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大飞,大飞说:“小路,听说你把上女人啦?”

我谦虚地说:“还没有,还没有。”我可不想在大飞面前过于地招摇,他会不停地问,有没有跟女的上过床,上床以后是怎么个过程,叫起来跟舞厅里的老阿姨是不是一样。可怜的大飞,他那点性经验都是在黑漆漆的舞厅里积累起来的。别人告诉过我,那点小玩意根本不算是性爱,就算弄得吱哇乱叫,其性质也就等于是在玩一个布娃娃。当然喽,大飞在我面前仍然有理由骄傲,因为我连布娃娃都没玩过,更没有像他那样牛逼到作为一个布娃娃被老女人玩的程度。

大飞说:“别扯谎了,我看见你跟女的在街上的。”每当这种时候,他就露出一脸的奸笑。接着他就问我:“你跟她睡过了吗?”我说:“没有!没有!”大飞说:“夏天搞上床最容易啦,女人穿得少,手伸进去就能摸到胸罩。千万别把胸罩拉下来,胸罩有背带很难拉下来的,要往上撸,跟你脱汗衫一样。你要是摸得她舒服了,让她干什么都可以。”我说:“去你的,大飞。”

大飞说:“抓紧时间啊,黄毛和阔逼上个礼拜都破处啦!”黄毛和阔逼,都是我们班上同学的绰号,黄毛是个鸡胸,阔逼是个胖子,连他们俩都搞过女人了,太不可思议。我说:“这两个白痴也能搞上女人?操!”大飞说:“他们钓了一个纺织厂的女工,二十多岁了,已经破过瓜了。骗了她一起看黄片,看到一半那女的忍不住了,自己把裙子撩了起来,先跟阔逼搞了一通,那女的不满足,就把黄毛也拉上了。便宜了黄毛这个鸡胸。”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啊?你他妈的老是打听这种事。”

“还用我打听?这两个傻逼搞过以后,逢人就说,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大飞说,“对啦,卵七被抓进去啦。”卵七也是我们班的同学,他是化工技校为数不多的好孩子,学生会干部,无产阶级不自由化的思想品德标兵。我操,卵七居然会被抓进去,又是一个不可思议。

“他犯了什么事啊?”

“强奸未遂。”

“我操!”

大飞说:“卵七嘛,你也知道,长得跟坨屎一样,没有女人肯跟他搞。他瞄上了轻工技校一个女生,长得真不赖,后来就谈上了,可是那女的不肯跟卵七上床。卵七摸她,她也不舒服,给她看黄片,她也不起性,卵七就怀疑她是个石女。卵七把她骗到家里,弄了一瓶乙醚,喷在毛巾上,把她迷翻了。卵七把她剥光了,搞了半天也没搞进去,大概真的是个石女吧。”

“后来呢?”

“后来巧了,卵七的爸爸正好回家了,看见一个赤条条的小姑娘,他爸爸吓坏了,就喊起来,还要打卵七。”

我笑坏了:“再后来呢?”

“卵七一急,把毛巾兜在他爸爸脸上,把他爸爸也迷翻了。后来卵七一看没办法收场了,穿上裤子就跑了,把他爸爸和那女的扔在家里。后来那女的先醒了,立刻报警,警察来了先把卵七的爸爸抓进去了。”

“把他当成强奸犯了?”

“可不是嘛,卵七的爸爸还挺仗义的,居然认了,拼命给自己儿子顶罪。警察又不是傻子,一审就审出了马脚,后来就把卵七给抓住了。”

卵七这个王八蛋,真是活该。我想起自己刚进技校那会儿,卵七是班上仅有的两个共青团之一,我当时还很上进,想入团,为了巴结他,我经常请他吃冷饮。结果,他在一次学生干部的内部讨论会上说我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我们班主任听了这话,觉得卵七特别有觉悟。既然卵七是正面典型,那么路小路当然就是反面典型了。后来,每个学期我都要叫人揍卵七几顿,以消我心头之怨。现在卵七被抓进去了,没人可揍了,想想也挺失落的。

大飞拍拍我的肩膀,说:“快点上吧,别他妈的浪费时间啦。等你做了工人以后,一身臭气,原形毕露,到时候你想搞什么女人都没门了。”说完他就走了。

我呆立在街头。夏天真是一个闯祸的季节,除了打架就是搞女人,天气一热,人就活得非常本质。想想我的同学们,一个个陆续经历了成人礼,而我还在漫无目的地游荡着,隔三岔五跑到红梅新村去找于小齐,在昏暗的光线下注视着那只叫文森特的猫,说一些不知所云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上了她。我站在夏日的街道上,捧着脑袋用力想了想,后来我确定自己爱上了她。事情就简单了。

十八岁还没有和女孩儿上过床,连初吻的滋味都没有体验过,手淫时候看的是《维纳斯的诞生》,体验过一次暗恋,最后被人像狗一样在操场上追来追去,这就是我。


在暑假结束之前,我过于勤快地跑到红梅新村,每天去两次,早上九点半出现在新村的花坛边,蹲在那里抽烟,仰望着她的窗口,用不了多久她的身影就会出现在窗前,向着我挥手。这个动作说明她已经起床了,而且她妈妈也上班去了,这时我就三步两步蹿上去,努力避开楼道里的老太,然后一溜烟钻进那扇防盗门里。到了中午,我又溜出来,回到家里吃饭,然后把嘴一抹,扔下碗就走。我回到红梅新村,下午我就不用站在花坛前等她招呼了,我直接跑上去敲门。到了夕阳西下时,对面楼里的玻璃窗反射过来的阳光恰好晃在她身后的墙壁上,我就知道差不多该走了。我保持着这种节奏,有时还会加班,夜里骑着车来到红梅新村,独自蹲踞在花坛上,抽烟,看着她家窗口的灯光。有时她的身影会意外地出现在窗前,像一道剪影。她夜里从不出门,据说是我的前任师母管教很严。我蹲在那里,每次都是被蚊子咬得受不了了,才依依不舍地撤退回家。

我在她家里时,通常也没什么事可干,就呆坐着。她呢,总是拿出一本素描画册在窗口临摹。我问她,我这么坐着是不是很烦人,她说有人坐着说说话也好,一个人画画其实也很闷的。这时我就给她讲化工技校的笑话,六个教室八个班级,资产阶级自由化,挨过枪子儿的班主任。我给她学班主任走路的样子,被便宜儿子狠揍以后叉着腿走路,她乐不可支,有时笑得把铅笔都掉在了地上。

她说:“路小路,你做工人可惜了,你应该去演小品。”

我得意地说:“我小时候,本来我妈要把我送到苏州评弹学校去唱评弹的,后来没去,要是真去了,我就不用做工人了。”

“那为什么没去呢?”

“我爸爸不同意,他以为我能考上大学。”我说,“我爸爸对我失望透了,他就指着我给他出人头地,结果我把他的脸全都丢光了。”

于小齐搁下铅笔,叹了口气说:“我妈也是,从小就让我要考大学,还要考医学院,将来做外科医生。我学习成绩差,看见数理化就头晕,她恨死了,一天到晚说我不争气。”

“你现在画画也挺好的。”

“别安慰我啦,我没什么画画的才能,也就是学一门手艺吧。”她笑笑说,“我很笨的,什么都学不会。”

“你以后去画卡通,就能挣很多钱啦。我做工人,干一辈子还是个穷鬼。”

她点点头说:“我要挣很多钱。”

时间久了我发现,这丫头挺老实的,性格比较善良,但是也很执拗。我试过几次,请她看录像,她说不要看那种香港武打片,我告诉她,不是武打片,是言情片,她还是不要看。她要去人民商场楼上看画展。我生平看过的唯一的画展,就是男厕所墙上的简易春宫图,其他都没见识过,不免也感兴趣,于是跟着她跑到人民商场,一看,全是他妈的水墨花鸟,红红绿绿黑黑白白,连个裸体女人都没有。我站在传统艺术前面打了一百个呵欠,她倒是很有兴致,煞有介事地把眼睛凑到画纸上,好像要去舔那幅画。

她知道很多画家的名字,我都记不住,外国人的名字实在太长。我只知道达芬奇、徐悲鸿、毕加索,还有梵高,就这四个名字我还嫌多。什么修拉、莫迪利阿尼、莫奈、伦勃朗,她都对我说过,后来我就忘记了,重新知道这些名字是十年之后了,那时我就会回忆起她。

我一直没有对她表白什么,她也不在乎,好像根本没这回事。很多次,我蹲在黑暗中看着她窗前的样子,想起她说的,要挣很多钱,心里就觉得很悲伤。我这个穷光蛋,就算混出来,也无非是个月薪两百块的体力劳动者。艺术什么的我也不懂,也没文化,道德品质连我自己都很怀疑。我怎么就成了个傻逼呢?

她告诉我,自己有过很多梦想,一会儿是时装设计师啦,一会儿是广告设计师啦,一会儿是室内装潢设计师啦,可惜底子太差,都发展不下去。说起来,画卡通是最简单的,完全靠工作量取胜,画一张就挣一份钱,跟体力劳动也差不多。但是在我看来,这种体力劳动和我还是不同,到底哪里不同呢?后来想明白了,画画是一个人的事,做工人是跟一群傻逼混在一起,混一辈子。凡是可以一个人安静地去做的事情,都是我所向往的。

在我的印象中,卡通画师的收入曾经是九十年代初最让人羡慕的,后来就不行了,学的人太多了,收入就下来了。与此相似还有出租车司机,从前都牛到天上去了,现在跟要饭的也差不多。

暑假快要结束时,她带着我去了一趟吴县,她有个师姐就在那里画卡通。我们坐上中巴车,再次经过马台镇,到吴县下车,又走了很长的路才找到她的师姐。那女孩儿长得特别漂亮,她在台湾人的动画公司上班,找了个男朋友是原画师,两口子一个月能挣八千块!我都傻了,于小齐说:“不骗你吧,真的很挣钱,还有挣得更多的呢。”

漂亮女孩儿问于小齐:“这是你的新男友?”

于小齐说:“不是的。”

漂亮女孩儿说:“挺帅的嘛,来,给你画张速写。”说完,在白纸上刷刷几笔,勾勒出我的脸,眼睛大得吓人。这是卡通式的画法。漂亮女孩儿对我说:“这张画送给你,要对我们小齐好点儿。”

我说:“知道啦。”

从女孩儿家里出来以后,我问于小齐:“你以前谈过男朋友啊?”

于小齐说:“嗯。”

“是谁啊?”

“你问哪一个吧?”

我很郁闷,讪讪地把漂亮女孩儿给我画的肖像拿出来看,又小心翼翼地折起来,放在裤兜里。于小齐嘲笑地说:“挺珍惜的嘛。”

我说:“画得不像,我眼睛哪有那么大,跟铜铃一样。”

于小齐说:“讨厌。”

回戴城的路上,她在中巴车上睡着了,脑袋靠在我肩膀上,随着车子的节奏有点摇晃。那段时间我觉得温柔极了,不是她温柔,而是我温柔。我的肩膀也是头一次被女孩儿枕着。中巴车开得飞快,窗口灌进来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齐刷刷向后飘着,好像是跟着窗外的景物一起要流逝而去。夏天是如此的令人难忘啊。快要到戴城的时候,我拍拍她,她好像醒不过来,嘴里嘟哝了几句。那样子非常可爱。车停了,她拽着我的衣服,迷迷糊糊跟着我下了车,这才算醒了,指着我说:“你怎么成了个大背头了?”我说风吹的,没办法,没钱理发,头发就长了。长头发固然潇洒,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板寸,很利索,没什么牵挂。于小齐说:“这简单,到我家去,我给你剪头发。”

我说:“你会剪头发?”

于小齐说:“你敢让我剪吗?”

我说:“这倒也没什么不敢,剪坏了最多我去剃个光头。”

我坐在她家阳台上,已经下午了,天色暗下来,外面开始打雷,闪电咻咻地照亮了四周的一切,不久,大雨滂沱。于小齐在我脖子里扎了一块毛巾,又给了我一张《戴城晚报》捧在手里,不是看报纸,是攒着我的落发。她从一个小纸匣子里拿出一把剃头剪刀,说:“正宗的理发剪刀,放心吧,曾园都让我给她剪头发呢。”雨下得很大,阳台外侧很快就被打湿了,我衣服上也沾着雨水。我说:“不急,不急,你慢点剪。”刚说完这话,咔嚓一刀,前额的一撮头发掉在了报纸上。

剪头发的时候她问我:“脑袋上有个疤,怎么搞的?”

我说:“小时候摔出来的。”

“还以为你被人砍的。”

“笑话,谁敢砍我?”

“黄莺就敢。”

是的是的,我苦笑。我八辈子输给这个大胸妹。

于小齐说:“我让你眼睛上挨了一拳,脑门上挨了一皮带,我是不是你的扫把星啊?”

我说:“没关系的,我认了,这点小伤算个屁。”

她说:“那你小心点,以后估计还有麻烦呢。”

我说:“对啦,我前阵子从你爸爸那里借了《西游记》来看,我现在明白了,要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肯定就是我上辈子欠你的,这叫业报,三生三世都跑不掉的。要是我投胎做了个猪,你这辈子就是吃猪肉的人,要是我投胎做了菩萨,你这辈子就是把菩萨砸烂的人。跑不了的。”

她在我身后笑着,说:“下这么大的雨,早知道就给你穿件雨衣了。”

后来我问她:“小齐,你有男朋友吗?”

“现在没有。”

“那我们谈恋爱吧。”

“NO。”她说。

头发剪完之后,我默默地站起来,把报纸卷起来扔到垃圾桶里。她拿了一把扫帚,在阳台上刷刷地扫了几下,剩下的碎头发都被扫到楼下去了。我跑到厕所里去照镜子,还真不赖,比理发店里剪得好看,理发店里总是把我的发型剪成平顶四方型,好像我脑袋上套着个盒子,她是按照我的颅骨形状剪出来的,圆圆的,只有一点发根。这种发型很帅气,又像流氓,又像艺术家。尽管我被她拒绝了,但是为了这个发型也值得高兴高兴。于小齐说:“哎呀,你们学校禁止剃这种头吧?”我说无所谓,反正我就要去实习了,他们管不了我。这又要说起我们班主任,他不许男生留长头发,不许剃光头,也不许分头和背头,长发和光头是流氓,分头是色狼,背头是国家领导人,所以都要被禁止。日他大姐。

我走到厨房,在水龙头下面冲洗脑袋,冲了很久,忽然有一种被凉水催眠的感觉,最好就这么一直冲洗下去。

我回到房间里,她已经盘腿坐在床上。我说:“谢谢,剪得好看。”

于小齐说:“不是不喜欢你,你挺好的。”

我说:“没关系,我脑袋不开窍,就算不喜欢也没什么。”

她让我坐下。外面的雨下得白茫茫的一片,间或有闪电和雷声。她坐在床上,那地方有点黑,看不太清她的脸,但她的声音非常清晰。我们沉默了很久,于小齐说:“我以前谈过的男朋友,是你们化工技校的。”

我问:“谁啊?我认得吗?”

“比你高一届。”

“那一届全是流氓,没几个好东西。前年我们跟他们打过一架。”我摸着自己的脑袋,说,“你那个男朋友我肯定认识的。”

于小齐不说话。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会告诉你的。”

“那你跟我说这个事干吗?”我说,“你是不是还喜欢着这个人啊?”

“不,我就随口说说,你别再问了。”于小齐从床上跳下来,说:“你想喝莲子羹吗?我给你盛一碗。”

“莲子羹。”

“我妈一到夏天就给我煮莲子羹,说是吃了不容易生青春痘。”

我定定地看着她离开的身影,嘹亮的雨声几乎要盖过她说话的声音。莲子羹这三个字死死地抵住我的思路,让我的脑子一下子堵塞了。忽然有一根小头发落在我眼睛里,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弯下腰揉眼睛。


有一天她对我说:“你看过《梵高书信》吗?”我说没有,我就看过革命烈士书信集,那帮人超级剽悍。于小齐说:“两码事嘛。”说着递给我一本书,我一看,书名叫《亲爱的提奥》。我问她,提奥是何许人也,她说提奥是梵高的弟弟,梵高的信寄给提奥,写了很多,就编成了书。我很失望地说:“我还以为提奥是个女人呢,干吗是‘亲爱的’?”于小齐说:“亲爱的人是不分男女的。”

后来她站了起来,说:“路小路,你挺瘦的。”

我说:“对啊。”

“给我做一次人体模特吧。”

“什么?”

“人体模特,你不是说我没画过裸体吗?”她咬着铅笔说,“画卡通,很重要的一关就是画人体,我对人体姿态不熟悉……”

“现在就画?”

“来吧。”

我慌手慌脚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去解裤带,说:“全脱光吗?”于小齐用力摆手:“脱上衣就够了,谁让你脱裤子了!”我说:“上半身你又不是没看见过。”于小齐说:“少贫嘴吧你,脱了,站到窗口去。”

我很沮丧,还以为能脱个全裸,谁知只有半裸,跟乘凉没什么区别。当然,我这也就是说说而已,真要让我脱个精光,我还不干呢。我经常梦见自己光着屁股在大街上跑,周围都是女孩儿,指着我狂笑。这种裸体的尴尬我早就在梦里体会过了,那绝对是个噩梦。

我把衬衫脱了,按照她的吩咐站到窗口,摆了个健美的造型,她立刻笑倒了,说:“不是这样的。”然后走过来,把我身体的角度调整了一下,双臂摆到一个比较放松的位置,脖子扭过去,再扭过去,她说这样可以表现出颈部肌肉的线条,我说我知道的,那个没穿裤子的大卫雕像就是这么扭着脖子瞪着眼睛,手里还拿着石头,好像要跟身边的人打架。于小齐笑得前仰后合,说:“你还知道大卫啊。”显然对我的智商很轻视。

她坐到椅子上,睁着一只眼睛,竖起铅笔对着我比划了一下,说:“身体比例有点不对。”我问她哪里不对,她说我腿有点短,臀部显大,大概是穿着西装短裤的原因。我说:“这条短裤是我爸爸厂里发的,尺码不对。”她说:“索性也脱了。”我说:“脱了里面就剩内裤了。”于小齐说:“为艺术牺牲一把。”我说:“我可就牺牲到内裤为止,再脱我就要喊人了。”她说:“再脱我就喊人,说你耍流氓,你说别人是信你呢还是信我?”

我解开裤带,把西装短裤也脱了,我曾经多次穿着游泳裤在她面前招摇过,所以也无所谓,并不觉得害羞。等我脱了西装短裤,立刻后悔了,因为昨天晚上洗过澡之后,我没找到自己的短裤,顺手把我爸爸的平脚裤抓过来穿上了。这条平脚裤又肥又大,可以直接拉到我奶头下面,而且他妈的是天蓝色的,一点也不性感。于小齐看着我的样子,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太像蓝精灵了!”

我无地自容。她继续笑,说:“我从小就想养个蓝精灵做宠物。”我心想,操他大爷,难道所有的画家都是这么嘲笑他的人体模特的吗?

那天她给我画了三张速写,其中两张都是穿着短裤的,另外一张是我的背影,见鬼了,短裤没了,而是一个光溜溜的屁股蛋。我夸她有想象力。于小齐说:“画得很差劲,不过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说:“能不能送我一张啊?上次画肖像,你都没给我。”她说:“上次只画了一张,这次有三张,你可以挑一张拿走。”我想了想,拿了一张有短裤的。我的屁股就留给她自己去欣赏吧。

想跟女孩子套近乎,就必须有共同语言,女孩子的兴趣爱好我也要培养起来。这事情说起来就让我头疼,那些画家,那些世界名画,透视笔触色彩光线,根本不是我能搞得清的。后来我做了一次人体模特,总算找到了共同语言,所幸她不是学医的,我也就脱光了展示一下表皮,不至于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让她研究。

她对我说:“明天中午我要去解放路,画一块广告牌,我们同学接的活,我负责写美术字。你来看吧。就在波顿商场旁边。”

我说:“好的,我一定来。”

那天我心情特别好,大概穿着内裤和她在一起,也算是拉近了距离吧。回去对杨一说了这件事,杨一疑惑地说:“搞了半天,你就是把自己脱光了?”我说:“没脱光,还穿着内裤的。”杨一说:“你太失败了。”我把那张素描拿给他看,他端详了半天,说:“画得倒是挺像的。”

我懒得跟他讨论,他和我一样,没接触过艺术,看画就知道像不像,看摄影就知道清不清楚,听音乐就知道好不好听,很低级,没什么修养。其实他们重点中学也就这么回事,除了对付那几张考卷,其他方面跟我们化工技校也没什么区别。

我说:“跟你讲这些你也不懂,我要回家去看《亲爱的提奥》了。”杨一问:“是黄书吗?”我听了这话,骂他是个傻逼。到家把素描纸塞进抽屉里,坐在那儿发呆。后来我在抽屉里发现了另一张纸,那是欧阳慧的诗,我从戴中的宣传栏里偷来的。欧阳慧的笔迹,于小齐的笔迹,我看了这张看那张,心里很迷惘。你是怎么从喜欢一个人变成喜欢另一个人的呢?这件事是否就像上学念书一样,读完了这学期,就是下学期。如此简单?还是像一个人死了又投生人间,接受轮回之苦。如此艰难?还是像旅途上经过的车站,所有的车站都要离我而去,除了终点以外。如此惆怅?还是像一幕电影,连终点都没有,只是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角色在眼前晃动,最后灯光亮起,我一个人回家。如此悲伤?

夜里又下起大雨,很快就停了,雷声在我头顶滚动,我又想起了莲子羹。下半夜我一直醒着,到了早晨才迷迷糊糊睡过去。醒来一看闹钟,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我跳进西装短裤里,在冰箱里找到一块其硬如砖的烧饼,啃了一口就发现自己的门牙都快被它撬下来,只好饿着肚子出门去找于小齐。


解放路是戴城唯一可称繁华的街道,在九十年代初,所有的乡下人跑到城里来都要去解放路观光,它的地位就相当于上海的南京路,因此它也有一个很无耻的绰号:小南京路。乡下人搞不清楚,就叫它“解放南京路”。很多年以后,戴城还把运河南岸的一片棉花仓库和破瓦房改造成酒吧区,号称模仿“新天地”,自称“小新天地”,乍一听还以为是蜡笔小新投资的。

解放路上有一些商场,一些布店,还有乱七八糟的社会饭店,这种社会饭店我们都不敢进去,好比曾园家里的鸿运酒楼,我要是跑进去就是霉运当头了。我们去解放路,通常就是吃点冷饮,在新华书店买几盒港台歌星的磁带,要不就是成群结队在街边蹲着,伏击那些过路的女孩。

解放路在白天是步行街,汽车三轮自行车都不能通过,我把自行车停在街口,徒步走进去。八月的大街被太阳照着,黑色的路面明晃晃的,好像一把磨亮的菜刀,街上连人影子都没有,商店里的营业员昏昏欲睡,几家音像店在空无的大街上放着音乐。我很快找到了波顿商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洋派,其实跟李察·波顿或者麦克尔·波顿没有任何关系,店里光线很暗,为了省电把所有的电灯都关了,几个吊扇在头顶半死不活地转着,只有脱光了衣服才能感受到一点点风。营业员都是女同志,当然不可能脱光,她们随身带着蒲扇,在柜台里呼啦呼啦地扇着,根本懒得看我一眼。我在商场里转了一圈,一个顾客都没有,更别提于小齐了。

我走出商场,听见她在头顶上喊我:“路小路,路小路。”我抬头,看见她站在一把梯子上,对着我笑。她穿着长袖衬衫,一条长裤大概有十几个裤兜,戴着一顶很破的棒球帽,把头发都夹在耳朵后面,手里拎着一把小刷子,面对着一块广告牌。梯子上还挂着个小油漆桶,乍一看,她就像个油漆工。原来这就是画广告牌啊,我退后几步,看了看牌子上,画着两个穿三点式的女人,这是一个内衣广告。

于小齐说:“帮我扶着梯子!”我用脚蹬住梯子,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啊?”于小齐说:“他们都回家了,我做最后一道工序,把美术字写好就结束。你来得太晚,我都快写完了。”我说:“干这点活,你能挣多少钱啊?”她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就写二十个美术字,他们分给我一百块钱,算是照顾我吧。”我说:“热吧?连个树阴都没有。”

“你不懂了吧,广告牌当然不能有树阴啊,不然就全挡住啦。”她用刷子敲敲油漆桶说,“行啦,收工。”说完很麻利地从梯子上爬了下来。我看看上面,一串美术字写着:淑女之选,樱花内衣。

“这什么破广告语啊,谁想出来的?”我说,“难道不是淑女就不戴胸罩了吗?”

“你神经病,”于小齐说:“这是我想出来的!他们想了很多条,人家商场都不满意,后来我想了几条,商场觉得挺好的,就用了一个。要不是这条广告语,哪里轮得到我来画广告牌啊?喂,真的很糟糕吗?”

“嗯,现在看看这个广告语还不错,很有深度。”

“反正只要客户喜欢就好。”她说,“帮我把梯子扛进去吧,劳驾。”

我扛着梯子,她带着我进了商场,从一个楼道下了地下室。里面还挺大的,特别阴凉,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她说:“这里是仓库。”

她带着我绕了几个弯,在日光灯幽微的角落里,四周都是破箩筐和烂布头,还有一辆支离破碎的自行车,积着很厚的灰尘。她说:“就放这里吧,商场里的人会来拿的。”说完把油漆桶和刷子一并扔在地上。我放下梯子,沿着地下室走廊兜进去,仅仅是出于好奇。那里面就是仓库了,挂着“闲人止步”的牌子。

于小齐说:“喂,有烟吗?”

“你要抽烟?”

她笑笑,两根手指放在嘴边摆了摆,说:“不要告诉我爸爸。”

我从裤兜里摸出一包牡丹,弹出一根,她很熟练地叼在嘴角,我给她点上火,顺便自己也点上一根烟。我看见墙上写着:仓库重地,严禁烟火。我看见这种招牌基本上无动于衷,反正它也不会爆炸,最多燃烧而已,撒泡尿就可以灭火。

于小齐说:“这儿还挺凉快的。”她一屁股坐在一个纸箱上,脱下帽子,说,“我真累坏了。”

那一瞬间我有点难过,想起莲子羹。好像是她站在深渊前,而我竟先于她走向万劫不复。

我靠着墙,蹲在地上,以便让她可以平视到我。隔着一条过道,我和她对望着,这距离太近,可是幽暗的过道并不是可以轻易穿越的。她把脸深深地埋在手臂交织成的盆地中,两侧的头发缓缓滑落,遮住了脸。香烟在她手指上静静地燃烧,过了一会儿,她侧过脸,看着烟缕说:“你发现没有,香烟点着的时候,烟是蓝色的,如果吸进肺里再吐出来,就是白色的。”

她说:“我把蓝色都留在身体里了。”

我说:“是不是真的很累啊?等会儿我请你吃冷饮。”

她摇摇头,说:“下个礼拜就要开学了,你去哪里?”

我想了想说:“学校会分配实习单位的,肯定是家化工厂喽,去做工人。”

“做工人很苦的。”

“反正就混着吧。”

“你会修仪表?”

“不会,我们学校出来的学生,狗屁不通的,啥都不会修。”

她缓缓地张开嘴,一团烟雾从她嘴里飘出来,像墨汁在水中洇开那样变幻着形状,升过她的脸,在头顶上骤然消散。她说:“我初中毕业以后也去工厂里干过几天,是玩具厂,很苦的。我流水线上做玩具。那种长毛绒的狗熊,特别可爱,抱在脸上很痒的。厂里管得特别严,上班连厕所都不给我去,我他妈差点在车间里出糗,太倒霉了。”

“哎,说脏话,还挺溜的。”

“妈的,”她嗤地笑了,“你说可气吧?几十个人的车间,管得比劳教所还严。有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做工头,不许吃东西,不许讲话,上厕所要打报告。车间里连扇窗都没有,早上天色刚亮走进去,夜里下班出来,天都黑了。我干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他们连工资都没结给我。后来我想想啊,还是去美工技校读书吧。我知道这个学校很差,可是总比做工人好。”她仰起头,对着半空中吹出一缕白烟,说:“刚读技校的时候根本不会画画,连线条都画不好,我是走后门进去的,没基础。读了半个学期我才学会画立方体,那时候我每天都在画素描,也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画画。”

“你已经画得挺好了,我穿着短裤,你都能把我屁股画出来。”我恬不知耻地说。

“靠,你这是在表扬我吗?”她说,“我呀,特别喜欢梵高,还有莫奈。起初看见梵高的画,我根本看不懂,他那些星空和麦田,画得好奇怪啊。后来我爸爸说,要眯着眼睛去看星空,死命地看,看得眼泪都出来了,就会有梵高的效果。我照着他说的,果然没错!”

“你爸爸是挺神奇的,有时好像什么都不懂,有时又好像什么都懂。”我说,“我要是这么死命地看着你,看得眼泪出来了,你会不会也变成梵高的作品啊?”

“你真逗!”

她忽然站起来,把棒球帽反戴在头上,问我:“这样好看吗?”

“像个外国小混混。”

“曾园说很帅。”她对着一块积满灰尘的玻璃摆了个造型,双手叉腰,微微昂着头,一脸无所谓的表情。她说:“这么样算是很帅了吧?”

我说:“不能叉腰,叉腰有点不着调。你得学曾园,把大拇指插在裤兜里,最好把肩膀也耸起来。”

她依样做了一遍,看着玻璃中的自己,笑着说:“这倒真的像曾园了。”她把手里的烟蒂扔在地上,踩得扁平,又向我要了一根,斜叼在嘴角说:“这样子是不是很像少女帮?”

“不像不像,倒像个油漆工了。”

“油漆工是这样的。”她把香烟夹在耳朵后面。

“这就更像了。”

她继续看着玻璃中的自己,我也在玻璃中。她说:“你知道吗,我特别羡慕曾园。”

“为什么?”

“嗯,人生观不一样。”

我说:“曾园也就是家里有钱吧,没什么的。”

她说:“不是的,不是钱的问题。我喜欢她那种做错了事情也无所谓的样子。我就不行,我老觉得自己在一条死路上往前跑,要是发现自己错了,那就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

我说:“那还是因为曾园家里有钱啊。”

于小齐说:“不是的,你不懂。”

那天坐在地下室里,我对她说,我很无知,不知人,不知己,也不知这个世界。这样下去很麻烦,就像一个关在地下室的人,把日光灯误认为是白昼,把日光灯照不到的地方误认为是黑夜,这都不对。黑夜和白昼我都可以忍受,但我无法忍受地下室的光线,那种感觉会使人绝望,一辈子都白活了。

她伸手又要了根烟,坐在纸箱上,说:“跟我一起去上海?”

我想了想说,我没本钱,上海太遥远了,我有个表姐在上海,除此以外就没有任何熟人了。我跑到上海去干吗呢?陪读?我想上海的化工厂肯定不会让我这个不会修仪表的仪表工去上班的。不只是上海,任何地方我都去不了。

我说:“我觉得自己很烂。”

于小齐说:“别这么说,将来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你别搞得这么消沉。”

我点点头,就算是吧,将来有很多机会。再过几天我就要去工厂实习了,哪怕只是为了混一张技校的文凭,我也得在工厂里忍受一年。这他妈的大概也是业报,只是不知道欠了谁的。

我尴尬极了,几分钟之前还在为她难过,现在该轮到为自己难过了。我蹲在那儿猛抽烟,烟灰像断裂的树枝,沉重地掉落在地上,碎成粉末。她还是坐在纸箱上,把棒球帽摘了,用力甩了甩头发,然后她轻轻地把棒球帽扣在我头上。我没动。整个地下室里就听见我们此起彼伏的吸烟吐烟声。

后来有个人从仓库里面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