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我妈她爸她妈对叶笙楠进行联合检修，用革命道理加暴力恐吓清除她头脑中的时髦观念和超前意识，企图让她回到传统观念的正道上来，对她用走私挣来的钱购买的豪华物质进行了坚决抵制。她在巨大的压力下似乎安分了许多，没有再闹出什么新花样，平静地享受她倒走私汽车的收获，跟我一样上班下班看电视吃饭睡觉。但是我心里明白，她的心已经不在我跟这个家身上了。表面上我们恢复了平静，但是我们都感到生疏了，话少了，连夫妻间的功课也很少温习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我耐心地等待着，不管是爆发还是死亡，我都等着她先来。
这种平静却又冷冰冰的生活过了半年之久，人们都开始欢欢喜喜地迎接九十年代的到来。八十年代是个让人眼花缭乱晕头转向的年代，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卡拉OK如雨后春笋、歌舞厅遍地开花、电视大普及、工资猛涨、全民普及赌博、娼妓招摇过市、衣服不系扣（西装）裤带脖上套（领带）成了时尚……种种过去没有见过甚至没有想过的新鲜事层出不穷，种种前后矛盾似是而非的口号和理论让人应接不暇，这一切磨练着中国人民的神经，中国人民终于皮实了，达到了处变不惊、沉着应对、认准一个钱字，别的都是扯淡的境界。一心一意挣钱发财奔好日子，这成了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群体意识。全国人民已经从精神上做好了跨入九十年代的准备，即便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要创造一个更加富裕、祥和、幸福的九十年代。
人民期待着，像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前，我们分到了新房子，两室一厅，附带卫生间和厨房。我爸他们也搬到了老干部院里新盖的三室两厅两个卫生间的好房子里。装修热席卷全市，我们家却没有卷入到这场热潮中。我爸我妈他们的房子交工的时候就装修好了，虽然粗糙了点儿，可是我爸我妈仍然心满意足，我爸更是坚决不让动房子的一砖一石：“房子是公家的，我们只有住的权利没有改的权利。”于是他们的房子交工时是什么样儿，住进去还是什么样儿。
我们的房子交工的时候是毛坯房，不自己装修一下就不能住人。放在过去，仅仅是装修房子这件事情就能让叶笙楠天上地下折腾个够。可是如今她却对此没有丝毫的兴趣，她说无所谓，房子嘛，就是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凑合着能住就成了。我却不能不管，我们厂分房子历来的规矩是以男方为主，女职工一律不给分房子。房子是我们单位分的，新的分了旧的就得交上去，我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搬家，把旧房子交还给单位，在我们这一拨后面还有大批年轻人等着房子组建传宗接代的窝呢。我的房子还没有交，就已经分给了我徒弟中的一个，徒弟整天眼巴巴地盼着我搬家腾房子，却又不敢说出来，看着他强装出来的巴结笑脸，我比他还难受。于是只好拣最便宜的瓷砖把地面铺平，装了便池子水槽子能用上下水了就收拾东西搬家。叶笙楠继续当甩手掌柜的，把她自己的东西整理好了装到几个纸板箱里，家里其他七七八八的东西都由我来收拾装箱捆扎，虽然我有一大帮徒弟、徒子、徒孙摩拳擦掌准备为我效力，可是这种收拾家当的活儿别人插不上手，我只好自认命苦，劳累了几天，厂里派了车，徒弟们可算是有了表现的机会，一股脑把家搬到了新房子里。搬家是喜庆事儿，可是我的心里却感到凄凉，想到我们的日子已经过到了这步田地，尽头也不远了。
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今我也不明白叶笙楠为什么要挑选这么一个好日子。我还在班上，她给我挂来电话，约我下班后到凤梨餐厅吃饭。这个餐厅我听说过，是个在台湾混不下去的失业者跑到大陆来捞世界的，不知道他为什么选中了我们这个偏僻的城市，我怀疑他可能在台湾犯了什么事，国内大中城市都不敢露面，所以才跑到这里来躲藏。这个餐厅卖的不是吃食，是气氛，是环境，是人为营造出来的让人产生自己进入上等社会高级阶层的幻觉。不能不服气，台湾人骗起大陆人的钱来确实技高一筹，餐厅装修得豪华典雅，有电灯不用偏偏点蜡烛，还有个穿了一身黑衣幽灵似的小姐躲在角落里弹钢琴。就凭这一套他就敢一盘子鸡蛋炒大米饭再加几块跟苞米粒一样大的火腿肠要二十块钱。
我去了后才发现，我这身装扮到了这种地方不说寒酸，起码也是不协调。多少年的习惯了，我上班是油腻的工作服，下班是干净的工作服，工作服柔软宽松，穿着随便舒适，还用不着花钱，外国人和国内先富起来的人花大价钱买的休闲服也没有工作服穿着妥帖。这里的客人还真不少，男的一个个西装革履，女的一个个花枝招展，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朴实无华、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业城市里竟然也有不少傻子或者是疯子装模作样地跑到这里给台湾人当冤大头。物以稀为贵，处处西装革履，我这一身劳动布工作服混杂其中倒也出尽风头，引来道道惊诧的目光。
叶笙楠已经来了，她也未能脱俗，穿了一身挺讲究的呢子裙装，昏暗的灯光下看着是紫黑色的，脸比平日白了许多，我估计她化妆了。她坐在靠窗的桌边，拿了一本杂志，静静地坐着装淑女贵妇人。我挺恼火她把我约到这种地方来，大象无形，大音息声，真正有分量的人是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的，越是愿意到这种地方来消磨的人骨子里越俗气。我爸、我妈，还有我认识的许多过去的老干部、如今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绝对不会跑到这里装文雅。她见我穿着工作服，大大咧咧地走进来，就冲我招招手，我感到她还抿嘴一乐，却没有看清，也许是我的错觉。我穿过错落有致的桌椅，来到她的面前。她故作高雅地冲对面的椅子点点头，示意我坐下。我有点好笑，她到了这里意识上似乎就不是我老婆了。她要是仍然当我是她丈夫，就不会这么对我客气，瞬间我已经决定，让她埋单。
“吃点什么？自己点吧。”她把菜单沿着桌面推了过来。
我翻开菜单一看就是一肚子气，外面卖的岐连牌啤酒两块五一瓶，到了这里就要十块钱。青岛啤酒商店里再贵也不过四块钱一瓶，他这里竟卖二十块。台北沙锅、台湾牛肉面、台北牛排、台湾苦瓜肉丝煲……凡是带了台湾两个字的就没有低于五十块的，倒好像台湾这俩字有多值钱似的。我断定这些吃的即便是在台湾也不会卖这个价格，就是到大陆蒙人来了。我犹豫不决，尽管打定主意让叶笙楠埋单，我也不忍心让她被宰得太狠。
“这家饭馆真他妈够黑的，刀子磨得真利，”我看看四周的食客，又加了一句，“还真有这么多傻×抻着脖子跑这儿来挨宰。”
我说得声挺大，叶笙楠皱了皱眉头，四处瞧瞧，低声说：“这里说话要小声，不能影响别人，像你那样大呼小叫是不文明的表现。不管宰人不宰人，人家都是明码标价，这就叫一家愿宰一家愿挨。再说了，到这里来的人也并不是为了到他这儿吃什么，就是为了享受这份气氛、这份高雅。”
我说：“行了，我是粗人，感觉不到这里有什么气氛，这里如果说有气氛的话，就是温柔一刀的气氛，刀是铜做的，生锈了，一股铜臭气。”
叶笙楠不以为然地笑笑，那种笑容是我最讨厌的，其中包含了不屑、轻蔑、不跟你一般见识等等意味。她拿过菜单，剥夺了我点菜的权利：“算了，还是我来给你点吧。”
她竖起一只手，食指钩了两钩，立刻便有一个穿着西装的服务生猫一样地快步趋了过来：“请问小姐有什么吩咐？”
“来一份牛排套餐，牛排要八分熟，再来一份排骨套餐，外带一瓶青岛啤酒。”
服务生飞快地在纸上写写画画，片刻将一张纸扯下来压在桌面上，然后极为恭敬地对我们说：“先生小姐请稍等，马上就好。”
这个服务生刚刚离开，立刻过来两个女服务员，摆刀摆叉，还给我跟叶笙楠每人发了一小杯红酒，我怕挨宰，对服务员小姐说：“这酒我们没要。”
服务员客气地说：“这是套餐配的开胃酒。”
叶笙楠扑哧笑了，问我：“你是真的没来过还是故意装傻气我？”
我说：“我有家有业的没事跑这儿撒什么疯？我又没病。”
叶笙楠没吭声，目光飘向餐厅，那姿势和态度又是两个字：不屑。
我不知道她今天犯了什么病，把我约到这里来享受什么“气氛”、“环境”。我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中国大陆老百姓，我有我的生活习惯，我爱吃牛肉面，是兰州牛肉面，绝对不是什么台湾牛肉面，更不是什么加州牛肉面，对我来说除了兰州牛肉面别的地方不生产牛肉面。我吃过饭爱抽一根烟，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的俗话深入我心，尤其是干了一天活出了一身汗之后，痛痛快快吸溜一大碗面条子，再逍遥自在地点上一棵烟，真的有飘飘然的感觉。我爱边吃饭边高喉咙大嗓门地聊天胡谝，跟别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啥也不说，就像仇人相遇，细声慢语又像在搞阴谋诡计。我吃饭用筷子，两根木棍或者竹棍就可以应付肉菜米面汤羹饺子馒头，吃顿饭大动干戈，刀叉棍棒一起上阵，我觉得有些做作，或者是没事找事。我爱喝茶，喝咖啡不加糖嫌苦，加了糖嘴酸胃酸，我相信只要是在中国长大的，偶然喝上一杯两杯咖啡还可以应付，要是他宣称自己爱喝咖啡，习惯喝咖啡，那他就是猪鼻子里插葱装洋象。说实话，我对这里所谓的“气氛”、“环境”不屑一顾，矫揉造作，假里假气，我绝对不承认这就是所谓的文明高雅。
也许是叶笙楠的态度刺激了我，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也许是我骨子里隐藏的造反精神这会儿又萌动起来，也许我仅仅是恶作剧的作弄和发泄，也许是这家餐厅靠虚伪的“气氛”、“环境”便公然大宰其客让我反感……总之，我——蹲到了那套着整洁座套的椅子上！叶笙楠目瞪口呆，端来嗞嗞作响的炸牛排的服务员小姐目瞪口呆，四周的食客也目瞪口呆，似乎我是刚刚扔下掏粪叉子不知就里闯进来的农民。我知道我破坏了这里精心营造的假文明、假高雅的气氛，台湾老板是要靠这个抽象的玩意儿赚钱的。
“你这是干什么？”叶笙楠终于发作了，她不再装淑女了，不再继续戴那副轻蔑却又宽容的假面具了，声音大得让弹钢琴的小姐也停了下来。
我朴实纯真又无辜地告诉叶笙楠和服务员：“我不蹲着就吃不下饭。”这是一半实话，我跟我的工友们，几乎没有坐着吃饭的习惯，上班的时候在食堂打了饭，就地蹲下狼吞虎咽，包括我们厂长，那个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高级知识分子，下现场的时候也跟着我们蹲着吃，还告诉我们，他当技术员参加劳动的时候，跟我们一样，经常是蹲了就吃，好一点坐下了也是坐在安全帽上，跟我们在一起这样蹲着大口吞咽食堂粗糙的食物，让他觉着回到了青年时代。当然，我并不是只会蹲着吃饭这一种姿势，在家里我要是敢蹲在椅子上吃饭，我妈我爸肯定会狠狠地踹我，立刻剥夺我就餐的权利。“人有四大讨厌：人面前放屁，枕头上坐，凳子上蹲着，墙上唾，这四样毛病最招人厌。”我爸从我们小的时候就不断地这样告诫我们，我记得我爷爷也念过这段顺口溜。今天，我就在这高雅豪华的餐厅里面请大家讨厌我一次，这会儿，高雅的人们越讨厌我我就越痛快，越舒服。
“你、你、你这是干什么吗？”叶笙楠让我的举动弄蒙了，只会这样反复数叨我。那位给我们点菜的男服务生过来了，态度依然非常客气：“先生，您有什么不方便吗？”
“没什么不方便啊，挺好，你去忙你的吧。”
他微微一笑：“可是您这样蹲着影响别的客人进餐，再说了，也显得您不文明。”
我继续装朴实：“我是大老粗工人，也谈不上啥文明不文明的，你们这里是不是有规定不准蹲着吃饭？”
他愣了，摇摇头：“这倒没有。”
“我蹲在我的桌上又没蹲到别人的桌上，怎么会影响别人呢？谁要是感觉我影响他了，就让他直接来跟我说好不好？”
男服务生感觉我不太好对付，也不知道如果他坚持让我坐着吃饭我会作出什么反应，只好转身走了。我就这样开吃，说实话，吃西餐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就会了，那时候是跟着我爸陪苏联老大哥，所以，右手刀、左手叉这简单的规矩我还不至于弄不清。改革开放厂里引进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我倒也沾了洋设备的光出过两回国，所以这些洋规矩我倒也不是一窍不通。
叶笙楠在我对面坐卧不宁，我对她说：“你知道什么叫狗肉上不了酒席吗？我就是。我只能在牛肉面摊子、大排档、快餐店那种地方吃饭，那种地方随便得很。这种地方太拘束，不过，既然我是上帝就不能委屈我，就得让我方便才成。”
叶笙楠忽然想明白了，她狠狠瞪了我一眼说：“也就是你杨大蛋能干出这种事儿，你不怕难看我怕什么？”说着，不再因为我蹲着吃还是坐着吃这个问题较劲，管自开吃。她要的是排骨饭，比我的牛排套餐便宜点。
老板来了，这是个肉头肉脑的台湾人，他那样儿倒看不出在台湾犯过什么事儿。他先点头哈腰地问我有什么不满意没有，我说挺满意，就是价钱贵了点。他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能不能打五折，他说不能打五折，打五折要亏本了，打八折可以。我没想到他挺好说话，便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老板指指我的腿脚：“先生这个样子不太好看哇。”
我忍不住笑了，我这个姿势确实不好看，不像吃饭，倒像拉屎。不过事已至此，我只好继续坚持：“实在对不起老板，我的腿有毛病，坐下吃饭就吃不下去。再说，你这餐厅也没规定吃饭只许坐着不许蹲着对不对？”
老板心疼他的椅套：“蹲着没什么关系，可是把椅套踩脏了别的客人就不好坐了。”
我抬抬脚让他看：“这不，我没穿鞋。”我对自己的脚很有信心，我的脚绝对不会有异味儿，当工人每天下班必须洗澡，不然浑身油腻粉尘回不了家。老板无奈地皱皱眉咧咧嘴，一甩手走了，他拿我没招。
酒足饭饱，我点了一支烟，服务员马上送来了烟灰缸。我等着叶笙楠说话，我知道，她有话说，而且肯定是挺重要的话，只是不管多重要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非得到这来说。什么话说出来的时候还非要搭上一百多块钱呢？
“现在已经是九十年代了。”叶笙楠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她说话的口气挺像当领导的，我们厂长、书记、主任现在动不动就提醒我们现在是九十年代了，所以要好好工作。似乎我们是傻子，都不懂得八十年代过去九十年代就来，又好像我们在八十年代没有好好工作，到了九十年代才应该好好工作似的。
“对呀，已经进入九十年代一年多了。”我随声附和，没有任何意义，仅仅是随声附和而已。
叶笙楠盯着我看，我也盯着她看，片刻她叹了口气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到这里来吃饭？”
我真的不明白，就胡乱猜测：“你发奖金了吧？再不然就是又做生意挣外快了？”
她又举起手，食指又钩了一钩，动作幽雅，带点表演味道，我觉得她自己非常欣赏这个假模假式的动作。服务员立刻悄没声地趋将过来：“请问小姐有什么吩咐？”
我心中暗笑，什么小姐，这是小姐她妈，大老娘儿们了让人叫小姐倒好像挺受用。叶笙楠说：“给我来杯咖啡。”又问我，“你要什么？”
我说来杯茶，服务生好像故意为难我，追着问我要什么茶，接着就报了一串茶名，什么铁观音、大红袍、茉莉花、新龙井、菊花茶、碧螺春……我说要最便宜的又要喝着好喝的。这一回服务员难住了，眨巴眨巴眼睛傻看着我，我说：“有没有老茯茶？”
服务生一本正经地请教我：“对不起先生，什么是老茯茶？”
茯茶是当地农民熬着喝的砖块形状的茶，藏族同胞和蒙古族同胞最爱喝，他们叫砖茶，我们下乡的时候天天喝这种茶。
叶笙楠知道我是故意捣蛋，就对服务员说：“给他来杯菊花茶，这人得败败火了。”
服务员如释重负地答应着急急去了。很快，咖啡和茶都送了过来，咖啡的芬芳跟茶水的清香混合着慰劳我的嗅觉。我吸溜了一口茶水，叶笙楠皱了皱眉，我又吸溜了一口，故意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叶笙楠终于批评指正我：“你能不能文明点儿？在国外，人们吃东西喝水都不能发出声音来。”
我反问她：“你什么时候到国外去了？哪个国家？”
我特讨厌如今的人一张口就外国人怎么怎么样，特讨厌如今的官员动不动就拿跟国际接轨来糊弄老百姓。叶笙楠根本就没出过国境线，竟然也跟着拿外国人当榜样，好像党中央如今不号召学雷锋改规定学外国人了。其实外国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根本就不知道。我倒是出过几趟国，欧洲的瑞典、荷兰、瑞士，美洲的加拿大跟美国，都是单位引进项目和设备时作为技术骨干去参加培训、考察的。每次时间不长，非常紧张，虽然到了国外觉得处处新鲜，却也没有那种上了天堂的感觉。我甚至交了一个瑞典朋友，他是给我们出口除尘设备的那家公司的技术负责人，不到四十岁，叫哈里克，多次到我们公司现场指导，每次都是我到省城接他。他有个中国名字：大流氓，这是我给他起的，他非常欣赏这个名字。这小子在省城说要给他的女朋友买礼物，我们把他带到工艺品商店，他给他的女朋友买了几条各种花色的丝巾。他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已经给他生了三个孩子，我说那不是女朋友，那是你老婆，他摇摇头：“我们住在一起，可是我们不是夫妻。”我明白了，这小子是非法同居，我当时骂他：“人家给你生了仨孩子你还不跟人家结婚，你真是大流氓。”
他不懂我说他什么，却从我的表情上猜到我说的不是好话，追问翻译我说他什么了，翻译灵机一动，告诉他我说他是风流男子，中国话就叫大流氓，他非常高兴，说：“我爱中国，我很想有一个中国名字，谢谢你杨先生，我今后的中国名字就叫大流氓好了。”我跟翻译哈哈大笑，这小子也傻乎乎地跟着笑。我接触的外国人，文明起来比机器人都规矩，就像大流氓哈里克，我从省城接他到我们市，刚出市区他就喝了一罐可乐，然后就老老实实把可乐罐子捏在手里，从省城到我们市四百公里，急着赶路我们没停车，他竟然一直把可乐罐子捧到了我们市政府招待所，下了车才找了个垃圾箱扔了进去。说他文明吧，他又跟人家非法同居生了三个孩子还不结婚。我很难判断，大流氓哈里克到底是文明还是虚伪。
外国人吃饭的时候更不讲究，怎么方便怎么来，左手叉右手刀的规矩都是蒙中国人的，他们的左撇子特多，用刀叉的时候照样是右手叉左手刀，有时候干脆就用手抓着吃，番茄酱、融化了的黄油，以及其他汤汤水水的食物流到手上就伸出粗糙的舌头吧唧吧唧舔，看着让人恶心。再好吃的东西沾到我手指上我也会用纸或者手帕擦拭，绝对不会伸出舌头去舔手指头，按叶笙楠的逻辑，外国人舔手指头我们如果不舔就是我们不文明。我们到法国的时候，厂方请我们会餐，有一道意大利面条，外国人把面条缠到叉子上，然后再往嘴里填，那笨拙的样子真可爱。我没那份耐心，我拿起外国朋友专门给我们准备的筷子，就像在家里吃面条一样稀里呼噜地吸溜起来，外国人见我如此吃法，敬佩至极，因为我比他们吃得痛快，效率也要高出许多，于是外国朋友纷纷仿效，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我吃面条发出了吸溜声而反感。他们遗憾的是为什么自己不会这么简便却又有效让人大开胃口的吃法。我看到的外国人穿着也是怎么随便怎么舒服怎么来，纽约大街上基本见不到西装革履一本正经满大街跑的，你穿什么别人不会管，别人穿什么你也管不着。要说文明，我倒觉得外国人这点算是比我们中国人文明。不像我们经常对别人的穿着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厂长带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们知道外国人跟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我们纷纷摇头，厂长说：“人家是为自己活着，替别人着想。我们是为别人活着，替自己着想。”
他这有些拗口的话当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仔细想想，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觉得就是那么回事儿。总而言之，不管哪国人，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都有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外国人绝大多数老百姓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有时候挺好有时候挺坏，虽然皮肤颜色不一样，头发语言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可是，本质上都是人，都是身体无毛直立行走的哺乳动物，没啥根本区别。叶笙楠式的中国人如今越来越多，动辄外国人怎么怎么样，真好像外国人都是活雷锋，成了我们学习的榜样了。
我在思考，所以走神了，叶笙楠叫了我一声：“杨大蛋，你想啥呢？”
我说：“我想起大流氓了，我在设想大流氓到这里会不会跟我一样光脚蹲在椅子上逍遥自在。”大流氓哈里克的事迹我给她讲过，她知道我说的大流氓是谁。
她却不耐烦了：“八十年代已经过去了，九十年代已经到了，我们正在朝二十一世纪奔去，你那些不文明的生活习惯也应该改一改了，别像个农民似的，吃点好吃的嘴就吧嗒得像口猪。”
我又大声吸溜了一口茶水，对她说：“你最好嫁给蚊子，蚊子最文明，不哼不哈就吃饱喝足了，可惜蚊子吃的喝的都是人血。你也别跟我装大瓣蒜了，咱俩谁跟谁？装模作样地假文明累不累？农民怎么了？我爸就是农民，我爷爷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你爸也是农民，怎么了？你有本事别把他们叫爸呀。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农民，领导全中国，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怎么了？他说话你敢不听？”
叶笙楠没有正面回应我，她加了两块方糖到咖啡里，用小勺轻轻搅拌着，眼睛看着咖啡杯，半晌轻言慢语地说：“杨伟，咱们是不是真的该分手了？”
我恍然大悟，难怪她把我叫到这个叫什么凤梨的餐厅来装文明，凤梨，正是分离的谐音嘛。这一天终于到了，只是它来到的形式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显然她想营造一个好的气氛环境来跟我商量终身大事，如果能有点淡淡的伤感、软软的浪漫那就更中她意了。可惜我是个不识春风秋月的粗汉工人，不经意间破坏了她刻意追求的最后的浪漫。她不懂，死亡不可能是美的，不管死在什么地方，战场、病房、刑场……也不管人们如何徒劳地想给某种死亡涂上美妙的色彩，死亡始终是生命的终结，生命失去了，还有什么美好可言？离婚也是一种死亡，是婚姻关系的死亡，是一个家庭的死亡，既然是死亡，你还想让它成为美好的结束，那怎么可能？
果然，她说了：“我们婚姻的开始是美好的，我希望我们的结束也同样成为美好的回忆。”
我嘿嘿冷笑，不置可否。她这种矫揉造作的语言让我厌恶。这是生活，不是话剧舞台，我们做的或者正在做的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并不是作家编出来的剧本，没必要像背台词似的抑扬顿挫。我给她做出了榜样：“你的意思不就是离婚吗？我又没赖着不离，你真没必要花这钱费这心，跑这儿来当冤大头。”
我的直白让她有些不知所措，我马上明确表态：“分手我没意见，其实我们早就已经分手了。我唯一的条件就是蛋蛋不能给你，别的你都拿走我也没意见。”
我想她应该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心里有数，我们走到这一步是必然的，只是个迟早的问题，或者说只是由谁打响第一枪的问题。没想到我如此痛快地答复却让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杨大蛋，你确实够狠心，你等的就是这一天对不对？你就在等我先提出来对不对？”
我没吭声，我不能否认，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却没有恶意，我怕由我主动提出来伤她的自尊心，好像我不要她了。我宁愿让她以为是她甩了我，也不愿意让她觉得我甩了她。根据我对她的了解，如果她认为我甩了她，她是绝对不会甘心的，这方面她有点像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让天下人负我。我只是想让她负我，而别造成我负她的印象。至于我，离婚就是离婚，俩人混不下去了就离，不存在谁甩谁的问题，谁甩谁在家庭破裂这个大灾难面前已经微不足道了。
“其实你应该明白，早在一年前，你跟卤猪蹄跑了的时候，今天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我跟卤猪蹄干什么去了你应该清楚，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杨大蛋、对不起你杨家的事情。”
我没心情就这个问题再跟她讨论下去。我不知道她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傻，在我反对的情况下，她跟着别的男人一跑两个多月，这本身就是对我和我们家的伤害，这本身就是对不起我跟我们家，不管她跟卤猪蹄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她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她就不是中国人。
我对她说：“这种话你难道有耐心对全市几十万人民一一去解释清楚吗？”
她默然流泪，显得楚楚可怜，抽出一张又一张面巾纸擦泪擤鼻涕，吭吭吭擤鼻涕的声音很响，引来四桌正在进食的人们侧目，她忘了讲究优雅文明了。
“离婚我没意见，我就是不甘心离了婚我还背上黑锅。”
我说：“别人谁也没有给你背黑锅，黑锅都是自己给自己背上的。再说了，跟我在一起，我们俩背上就都有黑锅，没了我，你愿意干啥都是你的自由，还有什么黑锅可背呢？”
她冷然问我：“你就那么想离婚？”
我作出无所谓的样子：“离婚是你提出来的，我只是没有不同意见而已。”我说的是表面上的事实，这并不是本质上的事实。我的冷漠，我家里人的厌恶，才是迫使她提出离婚分手的真正动力。我觉得自己有点虚伪，可是不这么说我又能怎么说呢？
叶笙楠又招来了服务员，仍然是那个姿势，举起手，钩手指，服务员无声无息地趋了过来：“埋单。”
服务员到柜台上取账单，我准备掏钱，叶笙楠说：“我来吧，目前为止我还是你老婆，按规矩来，两口子吃饭老婆埋单，情人吃饭男的才埋单。”
我想问她一句，她跟卤猪蹄出去的时候，吃饭谁埋单，可是我没问出口，都到了这份上了，再问那种问题实在无聊，如果她觉得这是挑衅，她也肯定得立刻对我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目前我最应该遵守的规则。叶笙楠付了钱起身说：“再说也没什么意思了，明天我就把协议书给你。”说罢就扬长而去了。
我出了凤梨餐厅，天早已黑了，各种各样的灯光把夜幕污染得黄糊糊脏兮兮的，远处市政府办公大楼的顶端，新装上的霓虹灯大标语神采奕奕在夜幕下分外清晰：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创造更加辉煌的九十年代。标语太长了，字数太多了，用霓虹灯书写这幅标语肯定非常浪费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