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出差,在电视台对某服装大师的专访节目中,我突然听到了张顺针的名字。原来这位大师在介绍自己的家学渊源,向大家讲述从他祖父谢子安起,到他的父亲张顺针,他们一直是中国有名的服装设计之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绝对有历史根源、家庭根源和社会根源以及本人的努力因素……我听了大师的表白,只感到不是说明,是在检查,这样的套路,每一个出身不好本人又有点问题的人,在“文革”时都是极为熟悉的,现在换种面目又出现了,变作了“经验”,只让人好笑。

依着电视的线索,我好不容易摸索着找到了张顺针的家,当然已不是昔日的桥儿胡同,而是一座方正的新建四合院。今天,在北京能买得起四合院的人家,家底儿当在千万元以上。也就是说,贫困的谢娘后代,如今已是了不得的富户了。想起当年武老道“若生在贫贱之家,前程不可量”的断语,或许是有些意思。

朱门紧闭,我按了铃,有年轻人开门,穿的是保安的衣服,料是雇来的门房。我说来看望张老先生,看门的小伙子问我是谁,我说是张先生年轻时的朋友。那小伙儿很通融地让我进去了,他说老爷子一人在家快闷出病来了,巴不得有人来聊。

院里有猛犬在吠,小伙子拢住犬,告诉我说,老爷子在后院东屋。

来到后院东屋,推门而进,一股熟腾腾的糨子味儿扑面而来,靠窗的碎布堆里,糨子盆前低头坐着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这就是六儿了。

见有人进来,老人停下手里的活计,抬起头,用手托着花镜腿,费劲儿地看着我,眼睛有些混浊,看得出视力极差,那模样已找不出当年桥儿胡同六儿的一丝一毫。

我张了张嘴,那个“六儿”终没叫出来,因为我已经不是当年使性较真儿的混账小丫头,他也不是那个生冷硬倔的半大小子了,我们都变了,变了很多很多。该怎么称呼他,我一时有些发蒙,叫张先生,有些见外;叫六儿,有些不恭;叫六哥,有些唐突……后来,我决定什么也不叫。

我说,您不认识我了吗?

张顺针想了半天,摇了摇头,笑容仍堆在脸上,他是真想不起来了。

我说我是戏楼胡同金家的老小儿,以前常跟着父亲上桥儿胡同的丫丫。

听了我的话,对方的笑容僵在脸上。我估摸着,那熟悉的冷漠与厌恶立刻会现出,尽管来时我已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可心里仍旧有些发慌。但是,对方脸上的僵很快化解,涌出一团和气和喜悦,亲热地让我坐。

我将那些碎布扒开,挑了个地方坐了。

张顺针说,咱们可是有年头没见了,有三十年了吧?

我说,整整四十四年了。

张顺针说,一眨眼儿的事儿,就跟昨儿似的,您这模样变得太厉害,要是在街上遇着了,走对面也不敢认了。说着,顺手从他身边的大搪瓷缸子里给我倒出一碗浓酽的茶来。我喝了一口说,您这是高末儿。

张顺针说,能喝出高末儿的是喝茶的行家。现在高末儿也是越来越难买了,不是我跟“吴裕泰”的经理有交情,我哪儿喝得上高末儿?

我说,您还在打袼褙?

张顺针笑着说,您看看,这哪儿是袼褙?这是布贴画。这张是“踏雪寻梅”,这张是“子归啼夜”,那个是“山林古寺”,靠墙根儿摆的那一溜儿画儿,都是有名字的。

经张顺针一说,我才在那些袼褙里看出眉目来。原来张顺针的这些布贴画与众不同,都是将画面用布填满,用布的花纹、质地贴出图画的效果来,很有些印象派的味道在其中。他指着一幅有冰雪瀑布的画对我说,那张布画还参加过美术馆的展览,得过奖。

我说,老七舜铨也是搞画的,您什么时候跟他在一块儿交流交流。您老哥儿俩准能说到一块儿去。

张顺针说,你们家老七那是中国有名的大画家,人家那是艺术,我这是手艺。

我说,老七可是一直念叨着您呢,他想您。

张顺针说,谢谢他还惦记着我,其实我们连见也没见过。

我说,怎么没见过?见过的。

张顺针问在哪儿见过。

我说,那年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您上我们家来……天还下着雪……

我本来想说出“报丧”二字,怕伤他自尊心,只说是下雪,让他自己去想。

张顺针还是想不起来。在他思考的时候,他的头就微微地颤动,我看到了他稀薄的头发下那两个明显而突起的包。那曾经是父亲寄予无限希望的两只角。

张顺针见我对着他的脑袋出神,索性将脑袋伸过来,让我看个仔细,他说,不是什么稀罕东西,让医院看过,骨质增生罢了,遗传,天生就是这样。

我说,我们家的老六就是这样,他还长了一身鳞。

张顺针说,长鳞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长鳞呢?

我觉得再没有什么遮掩迂回的必要了,几十年的情感经过长久理智的熏陶,像是地底潜流中滴滴渗出的精华,变得成熟而深刻。亲情是不死的,它不因时间的分离而中断,有了亲情,生命才显出了它的价值。我激动地叫了一声:六哥!——

张顺针一愣,他看了我一会儿说,别价,您可千万别这么叫,我姓张,跟金家没一点儿关系。

我说,您跟我死了的六哥是兄弟,您甭瞒着我了,我早知道。

张顺针说,您这是打哪儿说起呢?

我说,就从您脑袋上的包说起,您刚说了,这是遗传。

张顺针说,可有包的不一定就都是你们金家的人;反过来说,你们金家人人也不一定脑袋上都有包。

我说,您甭跟我绕了,我从感觉上早就知道您是谁了。

张顺针说,您的感觉就那么准吗?您就那么相信自个儿的感觉?

我说。当然。

张顺针笑了笑说,一听见您说“当然”,再看您这神情,我就想起您小时候的倔劲儿来了,好认死理儿,不撞南墙不回头,现在一点儿也没变,还是那么爱犯浑。实话跟您说,您父亲是真喜欢我,就是为了我脑袋上的这俩包。可他心里清楚极了,我不是他儿子。

我的脑子突然变得一片空白,不会思索了。

阿玛,我的老阿玛,是您糊涂还是我糊涂啊!

张顺针说,您父亲老把我当成你们家的老六,把我当成他儿子,可从我们家来说,无论是我娘还是我,从来就没认过这个账。

我无言以对。

张顺针说,现在回过头再看,您父亲是个好人,难得的好人……

我说,谢娘也是好人,像妈一样……

张顺针半天没有说话,停了许久,他说,我娘那辈子……忒苦。

我和六儿就这么坐着,坐着,彼此再不说一句话。

我机械地喝了一口水,已经品不出茶的味道,我说我要告辞了。

张顺针让我再坐一坐,他大概是不愿意让我以这种心情离开。他问我什么时候回陕西,我说大概还得半个月,剧本还有许多地方要修改。张顺针问我是写电视的还是演电视的,我说是写电视的。他说还是演电视的好,将来我在电视里一露脸,他就可以对人说,这个角儿他认识,打小就认识,属耗子的,是个爱犯浑的主儿!他说,据他考证,耗子是可以穿旗袍的,迪斯尼的洋耗子可以穿礼服,中国的土耗子怎么就不能穿旗袍呢?

我说是的,耗子可以穿旗袍。


十天后,张顺针就让他的儿子给我送来了这件旗袍。

水绿的缎子旗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