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的车厢隔间很昏暗，令人窒息，到处可见乘客的腿。雨滴在窗玻璃上慢慢向下流淌：它们的细流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曲弯弯呈之字形，时不时地暂停。蓝紫色的夜灯映在黑色的玻璃上。火车摇晃着，抱怨着，急速穿过黑夜。那家疗养院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开头是个“M”，它的开头是个“M”，它的开头是个……车轮在反复的急速滚动中乱了节奏，后来又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当然啦，我会从斯塔洛夫医生那里得到疗养院地址的。到了巴黎就从火车站给他打电话吧。有一个人在睡梦中把穿着厚皮靴的脚踢到我的小腿之间，然后又慢慢收了回去。塞巴斯蒂安说的“常住的那个旅馆”指的是哪儿？我想不起来他在巴黎住过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旅馆。是啊，斯塔洛夫会知道他在哪里的。Mar……Man……Mat……我能及时赶到那里吗？我的邻座的臀部挤了我一下，当时他正在打鼾，从一种呼噜声转换到另一种呼噜声，听起来更悲伤。我能不能及时赶到那里见到他还活着……到达……活着……到达……他有事要告诉我，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昏暗的隔间摇摇晃晃，塞满了杂乱无章伸展的人体模型，在我看来，这车厢似乎是我那个梦幻的一个片断。他要在临终前告诉我什么呢？雨点拍打着窗玻璃，发出啪啪声和叮咚声。一片幽灵般的雪片落在窗玻璃的一角，融化了。我前面有一个人慢慢地恢复了生气，在黑暗中搓弄纸张并咀嚼东西，然后又点了一支烟，香烟的圆光点瞪着我，就像库克罗普斯的独眼。我必须，必须及时赶到那里。我收到信时为什么没有马上赶往小机场呢？如果那样的话，我现在就会和塞巴斯蒂安在一起了！是什么病让他生命垂危呢？是癌症吗？是心绞痛——像他的母亲一样吗？正如许多在生活的一般潮流中不关心宗教的人一样，我匆忙地发明了一个温柔的、温暖的、泪眼模糊的上帝，并悄声诵读非正式的祈祷词。让我及时赶到那里吧，让他坚持住等我去吧，让他告诉我他的秘密吧。现在到处都是雪了：窗玻璃长出了灰色胡子。那个刚才嚼东西、抽烟卷的男人又睡着了。我能试着伸伸腿，把脚放在什么东西上吗？我用发烧的脚趾头触碰着，可是黑夜里到处都是骨和肉。我渴望找一个木头做的东西把脚腕和小腿垫高点，可是没有找到。Mar……Matamar……Mar……那地方离巴黎有多远呢？斯塔洛夫医生。阿列克桑德·阿列克桑德洛维奇·斯塔洛夫。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道岔，不断重复姓名中的［ks］音。某个不知名的车站到了。火车停下来的时候，从旁边的隔间里传来了说话声，有人在讲一个总也讲不完的故事。还有隔间门被拉到一边的声音，一个面露悲伤的旅行者也拉开了我们的隔间门，可是发现没希望找到座位。没有希望。Etat désespéré。我必须及时赶到那里。火车在车站停的时间多么长啊！坐在我右边的乘客叹了一口气，并试图擦拭窗玻璃，可是玻璃仍然模糊，只透出一线朦胧闪动的黄光。火车又开动了。我的脊柱很疼，骨头沉重。我尽量闭上眼睛想打个盹，可是我的眼皮里面有一层漂浮的图案——还有一小束光，像一条纤毛虫那样游过，然后又从同一个眼角开始游动。我似乎从这束光里看出了早已驶过的那个车站的路灯的形状。然后出现了颜色；长着一只大羚羊眼的粉红色面孔慢慢地转向我——然后是一篮鲜花，然后是塞巴斯蒂安的没有修过的下巴。我无法再忍受这光学油彩盒了；我不断小心翼翼地左右躲闪，迈的步子就像用慢镜头拍摄的芭蕾舞演员的舞步，最后走到了过道上。那里灯光明亮，而且很冷。我抽了一会儿烟，然后踉踉跄跄地走向这节车厢的尽头，在火车底部一个隆隆作响的肮脏空洞上才摇晃了一会儿，然后我又踉踉跄跄地走回过道，在那里又吸了一支烟。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愿望，想看到塞巴斯蒂安活着——朝他弯下腰去，倾听他的话。他的最后一本书、我最近做的梦、他的信件的神秘性——这些都让我坚定地相信，他会吐露出某种特殊的启示。如果我发现他的嘴唇还动的话。如果我不是去得太晚的话。在两个车窗之间的嵌板上有一张地图，但是它与我的旅途没有任何关系。我的脸映在窗玻璃上，很黯淡。Il est dangereux……E pericoloso……一个两眼红红的士兵与我擦肩而过，几秒钟之内我的手仍感到刺痛，因为刚才碰着了他的衣袖。我渴望洗个澡。我渴望把这粗鲁的世界洗掉，以便带着一种冷峻的纯洁气息出现在塞巴斯蒂安面前。他既然已无缘于尘世，我就不能用尘世的臭味刺激他的鼻孔。啊，我会看到他活着的。如果斯塔洛夫确知我来不及见到他的话，他电报上的措辞就不会是那样的了。那封电报是中午到的。我的上帝啊，电报是中午到的！已经过去十六个小时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到Mar……Mat……Ram……Rat……不对，不是“R”——它是以一个“M”开头的。一刹那间，我看见了那个名字的模糊形状，可是我还没把握住，它就消逝了。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钱。我应该从车站马上回我的办公室去拿钱。办公室离得很近。银行要更远些。我的朋友里有谁离车站近吗？没有，他们都住在帕西或者圣克鲁德门一带——巴黎的两个俄国人居住区。我掐灭了第三支烟卷，去找一个不太挤的隔间。感谢上帝，我没有行李留在刚才的隔间，用不着回那里。可是整个车厢都塞满了人，我心里太难受了，无法走到火车的那一头。我甚至不敢肯定我摸索着走进去的究竟是别的隔间还是原来的隔间，因为我看到的也全是膝盖、大腿和胳膊肘——尽管里面的空气大概不那么坏。我以前为什么一直没去伦敦看过塞巴斯蒂安呢？他曾经邀请过我一两次的。当时他是我最崇敬的人，可我为什么那么固执地避开他呢？嘲笑他的天才的那些蠢驴们……特别是有那么一个老傻瓜，我真想拧他的瘦脖子——使劲地拧。啊，在我左边滚动的那个巨大魔鬼原来是个女人；花露水和汗水激烈地竞争着支配地位，最后还是花露水败下阵来。那整节车厢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塞巴斯蒂安是谁。《丢失的财物》中的那一章翻译得那么差，刊登在Cadran杂志上，要不就是La Vie Littéraire吧？或者我是不是太晚了，太晚了——塞巴斯蒂安是不是已经死了，而我还坐在这个受到魔法诅咒的座椅上，虽然座椅上垫了一层薄皮垫，但它骗不了我那疼痛的屁股。开快点，请开快点！你们为什么认为值得在这个车站停下？为什么要停那么长时间？走吧，接着走吧。啊——这就好点了。
黑暗逐渐消退，成了一片灰色的朦胧，车窗外白雪皑皑的世界依稀可见。我穿着很薄的雨衣，感到冷得可怕。我的旅伴们的面部逐渐显露出来，仿佛遮盖他们的层层蜘蛛网和尘土被慢慢地扫掉了。我旁边的那个女人有一小暖瓶咖啡，她摆弄着它，表现出一种母爱。我觉得全身黏糊糊的，脸没有刮，很难受。我想，如果当时我那胡子拉碴的脸触到绸缎，我一定会晕过去。在单调的云彩之中，有一块肉色的云，一种暗淡的粉红色使悲伤孤独的贫瘠田野上一片片正在融化的积雪现出红晕。一条大路越伸越长，与我们的火车并行滑动了片刻，就在它即将拐向别处时，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在积雪、雪泥和水洼里摇摇晃晃地前行。他到哪里去？他是谁？没有人会知道。
我想我当时一定是睡了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说我至少设法让自己内在的视野保持黯淡。我睁开眼的时候，我的旅伴们正在聊天，吃东西。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于是赶紧出去，坐到一个折叠座上，一直坐到旅途结束，我的心就像那悲惨的早晨一样空荡荡的。我了解到，这列火车由于夜间的暴风雪或什么原因晚点了很长时间，因此我们在下午四点差一刻时才到达巴黎。我走出站台时冻得上下牙直打架，一刹那间我产生了一种愚蠢的冲动，想花掉口袋里叮当作响的两三个法郎硬币，买点烈酒喝。可我还是走向了电话亭。我翻着那本软塌塌、油呼呼的电话簿，查找斯塔洛夫医生的电话号码，我竭力不去想我很快就会知道塞巴斯蒂安是否还活着了。Starkaus，cuirs，peaux; Starley，jongleur，humoriste; Starov……啊，找到了：Jasmin 61-93。我用手指头笨拙地拨了几下，可是忘了中间的数字，又拿起簿子查找。我重新拨号，听了一会儿，只听见预兆不祥的嗡嗡声。我一动不动地坐了片刻：有一个人猛地打开门，然后生气地咕哝着退了出去。号码盘又转动了，并“啪”的一声转了回去，五次、六次、七次，还是传来那种带有鼻音的单调声音：咚、咚、咚……我为什么这么不走运呢?“你打完了吗？”问话的是刚才那个人——一个恼怒的老人，他的脸很像牛头犬的脸。我神经紧张，激动不安，和那个讨厌的老家伙吵了起来。幸运的是，旁边的电话亭这时已空了；他走了进去，“嘭”的一声关了门。我继续打电话。最后我打通了。一个女声回答说，斯塔洛夫医生出去了，但五点半能找到他——她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到达我的办公室时，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同事们对我的到来感到惊奇。我给上司看了我收到的那封电报，他并不像我有理由期待的那样同情我。他问了我几个尴尬的问题，关于在马赛的生意。最后我得到了我想要的钱，给等在门口的出租车司机付了费。那时是四点四十分，我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我去刮了脸，然后仓促地吃了早餐。五点二十分，我按照那个女人给我的号码拨了电话，接电话的人告诉我斯塔洛夫医生已经回了家，过一刻钟会回来。我极不耐烦，不能再等了，于是我拨了他家的电话号码。我先前听过的那个女声回答说他刚走。我靠在墙上（这个电话亭是在一个餐馆里），用铅笔敲着墙。我会永远到不了塞巴斯蒂安那里吗？那些在墙上写下“处死犹太人”或“Vive le front populaire”或留下淫秽图画的无事可干的白痴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一个无名画家已经开始涂黑了一些方格——一个棋盘，ein Schachbrett，un damier——达姆耶……我的脑中突然闪过一道亮光，我脱口说出：圣达姆耶！我立刻跑出去，大声招呼一辆过路的出租车。他能送我去圣达姆耶吗，无论那个地方在哪里？他慢条斯理地打开一张地图，仔细看了半天。然后回答，到那里至少要走两个钟头——还得根据路况。我问他是不是认为我最好是坐火车。他说不知道。
“那么，尽量开快一点吧，”我说，我一骨碌坐进汽车时把帽子都碰掉了。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驶出巴黎市。一路上遇到了人所共知的各种障碍，我恨透了警察在十字路口伸出的胳膊，我想我从来没有那么恨过任何东西。我们蜿蜒前行，终于摆脱了交通拥堵，驶进一条昏暗的长街。可是我们还是不够快。我推开玻璃窗，请求司机加速。他回答说，路太滑了——确实如此，我们的车侧滑了一两次。行驶一小时后，他停下来，向一个骑着自行车的警察问路。他们两人对着警察的地图看了半天，然后司机拿出自己的地图，他们把两张地图做了比较。我们先前在什么地方转错了弯，现在不得不返回至少几英里。我又拍了拍车窗：我们的出租车肯定是在爬行。司机摇了摇头，没顾得上回头。我看看手表，快七点了。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前停下，司机和汽车修理商窃窃私语。我虽然猜不出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可是由于公路现在是沿着一片辽阔的田野伸展开去的，我希望我们正在接近我的目的地。雨水冲击着车窗玻璃，发出刷刷的声响。当我请求司机再开快点儿时，他发了脾气，说了很多粗话。我坐回到座位上，感到无奈和麻木。许多亮着灯的窗户一晃而过。我能赶到塞巴斯蒂安那里吗？如果我最后能到圣达姆耶，我能看见他活着吗？有一两次，别的汽车超越了我们，我让司机注意他们的速度。他没有回答，但是突然停下车，用夸张的动作猛地打开他那张可笑的地图。我问他是否又迷了路。他一直不说话，但是他那胖脖子的样子给人以邪恶的感觉。我们继续往前开。我满意地注意到他现在开得快多了。我们从一座铁路桥下通过，停在一个车站前。我正纳闷是不是到了圣达姆耶，司机从座位上走出来，猛地拉开车门。“哎，”我问，“现在怎么啦？”
“你怎么着也得坐火车，”司机说，“我不愿意为了你而毁了我的车。这是去圣达姆耶的支线，我把你送到这儿，你就够幸运的了。”
我比他想的还要幸运，因为几分钟后就有一趟火车。车站的警卫信誓旦旦地说，我九点以前就能到圣达姆耶。这最后一段旅途是最黑暗的一段。我一个人坐在车厢里，一阵奇怪的困倦袭击了我：尽管我忍耐不住，但还是生怕睡着了会坐过站。火车时常停下，每一次找站牌并辨认上面的站名都是让人烦恼的任务。有一段时间，我经历了可怕的感觉：我在沉睡之中被火车猛地摇醒，不知自己睡了多长时间——当我看手表时，是九点一刻。我坐过站了吗？我都有点想拉警报信号了，可是我感觉火车慢了下来，我趴在窗旁往外看，看见一个被灯光照亮的站牌飘了过去并停住了：圣达姆耶。
我磕磕绊绊地走了一刻钟，穿过几条阴暗的小巷，穿过一个有飒飒声的地方，估计是松树林，最后来到圣达姆耶医院。我听见门后传来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和喘息的声音，一个胖老头把我让了进去，他没穿外衣，而是穿着一件灰色厚毛衣，还穿着一双毛毡拖鞋。我走进一间像办公室的屋子，里面光线暗淡，只有一盏没有灯罩的小功率电灯，灯泡的一面似乎沾着厚厚的尘土。那个男人眨着眼睛看着我，臃肿的脸上有一点睡觉时分泌出的黏粘液，有些发亮，很奇怪，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起初说话近乎耳语。
“我到这儿来，”我说，“是为了看望塞巴斯蒂安·奈特先生，奈特——K、n、i、g、h、t 。Knight。Night。”
那男人嘟囔着重重地坐到书桌旁边的吊灯底下。
“天太晚了，不接待客人。”他咕哝着，似乎在对自己说话。
“我收到了一封电报，”我说，“我哥哥病很重。”——我说话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努力暗示塞巴斯蒂安毫无疑问还活着。
“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叹着气说。
“奈特，”我说，“是‘K’开头的。这是个英国人的名字。”
“外国人的名字应该用数字代替，”那个人咕哝道，“那要简单得多。昨天夜里死了一个病人，他的名字是……”
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说的可能是塞巴斯蒂安吧……我还是来晚了吗？
“你是不是说……”我问，可是他摇了摇头，并翻着书桌上的一本账簿。
“不是，”他恼怒地喊，“那个英国先生没死。K、K、K……”
“K、n、i、g……”我又说。
“C'est bon，c'est bon，”他打断了我的话，“K、n、K、g……n……你要知道，我不是白痴。三十六号。”
他按了电铃，又打着哈欠坐回自己的沙发。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由于无法控制的烦躁而微微颤抖。最后，一个护士进来了，那个值夜班的门卫指了指我。
“三十六号，”他对护士说。
我跟着护士沿着一条白色通道往前走，登上一截不长的楼梯。“他身体怎么样？”我禁不住问。
“我不知道。”她说。她把我领到另一个护士那里，那个护士坐在另一条白色通道的尽头，她简直就是第一个护士的翻版，正在一张小桌子旁边看书。
“看望三十六号的。”我的向导说，然后悄悄地走了。
“可是那位英国先生正在睡觉，”那个护士说，她是一个圆脸的年轻女人，鼻子很小，冒着亮光。
“他好点了吗？”我问，“你知道吗，我是他的弟弟，我收到了电报……”
“我想，他好点儿了，”那个护士笑着说，在我看来，她的微笑是我能想象出的最可爱的微笑。
“昨天早晨他的心脏病发作，很严重，很严重的。他现在睡着了。”
“嘿，”我边说边递给她一个十法郎或二十法郎的硬币，“我明天会再来的，可是现在我想进他的病房陪他待一会儿。”
“呃，可是你不要叫醒他，”她又笑着说。
“我不会吵醒他的。我只在他身边坐一分钟。”
“啊，是吗？”她说，“当然，你可以从这儿往里看，不过你必须非常小心。”
她领着我走到门前，三十六号。我们走进一间很小的房间或者说是储藏室，里面有一张长沙发；她把里边一道半开的门推开一点儿，我费力地往黑屋子里看了片刻。起先我只能听见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可是后来我看出了一种急促而又柔和的呼吸动作。我睁大了眼睛；床的周围有一半被帘子或什么东西遮着，反正光线太暗，无法辨认是不是塞巴斯蒂安。
“哎，”护士小声说，“我把门稍微留点缝，你可以坐在这儿，在沙发上，就一分钟。”
她打开一盏有蓝色灯罩的灯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有一种愚蠢的冲动，想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我的手仍在抖，可是我感觉很快乐。他活着。他在平静地睡觉。这么说是他的心脏——是吧？——不给他作劲了……跟他母亲的情况一样。他好点儿了，还有希望。我要把全世界的心脏科专家都找来，让他们挽救他的生命。他就在隔壁房间的事实，他轻微的呼吸声，都让我感到安全、平和，让我感到特别松心。当我坐在那里握着手倾听的时候，我想起了所有已消逝的岁月，想起我们俩难得的几次短暂会面，我现在知道，一旦他能听我说话，我就会告诉他：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我都不会再远离他了。我做过的那个奇怪的梦，也就是我对他在临终前会向我披露的某种重要真相的信念——现在似乎很模糊、很抽象了，仿佛它被淹没在更纯朴、更人道的感情的暖流之中，被淹没在我对那个在半开着的门里睡觉的人的爱意的浪潮之中。我们是怎么彼此疏远的呢？我们在巴黎短暂交谈时，我为什么总是那么愚蠢和郁闷，总是那么羞涩呢？我要马上走开，到一个旅馆过夜，或许他们能在医院里给我找个房间——只待到我能见他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倾听着，一刹那间我似乎觉得那个睡觉的人的微弱呼吸节奏停了一下，我似乎觉得他醒了，发出轻微的咬牙声音，然后又沉睡了：现在那个微弱的节奏又继续下去，声音是那么小，我很难把它与我自己的呼吸声分辨开来。啊，我要告诉他几千件事——我要和他谈谈关于《棱镜的斜面》和《成功》，关于《有趣的山》、《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月亮的背面》、《丢失的财物》、《可疑的常春花》——所有这些我非常了解的书，我对它们太了解了，仿佛它们是我自己写的。他也会谈的。我对他的生活多么缺乏了解啊！可是现在我每时每刻都在了解到一些事。那扇半开的门就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联系。那柔和的呼吸声在给我讲述塞巴斯蒂安的事，比我以前知道的还要多。如果我当时能抽烟，那我的快乐就完美无缺了。我稍微换了个坐姿，长沙发上的一根弹簧响了一下，我害怕它会打扰他的睡眠。可是没有：那柔和的呼吸声仍然在响，它沿着一条像是绕着时间的边缘延伸的细细的小径往前走，一会儿跌进空洞，一会儿又出现了——稳步地穿过一片由寂静的象征物——黑暗、窗帘和我身旁的蓝色灯光组成的风景。
我立刻站起来，蹑手蹑脚地走进走廊。
护士说：“我希望你没有打扰他吧？他能睡觉是件好事。”
“请告诉我，”我问，“斯塔洛夫医生什么时候来？”
“谁？哪个医生？”她说，“啊，那个俄国医生。Non，c'est le docteur Guinet qui le soigne你明天早上会见到他的。”
“你看，”我说，“我想在这儿找个地方过夜。你认为也许……”
“你现在也可以见基内医生，”护士用她那平静的令人愉快的声音继续说，“他就住在隔壁的房间。这么说你是病人的弟弟，是吧？明天他的母亲要从英格兰来，n'est ce pas？”
“啊，不对，”我说，“他的母亲几年前就死了。请告诉我，他白天怎么样，说话吗？他很难受吗？”
护士皱起眉头看着我，样子怪怪的。
“可是……”她说，“我不明白……你叫什么名字啊？”
“对了，”我说，“我还没解释呢。实际上，我们是同父异母兄弟。我的名字叫［我说了我的名字］。”
“哎呀呀！”她喊道，脸涨得绯红，“Mon Dieu！那个俄国先生昨天就死了，你刚才看的是基根先生……”
情况就是这样，我还是没见到塞巴斯蒂安，或者至少没在他活着的时候见到他。可是我倾听了我以为是他的呼吸声，那几分钟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若是塞巴斯蒂安在临终前跟我说了话，同样会完全改变我的生活。不管他的秘密是什么，我也了解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灵魂不过是存在的一种方式——不是一种恒久的状态，因此任何灵魂都可能是你的灵魂，如果你发现了它的波动并进行仿效的话。“来世”可能是一种有意识地生活在任何选中的灵魂或任何数量的灵魂里的完全的能力，所有这些灵魂都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可以互换的负担。因此——我就是塞巴斯蒂安·奈特。我感觉自己仿佛站在一个灯光明亮的舞台上扮演他，还有他的熟人来来去去——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模糊身影：那个学者、那个诗人和那个画家——以优雅的姿态平静地默默悼念他；古德曼来了，那个平足的小丑，他的假衬衫前襟从西装背心下面耷拉下来；看哪——克莱尔低着的头上闪着白光，她正哭着被一个好心的女仆带走。大家都围着塞巴斯蒂安转——围着扮演塞巴斯蒂安的我转——那位老魔术师怀里揣着兔子在舞台侧面候场；尼娜坐在舞台最明亮的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她那涂过脂粉的手掌朝下，攥着一个玻璃酒杯，里面盛着洋红色的水。然后假面舞会结束了。当灯光渐渐暗下去的时候，秃头的小个子提词人合上了他的本子。剧终，剧终。他们都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了（克莱尔则回到她的坟墓去了）——可是主角还留在舞台上，因为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摆脱我扮演的角色：塞巴斯蒂安的面具紧紧地贴在我的脸上，我们两人的相像之处是洗不掉的。我就是塞巴斯蒂安，或者说塞巴斯蒂安就是我，或许我们两人是我们都不认识的某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