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这该是多么凄惨的感情缺憾,多么难与人言的酸楚。遗憾的是后来父亲从没向我问及过谢娘的事情,即便在父女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几次有意把话题往桥儿胡同引,也都被父亲巧妙地推了回来,看来,父亲不愿谈论这个内容了。所以,谢娘最后的情况,父亲始终是一无所知。

为此,我有些看不起父亲。

50年代中期,父亲去世了。

我到桥儿胡同找过六儿,小院依然,枣树依然,他那个当石匠的爹正在院里打磨,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北京怎会还有人使用这个东西。石匠已经记不得我了,我也不便跟他说父亲的事。打听六儿的情况,知道他在永定门的服装厂上班,改名叫张顺针。

我在服装厂的传达室里见到了这个叫做张顺针的人,彼时他已是带徒弟的师傅了。张师傅戴了一顶蓝帽子,表情严峻,进来也不坐,挓挲着手在屋当间站着。我说了父亲不在了的事,本来想在他跟前掉几滴眼泪,但看了他的模样,我的眼泪却怎么也掉不下来了。张师傅说,您跟我说这样的事儿有什么意思吗?这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停了一下说,当初您到我们家说令堂不在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什么意思呢?张师傅看了我一眼,从那厌恶的眼神里,我找到了当年六儿的影子。我说,当初我父亲是很爱您的,他对您的感情胜过了我所有的哥哥。张师傅哼了一声没有说话,任凭着沉默延伸。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只好起身告辞,没等我出门,他先拉开门走了。

我回来将六儿的态度悄悄说给老七。老七叹了口气说,怎的把仇竟结到了这份儿上?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更何况还有个父子有亲的情分在其中,既是这样,也只好随他去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送进来一包衣物,说是一姓张的人让带来的。金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长袍马褂的老式装裹,无疑这是送给去世的父亲的。我知道,这是六儿连夜为父亲赶制出来的。说是无情,真到绝处,却又难舍,这大概就是做人的两难之处了。金家没人追究这包衣服,大家谁都明白它来自何处。母亲坚决不让穿这套装裹,她说父亲是国家干部,不是封建社会的遗老,理应穿着干部服下葬,不能打扮得不成体统,让人笑话。

母亲的话有母亲的道理,在父亲的遗体告别式上,穿戴齐整的父亲,俨然是社会名流的“革命”打扮,一身中山装气派而庄重,那是父亲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一贯装束,是解放后父亲的形象。至于那个包袱,在父亲入殓之时被我悄悄地搁在了他的脚下。我知道,这个小小的细节除了我的母亲以外,在场的我的几个哥哥都看到了,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都是过来人,他们对这样的事情能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宽容。

到底是金家的爷们儿。

与六儿相关的线索由于父亲的死而斩断,从今往后,再没有理由来往了。“文革”的时候,我们听说六儿当了造反派,是的,他根正苗红的无产阶级出身注定了他要走这一步。在我的兄长们因这场革命而七零八落时,六儿是在大红大紫着。我和老七最终成为了金家的最后留守,我们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时刻提防着红卫兵的冲击,而在我们心的深处,却还时时提防着六儿,提防着他“杀回马枪”,提防着他“血债要用血来偿”的报复,如若那样,我们父亲的这最后一点儿隐私也将被剥个精光。给我们家看坟的老刘的儿子来造了反,厨子老王从山东赶到北京也造了我们的反,惟独六儿,最恨我们的六儿,却没有来。

后来,我从北京发配到了陕西,一晃又是几十年过去。随着兄弟姐妹们的相继离世,六儿在我心里的分量竟是越来越重,常常在工作繁忙之时,六儿的影子会从眼前一闪而过,有时在梦中,他也顶着一头繁重的角,喘息着向我投以一个无奈的苦笑,惊慌坐起,却是一个抓不着的梦。老七给我来信,谈及六儿,是满篇的自责与检讨,他说仁人之于弟,不藏怒,不宿怨,惟亲爱之而已,他于兄弟而不顾,实在是有失兄长的责任,从心内不安。老七是个追求生命圆满的人。而现今世界,在大谈残缺美的同时,又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生命的圆满?——包括六儿和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