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瓦房读高一时,赵一亮在红瓦房读初三。我在黑瓦房读高二时,赵一亮却没有能到黑瓦房读高一。油麻地镇初三学生太多,不可能个个上高中。推荐时,镇上根本就没有考虑到他。

他从此便与黑瓦房永远无缘,与学校永远无缘了。

有很长时间,赵一亮闭门不出。最初几天,他几乎不吃不喝,不言不语,房门一关,整天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也不睡,翻着白眼看房顶。他母亲很担忧,怕他的脑子出问题,就总在他的房门口转,叫他起来吃东西。他倒也不发火,只是说:“我不饿。”人便—天—天地瘦下去。

他母亲便来学校找我,“林冰,你和—亮玩得那么好,也不去看看他。他整天躺着……”说着,眼睛里就有了泪。

我早想去看他了,可是又不知道是否合适。从前那个傲慢的、总是沉浸在优越感之中、绝不肯在人底下而只能在人头上的赵—亮,总在我眼前晃。这样一个人倒霉了,你去看他,并且你现在处在一个绝对比他优越的位置上,他会怎么想呢?我这人,似乎很小时就对人情世故很敏感(岁数大了之后,反而迟钝了许多)。去看—个倒霉的人,真是件很难办的事情。不看他吧,对方也许会想:好,你现在比我强了,就瞧不起人了。去看他吧,对方也许会说:你来显摆了,你来看我笑话了。即便是这两者都不会有,还有可能无端地让人家自卑。若是这样,去看的人,岂不又无端地增加了一份歉疚?

“有空去看看他吧。”赵一亮的母亲说。

既然他母亲这样希望我去,我当然要去看看他。那天下午,我就去了。我敲着他家的院门,不一会儿,就有脚步声走过来。

开门的是他的母亲。“你来了!”他母亲见了我,很高兴,“他在家呢……”说着将我一直引进屋里,走到赵—亮的房门口喊:“—亮,林冰来啦!”

房里没有声音。

他母亲提高了嗓音,“一亮,林冰来啦!”

“谁呀?”赵—亮在里头含含糊糊地问。

“我,林冰。”

赵—亮将门打开了,“林冰。”随即舒展双臂,双眼闭着打哈欠。那双臂抻得很用劲,仿佛练臂力把五根弹簧都拉开了。他的样子,很慵懒,很舒适。然而,我并未从他脸上发现熟睡的余痕。

“你在干吗哪?”我问。

赵—亮双手往上捋了捋头发,“没事做,睡睡觉。你学习忙吗?”

“还行。”

“我是念不成书了。不过这挺好。我本就不喜欢读书。读与不读,也没有什么两样。读了又怎么样?再读几年,不还是回乡务农?想起来,读书真没有太大意思。我现在不读书了,在家睡睡觉,拉拉胡琴,比读书舒服……”

我们正谈话,他母亲出去包了一纸包熏猪耳朵回来了,倒在—个盘子中,浇了些酱油,放到了院子里的小桌上。赵一亮轻轻拉着我的胳膊,“吃点东西。”

我和赵一亮面对面坐下来,中间是—盘切好了的猪耳朵。他吃得很香,猪耳朵的脆骨在他雪白的牙齿间咯吱咯吱地响。他不时地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对他母亲说:“妈,再来一点酱油。”

“妈,有蒜瓣吗?剥两颗。”那盘子,冲他的那一面,不—会儿就快要见底了,而我这一侧,却还像河岸那样矗立着。过了—会儿,这“岸”就向他那一侧坍塌了下去了。他—边吃,一边向我不停地说话,说他新搞到了几首二胡曲子,拉起来很好听,但常要换把位,有时突然地要换几个把位下去,难度挺大,但现在对他来说,已完全不成问题了。

我在他家待了一两个小时,觉得赵一亮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心里倒也坦然了。他送我到院门口时,依然还是从前的形象——腰杆很直,脑袋微微扬起,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

我走到巷头,忽然起了—个要加强“我俩—如从前”这—感觉的念头,就转身回来,准备向他要一块好松香(其实,我还有好松香)。走到他家院门口,就听见赵一亮在向他母亲发脾气:“谁让你去叫人家林冰来看我的?我怎么啦?我怎么啦?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我干吗要让人家来看我?……”口气很凶,并且踢翻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回去的。当又—个什么东西被赵—亮踢翻之后,他父亲骂道:“你这个畜生,还问‘怎么啦怎么啦’,你干吗整天躺在床上像个死人一样?不想活了,门口就是大河!”

赵—亮大声叫道:“我这就去干活,我这就去干活!”

我怕赵—亮真的要出来干活,赶紧走开了。

赵—亮并没有干活,但也没整天躺着,而是不分白天黑夜地拉胡琴。拉的都是—些哀怨悲愤的曲子,很投人。拉得他母亲泪汪汪的,拉得他父亲不住口地骂:“死吧!死吧!……”

拉了半个月胡琴,赵—亮突然很潇洒地旅行去了——去上海的—个亲戚家玩去了。

过了—个月,赵—亮回来了。回来第二天,他就宣布:“我要劳动了。”他所说的“劳动”,不是指帮助父亲染布。他从前的骄傲在于他家的富有,但他—直就有点鄙视这使他家富有的相传了五代的作坊活计:一双手一年四季被颜色染着,像什么样子?他所说的“劳动”,是作为—个社员,参加地里的劳动。他母亲一听说他要劳动了,就仿佛听见他说“我要活下去了”一样,眉头舒展,满心欢喜,赶紧去给他准备劳动工具。只一天的工夫,大锹、洋锹,镰刀,扁担,柳筐……就——办齐了。扁担还是—根桑树扁担,极有柔性。

赵—亮说:“我还得有—双草鞋。”

他母亲说:“从前的人做生活,要穿草鞋。而今的人做生活,不太兴穿草鞋了。”

赵—亮却说:“不,我要穿草鞋。”

他母亲马上就出去寻找草鞋,找出镇子,才买回几双草鞋来。第一回穿草鞋的人,穿不上一会儿工夫,脚就要被打破皮的。于是,他母亲就用榔头反反复复地捶打那些草鞋,直至将它们捶打得软绵绵的。怕还要打脚,在脚后跟等关键处,又缝了几层布。

赵一亮下地干活了,初时,混在人群里,不太自然。有人说:“赵大少爷,下地了!”他的脸就忽地—下红了。后来干了几天,也就自然了。不过,他的形象仍然像舞台上—个演出来的“新型农民”。他总穿得那么干净(每日换两套衣服),两只裤管卷得一般齐整,草帽是新的,带子雪白,腰里束了根牛皮带,手腕上还戴了一块从上海买回来的手表,而脚上却穿着草鞋,显得太煞有介事。他到地里劳动,他母亲就为他劳动——除了不停地给他洗衣服,还要给他端上洗脸水,还要请人帮他磨镰刀之类的工具,还要—天两次地往地里给他送吃的。

赵—亮在野外被风吹着,被太阳晒着,心情又不太坏,倒显出了油麻地中学的学生们所没有的健康。那天,我在大桥上碰到了他。他正挑着空筐从地里回来,见了我,就在桥上站住了,“林冰!”声音很响。他将担子搁在桥栏杆上,双腿微微劈开,稳稳地站着,多解了一两颗钮扣,露出结实的胸膛来,右手拿着草帽,轻轻地扇着。那样子让人觉得,只有劳动才是件叫人身心愉快的事情。

过了些日子,我们又一次相遇。他说:“林冰,晚上要是有空,到我们家来玩吧,把你的胡琴带来。”

晚上,我就拿着胡琴去了他家。

他很不在意地向我问了许多关于学校的情况,还向我开了个玩笑:“听说,那个叫艾雯的老师很喜欢你。”

“别听他们胡说!”

他笑了一阵说:“我们拉几首曲子吧,我—个人拉也没有多大意思。”

我自然还是给他拉副弓。

拉了一阵,我感觉到赵—亮的胡琴拉得不及从前顺了。不管是弦上的手指,还是捉弓的手指,皆显得有点僵。我明白,这是劳动的缘故。体力劳动能使人的手的感觉钝化。—个乡下人敲你的房门,为什么不及一个城里人(尤其是一个城里姑娘)敲得让人愿意接受?就是因为乡下人的感觉钝化了,不知轻重,一敲门,就像有人来搞突然搜查,那门敲得你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看来,体力劳动对某些艺术来讲,是—种损害。搞这些艺术的人,可以看着别人劳动,然后把劳动的节奏与快乐弄到自己的艺术里去,但惟独自己不能亲自去劳动,尤其是不能去参加那些沉重的筋肉劳动。有人不大懂得这—点,把艺术家们一窝蜂地轰进地里去,轰进工厂去,结果,毁了无数的钢琴家、小提琴家和画家。赵—亮才劳动了几天?手就不听使唤了。我—边拉,就一边想着,从前赵一亮的手。那四根在弦上的手指,都是活活的小精灵,它们在弦上活动着,犹如四只在松树干上淘气着的小松鼠,既灵活,又让人喜欢。赵—亮曾给我们做过一次表演,把一铁块从火炉里取出来,稍微凉了凉,他用左手的四指在上面弹跳,竟然烫不着。这会儿让他再做这种把戏,我想,是非要将他的肉烧糊了不可的。

手好使不好使,他心中的感觉自然比我清楚。他有点不服气,突然停住不拉了,然后特别使劲地甩手,仿佛那手被狗咬了一口。

再拉时,依然生硬。他的额上沁出了汗珠,眼睛里克制不住地流出了一丝伤感。又勉强拉了一阵,他说:“不拉了吧?”

我点点头。

这之后,他还是参加劳动,但多少有点属于挣扎了。因为初时,队里念他是刚参加劳动的,就安排他做一些轻活,时间一长,就一视同仁了,真的将他当—个劳力使了。他是禁不起这种劳动的,就—天比一天痛苦起来。刚下地,就盼收工。可那时间是个怪东西,你越盼它快点过,它就越是—寸一寸地熬人。他咬紧牙关,调动了全部的毅力,在时间的齿轮里经受慢条斯理的辗压扎。

他就很想参加镇上的文艺宣传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