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出发的时候,天空沉黑沉黑的,下着小雨。说是雨,又有点像雪。那雨滴和雨丝,滞重而透亮,刺人肌骨,仿佛随时都会变成纷纷扬扬的雪花。汽车进入平谷山区时,雨忽然下大了,密如贯珠的雨点,在空旷无人的高速公路上,腾起了漫天的水雾。

一般来说,在初冬时节的北京,出现这么大的暴雨,是十分罕见的。那些喜欢杞人忧天的学者或教授们,一定又要大做文章了吧。你知道,任何自然界的灾异,或者季节和气候的反常,都可以被他们看成这个世界即将完蛋的象征。他们成天在网上指东说西,似乎人人都是治理国家的行家里手。他们的言论,有点像紊乱的内分泌,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外冒傻气;又有点像是出疹子,一阵冷,一阵热的,你要是当真把它当着劝世良言来琢磨,嗨,还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比如说,他们总爱成天嚷嚷着,汶川地震是三峡大坝蓄水所致;东南亚的海啸是由于海洋温度的急遽升高;海底的沼气一旦喷发,将会杀灭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既然如此,那咱就低碳吧,可你要是让他们少用两度电,少开两天车,那简直就像是要了他们的命。除了抱怨,反正他们是什么都不会去做。如果夏天蚊子少了,他们会说,哎呦呦,如今这个世界,已经堕落到连蚊子都羞于活下去的地步了呀;如果蚊子多了,他们又会说,妈呀,这个世界,恐怕也就适合蚊子这样的动物生存繁衍了。最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有一个刚从图宾根回国的素食主义者,专门研究什么“联合摩擦”的,也是我的客户之一,竟然认为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既不是汽车尾气,也不是什么工业污染,乃是源于奶牛放屁或打饱嗝。他动不动就喜欢用“乃是”这个词,不知是什么道理。

尽管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我认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扯淡。就算他们说的是真的,那跟我这样一个眼看就要被姐姐赶出门去,无处安身的穷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毁灭就让它毁灭好了。我没有余力来关心这些大事。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卑琐的念头,那就是如何顺利地拿到丁采臣给我的那二十六万,然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前搬到农家院去,以便保住我那点可怜的信用。不管怎么说,在常保国那样一个人渣面前失去信用,对我来说,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我把汽车停在了丁采臣家的院子外面。

我没有立即下车,因为我听见了丁采臣家传来的悠扬的音乐声。那声音,似乎在明白无误地提醒我,既然采臣还在听音乐,那就说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安好如初。那饱满通透的钢琴声,当然是从我那对AUTOGRAPH音箱中发出来的,这一点,我完全能够分辨得出来。接着,我很快就判断出,那是吉利尔斯演奏的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而且是一九七二年与约胡姆合作时的录音。在世界上所有的钢琴协奏曲当中,勃拉姆斯的这首“第二”在我心目中首屈一指的地位无人能够动摇。它是我的“安魂曲”。在我看来,就连贝多芬那首乐迷们顶礼膜拜的《皇帝》,也完全无法与它相提并论。我坐在车上听完了这首曲子的第三乐章,晦暗的心情随之变得明亮起来。车外呼呼地刮着干烈的北风,却无法冷却音乐带给我的温暖。在那一刻,它使我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糟糕的处境,唤醒了我心底里那压抑已久的职业自豪感:如果一个人活了一辈子,居然没有机会好好地欣赏这么美妙的音乐,那该是一件多么可怜且可悲的事啊!

还是像上回一样,我沿着不时溅出泥浆的砖石小径,绕到这栋别墅的北面,按响了木门框上的红色门铃。微弱的钢琴声忽明忽暗,一直在持续,但半天无人出来应门。我只得又摁了迟疑不决的第二次和孤注一掷的第三次。终于,在别墅东侧的半截楼梯上,那扇大门往外推开了。一个裹着头巾的妇人,披着一件黑底碎花的绒布棉袄,打着一把豆绿色的雨伞,从屋里走了出来。

那块绸质的头巾,把她的脸严严实实裹住了,只在眼睛部分留下了一条缝。她的装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保守的阿拉伯妇女或者蒙面的车臣恐怖分子。说实话,当她一边打量着我,一边朝我慢慢走来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忍不住抖了两抖。

隔着木栅栏院门,我向她说明了来意,并介绍了我跟丁采臣音响交易的整个过程。我故作轻松地提醒她,她此刻正在欣赏的音乐,正是从我专门为她家配置的音箱中发出来的。还算好,在经过明显的犹疑之后,那扇木门终于打开了。

在居室门口换鞋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袜子没有换,那双烂皮鞋又进了水,溢出来的气味已经很难用“臭”这个字来形容了。我害怕脚上的味道会熏着她,没有选择拖鞋,而是从鞋架上取下一双在室内穿的懒汉布鞋,希望它多少可以帮我遮一遮阵阵袭来的恶臭。

可那个女人立刻阻止了我。她嘟嘟囔囔地提醒我,门边有拖鞋。

我担心身上的雨水弄脏了她们家的沙发,特别是由于刚才换鞋时不愉快的一幕,我决定站着跟她说话。

我问她,丁采臣是不是出去了。这时,妇人已经走到了落地窗边上的音响前,关掉了“莲12”的电源。屋子突然安静了下来。

“他不在了。”

我又问她,丁采臣什么时候能回来,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他。

“他不在了。”她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即便是在室内,她也没有取下蒙在脸上的绸巾,让我觉得很不自在。

如果你当时也在场,听到她在重复“他不在了”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会不会冷不丁“咯噔”一下,进而去猜测所谓的“不在”到底是他妈的什么意思?你会不会在心里一边觉得难以置信,可仍然会忍不住暗暗揣测:莫非,那个丁采臣,那个随随便便就可以将手枪拍在餐桌上的丁采臣,那个让蒋颂平提到名字都会发抖的神秘家伙,这会儿,已经,他妈的,已经死了呢?

你算是猜对了。

她告诉我,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前,丁采臣从东直门一栋三十多层的写字楼顶端——手里甚至还端着一杯咖啡,跳了下来,死了。

就这么简单。

很显然,丁采臣的死讯所带给我的震惊,已经暂时性地压倒了我对于那二十六万揪心的渴望,促使我将自己的烦心事抛在一边。我随手从茶几上抓过一张《新京报》,摊开它,垫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这个女人,在跟我讲述丁采臣的死况时,那种轻描淡写的语调,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意味,让我对她的身份也产生了极大的疑虑。我在心里提醒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询问她和丁采臣的关系,恐怕有些唐突。因为过于谨慎,我在无意间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在一种头皮发麻的亢奋和惊悸中,我悄悄地猛吸了一口气,这样对她说:“不好意思,也许我不该这么问,您脸上,为什么要蒙着那块头巾?”

她明显地愣了几秒钟,随后道:“我也不想这样。如果你不害怕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它取下来。怎么样?你要想好。”

说实在的,我一时没听懂她的话。你知道,当时,我的脑子里甚至出现了一个最大胆、同时也是最荒唐的念头:这个人其实就是丁采臣本人,他学着女人的腔调说话,故意在脸上蒙块头巾,仅仅是为了跟我开个玩笑……

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现在早已想不起来了。我仅仅记得,那女人稍稍偏转了一下身子,将那块棕色的绸巾取了下来,然后,猛的一下,就朝我转过身来。

那是一张被严重毁损的脸。

如果你有幸看到那张脸,一定会和我一样,立刻就能判断出,导致这张脸彻底变形的,并非是硫酸一类的腐蚀液体,而是钢刀!

横七竖八的伤口已经结痂,在她脸上布满微微隆起、纵横交错的疤痕。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描述这张脸。它仿佛在我眼前无声地复现出,她在遭到袭击或者残忍的蹂躏时,那粗野而令人发指的一幕。

如果你小时候接种过牛痘的话,一定能大致想象出,皮肉被划糟后的结痂,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在左眼下方,靠近颧骨的地方,有一个三角形的窟窿,虽然经过修复和植骨,还是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瘪塌塌的凹坑。右脸那条巨大的刀疤,斜斜地直达耳根,皮肤缝合后留下了密密的针脚和线影,粗一看,就像是脸上趴着一条正在甩尾的蝎子。鼻翼的一半永久地失去了,修复后留下了一个粗率的圆洞。

后来,我知道,这部分鼻翼的消失,不是由于利刃的砍削,而是源于牙齿的直接咬啮。事后,这部分组织没有被找到,只能证明施暴者之一把它咽进了肚子里。同样被咬掉的还有一小块嘴唇。即使她抿住嘴,两颗牙齿也会直接暴露在外。这张丑陋而令人厌恶的脸,与她白皙、细长的脖子连在一起,让人联想到一朵正在开败的山茶花:花叶和花枝生机勃发,青翠欲滴,可花朵早已烂黑如泥。

“您刚才说,您是为这套音响来的,”她说,“难道他没付您钱吗?”

“付了一部分。十三万吧。”我有些尴尬地朝她笑一笑。

“那么,总价是多少钱?”

“三十九万。”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我一时拿不准,究竟应该如何对付这张脸。你知道,在那种情况下,盯着她看固然不太礼貌,可把目光挪开,故意不去看她,也会让对方心生不悦。好在她再次侧过身去,将视线投向窗外。

雨还在淅淅嗒嗒地下着,风也是越刮越大。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只要把那十三万退回来,可以随时把这套音响带走。”过了好半天,她冷漠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得不严肃地提醒她,从表面上看,她的这个说法公平合理。但从我的角度,那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你不妨替我想想,仅仅为了从通州的卖主手里购买那台“莲12”,我就已经花掉了全部的积蓄。换句话说,如果我接受她的建议,且不说我心心念念的农家院的房子顿时成为泡影,也不管混蛋常保国与我商定的搬家期限正在一天天逼近,好吧,先不谈这些烦心事,如果我按她说的,给她退回十三万而取回我的音响的话,那岂不是就等于说,我白白忙乎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不说,还白白搭进去六万八千元,买了一台我自己根本用不着的“莲12”,换了你,你会答应吗?

因此,为了让她准确地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觉得,似乎很有必要将我姐姐逼我搬家这件事跟她说一说,以激发起她的同情心。我认为自己已经把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可这个女人还是有些似懂非懂。当然,我不能指望她这样一个身份的人,会为我这样一个穷光蛋去设身处地。

“您如果肯留下这套音响,对我来说,那是再好不过了。他知道我喜欢听音乐,才会在自杀前,向你订下这套音响。我可不是什么发烧友!平常我用来听音乐的,不过是一对普通的电脑音箱。可我第一次听你这个箱子,立刻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它。你这套音响,真是有点,唉,那声音,怎么说呢,有点色。如果你想要把它拿走,我还有点舍不得呢。你看这样行不行?钱,你一点都不用发愁。他死后,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但那是暂时的。也许是因为没有还清的债务,也许是公司正在清点他的遗产。我自己手头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旦他的账目清理完毕,我会立刻给你付清剩余的钱。也可以额外付你一点利息。你现在手头毕竟已经有了十三万,对不对?不妨租个房子,搬进去先住着。你觉得呢?”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其实,不瞒你说,我心里也是这么盘算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在三天以内就要找到合适的房子,把家搬过去,对我来说,时间是紧了一点。听到我的顾虑之后,她转过身来,朝我笑了笑(如果那种口型的机械变化也可以被称为“笑”的话):“实在不行,我还有一个办法。如果你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也可以搬过来,在我这先对付几天。反正我一个人,也住不了这么大的房子。”

听得出,她是在开玩笑。

即便她说的是真的,我恐怕也忍受不了那张脸。在她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新念头,让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就像我手里捏着一张随时可以兑现的大额支票。

我想起了老朋友蒋颂平,想起了他多年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临走之前,我向她提出了一个一直盘踞在心中、却又不敢贸然出口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丁采臣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他呀,倒也不是想不开。”她立即纠正了我的话,就像是谈论一个陌生人一样,淡淡地道,“要我说,他这次跳了楼,倒是想开了呢。他早该如此。”

“我是说,我有点不敢相信,像丁采臣这样的人,也会自杀……”

“嗨,就连韩国总统,不也自杀了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她不屑地感叹了一句。随后,她为我打开房门,看着我换鞋,似乎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

“您知不知道,在哪可以买到莱恩·哈特的唱片?我指的是,他用羽键琴弹奏的《哥德堡变奏曲》。”

听她这么问,我稍稍有点意外。毕竟,这张唱片在发烧界十分冷门,在中国,也许只有极少数的发烧友有幸听过。

“市面上怕是很难找到了。不过,我家里倒是有一张。你可以给我写一个地址,我明天就让小红马给你快递过来。”

她道了谢,找来纸和笔,给我留下了她的通讯地址。为了便于联络,她还往我的手机上打了一个电话。

在和蒋颂平见面之前,我对这位“发小”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我打算一见到他,就立刻向他提出以下两个请求,供他挑选:第一,请他先借我二十多万,如果顺利的话,加上丁采臣预付的十三万,我明后天就可以把家搬到农家院去。

第二,干脆说服蒋颂平接下那套音响系统。当年,我从牟其善家中买下这对宝贝时,一直瞒了他六七年。后来他知道此事后,曾经醋意十足地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闹痢疾,那对AU-TOGRAPH本来就应该是他的。他也曾向我提出过,用两倍的价格,从我手里买下这对音箱。

不论蒋颂平选择其中的哪一项,我的难题都将获得圆满的解决。考虑到蒋颂平在二十五年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我认为自己是有把握的。

那是在一九八四年的冬天。当时,我还在红都服装店当学徒。蒋颂平把他们邮电学院的一位校花弄大了肚子,心急火燎地赶到了服装店的成衣车间,把我拽到厕所的门口,跺着脚,哭丧着脸,让我无论如何帮他想个办法,让校花的肚子恢复原状。

在那个年代,单单未婚先孕一类的烂事儿,就已经超出了我的道德底线,更何况,颂平时常带来向我炫耀的固定女友,并不是这位校花。说实话,我有点为难。不过,我对校方在获悉这种事情后会如何惩罚颂平,也有着十分清晰的概念。毕竟,他当时已经是中共的一名预备党员了。所以,我只有把我的自命不凡的道德扔到一边,当即决定,带他们连夜赶往苏北的盐城,找我舅舅,帮校花打胎。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颂平竟然提出了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荒唐的要求:由我来扮演校花的男友。他的理由是,我不过是一个社会上的小混混,并不隶属于任何组织或机构,万一事情败露,也不会有什么了不得的“政治后果。”

很显然,他的顾虑是有道理的。我决定帮人帮到底,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在舅舅的妥善安排下,校花的刮宫手术十分顺利。舅妈每天都喜滋滋地给校花熬鸡汤,给她补养身子。而舅舅则拿出他差不多两个月的工资,给“外甥媳妇”买了一件昂贵的呢子大衣,算是见面礼。颂平照收不误,据说是“临大事者不拘小节”,而那位校花第二天就将呢子大衣穿在了身上,在镜子前搔首弄姿。

由于颂平还在读书,手头并不宽裕,我几乎承担了这次旅行的所有费用,包括顺道游览扬州的门票和食宿花销。

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蒋颂平搂着他那昏昏欲睡的女友,一字一顿地对我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兄弟,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请你记住,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儿,找到我老蒋,哥们会豁出性命来,以死相报。”

第二天,我一连给他打了七八个电话,他都没接。到了下午,我在闵庄路服装大厦的一个会议室里找到了他。

颂平被迫中断了董事会,出来跟我说话。因为质量问题,从天津港刚刚退回来的一批货,弄得他焦头烂额。因此,他的脸色不佳是可以理解的。他铁青着脸,极为暴躁地让我“有屁快放”。

这可不是我平常熟悉的蒋颂平,我的心一下子就乱了。

蒋颂平皱着眉头,勉强耐着性子听我说明了来意,就用那种我听上去十分陌生的口吻,对我大声斥责道:“我说你烦不烦?你是真傻呀,还是他妈的缺心眼?你有什么必要将丁采臣预付你十三万的事,告诉那个女人?丁采臣他妈的不是死了吗,这种事又没有字据,你不说,她怎么会知道。你一声不响地把那套音响拉回来,平白多得这十三万,随便到哪儿去租个房子,有什么不好?你现在倒好,跑来跟我借钱,我还正托人找关系向银行贷款呢!别说我现在没钱,就是他妈的有钱,我也不能借给你呀。我问你一句话,我们到底还是不是兄弟?”

你知道,我当时被他的这番话给彻底搞傻了。这句话,本来应该由我来问他才对啊!可我还是忍气吞声地冲他点了点头。

“那就对了。你我兄弟之间,怎么能动不动就谈借钱的事呢?人亲财不亲,这是规矩啊!规矩你懂不懂?本来是心照不宣的,你非要逼得我给你说破了,有意思吗?”

“可我,我现在已经,怎么说呢,有点走投无路了呀!”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敢指望他还能记得在火车上说过的话。

“你说话时走走脑子好不好?你走投无路,跟我他妈的有关系吗?新鲜!逼你搬家的是我吗?干吗不去找你那神经病的姐姐?”

“好吧,您去开会吧。”我被他的一番混账话气得浑身发抖,不知不觉中,已经把“你”改成了“您”。我接下来所说的话,也已经完全不受理智的支配,“好吧,您忙您的。再见。从今往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就当……”

“什么?你说什么?你把这句话,再给我说一遍!”蒋颂平那张脸,忽然间变得十分阴险而丑陋,把我着实吓了一跳。他的轻蔑,从牙缝中挤出来,令人望而生畏,“你是在威胁我,对吗?你谁啊?你以为你他妈的是谁啊?你要跟我断绝关系,是不是?你以为我稀罕吗?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嗯?我给你介绍了多少客户,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有老子的心血,知道吗?你别忘了,你现在身上穿的这件衬衫,还是我蒋某人送的!他妈的,好心喂了驴肝肺!”

一定是蒋颂平的高声叫骂惊动了办公室里的人,他没把话说完,两个助手就从屋里蹿了出来,把他连拽带推,拉回到屋子里去了。他们一边憎恶地瞪着我,一边劝颂平“少跟这种人一般见识”!

回到家中,我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衣服都没脱,就倒在床上蒙头大睡。一闭上眼睛,满头满脑都是蒋颂平的影子。我看见童年时代的蒋颂平,滚着一只小铁环,一手提着那条破棉裤,沿着光线暗淡的椿树街,一遍又一遍,无声地朝我走过来。都说冲动是魔鬼,你能够想象,那会儿我躺在床上,对自己刚才的不理智,是多么的后悔和厌恶啊!我仿佛觉得这个世界,突然间变得空阔而无趣。我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了。毕竟,这么多年来,我心里真正在意的,也就这么一个朋友啊。

就这样,在附近工地上有节奏的打桩机的轰鸣声中,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脑子里一刻不停地盘算着,要不要脱下身上的那件TOMMY牌衬衫,放把火,把它烧掉。不过,我想得最多的仍然是,要不要立刻起身,赶到颂平的住处,向他道歉,请他原谅。

等到我被手机铃声吵醒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崔先生,我想告诉您,您不用费心给我快递那张唱片了。我刚才在网上找到了莱恩·哈特那张CD的音频资料。已经下载了,正在听。”她说,“您听得见吗?”

我的脑子有点发懵。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电话是从蓟县的“盘龙谷”打来的。莱恩·哈特的琴声,感觉上,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有点不太真切。我听了一小会儿,迷迷糊糊地提醒她,如果没什么别的事,我就要挂电话了。

“您现在在干吗?”她又问。

“什么都不干。”我懒得搭理她。我忽然瞅见暖气片上烘着一件旧衬衫,也是蒋颂平送的,心头猛地就是一紧。

“我是说,您那儿,能够看得见天空吗”

“您什么意思?”我从床上爬起来,举着手机,走到了卧室外的阳台上。

“看到了吗?”她问道。

“什么东西?”

“你看天上。”

雨早就不下了,刮了一天的西北风也已经停了。越过那片光秃秃的树林,你可以看见天空的西南方向,出现了大片大片絮状的高积云,有点像棉花糖,又有点像花椰菜,被夜空那湛蓝的底色衬得绮丽而神秘。我注意到,澄澈的天空中,还有一个带柄的晶莹剔透的大勺子,那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北斗七星”了。

她是想让我看云呢,还是看北斗七星?我不敢肯定,也没有心思去问她。她那不合时宜的浪漫也让我厌烦透顶。她问我好不好看,我实在找不到话说,就耐着性子敷衍她说,实在是好看极了。随后,我点上了一支烟。

她又问了问我租房子的事。

她说,如果我明后天能找到称心的房子,那就算了。要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而我在年前又必须搬家的话,可以搬到她那儿对付一阵子。听得出,这一次,她没在开玩笑。她还说,自从丁采臣死后,她没有一天能睡着觉。她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用布罩上了。长时间的失眠已经让她出现了幻觉:她每次照镜子,都能看见丁采臣的正在逃离的人影。幽光一闪,立刻就不见了。每次都能看见他没有来得及消失的一截裤腿,还有他脚上穿着的懒汉鞋。这种感觉,就好像他既未死去,也从未离开那处房子。只不过,她看不见他而已。

她还告诉我,她所在的那个小区,只有周末时才会有人住,左右隔壁的房子都还空着,一到晚上,整个山坳里,黑黢黢的,有点疹得慌。

听得出,她确实有点儿害怕。

“如果您受不了我这张脸,我可以把它蒙上。”最后,她这样说道。

挂断电话之后,我望着那难得一见的清澈天空,发了半天呆。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有点鼻子发酸,忍不住流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