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车厢的电视在放一则反贪腐的广告。一个看起来很气派的中年男演员，对着伸过来的红包，义正词严地说：“不！”
柯宏志心想：多没有脑子的人，才会认为坐地铁的人会经受贪腐的诱惑。
地铁减速，门开了。柯宏志想：先关列车门，再关外面的屏蔽门，这很容易让被挤出车厢的人坠落隧道，前不久好像就有人这样死了，在跌落和被碾碎的瞬间，他在想什么呢？必死无疑的确定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为了防止自杀的设置，反而让地铁变得更危险了。自杀，跳轨自杀或许是需要决心最小的一种自杀方式吧。人在站台上，风从脚下吹过来，列车就要进站，车灯从一团橘色的雾变成越来越清楚的小点，真想跳进去……
柯宏志这样漫无边际地想着，忽然发现地铁窗户上映出对面座位上那个女人的脸，四十多岁，蜡黄的、毫无生气的脸，她怔怔地盯着自己的镜像，带着惊奇，好像等着看这张蜡一样的脸何时一点点融化。
女人太过专注地看着自己，以至于没有发现身旁熟睡的男人快歪倒在她身上了。那是个年轻人，外套上印着巨大的“CK”两个字母，两手局促羞涩地放在两膝之间，头却不自觉地往旁边倒去。柯宏志猜他是那种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流水线工人，要回到住了二十多个人的出租屋去。他采访过这类人群，他还记得稿子的最后一句：“社会应该反思，如何给这些城市的陌生人以生存的尊严？”很铿锵有力，可当“城市的陌生人”变成地铁的邻座时，却很难有那种愤怒而悲悯的情绪了，只想两人中的其中一个赶紧下车。
车厢太安静了，不是睡着的那种安静，是睁着眼睛看着黑暗的那种安静。是因为现在地铁乞讨卖唱要罚款了吧。刚和唐鹏吃晚饭时，唐鹏说：“禁得好！那些卖唱的太烦人了。”
柯宏志说：“乞讨也是一种表达，他们违了什么法？”
唐鹏说：“他们装弱势群体，获取大众同情心。”
柯宏志说：“碍了你什么事？你最近一次坐地铁是什么时候？”
唐鹏不说话了，可不知道心里怎么咒骂着，真是，愚蠢的中产阶级，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毫无同情心，哪怕看见人在街角快饿得死掉了，也只会快步走开，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唐鹏这类人从来没读过《物种起源》，却认为穷人都是社会对劣质基因的淘汰。柯宏志有时写着稿子，想到读者是他们这种人，难免会突然悲哀起来：自己想唤醒他们还是改变他们？欺软怕硬的中产阶级。
唐鹏原来很清秀的，窄窄的脸，阴郁的大眼睛。近几年发了胖，摇头的时候脸上的肉一直在抖动，唐鹏说：“嗳，那次事故之后，你就太愤世嫉俗了。凡事，都要看到光明的一面。”他把“那次事故”几个字加了重音。
和那次事故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他们从来也不是一路人。
唐鹏曾崇拜过柯宏志，努力去靠近他的精神。柯宏志毕业那天请客，唐鹏喝醉了，攥着柯宏志的手在深夜空荡的校园里大喊：“务虚浪影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
好几年过去了，柯宏志看到唐鹏的一张照片。已经是部门领导的唐鹏带领着全部门的员工打鼓，为某次销售战造势，站在上百面红色的大鼓前，他腰间和额头都系着大红绸缎，被摄影师捕捉到了最亢奋的表情。早就不是大学里那个瘦弱的男生了。
一个人逐渐长大，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一些曾经在生命中非常亲密的人，如今分道扬镳了，这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不断告诉自己“友谊地久天长”根本没什么好处，搞得双方都很痛苦。
到站了，柯宏志跳上站台，地铁又急速往前开去，车上的人面部连最微小的变化也没有。他忽然有种古怪的感觉，觉得他们一个个都死了。
地铁口，有个很瘦的年轻人蹲在地上，面前放了个纸箱子，箱子上写着“相信未来，创造未来。原创诗歌，10元1首”。箱子里放着一沓A4的纸，柯宏志翻了几首，满目“故乡”“姑娘”“远方”，选不出一首像样的，可还是往箱子里扔了十块钱。
走了几百米，他还在想那十块钱，到底是帮了这个年轻人，还是让他继续沉湎于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反而害了他？这些纠结要是被唐鹏知道了，他肯定会想：“到底是穷，十块钱都能琢磨这么半天。”
是自己没钱、没用，才会害得……
柯宏志发现，他越是强迫自己的思维无休止地狂想——以便绕开那件事，结果就越绕不开。他周围的人也是，和他相处时，一个个像骑自行车的时候一直提醒他不要撞到街边的垃圾桶，结果越小心地提醒，他越准确地重重撞上去。
他住的楼就在前面了，他能看到自己黑色的平角内裤飘荡在四楼的阳台上，他甚至觉得自己看到了樊怡盘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身影。
这时，手机响了，是朱晓阳的短信：“我受够了，你根本没有为我们的感情努力过。”
柯宏志知道，自己必须做决定了。他做了一件在过去的一年里经常出现的行为，他蹲在地上，毫无征兆地大声哭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