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过去了。

两个星期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

丁采臣许诺的那二十六万并未打到我的账户上。我能预感到大事不妙。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苦苦煎熬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忧心忡忡地拨通了他的手机。电话中传来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声音。我能够断定,接电话的人不是丁采臣。因为这个人在说话时,夹杂着十分浓郁的山西口音。

“你有什么事?”对方冷冷地问了我一句。

可没等我把音响款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他就凶狠地打断了我的话,怒道:“你挨毬了!你他妈的,是活腻味了,还是怎么着?”

随后,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后来,我又曾无数次鼓起勇气,想再打一下那个电话,到最后一刻,还是放弃了。我始终没搞懂,你挨毬了,是个什么他妈的鸟意思?我只得再次去麻烦老朋友蒋颂平。

“兄弟,我当初怎么跟你说来着?让你跟这种人打交道得留个心眼,现在怎么样?”颂平压低了声音,对我道,“不瞒你说,我这里现在也乱成了一锅粥,烦着呢!我那老不死的老娘,缠着老子带她去什么新马泰!亏他娘的想得出来!他妈的!等会儿我再给你打过来……”

可他后来再也没来过电话。

一个北风呼啸的午后,混蛋常保国拖着他那条残腿,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我的住处。无论我怎么跟他解释,他总是用怀疑和失望的目光望着我,又是摇头,又是叹气。就好像我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他让我自己确定一个搬家的日期,以免他最终失去耐心。这话已经有点威胁的意思了,可他怕我理解不了,觉得很有必要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他说,他对我已经“仁至义尽”;人的忍耐力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的;像他这样的滚刀肉,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我听见他在骂骂咧咧的同时,口口声声都在重复着一句话:今年的事,无论如何不能拖到明年。我心里就有了底。我知道,他的意思,无非是让我在年前搬家。我又气又急,头脑就有些发昏,一咬牙,就把搬家的日子定在了十二月三十一号,也就是元旦的前一天。屈指算来,也只剩下三四天的时间了。在他的要求下,我还给他写了个字据。

我住处的楼下,有一片杂草丛生的桦树林,树林边上有一个变电房。站在卧室的阳台上,我看见常保国一摇一晃地走到树林边上,忽然停了下来。他点了一支烟,朝桦树林的草窠子里挥了挥手,变电房的院墙后突然就闪出一个人来。

她一边朝他跑过去,一边还回过头来朝楼上张望。很快,夫妇二人互相搀扶着,就像风浪中颠簸的小船,一路摇晃着穿过马路,走到了356路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前。

生平第一次,我发现我那满脸褶子的老姐姐,其实还是挺幽默的。

我知道于事无补,但还是在网上挂出了一张大卖单,以低廉的价格出让所有的音乐器材。为了凑够买房的费用,如果有人要,我也很乐意把自己卖掉。很快,就有一位买主找上门来了。

他是装甲兵部队的一位姓沈的大校。他看中了我那对RED DAWN扁线。

一天傍晚,沈大校亲自开着军车,带着现款,到我家里来取货。他说,他之所以决定接下这对喇叭线,是因为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喜欢这款线的中文译名:红色黎明。它会使人在听音乐时,联想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的壮美。

唉,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容易犯迷糊。我跟大校刚一见面,居然对着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现役军人,大倒起苦水来,把我和丁采臣之间的音响买卖,絮絮叨叨地跟他说了一遍。我知道这样做,把自己的软弱可怜暴露在陌生人面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但不知怎么搞的,我根本无法克制自己,就像他就是上帝因顾怜我的不幸而派来的一位男性天使。

虽然我不断地暗示对方,丁采臣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惧的人,有点深不可测。但他把枪拍在餐桌上那件事,我思虑再三,还是没敢说出口。沈大校高大威猛,表情刚毅,就连脸上的那几个坑坑洼洼的麻点,看上去也给人很强的安全感。他十分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唠叨,很不屑地朝我笑了笑,瓮声瓮气地道:“崔师傅,你老兄,有点神经过敏啊!听了半天,我怎么没觉得这事有什么恐怖的地方啊?对方出于经济或其他原因,延迟付款,甚至拒不付款,是常有的事。没什么了不得的,实在不行,还可以打官司啊。这样,你如果打电话找不到他,那就不妨开车去一趟,找到你说的那个姓丁的,当面把这件事问个明白,总比你在这儿无端折磨自己要好得多。”

他大概看出了我脸上露出的胆怯,随后又半开玩笑似的加了一句:“你们这些人,就爱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如果你真的担心会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明天派两个扛枪的战士,跟你一起去如何?”

我谢绝了他的好意。不过,他的一番告诫,也多少坚定了我心中的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想顺利地拿回那笔钱,除了再去一趟盘龙谷之外,似乎也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