在休息室喝咖啡，”勒塞尔夫太太对女仆说。
“我很生你的气，”我们坐下以后她说，“我认为你把一切都搞糟了。”
“怎么，我干什么了？”我问。
她扭脸往旁边看。她那硬实的小胸脯上下起伏（塞巴斯蒂安曾写道，这种事只在书里才有，可是眼前的情况证明他的想法错了）。她那苍白的女孩子般的脖子上的青筋似乎在微微颤动（可是我不太肯定）。她的眼睫毛上下颤动。是啊，她绝对是个漂亮女人。我寻思，她是不是来自法国南部呢？也许来自阿尔勒。可是不对，她有巴黎人的口音。
“你是在巴黎出生的吗？”我问。
“谢谢你，”她说，仍然不看我，“这是你问的第一个关于我的问题。可是这不能弥补你的过错。那是你可能做过的最傻的事。也许，如果我想法子……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就回来。”
我往后坐了坐，抽起了烟。尘土在一束斜射进来的阳光里涌动；烟草的清烟也加入其中，轻轻地、悄悄地缭绕，仿佛它们随时都能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我在这里再说一遍，我不愿意在这几页里写下任何涉及我本人的事；可是我想，如果我说一点，可能会让读者（谁知道呢，也许还有塞巴斯蒂安的幽灵）感到很有趣，那就是：在一刹那间我很想和那女人做爱。确实非常奇怪——在那同时，她又让我心烦意乱——我指她先前说的那些话。我不知怎么就失去了控制力。当她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颤了一下。
“看看你干的好事吧，”她说，“海伦不在家。”
“Tant mieux，”我回答，“她说不定正在来这里的路上，说真的，你应该明白我多么着急见她。”
“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给她写信！”勒塞尔夫太太喊道，“你根本不认识她。我已经向你保证过她今天会来这儿的。你还想怎么着？如果你不相信我，如果你想控制我——alors vous êtes ridicule，cher Monsieur.”
“啊，请注意，”我很诚恳地说，“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我当时只是想，哎……正如我们俄国人常说的，黄油不会影响稀饭。”
“我想，我不大喜欢黄油……也不大喜欢俄国人，”她说。我能怎么办呢？我瞟了瞟她的手，那只手就放在我的手旁边。她的手在轻轻颤抖，她的连衣裙很薄——我感到有一股奇怪的凉气顺着脊柱往下走，使我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天气冷。我该吻她的手吗？我能做到彬彬有礼而不觉得自己是傻瓜吗？
她叹了口气便站了起来。
“唉，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我很抱歉，你已经让她反感了，即便她真的来——唉，不会的。我们走着瞧吧。你愿意去我们的领地转转吗？我想在外边要比在这所让人难受的房子里——que dans cette triste demeure——要暖和些。”
这块“领地”包括先前我已经注意到的花园和小树林。周遭非常寂静。黑色树枝上散布着绿色斑块，似乎在听从自己内在生命的呼唤。有某种可怕的、沉闷的东西悬浮在这个地方的上空。许多挖出的泥土堆在一面砖墙前，那神秘的园丁已经离去，把一个生锈的铁锹忘在那里。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我回忆起了最近发生的一起谋杀案，凶手把受害人就埋在一个像这样的花园里。
勒塞尔夫太太没有说话；后来她说：“如果你对过去的事如此小题大做，你一定很喜欢你的同父异母哥哥。他是怎么死的？自杀？”
“啊，不是，”我说，“他得了心脏病。”
“我还以为你要说他开枪把自己打死了呢。那会浪漫得多。如果你的书用一个床上的场景结尾，我会很失望的。夏天这里有玫瑰花——这儿，在泥地上——可是别想再看见我在这儿消夏了。”
“我肯定永远不想用任何方法来伪造他的生活。”我说。
“啊，好吧。我过去认识一个人，他发表了已故妻子的信，并散发给他的朋友们。你为什么设想你哥哥的传记会让人们感兴趣呢？”
“你难道没读过”——我刚说到这儿，一辆看着高档但溅满泥点的小汽车突然停在院子门前。
“啊，天啊。”勒塞尔夫太太说。
“也许是她。”我叫了起来。
一个女人已经钻出了汽车，踩进一个水洼里。
“对，是她，没错，”勒塞尔夫太太说，“现在请你站在原地别动。”
她挥着手，沿着小路跑过去，到了来人面前吻了她，并领着她往左边走，消失在一个灌木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了她们，她们已经绕过了花园，正在上台阶。她们消失在房子里了。我并没有看清楚海伦·冯·格劳恩，只看见了她那敞开的毛皮大衣和颜色鲜艳的围巾。
我找到一张石长椅坐了下来。我很激动，很得意，因为我终于捕捉到了我的猎物。石长椅上有一根藤手杖，不知是谁的，我用它戳着肥沃的棕色泥土。我成功了！等我和她谈过话之后，夜里就回巴黎，而且……一个不同凡响的奇怪念头，像一个被偷换的小孩、一个全身颤抖的傻瓜，悄悄地溜进我的脑海，与其他念头掺和在一起……我今天夜里回去吗？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莫伯桑那篇二流小说里一个人物气喘吁吁地说过的话：“我忘记带一本书了。”可是我也在忘记带我的书。
“哎呀，你在这儿呢，”我耳边响起勒塞尔夫太太的声音，“我以为你已经回家了。”
“哎，一切都顺利吧？”
“太不顺利了，”她平静地回答，“我不知道你在信里怎么写的，可是她认为那是关于一桩她正在安排的电影事务。她说你骗了她。现在你按我说的去做。今天、明天或者后天都别和她说话。可是你还住在这里，要对她特别好。她已经答应把一切情况都告诉我，过后你也许能和她谈活。这个交易怎么样？”
“你真是太好了，让你费心了。”我说。
她在长椅上挨着我坐下来，由于椅子很短，而我又很——唔——很壮实，她的肩膀碰到了我的肩膀。我用舌头舔湿了嘴唇，用手里拿的藤手杖在地上画着道道。
“你想画什么？”她问，然后清了清嗓子。
“画我的思想的波纹，”我傻乎乎地回答。
“很久以前，”她温柔地说，“我吻了一个男人，只因为他会倒着写自己的名字。”
藤手杖从我手里掉到地上。我直直地瞪着勒塞尔夫太太。我凝视着她那平展白净的额头，我看见她的紫罗兰色的眼皮，她大概是因为对我的凝视产生了误解才低下眼皮的。当她低下长满黑发的头时，我看见她苍白面颊上的浅色小胎记、精致的鼻翼、撅起的上唇，看见她喉部无光泽的白色，还看见她的细手指头上涂成玫瑰红色的指甲。她仰起了脸，她那双天鹅绒般的奇特眼睛看着我的嘴唇，眼中虹膜的位置比平时稍高一点。
我站了起来。
“怎么啦？”她说，“你想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可是她猜对了。我确实是在想事——我必须马上解决的事。
“怎么？咱们进去吗？”她问，当时我们正沿着小路往回走。
我点了点头。
“可是她一时半会儿下不了楼，你知道吗？告诉我你为什么不高兴了？”
我想，我当时停下了脚步，又瞪着她，这一次我瞪着她那裹着黄褐色连衣裙的苗条小身材。
我沉思着继续往前走，那条洒满阳光的小路似乎在对我皱眉头。
“Vous n'êtes guère aimable，”勒塞尔夫太太说。
露台上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我在午餐时见过的那位沉默的金发先生坐在那里察看他的手表指针。我坐下时笨拙地碰了他的胳膊肘，他一松手，一个很小的螺丝钉掉在地上。
我向他道歉时，他说：“Boga radi.”（没关系。）
（啊，他是俄国人，对吧？好，这对我有帮助。）
勒塞尔夫太太背对着我们站着，轻声哼着小曲，一只脚轻轻地跺着地上的方形石板。
就在那个时候，我转向我那位沉默的同胞，他正呆呆地看着他的停摆的手表。
“Ah-oo-neigh na-sheiky pah-ook。”我轻声说。
那位太太把手向上一挥，去摸自己的脖子后面，她转过身来。
“Shto？（什么？）”我那位迟钝的同胞问，同时扫了我一眼。然后他看着那位太太，很不自在地咧嘴笑了，并摆弄着他的手表。
“J'ai quelque chose dans le cou...我脖子上有点什么东西，我感觉到了，”勒塞尔夫太太说。
“事实上，”我说，“我刚才告诉这位俄国先生，我以为你的脖子上有个蜘蛛。可是我看错了，那是光线玩的小把戏。”
“咱们放张唱片好吗？”她快乐地说。
“很抱歉，”我说，“可是我必须回家了。你会原谅我的，是不是？”
“Mais vous êtes fou，”她喊道，“你疯啦，你不是想见我的朋友吗？”
“也许改日吧，”我安慰地说，“改日吧。”
“你告诉我，”她说，并跟着我走进花园，“到底怎么啦？”
“你倒是挺聪明的，”我用我们的随意而高雅的俄语说，“你倒是挺聪明的，让我相信你是在谈论你的朋友，实际上你一直在谈自己的事。要不是命运推了推你的胳膊肘，这个小小的恶作剧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现在你把凝乳和乳清都一块倒了。因为我碰巧见过你前夫的堂弟，那个会写倒字的人。所以我试探了一下。当你下意识地听到了我在一旁咕哝的俄语句子时……”其实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说。我只是礼貌地点点头便走出了花园。将来我会给她寄这本书，到时候她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