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又说,这些天,那些人连家电都不修了,怕我们上门把病毒带去了。原来定好日子的,都说往后再说吧。

和茹嫣聊了几句,达摩说,这个话题有意思,我去敲一篇文章。

达摩退出QQ,打了一个题目《久违了,口罩——兼谈民众恐慌》,抽了一支烟,就滴滴答答敲出了下面一些字:

几十年来,好像有过两三次大规模的戴口罩运动,印象最深的,是六十年代那一次。当时流行的是脑膜炎,好像后来又叫乙脑。不过那时候不是老百姓自己要戴,是上面规定要戴。不像现在,老百姓要戴,一些官员却专门发表电视讲话说,一切都正常,根本无须戴。一些公共场所,保安竟干涉人家戴口罩。

口罩曾给我留下过不太愉快的记忆。那年我还上小学,就突然通知上学要戴口罩,不戴口罩的不许进校门,回家去拿,没有拿来的,不许上课,没有上课的,要算旷课,旷课三堂以上的,就要开除。这几乎是我上学以来最严厉的法规了。那时口罩要一毛二一个。一毛二是穷人家半天的饭钱。有同学的父母就去单位卫生所开纱布,回来自己做。有同学只有一只口罩,外面戴脏了,翻个面再戴,两面都脏了,晚上洗一洗,洗完在煤炉上烤干第二天再戴。有同学一路上都不戴,快到校门了才戴上。校门口,有一大帮同学执勤,像电影里日本人检查良民证。一个个检查,想混过去都不行。有一次,我忘了戴,快到学校想起来了,父母亲都上班,家里房门已上锁,正在焦急之中,遇见一个同学,跟他说好话,让他进门之后,将口罩从院墙那边扔过来。没想到课间操的时候,又检查一遍,这次没人给我扔了,于是被老师赶回家去,还要家长来。这是我的家长第一次被叫到学校去。我为此被父亲好好骂了一通。从此我头天晚上就将口罩放在上衣口袋里。

反正那几个月中,口罩成了我的一种压迫,给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投下过阴影。在校门口检查了口罩之后,还要喝一种中药汤水,那汤水微甜,很多同学都喜欢喝。那时候没有饮料之类的东西,连糖都很稀罕,所以喝那种汤水,成为许多同学的一种享受。喝完汤水,还要再朝喉咙里喷一种药水,那药水的味道不好,将刚才那汤水的美好感受都破坏了。有同学就提出,先喷药水,后喝汤水,行不行?学校说,不行。

现在想来,那也该是一次大规模的恶性流行病了。染病的有多少?死亡多少?留下后遗症的有多少?没见过统计数字,想来不会少。许多年后,还能从一些人口里听到,谁谁谁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使。谁谁谁的家人得脑膜炎死了。此类说法很多,由此可以判断出来,当时的波及面,大约要比现在的非典大得多。奇怪的是,当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恐慌。

我想,大规模的社会恐慌,该有几条要素。

形势严峻,但是信息透明,公信度很高,不会引起太大恐慌。就像打仗,知道敌人兵力多少,我们装备如何,有什么应对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敌忾。风声鹤唳常常比雄兵百万更可怕。

形势很严峻,信息完全封闭,许多人也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去了,哪怕全国染病的人成千上万,一般人也只看见自己周围的几个。六十年代,能看到报纸的都不多,有单位的,也就隔三差五地听读报员念念社论什么的。老百姓谁家订了一份报纸,就很稀罕。便是在单位当了一个干部,翻来翻去也就是三两份地方和中央的党报。后来文革批判那些革命意志消退的干部,就说一张报纸一杯茶。那时的收音机也是稀罕物,除了嘟嘟报时之外,大都与报纸一样,报纸登社论,收音机就播社论,报纸登“九评”,收音机就长篇大论地播“九评”。很长时间里,收音机没有短波,后来据说是为偏远地区的人民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生产了一批带短波的收音机,一般人就是有,也不敢拨动那个短波键。所以,那个时代真正是做到了舆论一律——或者准确点说,社论一律。

真正的恐慌,是形势严峻,信息混乱,官方暧昧,民间又有了各种获得信息和发布信息的能力。于是,人们的想象力就同恐慌一起疯长起来。只是政府呢,还是那个老想法,这些添乱的事总是不说的好,多少年来的成功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三年饥荒,你要是四处去说饿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抢粮库啊。可这一招此次不怎么灵了,这些天,光是一天数十条手机短信,就会要人发疯。就像有许多隐身人在你耳边不断说着,鬼来了。而真正知道鬼在哪里鬼有多少的人却在说,没有鬼,我们这儿很安全。

出于自保,人们总是宁可信其有。于是,我们今天看见的洁白的口罩,其实是一个恐慌到来的信号。

文章生动活泼,夹叙夹议,很好读。一时间被许多网站转去。

达摩在网络上是个名人,只要他的文章一出,转载率点击率总是很高。就像那些当红大腕演的影视剧,票房收视率总是很高一样。只是达摩没换来钱,只换来不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