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家堡子到县城得走八十里路,我们要去的县城归陕西管,从狗娃山走,只有五十里,路比较近,也比较好走,我们去得多一些,所以我们就认为我们归它管,平常我们说“我们县”指的就是它。它也是清剿我们的保安团所在的县城,红鼻子就是这个县保安团的团长。从张家堡子走就比较远了,一路都是山道,正是初夏草木繁茂的季节,我跟奶奶行走在蜿蜒起伏的山道上,山道几乎被两边的黄杨、茴菜、槲木、刺槐还有野山梨、野山杏、酸枣刺种种草本、木本植物的绿荫遮蔽得不透阳光,也不通风,走了一阵子就觉得十分气闷,草丛、树木的枝叶间不时有唧唧啾啾的鸟叫,还有哄哄闹闹嚷成一片的蝉鸣,更加让人觉得燥热难当。来到山梁上,迎面吹来一阵清风,顿时让人觉得清爽舒畅到了极点,朝山下望去,满目苍翠,氲霭缥缈,恍若仙境。近处的山峦巍峨耸立,远处的山峦波涛起伏,让人顿时心旷神怡起来。

奶奶从驴上翻滚下来,在路边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招呼我也歇歇。奶奶装成了一个农村老妇,按照当地农民的习惯,把从花花她奶奶那儿借来的头巾包在脑袋上,脸上不知道抹了什么东西,黄蜡蜡地显得年龄大了许多。身上是农村她这个年龄的女人常穿的黑布大襟褂子,衣襟上还补了一块补丁,裤子是大裆裤,脚脖子上缠着绑腿,裤腿活像一个倒放着扎上了嘴的面口袋。我装成了她的孙子,脑袋瓜子剃成秃瓢,后脑勺上留了一撮气死毛,身上是我平常穿的衣裳,跟农村娃娃也没什么区别。好在我叫她奶奶已经叫顺了口,不用担心说话漏了嘴。最可笑的是我们那条驴,那条驴是抢郝五斤老爷子的,我跟花花就把它叫郝五斤,它竟然已经习惯了,知道那就是它的名字,每次我们一叫“郝五斤”它就跑过来用驴脑袋蹭我们。山里的苜蓿草把它养得又肥又壮,奶奶说当时倒没有看出来,这是一条好走驴。

奶奶从随身带的筐筐里掏出干粮,我们带的干粮是石头馍馍。石头馍馍并不是石头做的,而是杂粮跟白面和在一起,里面掺上花椒叶跟盐,擀成薄饼,然后把石头蛋烧烫,用滚烫的石头蛋把饼烤熟。由于是用石头蛋烤熟的饼,这种饼就坑坑洼洼、硬邦邦的,非常耐放,除了有点硬但非常好吃。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农民,外出带干粮的时候一般都带这种石头馍馍,如果是财东,带的石头馍馍就是白面的。我跟奶奶一人捏了一块石头馍馍啃了起来,奶奶拿出随身带的葫芦,里面装的是清水,如果我们噎住了,就喝两口水把馍馍冲下去,这种馍馍太干了。

奶奶吃好了,抹抹沾着馍馍渣子的嘴,对我许诺:“狗娃子,进了城奶奶领你下馆子吃臊子面去,再给你要上半斤猪头肉。”

我顿时激动起来,臊子面是用红萝卜、绿萝卜、豆腐丁、肉臊子、黄花、木耳等炒成“臊子”,再用臊子烩成汤,把擀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面条用这香味扑鼻的臊子汤泡到碗里,汤里再撒上青翠的香菜、绿油油的葱末儿,拌上油泼辣子,不用吃,光是看看这面这汤的颜色,闻闻这面这汤的味道,就能把人香得忘记了自己姓啥。臊子面虽然稀罕,可是终究偶尔还能吃到,一般农户家里只要想吃,攒足了劲也能做上一碗解解馋。猪头肉可就不同了,那东西可是难得吃上的稀罕物,一头猪只有一个头,哪有那么多的猪头让人吃?记得上一次品尝猪头肉还是跟大掌柜灭了吃人贼以后,途经县城的时候大掌柜给跟随的伙计们每人要了一大碗猪头肉,每人一大碗烧酒,那天我吃了许多猪头肉,大掌柜光喝酒,没吃多少,他那一份也让我吃了。吃过那一回猪头肉,多少天我都舍不得擦嘴洗脸,有事没事总爱伸出舌头在嘴唇上舔一舔。后来这个毛病让奶奶给治了,她说那是狗才做的动作,人没事哪能把舌头往外头伸呢。我顶撞她:“你吃了饭还伸着舌头舔碗呢。”她说那不一样,舔碗是为了不浪费,舔嘴就是穷鬼毛病。我一伸舌头她就掐我的嘴,我怕她掐我,再说经过这么多日子舌头再舔也舔不出猪头肉的味道了,于是就把那个毛病改掉了。

吃饱喝足了,人腿跟驴腿都休息过了,我就跟奶奶继续赶路。奶奶骑在驴上,我步行还得给她赶驴。八十里路按照我们的速度得走到天黑,好在干我们这行的从来不怕天黑,就怕天不黑。我跟奶奶走得无聊,就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话,奶奶问我想不想大掌柜,我说当然想了,大掌柜对我好着哩。奶奶就叹息着说大掌柜活着的时候其实把你当他的儿子呢。我就问她:“奶奶,你咋不给大掌柜生个娃儿呢?”

奶奶又叹息了:“那一年我肚子上挨了枪子,把子宫打烂了,就不能生娃娃了。”

我问她子宫是啥?她说子宫就是女人怀娃娃的地方,子就是娃娃,宫就是房子,子宫就是装娃娃的房子。我又问她子宫在啥地方,她就撩起衣裳露出肚皮指给我看:“就在这呢。”我没看到子宫,我看到的只是她的肚皮,白生生的,上面有巴掌大的一块疤痕,看上去挺麻人的,奶奶说这就是枪伤以后留下来的纪念。

“那一回我跟大掌柜到山西太原做活,谁知道人家早有防备,大掌柜刚刚进去就让人家捉了。我们是一起去的,不能把他撇下我自己回来,我就闯进去抢人,人抢出来了,肚子上就挨了一枪,到太原大医院里把子弹跟子宫一起取了出来,养了三个多月才好,大夫说我再不能生养了。”

我说:“那你为啥不赶在受伤之前先生娃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