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如风尘仆仆赶回阔别三年的故乡,世事难料,没想等待他的却是一连串不好的和令他痛心疾首的消息。首先,他的父亲黄敬芳在他刚刚去南洋的第二年,就因病带着亦荣亦辱亦喜亦悲的心情,和对远方儿子的无比牵挂撒手人寰了。这个消息对黄泽如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他连站都站不稳了,眼泪立时夺眶而出。

娘把黄泽如带到黄敬芳的坟前,只听“扑通”一声,黄泽如已经两个膝盖齐刷刷跪在了坟前,哭起来说,爹呀爹!你儿子来迟一步了!儿子还没孝顺你老人家一天,儿子心里有好多话都还没来得及向你说,你也还没有原谅儿子呢,你就这样走了。儿子真是罪该万死了!娘在一边说,别看爹对黄泽如那样绝情,把儿子从家里赶走,其实,黄泽如并不知道,在几个儿子当中,他爹黄敬芳最疼爱的就是老大黄泽国和最小的儿子黄泽如。想当年,黄敬芳不管走到哪里,总是把两个儿子挂在嘴上,那是他向乡亲们炫耀的资本,他总是以两个儿子的出类拔萃引为自豪。可是,黄敬芳做梦都没有想到黄泽如会闯下那么大的祸,转瞬间把他几年来苦苦构筑起来的那座自豪和荣誉的楼阁给摧毁了。黄敬芳荣极受辱,自然无法接受,一气之下,把黄泽如赶到南洋去是很正常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黄泽如当初要是不去南洋,他又能躲藏到哪里去?他能够逃过那些官兵的追捕吗?一提起官兵,娘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娘说,儿呀,你在南洋好好的为什么要跑回来?你就不怕官兵又来找你抓你?黄泽如忽然觉得几年不见,娘一下子变得苍老了许多,满头都是白发。心里想,这次回到南洋,谁知道自己要等到哪年哪月才能回来呢?而到了回来的那一天,娘一定已经很老很老,已经走不动路了。或许,娘已经早不在了,离开这个世界了,心里不由得十分的感伤。他望着娘说,你放心,娘,我会小心的。黄泽如告诉娘说,这次他是回来招募那些农人的,他说他已经在南洋跟人家签了一份有关开发土地的合约,他要把那些过苦日子的农民都带到南洋去。让他们去南洋过好日子。他说爹在世时最想替乡亲们做事了,要是现在爹还在的话,也一定会支持他这样做的。

娘不再说了。儿子不管是对是错,她都能够相信他,理解他,支持他。中国传统女性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她们对丈夫对儿子的宽容和爱是惊人的,透过几千年的人类文明隧道,仿佛可以看到那一个个母亲和妻子像一座座高而明亮的灯塔,在照亮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一路向前。

除了父亲辞世,还有一件让黄泽如既伤心又感到震惊的事,那就是才短短三年时间,他一直所钟爱的家国已经变得更加的衰败无能,百姓的生活也已经变得更加的痛苦不堪,泱泱的大清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老人。就在黄泽如回国前不久,由英、法、德等国组成的八国联军已经砸开国门,打到了北京城。那是满清政府最为耻辱和黑暗的一天。据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起因是中国人攻击了外国人,那种说法不免有点牵强和荒唐。那时,全国各地已经陆续来了一些国外的传教士,他们在中国修建教堂,广纳信徒,并且收养了大批的中国孤儿,教他们唱歌跳舞认字。许多中国人都不明白那些外国人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那么好心去做那些本不该由他们去做的事。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认为外国人那样做肯定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当时到处流传着一个中国人说的一句超级荒谬的话,他告诉人说,据说人眼睛里的眼白可以提炼白银,那些外国人就是打算把中国人的孩子养大,然后挖他们的眼睛提炼白银的。

这句话提醒了正在疑惑的中国人,大家非常气愤,于是一夜之间把那些“图谋害人”的传教士统统杀掉。这个事件导致了八个国家联合起来向中国人“讨公道”。

那个传说当然是太荒谬了,是入侵者的一种借口。而事实是,从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起,帝国主义就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热潮,拼命掠夺中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中国出现了维新派和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直接阻碍了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英、法、德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在大沽口进行威胁,五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王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

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五月二十八日,由八个国家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北京。因此,从根本上讲,那些外国佬们不过以中国人杀外国人,清朝政府仍然放任不管,甚至于加以庇护当做一种借口,乘机举兵中国。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瓜分中国的财富。于是,一九〇〇年六月,英、美、法、俄、德、意、日、奥八国组成侵略联军,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直取北京。八国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惨绝人寰,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此次中国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永远无法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可悲的是,当外国列强用坚舰和重炮捣毁大沽口炮台后,除了受到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和部分清军爱国官兵拼死抵抗外,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光绪,这个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早已携侍从随慈禧太后跑到西安避难去了。留下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正式向外国列强乞和,并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北京正式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其主要内容包括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派亲王、大臣到德国、日本赔罪;清政府明令禁止中国人建立和参加抵抗侵略军的各种组织;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本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区内居住;平毁大沽口炮台以及北京至天津海口炮台;各国可以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驻兵。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便完全沦为半殖民地。面对山河破碎,国已不国,黄泽如不禁唏嘘,不知道中国今后将沦落到何等地步。他真恨不得能重返京城,去斥责那腐朽无能的朝廷,去和那些外国列强决一死战。但他知道那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他不可能傻到那种地步,他已经不再是学生时代的他了。冲动和狂热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他已经开始变得理智和成熟。悲愤的情绪促使他加快了招募垦农的计划和步伐。国家已经彻底没有希望了,朝廷已经把百姓拖到了越来越黑暗的境地之中。他只能远离这里,让更多的百姓远离这里,在那遥远的南洋找到一块净土,耕耘播种自己的理想和希望。

考虑到几年前的那件事,黄泽如在招募垦农时尽量不事招摇,以免引起官兵对自己的注意而带来麻烦。黄泽如压根就没有想到招募垦农会遇上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本以为此举可以为自己苦难的同胞谋一条生路,远离这个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的国家,没想事与愿违,那些农民根本就不买他的账,尽管他苦口婆心在作宣传作解释,人家就是听不进去,认为黄泽如在白天说梦话,要不就是在欺骗大家,心里另有什么企图,担心像被卖“猪仔”一样给卖到南洋去。其实,黄泽如虽然出身农家,但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读书人,书呆子。他并不了解农村和农民。中国的农民是相当保守的,特别是在当时,交通相当不发达,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半径也不过在几公里之内,更何况一个农民。

就是现在,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一句话说,父母在,不远行。还有一句话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狗窝。因此,也依然存在恋土的思想。既然如此,谁又愿意到那个谁也没有去过没有见过的地方?那是哪呢?天边?还是海角?天边看不见,海角摸不着。说穿了,就是对南洋不了解,对黄泽如不信任。黄泽如急在心里,他为乡亲们的愚昧麻木感到痛心,甚至于感到气愤,他并不明白,他的这些乡亲们完全和他这个读书人不同。读书人太敏感了,动不动就无病呻吟,农民则不然,他们已经习惯了过那种苦日子,已经习惯了朝廷的腐朽无能和黑暗统治,他们逆来顺受,随遇而安。黄泽如顿时有一种很深的失落感,觉得理想和现实之间,其实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人自扰,自作多情了。

但他又不能就此作罢,《垦约》都在南洋跟人家签订了,他怎么可以放弃努力,一个人灰溜溜回到南洋呢?读书人倒是有读书人的办法,他把南洋的情况,包括语言环境、当地气候、生活习俗、农耕习惯等等,一一写在纸上,并张贴到四乡八村,当做招农广告,鼓动大家的报名热情。那些长年足不出户的农民终于被他的诚挚和异国的风情所感动,所吸引。或者说,都想开了,都想明白了,纷纷报名加入垦农队伍。

黄泽如的母亲娘家在永泰,那里还有不少母亲的亲戚朋友,黄泽如便把招募广告贴到永泰和闽侯一带,并做了一些鼓动的工作。有些人听说要去南洋,二话不说就报了名,甚至唱起了那首在当地广为流传的童谣:“番婆番仔弄叮当,一碗胡(干)饭吃捌(不)空”……竟然招了不少人。黄泽如喜不自胜,但是,当夜里他对着那张报名的名单数了数,不禁心凉了,因为从报名的人数看,虽然热热闹闹的,但实际上才有招募总数的一半不到,接下去到底要上哪补招大半以上的垦农,便成了黄泽如的心头大病。

这时,黄泽如忽然想起了陈可镜的家乡兴化,心里想为什么不可以到兴化去招募垦农呢?那天回国,黄泽如连家也顾不得回,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陈可镜二叔的遗骨送到兴化,他照着陈可镜的交代,找到了陈可镜的表弟陈长喜。按照兴化规矩,在外头死去的人还得引魂,还得摆上香案供几盘水果为死去的人行祭礼,唱招魂经,然后落叶归根,入土为安。他和陈长喜两个人认认真真按照兴化的丧葬习俗,把陈忠祖的遗骨埋在了他父母的墓旁。一切办妥后,黄泽如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赶回家乡福清招募垦农,于是倒把在兴化招募的事给忽略了。现在,福清那边招募卡了壳,一筹莫展,黄泽如便想,唯一的希望只好到兴化去想办法了。心里就想,要是陈可镜这下在身边就好了,他们就可以一起出主意想办法了。至少,在兴化招募垦农,可镜兄完全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

也是天意,黄泽如想什么,什么就来了。这时,黄泽如面前有男有女站着三个人,黄泽如抬头看时,简直呆了,你猜站在黄泽如面前的人是谁?是陈可镜!还有他的表弟陈长喜。黄泽如已经和陈长喜见过面,自然认得。然而,和他们一起来的那个女孩子,黄泽如就不认得了。那女孩子不过十一二岁年纪,经陈可镜介绍,才知道那小女子叫陈淑娴,是陈长喜的亲妹妹。黄泽如觉得那女子文静得有点忧郁,倒像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陈可镜从天而降,黄泽如还是让他吓了一跳,怎么想也明白不过来。原来,黄泽如走了后,陈可镜夫妇和高兰香怎么想都感到不对头,都担心黄泽如一个读书人要回来招那么多的农人必然困难重重,于是,黄泽如才走几天,陈可镜就跟着回来了。这一来,却把黄泽如搞糊涂了,仿佛自己在梦里,怎么也无法跟现实联系起来。他说,可镜兄,莫笑我,你把我给搞糊涂了,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陈可镜笑起来说,不是做梦,是真的,你前脚刚走,我就跟着回来了。

黄泽如说,我还是不明白,不都已经说得好好的,我一个人回来,你留在南洋,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呢?

陈可镜说,我不放心,大家都不放心,都说你一个人要招募那么多的垦农,会忙不过来的,就让我坐下个船次回来了。

黄泽如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做梦,陈可镜真的就站在自己的跟前。黄泽如于是向陈可镜大倒苦水,他说招募实在太难了,他已经被这件事折腾得筋疲力尽了。他怎么就想不明白,那些农民为什么会那样封闭和保守,宁愿在家苦熬守苦日子也不愿意出国去?

陈可镜说,你莫怪农民,农民跟你们读书人不一样,农民只要有一碗饭吃就行了,就满足了,哪怕半饱半饿也能忍受,其他的他们一概不管。你们读书人就不一样了,脑袋瓜子想得多,没有吃饱饭时在想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吃饱饭了呢还想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整天这国家那民族的,所以你们会活得很累很痛苦。

黄泽如被陈可镜说得半懂不懂,他说,照你这么说这回我们回国招募垦农错了?

陈可镜说,没有错,不是还有那么多人想跟我们走吗?

黄泽如叫起来说,可镜兄有所不知,还差一大半呢!

看他一副苦相,没想陈可镜却笑起来。黄泽如被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说,怎么?难道我说错了?

陈可镜依然笑着,他终于说,你放心好了,还有一大半,我已经替你给招好了,现在就等着和你招的那些人一起走了。

黄泽如哪里相信,他说,可镜兄你别逗笑了好不好,我知道你在骗我。

黄泽如说着,看了看站在陈可镜身边的陈长喜和陈淑娴,想在他们那里找到答案,陈长喜于是老老实实说,可镜表兄说得是真的,这不,连我和我妹妹也都想跟你们一起去南洋了。

黄泽如喜笑颜开,他说,是吗可镜兄,平时还真的没看出来你的能耐呢,还多亏了你赶回来,否则的话,就耽误大事了!

几天后,黄泽如和陈可镜率一千多名垦农,包括妇女儿童,从福州马尾分乘三艘英轮南行。队伍浩浩荡荡,非常壮观。在那些人中,不单单是垦农,男女老幼都有。而且,不仅仅是农家,士、工、商、医生、木工、传道、老师,各种人才都有。这主要是黄泽如他们从将来垦区的发展考虑的。

刚上船那会儿,那些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民当看到海上秀美的景色时,还会大呼小叫,嫌眼睛不够用。但没坚持多久,风一刮,船一摇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忍不住晕船呕吐起来,叫爹爹喊奶奶,担心再吐恐怕连肠胃也给吐出来了。但还算航程顺利,经过将近十天的海上颠簸飘摇,三艘英轮终于停靠在新加坡莱佛士码头。后来,每当黄泽如和陈可镜想起这事,都难免有些后怕,心想,要是像当年他们出洋一样碰上海盗那该怎么办?

但是,此时此刻,黄泽如他们似乎没有考虑那么多,他们想的是越早赶到南洋越好,越早把那片荒地开发起来越好。轮船一到新加坡,他们马不停蹄,接着带垦农们又换乘去古晋诗巫的轮船,不停地赶路。垦农们沐一身风尘,到达诗巫时一个个已疲惫不堪,幸好张三年和留下来的两个女人早已安排妥当,并到江边码头接应,细心招待。垦农们很快就适应了过来,打消了原先的顾虑。面对极目千里的荒芜原野,垦农们呆了,不禁发出一声声的惊叹,都说,南洋人实在太懒了,怎么会让那么多的地白白荒着?糟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