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拯民和母亲的关系没有破裂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如此孤独。他或许会尽一切努力去做一个让母亲骄傲的孩子。他不会允许自己堕落，他会是人类的大多数，愉快地在他人制定的标准里过完一生；他不会允许自己心碎，不会允许自己在深夜号啕。
可是，拯民却无法原谅母亲，无法原谅她在他身上施加的一切。等她意识到拯民渐行渐远的冷漠时，才发现两人关系破碎得无法修复。她曾徒劳地让拯民回忆往昔，以此来唤醒他心中的温情。她不知道的是，拯民都记得，这也是他痛恨母亲和自己的原因——他什么都记得。
他记得自己小学放学后，就去母亲开的餐厅待着。餐馆打烊，她会骑自行车带他回家，他坐在前杠上，困在她的怀抱里。回家之后，母亲会像一个奴隶一样给他洗脚，他在一阵阵波浪一样的暖意中打瞌睡。
七岁那年，母亲带他去琴行买下了那把最昂贵的小提琴。然后骑自行车带他穿越半个城区，到了一片被银杏覆盖的居民区，敲了其中一家的门，一个威严的银发老太太开了门。
母亲到底是如何说服本市最有名的小提琴老师收拯民为徒的，他一直都不知道。潜意识里他也不愿知道，不愿猜测，只是加倍努力地练习，要把此生最杰出的成就奉献给母亲。而母亲从不缺席他的演奏——无论是在老师家上课，还是在家练习，抑或是在学校里表演。母亲总是双脚局促地放在地上，微微屈着膝盖，半眯着眼睛，仿佛在认清空气中的小字。
那是他们母子关系最为融洽的时期。“成为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家”的目标，如同藤条一样紧紧地把他们绑在一起。
母亲餐馆的生意蒸蒸日上，人手开始紧缺。某日拯民放学，看到后厨的碗橱里堆积着还没来得及洗的碗盘。他立刻卷起袖子，蹲在大澡盆旁边开始洗碗，同时享受着四面八方的赞美声。
母亲进入后厨时看到的就是拯民的双手浸泡在满盆的肥皂泡里。“我的乖乖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你的老妈妈！”她惊叫着跑到拯民身边，把他的双手紧紧抱在胸口，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拯民羞赧地向她解释，那一天是“三八妇女节”，老师要求每个同学帮妈妈做一件事。他继续解释劳动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我的乖乖哟，我不让你劳动，你好好拉琴就是对妈妈最大的报答。”
那天之后，拯民的练习变得更为勤奋痴狂，用老师的话说，“烟火气全消”。每一次他将小提琴架在肩膀，母亲挨个亲吻他手指的画面就出现在他的脑中，他狠狠地把手指碾在琴弦上，用疼痛把这画面驱赶出脑海。
学琴的第五年，本市的文艺团体拉到一笔赞助，计划自费租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做一场演出，作为音乐家的老师也在被邀请的行列。
“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演出？”老师问。
坐在一旁的母亲跳了起来。
“我们合奏怎么样？少年和老人，冬天和春天。”老师说。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去维也纳”就成了母亲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她为拯民定制了一套西装，然后带着他去影楼拍了一组拉小提琴的照片，印成海报贴在了餐馆的墙上。
有时拯民在半夜醒来会发现母亲没有睡着，她望着天花板，那是一副混合着雄心壮志和天真的表情，她的眼睛熠熠闪光，仿佛在酝酿着什么大的计划。拯民被这副表情所吸引，愣愣地看着她，如同虔诚的信徒。他当然知道，母亲在筹划着他的未来，他也决定把未来的成就献给她。
起程前一周，拯民却被告知合奏的节目被取消了。本次演出得到了本市宣传部的高度重视，几次开会讨论如何将节目的格调再升华，最后决定让老师和一个日本小女孩儿演奏，除了原有的“冬去春来”的意味以外，还象征着中日之间友谊长存。
“我们去不了了。”拯民带着哭腔告诉母亲。
母亲把拯民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声音轰隆隆地在胸腔里震荡：“去！我们还是去！”
在维也纳最著名的商业大街上，母子俩走进一家甜品店。母亲在拥挤的店面里找座位，拯民在橱窗里谨慎地挑选着甜点。
“这是什么？”母亲指着拯民放在桌上的餐盘，手掌大的糕点，旁边是一大块奶油。
“Apple Strudel，苹果卷。”拯民说。
两个人用叉子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一大块陌生而诱人的甜点，旅游的新奇和欣喜之情冉冉升起。母亲把指甲盖大小的奶油含进嘴里就不肯再吃，反复表示自己已经“够了”。她心满意足地看着画着彩云萦绕大天使的屋顶，仿佛在展望一个美好而遥远的国度。
“我的乖乖比所有人都强。”她的神色恬静而愉快，长途旅行的疲惫在她的脸上一扫而空。
拯民吃完后，她用叉子刮去盘子上剩的一层薄薄的奶油，舔干净叉子，然后，她牵着拯民的手，说：“我们走！”
他们按照旅行地图上的路线，去看了城市公园里施特劳斯的雕塑，金晃晃的施特劳斯被天使和鲜花包围着。母亲让拯民去和雕塑合照，拯民扭捏地说：“我更喜欢克莱斯勒。你知道克莱斯勒吗？他曾经出过车祸，所有人都以为他完蛋了，结果一年后他就重返舞台。”
母亲像是全然没听见，忙着一边赞叹施特劳斯雕像的鬼斧神工，一边拍照，然后她牵着拯民的手，再次说：“我们走。”
假如维也纳之旅到这里就结束的话，拯民就会带着一堆相片和印着茜茜公主以及分离派绘画的杯垫回家。他会更加发奋地练习小提琴，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音乐家，报复夺去自己机会的人，让这次挫败成为日后的笑谈。
可是，这次旅行没有结束。他们继续向行军蚁一样前行。不知道走了多久，一直到磨盘一样大的太阳沉了下去。他们到了演出团住宿的华人开的旅店，母亲敲开各个房间的门，把演出团的人集中到大堂。
母亲以一个餐馆老板娘的长袖善舞恳求道：“你们看，我们都专程来了，就不能让我的乖乖上台表演？”
一个戴眼镜的光头男人被众人推选出来，作为和母亲谈判的代表。他是母亲的旧相识，唤母亲的名字：“唐瑶，这回真的困难。看在我的面子上，等下次，下次吧。”
母亲涨红了脸说：“不，就要这次。让我们上台！”
光头男人望向拯民，笑着说：“你看，你的妈妈多么爱你。”他的眼神在镜片后显得冰凉讽刺。
在众人古怪眼神的注视下，拯民全身僵硬，他死死盯着窗帘的绑绳，想象着有一串火苗从绳子开始烧，火焰从窗帘延伸到木地板，热与火光迅速吞没整个屋子。他拖着母亲，作为仅有的幸存者逃出这个房间。
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发生的是母亲长期累积的烦闷和愤怒一下子爆发。那高声的咒骂如今依然时不时地回响在拯民的耳畔：“你们凭什么这样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一群王八蛋，小心眼！你们不知道他以后会多了不起！”
拯民紧紧地靠着昂首挺立的母亲，他看到了小提琴老师正盯着自己，那威严的老太太脸上露出难堪和同情。他的脸顿时红了，在无限蔓延的时间里，他是一头惶惑无助的小动物。
在母亲与众人混乱地争执时，没有人注意到拯民跑出了大堂，他穿过一小块空地，跑到旅店的车库。车库里停了一辆落了灰的白色大众汽车，车旁边散落着几个敞开的纸箱子，里面装着厨具和中餐的调味品。
他蜷坐在地上，把下巴放在膝盖上。车库里听不到母亲的声音，只有紫黝黝的天空高悬着白月亮，月亮被卷着的铁门横腰截断了一半，像一盏普通的路灯。
铁门下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昏黄的月光勾勒出轮廓，一个童花头女孩儿，不会超过十二岁，她提着小提琴盒，好奇地向车库里打量着。
黑暗中，拯民看不到她的眼睛，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自己。即使她看到自己，她也不会知道是她夺走了他的演出机会，夺走了他母亲的骄傲。
明天，她会在台上演出，而他只会和母亲待在一起，承受母亲未发泄完的怨恨。
她一步步靠近，皮鞋鞋带的金属扣敲打鞋面发出声响。她走一步，他心里一紧。
“不要过来！”他说。女孩儿的脚步停住了。她没有想到车库里有人，她以为纸箱后发亮的眼睛属于一只野猫。
这时候，不远处的旅店里传来母亲凄厉的哭叫声：“我让你们一个人都演不了！”然后是木头椅子被踢翻的声音。
女孩儿听到声响，站住脚回头。拯民趁机迅速地起身，往同样的方向跑。当他超过女孩儿时，他感到脚下有一瞬间的停顿，仿佛踢中了什么沉重的东西，他的身体变得很轻，却没有跌倒，继续向前跑。
这时，他听到身后传来“哗啦”的巨响，是什么东西倒塌了，他没有回头。
直到人们从旅店里跑出来，他躲在人群里看到自己身后发生了什么：车库的卷帘门砸了下来，小女孩儿倒在地上，小提琴从琴盒里摔了出来。
他看到人们向小女孩儿跑去。“这车库的卷帘门是坏的啊！是谁把固定它的东西踢翻了？”旅馆的老板发现了事故的原因，人们大声重复着这个发现。一个穿着白色衣裤的长发女人向倒在地上的女孩儿跑去，发出胡狼一样的号叫。
拯民的心惊恐地狂跳。他不记得母亲是什么时候牵着他的手离开的。母子二人走得很快，整齐地迈着大步，连呼吸的频率都同步，像是训练有素的部队。月亮悬得很高，每升高一寸，就多了一分凉意。他和母亲交握的手心却沁出了汗，他把手掌在衣服上擦擦，另一只手被母亲紧紧攥住，不一会儿手心又变得濡湿，是母亲的汗。
“我们什么也没干。”母亲轻声说。
拯民转过头，看到母亲的脸和月亮一样苍白。他从脚底板上升出一股麻意：他们不是无辜的，他们是共犯。母亲许下恶毒的心愿，他替她实现。他的衣服上沾上了血，她用宽大的裙子挡住。
回家之后，母亲告诉他：“那个小姑娘没有事，只是一只耳朵听力下降了而已。”
拯民把小提琴放进盒子里，放在衣柜的最深处。他最后一次用力地嗅了一下松香的气味，然后用力地把它掷出窗外。
母亲把餐馆的名字改成了“维也纳风情”。拯民一直认为，这是她对他再也不碰小提琴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