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斯基，凶杀案组的。”
“你是哪位？”
“我刚才说过了！我是阿布格里斯基，旧金山凶杀案组的。你是哪位？”
“杰克兰特里。阿布吗？真的是你吗？”
“是的，就是我，杰克。怎么样啊？”
“这真是奇怪了。我刚才重拨了卡拉马卡姆手机上拨出过的电话号码。她死前给凶杀案组打过电话吗？”
“你现在在哪儿？”
“就在楼下，证据保管室。”
“不要走开，我现在就过去。”
兰特里正在司法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候格里斯基的到来，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罪案现场调查员卡罗尔阿马罗中士。他把卡拉的那部手机摆在了办公桌的中间，就好像它是一枚炸弹似的。他已经要了马卡姆家住宅电话和这部手机上的全部通话记录。同时，他也给化验室的伦纳德法罗打了电话，请他尽快过来参加他们的会面。
格里斯基从楼上下来跟他们见了面，在房里边踱步边说话，他平时很少像现在这样。兰特里意识到是他的兴奋劲上来了。“好吧，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别的可能性，”格里斯基说着，“手机在她的手提包里。也许我们在她家做现场调查工作时，自己人中有谁因为有事急于报告，但手边没找到电话就顺手用卡拉那部手机打回了组里。”
“不可能。”阿马罗连想都不愿想有这种可能性。
兰特里也摇着头对此表示反对。“我同意。根本不可能，阿布。你都看到了我们在现场都有谁。我，伦纳德，卡罗尔，别的几个家伙，我们说的是直接进入现场的第一组人员。没有人从凶案现场的一个手提包中拿出一部电话，并用它打给组里。那样的事绝不会发生。但是据当时我们在那儿看到的情形来推断，她给凶杀案组打过电话。那么她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
“弄清这个电话的时间有助于搞明白这个问题。”格里斯基说。
“如果幸运的话，几小时后我们就可能得到这个时间，”兰特里回答道，“但我认为我们可以推断，是在她离开医院之后，人们陆续去她家慰问她之前这段时间里的某个时候。”
“有可能是在她开车回家的路上。”阿马罗补充道。
格里斯基琢磨了一下这些说法。“那是在任何人知道钾这件事之前。在我们知道它是一起谋杀案之前。”
“也许她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一桩谋杀，”阿马罗强压住内心的激动平静地说，“也许就是她实施了这起谋杀想打电话自首时，又改变了主意。”
“她在医院吗，阿布？他死的时候？”
“是的。”格里斯基心不在焉地回答道。
“好吧，那么情况就明白了，”兰特里说，注意到了格里斯基的神情，他问道，“为什么不可能呢？”
“我不知道。”
“或许他又跟她闹翻了。”阿马罗显然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满意，“他要永远地离开她。她妒火中烧，怒不可遏……”
格里斯基摇着头说：“接下来幸运地，他被某一辆车撞了，给了卡拉和他同乘那辆救护车并在医院里用钾杀死他的机会吗？之后她回了家，并且最终在杀死自己和孩子们之前招待了她所有的朋友六七个小时？这种推论对我、对别人来说都是不着调的，什么意义都没有。”
那两个罪案现场调查员心领神会地对视了一眼。“你有另一种推理吗？”兰特里忍不住问道。
格里斯基划过嘴唇的那道疤痕严肃得紧绷了起来。“不，我不喜欢推理。我不清楚她什么时间打了那个电话，或者她为什么这样做，或者组里是否接到过她的这个电话。就我所知，她或许看到了这起事故。”
阿马罗走到办公室门边向走廊尽头看了看，然后掉过头说：“法罗来了。”
片刻之后，这位衣着光鲜的法庭调查员就像踩着爵士舞步似的，一颠一颠地进了办公室，向在场的人打招呼，间出了什么事。听说了手机的事后，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毫无疑问，他认为这情况很重要，但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不想贸然作出猜测。就像格里斯基那样，法罗喜欢用证据去引导推理，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但是我的确有一些消息。”
“说来听听。”格里斯基说。
“关于她的，两件事。从弹道上看——我们在这儿说的是马卡姆夫人头部的伤口——是从后至前的。”
格里斯基嘴里重复了一遍法罗刚说过的话，然后问道：“那么那枪是放在耳后的位置的，而且子弹是往前走的？斯特劳特说他见过多少回这样自相矛盾的伤情？”
法罗做了个用意含糊的手势。“你比我更了解他，长官。他偶尔说到过。”
“这一点很有用。”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另外一件事，她是个左撇子。”
“斯特劳特是怎么知道的？”
“他不知道，是我发现了这点。在她的房子里我们找到了一大堆带有左撇子字体的咖啡杯，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世上最好的妈妈’，‘左撇子女王’。还有，她在一些信封上写的字体看起来也是像个左撇子所写的。”
“但那枪是在她的右手上？”
“是在靠近她右手的地方，”法罗纠正道，“而不是就在她手上。不管怎么样，射击残余物的鉴定结果有可能在她是否开过枪这事上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调查线索，但这些结果在短期内是不会出来的。”
“好的，伦，谢谢你。”格里斯基阴沉着脸说，“好的，谢谢你们大家。有任何新的发现和线索，我都想听听。”
格里斯基不打算加入这种吵吵闹闹的猜谜游戏，但这个最新的证据使他更进一步确信了自己从一开始在对案件定性方面的正确性。卡拉马卡姆的死根本就不是自杀，她不会开枪杀了那只狗，或者她十几岁的孩子。
这就意味着有人杀了她。他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她死的那天给凶杀案组打的那个电话让人觉得，她知道或者说是怀疑到了杀她丈夫的那个凶手。
格里斯基关上了自己办公室的门，手指在办公桌面上叩击着，努力让思绪从这个不成熟的推测中摆脱出来。他告诉自己还没有把情况了解得足够清楚，无法得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推论，更别说是什么结论了。
不过有一个想法在他头脑中去挥之不去。如果真是有人杀了卡拉，他确信那人也就是杀她丈夫的凶手。他不明白杀这个妻子的动机是什么，不过他也没必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想到了有充足的动机、手段和时机杀死这个丈夫的嫌疑对象。
该是想办法找出他的时候了。
肯森下班到家的时候，发现探员格里斯基站在自己家的前门处，缩着头躲避雨水。他客气地打了个招呼，脸上现出疑惑之色。“我想哈迪先生已经取消了这次会面。”
格里斯基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通常，在他们的委托人有罪的情况下，律师不愿意让委托人跟警方谈话。他告诉我你想跟我们谈谈。”格里斯基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我认为这样我们彼此都可能少费些时间，事情就是这样。”
寻思了片刻之后，肯森甚至没有向他要一个正当理由，就请格里斯基进了公寓大楼。他住在上菲尔莫尔区一个叫阿尔塔的露天停车场对面的一套经过改建的两居室的公寓房里。公寓楼是一座古板而老旧的三层式建筑，有引人注意的传统的高高的天花板，外露的黑色梁柱，硬木铺就的地板。一扇巨大的、突出墙面的窗户被分成了三个方格，装有旧式的水玻璃，从这儿可以俯瞰那个停车场。格里斯基停下来，站在窗前向外看了一会儿，说了说外面的雨势。
几分钟后，就在他烧水为上尉沏茶的时候，门铃再次响了起来。开门后才知道，原来是曾和他在马卡姆家屋外说过话的探员布拉科，另一个男人自我介绍说是菲斯克。他让他们俩都进了屋，问他们是否需要喝点什么。
格里斯基出门时已经随身带了一部便携式摄像机和一台小型磁带录音机，并把录音机放在了厨房的餐桌上。当那盘录音带开始转动时，关于此次录音，他再次告诉肯森——就像他在门阶上说的那样——他从与哈迪先生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位医生想私底下接受警方的访谈。“当然了，你可以拒绝这次谈话，”他继续以友好的方式说道，“或者把这次见面推迟到哈迪先生出面的时候。但我们知道你有多忙。说实话，我们都一样。正如我在楼下说的那样，我们只是认为在办案的初期，这样做更易于把事情办好。”
肯森点头表示同意。“这也是我对哈迪先生讲过的。我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瞒。”
但是这个做事有分寸而又谦恭的上尉想再次确认这一点，他补充道：“你确信你不需要哈迪先生在场吗？”
“是的，这样很好。我认为不管怎么说他都有些小心过头了。没关系，他在不在这儿都不会影响到我要谈的内容。我不介意。”
“谢谢你。”格里斯基十分诚恳地说。他清楚他正在让肯森在自己的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谈话，而且这从法律上来讲也是正当的。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属于嫌疑人的，而不是他的律师。肯森可以选择保持沉默，但同样他也能够决定自己是否开口。“我们对此十分赞赏。”
他让肯森在摄像机前坐了下来，打开它就算开始了。“那么好的，医生。三二一，开始。这是上尉亚伯拉罕格里斯基，来自旧金山警局，警徽号码一四四……”他继续进行着一长串例行的陈述，确认了案件编号，他的证人，他们是哪儿的，别的在场的人。最后，格里斯基快速扫了一眼他的两个助手。他翻开摆在他面前的放在桌上的一本黄色记事簿，粗略地看了一下，随后就仔细琢磨了起来。“肯森医生，”他开始了，“你签过马卡姆先生的死亡证书吗？”
肯森面上现出了沮丧的神色。他明白他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是的，我签过。尽管像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的签字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在验尸房，就此案而言，它所作出的结论可能被法医推翻。”他不动声色一字一顿地说出了这句话，“通常，死亡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没有特别的要求去进行尸体解剖。虽然哈迪先生告诉我车辆肇事逃逸杀人案一直都是要对受害人进行尸检的。”
“他说得对。但在他告诉你之前你不知道这事吗？”
“是的。”
“那么马卡姆先生的死亡原因对你而言是明显的，是这样的吗？”
“是的。当时就是这样的。他被车撞了，而且有多处内伤，并伴有大出血。他还能撑到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这本身就让人觉得有点吃惊。”
“那么你不期望对他进行尸检？”
“我想都没有想过需要这样做。”
“好的，医生，你对钾过量所引发的症状熟悉吗？”
“是的，当然了。最基本的，用外行的话说，就是你的心脏停止了有效的跳动。”
“那你的治疗办法是什么？”
他耸了耸肩。“如果我们知道是钾引起的话，会注射葡萄糖和胰岛素，之后是心脏纤颤——电击一心肺复苏法。”
“你没辨认出马卡姆先生的问题的是钾引起的？”
“是的，我没有看出来。”
“好吧。”格里斯基看了看他的记录，看起来似乎是在挖空心思发动又一轮攻势，“现在咱们来谈谈这个，医生，你跟马卡姆先生很熟，这是事实吗？”
“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他是我的老板。我跟他有多熟悉是另一码事。”
“但这也是我问的一个问题。他和你妻子有染一事导致了你的婚姻破裂，这是真的吗？”
肯森咽了咽唾沫想压制住自己的情绪，但他的嘴此时干得就像沙子一般。他开始在想自己同意接受这次讯问或许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四十五分钟后，他们终于谈完了那些私人问题。格里斯基一刻都没停，继续就肯森在婴儿艾米丽事件中的角色、帕纳塞斯作出的回应等问题展开了一轮相当严厉的盘问。
“马卡姆先生解雇了你吗？”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确实警告过我，然而，要是他发现了这事是我泄露给媒体的话，肯定会作出严厉的反应的。”
“那是你干的吗？”
肯森竭力想挤出一个笑容，然而结果只是脸部肌肉拉扯了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自己没有说。”
格里斯基把他这话当做了承认，并且确定自己不需要这个信息。
“那么你和马卡姆先生的谈话是在哪儿进行的呢？”
“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在那儿谈的话。”
“那他后来发现是你泄露了消息吗？”
“我想没有。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发现了这事。”又一个虚弱无力、于事无补的不严谨的掩饰动作，“他从未解雇过我，因此我猜测他没有发现，大概是这样吧？”
格里斯基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除了婴儿艾米丽一事外，肯森已经承认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他和帕纳塞斯方面也存在不同意见。肯森自称经常不按医院的用药目录给病人开药。
“换句话说，”格里斯基澄清道，“是公司没批准使用的药品。”
“并不全是你说的这样，”肯森解释说，“我开的药都没有问题。事实上，它们的效果更好。”肯森抽出一张面巾纸，只抹了一下额头纸就湿透了，“公司的规定是医师根据用药目录开药，就是这样的。”
“那你习惯于按这个目录开药吗？”
“不是一种习惯的问题。在我认为适当的时候，我会这么做的。”他觉得在这一点上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从药理上讲，未经注册的杂牌药始终都跟那些品牌药品不完全一样。因此，它们的药效也始终是不同的，而且还会引起其他问题。”
“比如说？”
“很多情况。你会不得不经常一次使用两倍的药量，这会引发一些不良的副作用，比如消化不良，因此在一些病例中，只要我对用药目录中的某种杂牌药有过不好的使用经历，我就会选择开品牌药。”
“那帕纳塞斯对此有问题吗？”
他耸了耸肩。“这是让他们掏钱的事情。”
“你能解释一下那事吗？”
“好的，在帕纳塞斯采用的办法是，大多数病人都具有同样的医疗保险自付费用额度，我想是十美元吧，不管给他们使用的药品价值是多少。因此，如果一种品牌药花三十美元，但用药目录中的杂牌药只要十美元的话，那公司就会为开出的每一张品牌药品的处方损失二十美元。”
“那你会有节制地开这些品牌药吗？”
“在适当的情况下，是的。我的工作是挽救生命，而不是替公司省钱。”
“那你对马卡姆先生的这种做法还说过别的坏话吗？”
到现在还看得出肯森的双手在颤抖。他把它们从桌子上移开，揣进自己的衣兜里。对过去将近一小时的、让人筋疲力尽的盘问，他真希望自己当初听律师的话，采纳他说的不要跟这些人谈话的建议。但是一些问话开始了，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让它停下来。终于，他做出了一次努力。“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失陪一会儿。”他说。
不过格里斯基并不打算放他去洗手间，即便这样他自己也能缓上一口气。“有点介意，”他直截了当地说，随后又重复了一次他的问题，“在药品一事上，你对马卡姆先生说过不满的话吗？”
“不，我没有。我们没有谈过。”
“自从什么时候？”
“大概两年以前吧。”
“两年前吗？可是婴儿艾米丽事件才刚刚过去几个月，而且你说事后你跟他谈过的。”
肯森用面巾纸把自己整张脸都抹了抹。“我以为你指的是处方问题。当时我们谈到了那件事情。”
当这些警察终于收拾好他们的设备离开后，肯森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身子瑟瑟发抖了好一阵子。最后他决定给哈迪打个电话，看是否有什么地方需要进行补救的。屋外，夜幕就要降临了，瓢泼大雨仍然在冲洗着他的前窗。
哈迪还在他的办公室里忙活着，尽力地赶做着一些别的委托人的工作。肯森告诉他发生了些什么，那次访谈实在是让人很不舒服，根本就是个错误。“我想他们肯定相信我与此事有染。”他最后说道。
接下来是好一阵静默，不过当沉默结束时，肯森面临的是哈迪的一通怒斥，对此他丝毫没有心理准备。“哦，你这样认为吗，医生？主管凶杀案的上尉就每天出现在报纸头版的一起谋杀案对你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讯问，这起案子还关联到一起残忍的灭门谋杀，而且你具有作案动机、手段和时机，你还认为也许——仅仅是也许而已——他们会认为你是无罪的，是一个正直的嫌疑人。你学过解剖学，不是吗，医生？除了你之外，你还见过别人把他们的头长在自己的屁股上吗？”
肯森只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双目呆滞地盯着手中的听筒。他感到一股血流猛地冲上脑袋，然后觉得自己犯病了似的。他想自己可能要呕吐了。他握着电话的指节因用力而变得煞白，喉咙就像寸草不生的干涸的沙漠，不断地收紧让他喘不过气来。过了好一会儿，他仍然张着嘴说不出一个字来，于是他挂掉了电话。
哈迪二十分钟后再打电话过去就之前的发火向肯森道歉时，他发现自己心中的怒火已经荡然无存了。正如他当时对此只抱有一半的希望那样，相反，他的委托人也向他道了歉，并用他自己的看法——格里斯基“可能真的认为我杀了蒂姆”——作为这次谈话的结束语。
哈迪心想，自己得到这个消息正是时候，但他只是淡淡地说：“这样去设想将会是明智之举。”除了道歉之外，他给自己的委托人打电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如果他还要为这个好医生进行辩护的话，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问他。“埃里克，今天我顺路去看了看波托拉医院，还和那儿的一些护士谈了谈。你认为过量用药造成意外事故是偶然的吗？”
“基本上是，就这个病例来讲，概率为零。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哈迪回顾了一下瑞贝卡西姆斯关于偶然的、无意中造成用药过量的说法。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肯森又把他前面已经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不，不是这回事。”
“你怎么知道？”
“我当时就在那儿。马卡姆甚至连钾都没有用过。他的情况是稳定的。总之，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那么，”哈迪直言不讳地问道，“那他的死是怎么回事？还有别的什么人接近过他吗？”
“卡拉，我认为从表面上讲是这样的。或许之前还有布伦丹，德里斯科尔。罗斯，其他几个医生和护士。”
“有多少个护士？”
“这你得去查看一下档案，我不清楚。通常有两个，有时候是三个。我想当时在那儿有两个。”看起来，他似乎刚刚明白哈迪话里潜藏的深意，“你是说那些人中的某一个人杀了他，是不是？”
“看样子是这么回事，埃里克。”他忍住了没有加上这一句，“不是他们中的谁就是你。”
“天哪，”肯森有气无力地说道，“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哈迪犹豫了片刻。先前怒火喷发时留下的余烬又有复燃的迹象，但这次他克制住了自己，继续说道：“过了今晚，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了。但在事情有任何进展之前，我们得先谈谈我的酬金。”
“你不能只收我的保证金吗？”
说到这儿，两人都是一脸的严肃。
过了一阵合乎情理的沉默之后，哈迪接着说道：“你或许打算给出一个能让自己舒心的价格。看来这需要点时间去考虑考虑。”结束在肯森公寓里的询问之后，格里斯基想听取一下车警们的报告，因此尽管时间不早了，他还是驱车回到了市区。现在，他就坐在自己办公桌后，等着菲斯克和布拉科的到来。他们可以谈谈了解到了什么情况以及打算如何处理这次调查。
办公室外面，他手下的其他五名探员正在赶着手头的文书工作。有人带进了一个比萨，散发出来的味道让格里斯基着迷——自从动了加入这个就餐团伙的念头以来，就控制不住自己对比萨的喜爱。那东西是他过去的至爱，带有奶酪和黄油。
是什么让那些家伙留在这个组里？他认为这些人都是支持他的。终于，他听到凶杀案组里迸发出一阵笑声，于是起身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心想，完全有可能是有人恶作剧地将菲斯克用胶水粘在了椅子上。
格里斯基叫停了这场闹剧，顺手从马赛尔拉尼尔的办公桌上抓起一块比萨，并且在可能改变主意之前就匆匆塞了一半到嘴里。他慌忙吞咽了几口，急不可耐地问什么事情这么可笑。
拉尼尔是组里的资深探员，此时正仰着身子躺在他的椅子里，双脚交叉着跷在办公桌上，双手抱在脑袋后面。“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今天刚刚又送过来一个疯子，我终于想出了个办法让他脱身而没有把他送到联邦调查局那儿去。”
格里斯基知道这个城市的特色就是充斥着大量心怀善意的护教者式的疯子——大体上都是那些露宿街头的家伙，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就臆想自己被外星人控制过，与外星人对过话。有时候，这类人中的个别人会到公共防卫办公室讲述他们的担心，结果公共防卫办公室指导他去司法大楼楼下的警察局。在那儿，接待室会对他表示同情并且让他去地区检察长办公室。从这儿，他又总是会被送到凶杀案组来。多数时候，凶杀案组会把他送交给联邦调查局，在那儿谁知道在他身上都会发生些什么事。
“但今天我有了这个绝妙的主意，”马赛尔说，“我告诉这个可怜的先生，他得编一串别纸用的回形针。我给了他整整一盒，费了他近一小时，直到把回形针串得从他的头到脚那么长。然后他得把其中一头连在他的头发上，让另一头拖在地板上，那样就会让他脑子里的奇怪声音停下来。”
“为什么要那样做，马赛尔？”虽然格里斯基并不是非要想听到答案，但还是随口这么问了。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会落地了。”他举起他的右手，跟其他的探员再次笑了起来，“我向上帝发誓，他从这儿走出去的时候是个完全被我治愈了的人。”
“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工作者，马赛尔。那是个很不错的故事。我能再吃一块比萨吗？”格里斯基转身就要回他的办公室，但这时布拉科在门口的出现让他停下了步子。在他身后，一个家伙高声唱着“五十四号，你在哪儿”，与其他探员们逗起乐子来。
格里斯基面露不悦之色，指着这个新来的年轻探员，示意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去，之后跟了进去。布拉科进去后像往常那样随意地站在一边，格里斯基在门口又等了一分钟。“你们这些家伙是走旅游观光线路来的还是怎么回事？哈伦在哪儿？”
“他在，嗯，他不在这儿。”
格里斯基关上了身后的门。“这个我自己就知道，还用你说吗，达雷尔？我的问题是他在哪儿，而不是他不在哪儿。”
“我不太清楚，长官。他有个约会。”
“他有个约会？”
“是的，长官。他一个姨妈的基金筹款——”
格里斯基打断了他。“你脑子里还有印象，你跟我在这儿有个约会吗？分手时我跟你说的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回头在司法大楼见面这个意思吗？你认为我的意思是像在说明天早上吗？”
“不，长官，但他说他不得不去，而且他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在工作上了，长官。”
格里斯基脸上的怒气更重了，随后突然又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他工作了好几个小时！我喜欢听到这个。这个孩子是从什么星球上来的？好吧，你坐下，达雷尔，如果你的时间安排还没有被占满的话，就在这儿待一会儿。我明天再跟哈伦处理这事。上帝啊。”布拉科坐下后，他从办公桌后拉出椅子，双手抱在肚子上，坐了下来，两只脚跷放在桌子边上。“对肯森医生你是怎么看的？”
布拉科后背挺得直直地坐在那儿，就像他站立着的姿势那样。他只坐了椅子前一半，双手叠放在自己的一条大腿上。“我推测他具有充足的作案动机——还有谁有任何理由去杀马卡姆吗？——不过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陪审团是不会宣告他有罪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同意你的看法。”
“我认为听起来他是有罪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布拉科以为，“我想他认为自己比我们要高明，而且能够指引案情按照今晚的方向发展。”
格里斯基脸上勉强现出了一丝笑意。“自我吹嘘一下，我可能已经让他感到了失望。”
“那我们怎么办？”
“当前，我感兴趣的是肯森上个星期二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我指的是他早上睁开眼以后的任何动向。”
“你认为是他干的吗？”
格里斯基点了点头。“我希望有更多的事实证据，不过即使没有——他当时在场，他仇恨，可能也惧怕马卡姆，他从头至尾都有作案时机。有时候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东西。”
布拉科看起来似乎正在琢磨着什么。终于，他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要是他确实杀了马卡姆，你认为他也杀了他的妻子吗？”
“我对她是自杀的这一看法十分怀疑，但目前我们姑且这样认为吧。”他告诉了布拉科在她的手提包中发现了有呼叫过凶杀案组的记录的手机，由后至前的弹道痕迹，不是拿一般人惯用手握枪的姿势等情况。
“她呼叫过凶杀案组吗？在她手机上有呼叫记录吗？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下午六点钟。”兰特里已经通过语音留言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格里斯基。情况或许来得迟了点，不过终究还是来了，而且是很重要的情况。
“那么那时所有人都在她家里？”
“是的。而且当时组里空无一人。她也没有留下电话留言。”
“六点钟大约就是肯森到那儿的时间，是不是？”
格里斯基点头称是。“据我判断，跟这个时间相当接近。”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两人都一时无语。
布拉科又一次显得有些怀疑起来，琢磨着是否该说点什么。他再次决定有些话必须说出来。“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跟肯森的妻子谈了谈并且——”
格里斯基眉毛向上扬了扬，觉得眼前一亮，兴致盎然起来。“那是什么时候的事，而且你们为什么这样去做？”
“记得你说过你不希望我们去访问那些已经确定了的证人。我们不想搅乱你的事，因此就待在外围展开调查工作。我们去见了哈伦的姨妈，随后就去见了安肯森。”
上尉举起双手在自己的额头上搓揉起来。之后，他的目光越过办公桌盯着布拉科的眼睛说：“我不该给你们留下我不想让你们和人们交谈的印象，达雷尔。你们可以去跟你们想要的任何人谈话。这是你们的案子。”
“是，长官，谢谢。”
“但我要你们每天都向我汇报情况，出去之前，回组之后都要报告。”
“你还在坚持认为当初的车辆肇事杀人案是起意外事故吗？哈伦仍然一门心思地想去寻找车子。我是说，有人撞了他，或许这还是善意的举动。”
格里斯基的目光是镇定的，话语平和而又合乎情理。“对这一点，如果它不是意外事故我倒要觉得奇怪了，但我也不会预测到马卡姆的家人会遭到枪杀。为什么问这个呢？你们找到了一些关于车子的线索吗？”
“没有，长官。我只是想弄清楚我们是否该完全从这件事上放手还是怎么的。”
“如果时候到了，达雷尔，你自然就会明白的。在还没有弄清楚之前，要打开思路。现在我们能回到你要说的关于肯森夫人的事上来吗？”
布拉科用了片刻时间理了理自己的思绪，终于用有点不情愿的口吻说了起来。“是的，她说的话多少有点她认为是他干的那个意思，但我和哈伦都认为她不是真的就那么认为。她当时的情绪非常不安，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格里斯基停止了咀嚼比萨。“她说是谁干的？”
“是肯森杀了马卡姆。”
“她说是他告诉她的吗？”
“是的，但说真的，我认为……当时你幸好没在那儿。她只是一个劲地哭喊，疯了似的狂躁不安。”
格里斯基揪了揪自己的耳朵，想确信自己到底有没有听错。“你在跟我说安肯森告诉你们，说她的丈夫说过是他杀了马卡姆先生吗？他亲口跟她讲的这个吗？”
“是的，长官。那就是她所说的，但是——”
“在此之前你们没有打算跟我讲这事？”
“我们见到你时你已经坐在了摄像机跟前，而且准备开始你的询问工作。长官，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你开始询问之前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与你单独相处的机会，因此，我们打算等到你……”
格里斯基似乎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你们两个谁也没有把这事当做重要的情况吗？”
布拉科一下子变得不自在起来。“我的理解是我们不该太过相信道听途说的东西，道听途说就是道听途说，确实是这样，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格里斯基将手指头抵在嘴唇上，压低声音，控制自己不要大喊大叫起来。“不，达雷尔。实际上，那将是让犯罪嫌疑犯招供的一个目击证人的证言，几乎就跟可采纳的证据一样具有同等的效力。当时你正好录音了吗？”
毫无疑问，从录音带上的录音判断，安肯森给人的印象就是她当时确实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甚至是疯狂。这个听起来就像是一长篇攻击性演说的录音充斥着污言秽语，发疯似的欢狂和崩溃，撕心裂肺的哀号和狂笑。但这些都无碍于听清楚她说的是什么，她说的意思是什么。她告诉过布拉科和菲斯克，她前一天没有到警察局去告发他的唯一原因，是她相信了是汽车肇事杀人这一意外事故要了蒂姆·马卡姆的命。当她意识到他是被谋杀的，而且他是怎样被谋杀的……
“听我说！听我说！我告诉你们他跟我讲过他给他注射满了那该死的东西。那正是他自己说的。是的，满嘴胡言。那些混账话。那些话的意思是他杀了他。他没有吗？除了这个意思，不，可能还有别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没有别的人知道了，是吗？在尸体解剖之前没人知道。哦，你这个浑蛋，埃里克！你这个可怜的，可怜的……”
格里斯基听完了录音，随后告诉布拉科把录音带直接送到地区检察长办公室去翻录。那儿可能还会有人在，如果他们都不在的话，打电话到他们家里叫他们来这儿处理这个东西。
布拉科离开后，格里斯基从办公桌上抽出一张申请逮捕令的表格着手填了起来，但刚填完前面几行，他的手就像是自己主动停下来那样，不受大脑控制地停住了。这是个新的而且毫无疑义的证据，真实的，也许它自身所具有的强大的说服力，就是以此来证明逮捕埃里克肯森的正当性。但是，考虑到那些具有决定性的、复合的动机和帕纳塞斯问题所能引发的政治影响，格里斯基认为自己一味猛打猛冲的英勇中的理智成分，会勒住自己想要狂行的缰绳，自己得捺着性子等到明天早上才给杰克曼打那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电话。
他脑子中唯一的问题就是，在那张逮捕令上是否应该带有卡拉的名字，还有孩子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