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花园里震响了手枪的两次射击声，但屋里却没有立即做出反应。当时屋内只有两个人。
杰斐逊在楼下，正为晚餐在准备一份水果甜酒，后来他说食品搅拌机的噪音充满了整个厨房，而且当枪声响起时这台机器一定是开着的。
总督的副官是杰里米·哈弗斯托克中尉，是从女王的龙骑警卫团调派过来的脸颊上长着绒毛的年轻人。他在政府办公房尽头他自己的房间里，关着门窗，开着空调。他后来说，他当时正开着收音机在听音乐，他也是什么都没听到。
当杰斐逊走出屋子到花园里来向马斯顿爵士请示有关炸羊徘的烹饪事宜时，刺客显然已经从那扇铁门潜逃出去了。杰斐逊来到通往下面花园里的台阶顶部，看见他的雇主仰卧着，双臂张开，一处黑色的焦痕仍留在他那件蓝黑色棉布衬衣的前胸上。
起初，杰斐逊以为他的主人一定是晕倒了，于是跑下台阶想把他扶起来。当他更清楚地看到胸部上的那个洞时，他一下子还不相信，然后他慌慌张张地跑去叫哈弗斯托克中尉。几秒钟之后，这位年轻的军官来到了，仍穿着他那条拳击短裤。
哈弗斯托克没有惊慌失措。他未经触动地检查了躺在地上的身躯，确认马斯顿爵士已经气绝身亡，于是一屁股坐进前总督的那把椅子里，思考着下一步该做什么。
以前的一名指挥官曾这么评价杰里米·哈弗斯托克中尉：“教养良好，聪明不足”，好像他是一匹骑用马而不是一名骑兵军官。但在骑兵部队里军人们很讲究优先权：一匹好马是不可替换的，而一名中尉却不是。
哈弗斯托克坐在离尸体几英尺的那把椅子里在盘算着这件事情，而杰斐逊则在通往一楼阳台的台阶顶部睁大眼睛看着。中尉已经认为，第一，他的手头上有了一个已死的总督；第二，有人枪杀他之后逃走了；第三，他应该向上级报告。但问题是：总督是最上级，或曾经是最上级。这个时候莫伯利夫人回家了。
杰斐逊听到那辆美洲虎公车的轮子碾在前面车道上的砾石时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他跑过门厅去截住她。他对这个消息的宣布是清楚明白的，虽然是很不策略的。他在门厅里遇上她时说：“啊，夫人，总督遭枪击了。他死了。”
莫伯利夫人快步走到阳台去俯视，碰到了正从台阶走上来的哈弗斯托克。他把她扶到她的卧室，在她躺下来时还安慰着她。她好像迷惘甚于悲痛，似乎惟恐外交部现在也许会把她丈夫的生涯说成一无是处。
把她安顿下来后，哈弗斯托克中尉派杰斐逊去召来岛上惟一的医生（他碰巧也是岛上惟一的验尸官），以及琼斯警长。他吩咐男管家什么也不要说，只请他们立即来政府办公室。
中尉的话等于白说。可怜的杰斐逊当着三名睁大了眼睛的警官的面把消息告诉了琼斯警长，警长又在管家在场的情况下告诉了加拉塔库斯·琼斯医生。这消息像野火般地迅速蔓延传播开了，虽然叔侄俩火速赶往政府办公室去了。
杰斐逊离开期间，哈弗斯托克中尉沉思着如何通知伦敦。官邸里没有装备现代化的保密通信系统。从来没有认为这是必要的。除了公用电话线路，总督以前总是通过在巴哈马拿骚的英国外交机构向伦敦传递信息的。使用的手段是一种老式的CZ系统。该设备安放在总督私人办公室里的一张侧桌上。
看上去，它是那种全世界都在使用的一台普通电传机。与拿骚的联络要搭接上那个通常的代码并得到对方的确认。然后通过放在电传机旁边的第二只盒子，电传可以进入到密码方式。出现在发送人面前纸上的任何信息都是以“白话”形式，到了拿骚那一端会被自动解码。在两端之间的传输是以编码的形式。
问题是，要操作编码机，必须根据相应的月份和日期插入波纹碟。这些碟片存放在总督的保险箱里，上着锁。死者的女秘书默特尔知道保险箱的组合密码，但她在维尔京群岛探望她的父母亲。在她不上班期间，总督惯于自己发送信息。他也知道组合锁密码。哈弗斯托克则不知道。
最后，哈弗斯托克通过电话交换机叫通在拿骚的英国外交机构作了口头汇报。20分钟后，一位热情的一等秘书回电请他确认，听取了他的解释，并清楚地告诉他把政府办公处封起来直至后援人员从拿骚或从伦敦抵达。这位一等秘书接着用无线电发了一份绝密的编码信息给在伦敦的外交部。这时候是下午6点钟，加勒比海已经天黑了。在伦敦是晚上11点，该信息传递到了夜班值班官手中。他打电话给在乔布汉家中的加勒比海司的一名资深官员，轮子开始转动起来了。
在阳光岛上，该消息不到两个小时就传遍了普雷桑斯港。岛上的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他惯常的晚间发报时告诉了在华盛顿的一位同行。在美国首都的那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他打电话给美联社。对方将信将疑，但最后还是发了一条消息，是这样开头的：据来自加勒比海巴克莱群岛未经证实的报告说，英国驻该小群岛的总督今晚也许已被一个不知名的刺客所枪杀。这条快讯是由一位夜班值班编辑起草的，他已经查阅了一张大地图，甚至还使用了一只高倍放大镜，接下去他描述这个群岛的地理位置及其他概况。
在伦敦，路透社从他们的竞争对手那里获得这个消息后试图想从外交部得到证实，这时候是下半夜一二点钟。到黎明前，外交部承认已经收到了情况大致相同的一份报告，并表示正在采取适当的步骤。
适当的步骤包括唤醒分散居住在伦敦市内和郊区的许多官员。由美国全国侦察办公室操纵的人造卫星注意到伦敦与其在拿骚的外交机构之间的频繁的无线电联络，并不折不扣地向设在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了报告。他们告诉了中央情报局。中情局已经知道了，因为他们读到了美联社的报道。在一位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从小望远镜山上的一座茅屋用自制设备告诉了在美国的一位好友之后3个小时，价值10亿美元的人造卫星就把这些情况作了汇报。
在伦敦，外交部向内政部作了通报。内政部唤醒了都市警察局专员彼得·英伯特爵士，要求立即派出一名资深刑警。专员唤醒了特别行动处的西蒙·克劳沙。后者找到了负责重罪分队的队长。
队长打电话给昼夜值班室，询问：“谁列在表格上？”
那位值班中士查了一下新苏格兰场的警官勤务手册。苏格兰场的值班室是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其职责是保持一些资深侦探在接到通知后很快就能出发去协助首都以外的地方警察局。排在名单最上面的那位刑警应该在接到通知后一小时之内即可整装出发。列在第二位的人应能在6小时之内动身，第三位的人是24小时之内。
“是克拉多克刑警，先生。”值班中士说。接着他看到了附在勤务名册上的一张纸条。“不，先生，对不起。克拉多克今天上午11点钟要去法院作证。”
“下面一个是谁？”队长从希斯罗机场外边的西德雷顿家中厉声说。
“是汉纳先生。”
“他的科长是谁？”
“韦瑟罗尔，先生。”
“叫汉纳先生打电话到我家里。现在。”队长说。于是，在12月这个寒冷、黑暗的凌晨，时间刚过4点，在伦敦郊区克罗伊顿一张床头柜上的那部电话吵醒了德斯蒙·汉纳探长。他听取了值班室的通知，然后按吩咐打了一个电话到西德雷顿。
“比尔吗？我是德斯蒙·汉纳。有什么事呀？”
听了5分钟后，他问：“比尔，阳光岛到底在哪里呢？”
在阳光岛上，加拉塔库斯·琼斯医生检查了那具尸体，宣布早就死了。夜幕已经降临到了花园上空，他是在电筒光下工作的。其实他并没有许多工作要做。他是一名普通的开业医生，不是法医病理学家。他尽自己的努力照料着岛民们的日常身体健康，还治疗一些皮肉割破和青肿这些小病小痛。经他接生的婴儿数量他已经记不清了，而且他为更多的人取出过夜在喉咙里的鱼刺。作为一名医生他可以开具一份死亡证书，作为一名验尸官他可以签发一份掩埋证书。但他从来没对一位总督进行过尸体解剖，而且现在也不想开始。
需动大手术的重伤员和重病患者总是被用飞机送到拿骚，那里有一座漂亮的现代化医院，配备着各种手术和尸体解剖的设施。他在这里甚至连一间停尸房也没有。
当他完成检验时，哈弗斯托克从那间私人办公室回来了。
“我们在拿骚的人说苏格兰场将派来一名资深警官。”他宣布说，“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把一切维持原状。”
琼斯警长已经在正门安排了一名警官以挡住着热闹的人。那些人已经开始在大门外探头探脑了。他已经在花园里巡游了一遍，发现了刺客曾经进来和离开过的那扇铁门。它被逃逸的杀手在外面拉上了，那就是为什么哈弗斯托克没注意到的原因。他立即在铁门外安排了第二名警官并命令他不得让任何人靠近。门上也许留有指纹，这正是来自苏格兰场的那位侦探所需要的。
在门外黑乎乎的巷子里，那位警官背靠着墙坐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在花园里，琼斯警长宣称：“到第二天上午之前，不得触动任何东西，不准去搬移那具尸体。”
“别傻了，孩子，”他的医生叔叔说，“尸体会腐败的。它已经开始了。”
他没说错。在加勒比海的炎热气温下，尸体通常是在24小时之内埋葬的。一群苍蝇已经在前总督的胸口和眼睛上面嗡嗡响着飞来飞去了。这三个人思考着这个问题。杰斐逊在照料莫伯利夫人。
“只能放到冰屋里去。”琼斯警长最后说，“没有其他地方可放。”
他们只得同意他的提议。那冰屋位于码头上，由政府的发电机作为致冷的动力。哈弗斯托克扛起死者的双肩，琼斯警长去抬双脚。他们七手八脚地扛着仍软绵绵的尸体走上台阶，穿过客厅，经过办公室，到了门厅。莫伯利夫人把头靠在卧室门边，从栏杆上面看着她那已故的丈夫被抬到了门厅，咕哝着一连串的“噢……噢……噢……”然后回到房间去了。
在门厅里，他们明白他们无法抬着马斯顿爵士一路走到码头上。美洲虎轿车的行李箱倒是考虑到了，但被否决了，因为容积太小了，而且也不太合适。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辆警用越野吉普车。车辆的后部腾出空间后，前总督被放了进去。虽然他的双肩已经抵住了前排座位的椅背，但他的双脚搁在尾板上。琼斯医生把它们推进去，关上了尾车门。马斯顿爵士歪歪扭扭地躺在那里，头部前倾，好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那样。
琼斯警长坐到方向盘后面，哈弗斯托克中尉坐在他旁边，吉普车朝着码头驶去，后面跟着普雷桑斯港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到了那里，马斯顿爵士被整整齐齐地放进了那间冰屋里平躺下来，那里的温度保持在零度以下。
女王陛下驻巴克莱群岛的已故总督被夹在一条很大的旗鱼和一条很漂亮的黑鳍金枪鱼之间度过了他进入阴曹地府后的第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上午，这三张脸上的表情已是相差无几了。
伦敦的黎明，当然要比阳光岛早5个小时来临。7点钟，当第一抹阳光照到西敏寺的屋顶上时，汉纳探长正与布雷思韦特队长一起在新苏格兰场后者的办公室里密谈。
“你在12点钟以前乘坐英航飞机从伦敦希斯罗去拿骚。”队长说，“头等舱的票子已经安排好了。航班已经满座了，这意味着要把另两个人挤下那班客机。”
“那么工作小组呢？”汉纳问，“他们坐商务舱还是经济舱？”
“哦，工作小组，对。是这样的，德斯蒙，他们由拿骚提供。外交部正在安排这事。”
德斯蒙·汉纳感到事情不妙。他已经51岁了，是一名老派的警官，从一个片警干起，检查伦敦大街小巷的门户是否锁上、扶老人过马路、为游客指点方向，直至当上了探长。再过一年他就要从警察局退休，很可能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注定会到一家大公司去干不是那么紧张的高级保安的工作。
他知道他决不可能当上队长，现在已是不可能了。四年前，他调到了特别行动处重罪分队的凶杀科，这个职位被称为是大象的墓地，进去时身强力壮，出来时只剩一堆骨头。
但他喜欢把事情做好。去执行任何一项任务时，即使是一项海外任务，一名凶杀科的刑警至少需四名警员的后援小组协助：犯罪现场警官——至少是一名中士、技术室联络中士、摄影师和指纹专家。刑事技术方面的工作至关重要。
“我要求工作小组从这里派去，比尔。”
“那不行，德斯蒙。恐怕外交部已经在打电话调派了。据内政部的说法，费用全由外交部支付。好像他们把经费抠得很紧。在拿骚的外交机构已经安排巴哈马警方提供刑事技术后援小组。我保证那些警员都是很好的。”
“那么尸体解剖呢？他们也在进行尸解了吗？”
“没有。”队长满有信心地说，“我们正派遣伊安·韦斯特去拿骚做这件工作。尸体仍在岛上。你看过之后就把它装进一只尸袋运到拿骚去。伊安将跟在你后面24小时出发。当他抵达拿骚时，你必须已经把尸体运过去了以让他及时开始工作。”
汉纳哼了一声。他稍稍平息了一下。至少他将有伊安·韦斯特这位世界上最好的法医病理学家之一。
“为什么伊安不能在阳光岛进行尸体解剖呢？”他问道。
“他们在阳光岛上没有停尸所。”队长耐心地解释说。
“那尸体放在哪里？”
“我不知道。”
“见鬼，到我抵达那里时，尸体将会半腐败了。”双纳说。他不知道，马斯顿爵士此刻没有腐败，而是岩石般地坚硬。韦斯特医生用凿子也敲不进去。
“我想在这里作弹道分析。”汉纳说，“如果我能找到并带回子弹，我要让阿兰作分析鉴定。子弹能把整个事情串连起来。”
“好吧，”队长作了让步，“告诉在拿骚的外交机构我们要求把子弹装进外交袋拿回到这里。现在，你去饱餐一顿早饭吧。汽车9点钟来接你。你的科长会准备好工具袋。他将在汽车里与你碰面。”
“新闻媒体怎么样？”汉纳在离开时问道。
“快要发疯了。报纸上还投刊登出来。这消息是在下半夜披露的。但所有的新闻机构都在抢着报道。天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这么快就获悉的。机场里也许会有一些卑鄙小人想挤上那班飞机。”
9点之前，德斯蒙·汉纳提着旅行袋出现在苏格兰场的内院里。一辆吉普车在等待着他，坐在方向盘后面的是一位穿着制服的中士。他打量着四周，以期找到已与之一起工作了三年的哈里·韦瑟罗尔科长，但没看到他。一位大约30岁的脸色粉红的年轻人匆匆赶来。他提着一只工具袋，其实是一只小手提箱，里面应该装有各种拭子、布、胶丸、小药瓶、塑料袋、刮勺、瓶子、镊子和探针，是发现、移动和取得线索的现场刑事调查的基本工具。
“是汉纳先生吗？”年轻人问。
“你是谁？”
“刑警帕克，先生。”
“韦瑟罗尔在哪里？”
“恐怕他病了，得的是流感。值班室让我来参与。我一直把护照放在抽屉里，以备急需。很高兴能与你一起工作。”
该死的韦瑟罗尔，汉纳想。
他们坐车赴希斯罗机场，一路上基本是沉默着，至少汉纳是沉默着。帕克（他的真名是彼得）解释了他所了解的关于加勒比海的知识。他曾去过那里两次。
“你去过加勒比海吗，先生？”他问。
“没有。”汉纳说完又陷入了沉默。
在希斯罗，已经有人为他和帕克作了一些安排。护照查验是例行的手续。那只工具袋没去通过X光扫描机的检查，不然肯定会引起麻烦。一位官员领着他俩绕过这些检查手续，直接到了头等舱候机室。
新闻媒体确实在想方设法登上这个航班，虽然汉纳只是在上了飞机之后才看到他们。两家富裕的新闻机构已经说服几位已购票的旅客把座位让出来并搭乘下一班客机。其他的正努力挤上上午飞往迈阿密的两个航班，而他们的总部在为他们安排由迈阿密飞进阳光岛的包机。BBC电视台、独立电视新闻台和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摄像组正由他们的记者率领着赶赴巴克莱群岛。来自五家主要报社的一大群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也在吵吵闹闹地想赶过去。
在候机室里，一位年轻人走近汉纳并自称来自外交部。他拿着一份大卷宗。
“我们已经把一些背景资料汇集后供你参考。”他边说边把卷宗递了过去。“巴克莱群岛的地理、经济和人口这类资料。当然，还有当前政治形势的背景。”
汉纳的心一沉。一件普通的谋杀案如果顺利可以在几天之内调查清楚。但如果这是政治性的……这时候机场工作人员呼叫他们登机。
起飞以后，活跃的帕克从空中小姐那里接过香摈酒，并高兴地回答了关于他自己的几个问题。他29岁，是一名年轻的刑警，妻子埃拉妮是一名房地产代理商。他们居住在新颖时髦的多克兰区，靠近加那利码头。他自己的爱好是一辆摩根4+4跑车，而埃拉妮驾一辆福特G1轿车。
“当然，是改装的。”帕克说。
“那当然了。”汉纳喃喃地附和说。我可只有一辆小型轿车，他心里想；双职工，没孩子。一个飞黄腾达的人。
帕克是从高中直接进入大学的，并取得了学位，开始时主修PPE（即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后来转为法律。他从大学出来直接加入了伦敦都市警察局，经过在郊区的一年实习之后又去布拉姆希尔警察学院进修、此后他已经在都警干了四年。
当汉纳看完并合拢外交部的那份卷宗时，飞机正飞越科克县上空，他轻柔地问道：“你参加过几次凶杀案的调查？”
“哦，实际上这是我的第一次。所以今天上午我听说要派我去时我非常高兴。但我在业余时间研究犯罪学。我认为这对于理解罪犯的心理是很重要的。”
德斯蒙·汉纳悲伤地转过脸去看舷窗外面。他面临着一位已死的总督、一次悬而未决的选举、一个来自巴哈马的刑事工作小组，和一名想理解罪犯心理的新手刑警。午餐后他一路打瞌睡直至抵达拿骚。他甚至还设法忘掉了新闻媒介。
头天晚上美联社的那篇简短的新闻报道，也许因为五个小时的时差原因没能及时地在伦敦的英国报纸登载出来，但正好赶上了《迈阿密导报》的发稿时间。
上午7点钟，山姆·麦克里迪正坐在他的阳台上，边喝早饭前的第一杯咖啡边眺望着外面蔚蓝色的大海，这时候他听到了《迈阿密导报》被从房门底下塞进来时的那种熟悉的声音。他走过房间，捡起报纸，回到了阳台上。美联社的那条消息刊登在头版的底部，原先关于一只破记录的大对虾的新闻已把版面让给了它。该报道只是美联社援引的未经证实的报告。新闻的标题很简单：《英国总督遭谋杀？》麦克里迪看了好几遍。
“太卑鄙了。”他轻轻地说完就走进卫生间去冲洗、刮脸和穿衣了。9点钟时，他在英国领事馆门口打发掉出租车，走进去亮相了，自称是来自外交部的法兰克·狄龙先生。他不得不等了半个小时，以待领事的到达，然后得到了秘密会面的机会。到10点钟时，他得到了他来这里的目的：一条通往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保密线路。他在这条话线上与秘情局情报站长说了20分钟的话。对方是他在伦敦时就熟悉的一位同事，而且上星期还与他一起参加了那次中情局举办的研讨会。
驻扎在华盛顿的同事确认了那条消息，还补充了一些刚刚从伦敦传过来的细节情况。
“我认为我也许要去一下。”麦克里迪说。
“恐怕不是我们所管辖的，对吧？”情报站站长提议。
“可能不是我们的事，但也许值得一看。我需要提取一些资金，而且我还需要一部通讯器。”
“我可以与领事说。你请他听电话好吗？”
一小时后，麦克里迪离开了领事馆。现在他的身上有了一叠美元，还有一只公文箱，里面放着一部移动电话和编码器，可使他与在迈阿密的领事馆进行安全通话，并能把信息继续传往华盛顿。
他回到索尼斯塔海滩旅馆，收拾好行李，结完账，打了一个电话给在机场的一家短途航空公司。他们同意下午2点钟起飞送他去30分钟航程的阳光岛。
埃迪·法瓦罗也很早就起来了。他已经明白他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开始他的调查——渔业码头那边的休闲钓鱼区。不管朱利奥·戈麦兹是在哪里度的假，其大部分时间肯定是花在那里的。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所以他步行走去。好在路途不远。他所经过的差不多每一道墙上和每一棵树上都贴着海报，呼请岛民把选票投向这个或那个候选人。海报上两个候选人的脸面，一张平滑光洁、温文尔雅，另一张又圆又大、兴高采烈，都绽露着笑容。
有些海报已被撕破或覆盖，是小孩所为或是竞争对手所为他是不知道的。印刷的质量全都是专业化的。在靠近码头的一座仓库上，粗糙地刷着一条标语：我们要求全民公决。当他走过时，一辆载有四个人的黑色吉普车追了上来。
吉普车吱地一声刹住停下了。那四个人表情严肃，身穿多种色彩的衬衫，戴着黑色目镜。四颗黑色的头颅凝视着那条标语，然后转向法瓦罗，好像应由他负责似的。法瓦罗耸耸肩，似乎在说：这与我无关。四张没有表情的脸面盯住了他，直至他转过一个街角。他听到了吉普车发动后加速驶走了。
在鱼码头，人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在讲述着与在旅馆大厅里人们谈论的相同的那条新闻。他打断了一群人的谈论，打听谁在为游客提供垂钓服务。其中一个人指向码头边在一条船上忙碌的一个男人。
法瓦罗蹲在码头上询问。他向那个渔民出示了朱利奥·戈麦兹的一张照片。那人摇摇头。
“没错，他上星期是在这里。但他是与吉米·多布斯一起出海的。吉米的船在那边，名叫‘海湾女士’。”
“海湾女士”号上没人。他坐在一只系缆柱上开始了等待。与所有警察一样，他知道耐心的重要性。在几秒钟之内获取信息的情况只是在惊险电影里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须花费许多等待的时间。吉米·多布斯在10点钟时露面了。
“是多布斯先生吗？”
“是我。”
“嗨，我叫埃迪，从佛罗里达来。这是你的船吗？”
“是呀。你来这里钓鱼吗？”
“这是我的爱好。”法瓦罗说，“我的朋友推荐了你。”
“好啊。”
“朱利奥·戈麦兹。你记得他吗？”
那个黑人诚实的脸面上出现了一层阴云。他走进“海湾女士”，从架子上取来一根鱼竿。他把诱饵和鱼钩检查了好几分钟，然后把竿子递给法瓦罗。
“你喜欢黄尾鱼吗？码头下面就有好些很好的鱼。就从这里过去的码头末端。”
他们一起走到人们听力范围之外的码头另一端。法瓦罗迷惘地不知道为什么。
吉米·多布斯取回鱼竿熟练地挥向水面。他慢慢地回转着滚筒，让那只色彩鲜明的特殊鱼钩蠕动着转到水面之下。一条小小的蓝色鳝鱼冲向诱饵，然后调头游开了。
“朱利奥·戈麦兹死了。”吉米·多布斯沉重地说。
“我知道，”法瓦罗说，“我想查明原因。我认为他经常与你一起钓鱼。”
“每年一起。他是个好人，很好的人。”
“他跟你说起过他在迈阿密的工作吗？”
“是的，说过一次。”
“你是否告诉过其他任何人？”
“没有。你是他的朋友还是同事？”
“两个都是，吉米。告诉我，你最后看到朱利奥是什么时候？”
“星期四晚上，就在这里。我们整天都出海了。他预订了星期五上午的用船。但他没有来。”
“是没来，”法瓦罗说，“他在那座简易机场，想搭上飞往迈阿密的一个航班。匆匆忙忙地上错了飞机。飞机在大海上空爆炸了。我们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说话？”
吉米·多布斯钓住了一条两磅重的马眼鱼，把颤抖着的竿子交到了法瓦罗手中。美国人把鱼线卷进来。他是一个生手。那条鱼吐钩了。
“这几个岛上有一些坏人。”多布斯简单地说。法瓦罗明白他能够辨明他在镇子里时就已经闻出来的一种气氛。那是恐惧。对于恐惧他是知道的。迈阿密的每一位警察都熟悉那种独特的气味。不管怎么说，恐惧已经来到了这座天堂。
“当他离开你时，他是不是很快乐？”
“是啊。他带回去一条鱼准备烧熟后作晚餐。他很开心的。确实那样。”
“离开这里后，他去了哪里？”
吉米·多布斯看上去吃了一惊。
“当然是去麦克唐纳夫人那里呀。他每次总是住在她那里。”
麦克唐纳夫人不在家。她出去购物了。法瓦罗决定以后再来。他先要去机场。他回到了议会广场。那里有两辆出租车，但两名司机都去吃中饭了。现在他无事可干，于是他穿过广场到后甲板旅馆去吃饭。他选了一楼阳台上的一个位子，从那里他能够注视到那两辆出租车。在他的周围是与早餐时相同的激动的嗡嗡声——头天晚上总督遭谋杀是惟一的谈论话题。
“他们正从苏格兰场派来一名资深侦探。”法瓦罗附近的其中一伙人说。
两个男人走进了酒吧。他们个子高大，一言不发。说话声静了下来。那两个人揭下为马库斯·约翰逊投票的每一张海报，贴上了不同的。新海报上写着：把选票投向人民的候选人——利文斯通。他们完成后就离开了。
服务员走上来，把烤鱼和一瓶啤酒放在了餐桌上。
“他们是谁？”法瓦罗问。
“利文斯通先生的选举协助人。”服务员毫无表情地说。
“人们好像很怕他们。”
“没有，先生。”
服务员转身离开了，睁着一双空洞的眼睛，法瓦罗在米特罗戴德的总部会见室里见过那种表情。眼睛后面的百叶窗关住了。这个信息的意思是：家里没人。
载着汉纳和帕克的那架客机于当地时间下午3点降落在拿骚。巴哈马警方的一名高级警官首先登上飞机，辨明来自苏格兰场的那两个人之后作了自我介绍，并欢迎他们来拿骚。他陪同他们在其他旅客之前走出机舱，到了等待在那里的一辆越野吉普车旁。一阵温暖、湿润的空气吹到了汉纳身上。穿着伦敦季节衣服的他，立即感到了浑身粘乎乎的。
那位巴哈马警官把他们的行李标签交给一名助手让他去为他们提取两只旅行袋。汉纳和帕克直接坐车到了贵宾休息室。在那里，他们遇见了英国驻巴哈马外交机构副代表朗斯特里特先生，还有一位名叫班尼斯特的普通职员。
“我将与你们一起去阳光岛。”班尼斯特说，“那里的通讯有些问题。似乎他们无法打开总督的保险箱。我将安装一台新的设备，这样你们可以直接通过无线电话与这里的外交机构通上话了。当然，是保密电话。当然，我们还要把尸体运回来，在验尸官放行之后。”
他的话干净利落。汉纳喜欢那样。他碰见了巴哈马警方作为一种姿态提供的四人刑事调查工作小组。会面交谈用了一个小时时间。
汉纳从窗户俯视下面的机场前沿。30码开外有一架10座包机等待着把他和他的现在已扩大了的团组带到阳光岛去。在大楼与那架飞机之间，两个摄像组搭好了架子以捕捉他们的动态。他叹了一口气。
当最后的细节问题确定之后，这个团组离开贵宾休息室走下了楼梯。几只麦克风凑到了他面前，几个笔记本翻开了。
“汉纳先生，你对尽快破案是否有信心……你认为这会是一宗政治谋杀吗……马斯顿爵士之死是否与大选有关……”
他点头微笑，但一句话也没说。由巴哈马警察在两边开道，他们一行人从大楼进入到炽热的阳光下朝那架飞机走去。电视摄像机把这一切全都摄录下来了。当官方团组登上飞机后，新闻记者们纷纷跑向他们自己包租的飞机，是花了大把大把的美元租赁的，或是他们的伦敦总部为他们预租的。这个不太整齐的机队开始滑行到跑道，准备起飞。这时候是4点25分。
3点半时，一架轻型的赛斯纳飞机在阳光岛上空倾斜着机翼，转过弯来对准了长满了青草的那座简易机场。
“好荒凉的地方，”美国飞行员对坐在他身边的那个人说，“但从远处看还是很美丽的。我的意思是，他们这里并不是一无所有。”
“缺少技术。”麦克里迪表示同意。他透过有机玻璃看到朝他们扑面而来的尘土飞扬的机场。跑道的左边有三座建筑物：一座用波纹铁皮制成的机库、一座盖着红色铁皮瓦的低矮的仓库（用做接待厅）和一座上面飘着一面英国旗的白色方形房子——警察的棚屋。在接待仓库外面，一个穿着短袖海滩衬衣的身影正与一个穿着汗衫短裤的人在说话。棕榈树从赛斯纳的两边升了上来，这架小型飞机砰地一声开始与下面的砾石发生了摩擦。建筑物朝后面疾驶而过。飞行员让前轮也着了地，并拉起了翼襟。在跑道的远处，他把机头调过来开始滑行回来。
“是啊，我记得那架飞机。后来当我听说那几个可怜的人死了时，我害怕极了。”
法瓦罗已经找到了上星期五为那架那伐鸿飞机装载的行李员。他的名字叫本，每次都是他装卸行李。这是他的工作。与大多数岛民那样，他无拘无束，诚实朴素，愿意谈论。法瓦罗取出一张照片。
“你见过这个人吗？”
“见过。他当时在向飞机的主人请求搭机去基韦斯特。”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就站在我身边嘛。”本说。
“他看上去是不是很担忧、很焦急、很匆忙？”
“换了你也会那样的，先生。他告诉飞机的主人说他的老婆打电话给他说是儿子病了。那姑娘说，这是急事，他们应该帮他。于是那位主人说可以把他带到基韦斯特。”
“当时旁边还有其他人吧？”
本想了一会儿。
“只有另一个人在帮着装那些箱子。”他说，“我认为是由那位主人所雇用的。”
“他长得怎么样？就是另一个装卸工。”
“以前从没见过。”本说，“是黑人，但不是来自于阳光岛，身穿色彩鲜明的衬衣，戴着黑色太阳镜，一句话也没说过。”
那架赛斯纳轻型飞机隆隆响着滑行到了海关仓库边。这两个人都用手捂住了眼睛，以挡住飞扬的灰沙。一个身材中等，脸面皱巴巴的男人走下飞机，从行李舱内取出一只旅行袋和公文箱，退到后面，朝飞行员挥身道别后，进入了那座仓库。
法瓦罗忧虑了。朱利奥·戈麦兹不撒谎。但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肯定是急于搭上这班飞机回到迈阿密的家中。但为什么呢？对同伴非常了解的法瓦罗深信朱利奥·戈麦兹是受到了威胁。那颗炸弹不是针对克林格，而是针对戈麦兹的。他谢过本，走向等待着他的那辆出租车。当他坐进后，一个英国声音在他旁边说：“对不起，能否让我搭车进城镇。出租车停靠点一辆车也没有。”
是从赛斯纳飞机上下来的那个人。
“可以，”法瓦罗说，“坐上来吧。”
“谢谢！”英国人说，一边把他的旅行包放进汽车的行李箱。在进城去的5分钟路程上，他作了自我介绍。
“我叫法兰克·狄龙。”他说。
“埃迪·法瓦罗。”美国人说，“你是来这里钓鱼的吧？”
“哦，不，不是这样。我来这里是想安安静静地休假。”
“休不成了，”法瓦罗说，“这里出了个大乱子。伦敦一大帮侦探马上要过来了，还有一大群记者。昨天晚上有人把总督枪杀在他的花园里了。”
“天哪！”英国人说。他看上去真的震惊了。
法瓦罗在后甲板旅馆的台阶下让他下了车，打发了出租车后，他穿过小巷步行走向几百码远的麦克唐纳夫人的寄宿房。在议会广场对面，一个大个子男人站在一辆平板卡车的后部在向一群安静的公民发表演说。是利文斯通先生本人。法瓦罗听到了他那洪亮的演讲。
“我说，父老乡亲们，你们应该分享这些岛屿的财富。你们应该分享从海洋里捕获的鱼虾，你们应该分享那些建在山丘上的富人们的漂亮的房子，你们应该分享……”
人群似乎不是十分热情。卡车的旁边站着两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们曾在午饭时在后甲板旅馆里撕下约翰逊的海报换上他们的。人群中还混杂着几个类似的人，正准备开始欢呼。但他们的欢呼没有得到响应。法瓦罗继续走路，这次麦克唐纳夫人在家里。
6点差20分时，德斯蒙·汉纳降落在阳光岛上的那座简易机场里。这时候天色差不多已经黑了。另四架轻型飞机及时赶在天光褪尽之前返回拿骚去了。它们卸下的货物是BBC电视摄像组、独立电视台摄像组、与《星期日邮报》合租一架飞机的《星期日时报》记者，还有英国卫星广播公司的记者萨布琳娜·坦南特极其采访小组。
汉纳、帕克、班尼斯特和四名巴哈马警官在机场受到了哈弗斯托克中尉和琼斯警长的迎接，前者穿着一套奶油色的热带地区西服，后者穿着制服。由于这是一个难得的赚取美元的机会，普雷桑斯港的两辆出租车都来了，此外，两辆小面包车也来了。这些汽车全都塞满了。
待到办完手续，车队抵达后甲板旅馆之时，夜幕已经降临了。汉纳宣布不准备在手电筒照耀下开始调查取证，但他要求在政府办公室的值班警卫应该通宵维持着。琼斯警长对于能与来自苏格兰场的真正的探长一起工作而感到非常荣幸，他大声向他的部下喊出了命令。
汉纳感到累了。这些岛屿上也许才6点刚过，但他的生物钟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了，而且他是早上4点起床的。他与帕克和哈弗斯托克一起单独吃晚饭，这使他获得了关于头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第一手资料。然后他就上床睡觉了。
新闻媒介准确无误地、快速地找到了那座酒吧。于是酒类饮料点了许多，也喝了许多。在执行国外采访任务时各媒体之间通常的那种开心逗笑越来越热闹了。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身着皱巴巴的热带地区衬衫的男人坐在酒吧的一隅，正独自饮酒并倾听着他们的闲聊。
“离开这里后他去了哪里？”埃迪·法瓦罗问。他坐在麦克唐纳夫人的厨房桌子边，而这位好心的老太太把她烧制的海螺杂烩端了上来。
“他去了后甲板旅馆喝啤酒。”她说。
“他是不是很开心？”
她那轻快的歌声般的话音充满了厨房。
“保佑你，法瓦罗先生，他是一个快乐的人。我在给他烧烤一条做晚餐的漂亮的鱼。他说他会在8点钟回来。我告诉他不要太晚回来，要不鱼就不好吃了，还会变硬。他笑着说他会准时回来的。”
“那么他是准时回来的吗？”
“没有，小伙子。他晚来了一个多小时，那条鱼已经凉了。而且他还说了一通胡话。”
“他说了些什么？这种……胡话。”
“他说得不多，好像很忧虑。然后他说他看见了一条蝎子。现在你把那碗汤喝了，就是那边的那一碗。”
法瓦罗僵住了，他的匙子举在半空中。
“他说一条蝎子，还是那条蝎子？”她皱起眉头努力回想着。
“我认为他说的是‘一条’，但他也许说的是‘那条’。”她承认说。
法瓦罗喝完汤，谢过她之后回旅馆去了。酒吧里面很热闹。他在远离记者群、靠近另一头的地方找了一只位子。最远处的那把吧凳由从简易机场过来的那个英国人坐着，还举起了手中的杯子表示致意，但没有说话。感谢上帝，法瓦罗想着，那个皱巴巴的英国人看上去至少比较安静。
埃迪·法瓦罗需要思考。他知道了他的朋友和伙伴是怎么死的；他认为他知道了为什么。在这个天堂般的岛屿上，朱利奥·戈麦兹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已经看见了，或者认为他已经看见了他们曾经遇见过的最冷血的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