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还只有一点蒙蒙亮,村子里倒已经有许多人在那里杀猪了。远远地听着,牠们那一声声尖锐凄厉的长鸣,就像有人在那里狂吹着生锈的警笛。

有猪的人家今天都杀猪,预备给军属送年礼。在早晨九点钟左右,谭老大也把他的猪赶到门外的广场上。村子中央有这样一个凹陷下去的广场,四周用砖石砌出高高的平台,台上筑着房子。一概都是白粉墙的房尾,墙上被雨淋出一条条灰色的水痕,深一块浅一块,像凄凉的水墨画。

“别在外头杀,”谭大娘跟出来叨叨着。“还是在自己院子里好。外头人多口杂,万一有不吉利的话说出来。就快过年了。也要图个吉利。”

“不相干。又不是杀了自己吃。”谭老大无精打彩地说。“要是真讲究这些。还得点起香烛来杀。”

已经预先把猪饿了一整天,为了要出清它肚子里的存货。把牠从猪圈里一放出来,牠就到处跑着,静静地,迫切地把鼻子凑到那淡褐色的坚硬的泥地上,寻找可吃的东西。忽然之间,牠大叫起来了──有人拉牠的后腿。牠叫着,叫着,索性人来得更多了,两三个人七手八脚捉住了牠,牠一声声地叫着,永远用着同样的声调,一种平板无表情的刺耳的嘶鸣,比马嘶难听一点。

牠被掀翻在一个木架上。谭大娘握住牠的前腿后腿,谭老大便俯身去拿刀。他有一只篮子装着尖刀和各种器具。但是他先把嘴里衔着的旱烟管拔了出来,插在篮子柄的旁边。那篮子很美丽,编完了还剩下尺来长的蔑片,并没有截去,翘得高高的,像图画里的兰花叶子,长长的一撇,笔致非常秀媚。

尖刀戳进猪的咽喉,也并没有影响到牠的嗓音,牠仍旧一声声地嗥着。但是猪被杀的时候叫得太长久,也认为是不吉利的,所以叫到后来,谭老大就伸出一只手来握住牠的嘴,过了一会,牠低低地咕噜了一声,彷佛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已经死了,嘴里还继续冒出水蒸气的白烟。天气实在冷。

猪的喉咙里汨汨地流出血来,接了一桶之后,还有些流到地下,立刻来了一只小黄狗,叭挞叭哒吃得干干净净。然后牠四面嗅过去,希望别处还有,牠一抬头,恰巧碰到猪腿上,一只直挺挺的腿,跷得远远的。牠好奇地嗅了嗅那条腿,也不知道牠得到怎样的一个结论,总之牠似乎很满意。牠走来走去,有时也泰然地在猪腿下面钻过去,亮不加以注意。牠那黑眼睛亮晶晶的,脸上确实是含着笑。谭老大把牠一脚踢开了,然而牠不久又出现在他胯下。谭老大腿上裹着麻袋的绑腿,那淡黄色的麻袋与狗是一个颜色。

金有嫂挑了两桶滚水来,倒在一只大木桶里。他们让那猪坐了进去,把牠的头极力捺到水里去。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毛发蓬松,像个洗澡的小孩子。谭老大拿出一只挖耳来,替牠挖耳朵,这想必是牠平生第一次的经验。然后他用一个两头向里卷的大剃刀,在牠身上刮着,一大团一大团地刮下毛来。毛剃光了,他把一只小签子戳到猪蹄里面去剔指甲,一剔就是一个。那雪白的腿腕,红红的攒聚的脚心,很像从前的女人的小脚。

老头子须要从猪蹄里吹气,把整个的猪吹得膨胀起来。这样比较容易拔毛,他顿了一顿,才把猪脚衔到嘴里去。这件事他已经做过无数次了,还是一样地起反感。

围上了一圈人,在旁边看着。他们偶尔也说一两句话,但是只限于估量这只猪有多少斤重,有多少斤油;昨天哪家杀的那一只有多少斤重,加以比较;去年另外一家人家杀的,打破记录的那一只,又有多少斤重。

“这只猪只有前身肥,”一个高而瘦的老人说。他穿着灰布长袍,高高耸着两只方肩膀。

谁也没有答理他。他们的话全都是独白。

那个高个子的老人回到自己家里去,不久又来了,拿着一只青花碗和一双筷子,站在那里呼噜呼噜吃着那热气腾腾的粥,一面吃一面看。

猪毛有些地方不容易刮去,金有嫂又捉了一壶滚水来,把壶嘴紧挨在猪身上,往上面浇。终于浑身都剃光了,最后才剃头。他们让那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牠脸朝下,身上雪白滚壮的,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摊黑毛,看上去真有点像个人,很有一种恐怖的意味。剃完了头,谭老大与谭大娘把那个尸身扳了过来,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睛弯弯的,瞇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

他们把死猪搬到室内来,趴在一张桌子上。阴历年尾的寒冷,使这房间成为一个大冰窖。猪头已经割了下来。它恬静地躺很那里,把它那白色的巨喙搁在桌面上。也不知道们是遵守一种什么传统──这种传统似乎有一种阴森怪异的幽默感──他们给那猪嘴衔着牠自己的蜷曲的小尾巴,就像一个快乐的小猫咬着自己的尾巴一样。

他们的猪圈也同时就是茅厕,村子里大都是这样。一间黑黝黝的房间,正中挖了一个浅浅的坑,坑里养着猪。几只尿桶高高地站在土坑的边缘上,随时有滚下去的危险。那天下午,老头子进去倒尿桶,向那黑暗的坑里望了一眼。里面空空落落的,少了一个偃卧着的形体,也听不见那熟悉的咕哝的声音,房间里显得静悄悄的,有些异样。

他从猪圈里走出来。走到那稀薄的黄色阳光里。他觉得非常震动而又疲乏,就像痛哭过一场,或是生过一场大病似的。他的媳妇在院子里刷洗那只大木桶上的油污。他的妻子坐在门坎上,用一块破布擦抹他杀猪的器具,一件一件擦干净了,仍旧收到篮子里去。他走到屋檐下站着,两只手抄在他的蓝布作裙底下,把那裙子兜得高高的。

“以后再也不养猪了!”他突然说。

“你从前也说过这话,”老妇人说。她看他不作声,就又再残酷地钉上一句,“你那回不也是这样说。”

“哪个再养猪,是婊子养的!”他大声说,眼睛并不朝她看着。

金有嫂啜泣起来了。她手上腻着猪油,不能用手去拭泪,只好抬起一只肩膀,把面颊在肩膀上挨擦着。滚热的泪水顺着脸淌下来,很快她就被风吹冷了。

他们三人都在想着“那回”那件事。那还是从前日本人在这里的时候。……

他们谭家是个大族,但是只有五房里兴旺过一个时期,出过举人进士,做过官,发了财以后,就进了这座房子给族人居住。那破烂的大白房子里面住的都是些庄稼人,但是大门口仍旧挂着一个堂皇的金字匾额,“进士第”。共产党来了以后,这块匾卸了下来了,但是在抗战期间是还挂在那里的。

大房子里分出无数的庭院,中间横贯着长长的一条条阴暗的石砌甬道。这些甬道虽然上面挺着屋顶,其实简直就像衖堂一样,小贩可以自由地进出,在房屋里面穿过,叫卖东西,又来了一个瞎眼的乞丐,顺着脚走到房屋里面来了,他的竹杖点在地上铺的石板上,发出清脆的“滴滴──”声。

那年也是腊月里,急景凋年的时候。和现在一样,讨饭的瞎子大声唱念着一连串的吉利话。

“……步步好来步步高,

太太奶奶做年糕。……”

乞丐之后又来了一个挑着担子卖麻油的,扁担上一头坠着个黄泥罐子,高声唱着“香油要哦香油?”

小贩走了过去,这房屋与它四周的村落就沉入午后的寂静中。谭大娘一个人在院子里磨珍珠米,她站在阴影里,时而把一只手伸到阳光里来,把磨盘上的珍珠米抹一抹平。金黄夹着白色的一颗颗,缓缓地化为黄沙泻下来。

她突然抬起头来,竖起耳朵来细听着。甬道里彷佛远远地有一种嗒嗒声,不是盲人的竹杖,是皮鞋踏在石板上。那时候汪精卫的和平军驻扎在关帝庙里,士兵常常到村子里来。

她正在那里留神听着,后门口已经砰訇作声,有人冲了进来。他们的后门通着甬道。她听见后面房屋里有人紧张地高声说着话。

“让我在这儿躲一躲,”卖麻油的小贩气喘吁吁地说。“他们来了!我看见他们来了!”

“要是朝这边来,那你躲在这儿也没有用,”谭老大说。

“那么快点让我从那边门里出去吧,”小贩挑着担子冲到院子里来两坛子油撞在门框上,訇訇响着。

“小心点,小心点,”那老头子说。

“他们来了!”谭大娘愚笨地向她丈夫轻声说。然后她飞奔到院子外面,他们新做的米粉面条放在墙根下晒着,淡黄白色的,小小的一团一团,像一个个稻草窠一样。她弯下腰来一个个拾起来。

“这些都让它去,算了,”老头子喘息着赶了出来。“快来帮我把猪藏起来。”

“我有主意──”谭大娘兴奋地轻声说。“抬到屋里去。屋里好。”

他们先后奔到猪圈里。那母猪养得非常肥大,老头子抱不动它,它在他怀里一扭一扭的,他有力气也使不出来。这时候金有嫂正在奶孩子,也奔了进来,匆忙地把孩子递到老妇人手里,就蹲下身来帮助他。

谭大娘向她媳妇直蹬脚。“妳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还不快去躲起来!快点!”

“嗳,快点,快点,快躲起来!”老头子也仰起头来用异样的限光望着她,在惊怖中几乎带着憎恶。

“咦,孩子怎么不带了去。”谭大娘有点生气地叫了起来,追了上去,把孩子塞到媳妇手里。

老头子看见媳妇,忽然想起儿子来。“嗨,金有呢?”他叫喊起来。“不能让他们看见。不要给拉夫拉了去!”

“嗳,快叫他躲起来,快点!”老太婆颤声说。“嗳呀,瞧你这胡涂劲儿,孩子怎么能能带着走,待会儿他哭起来,可不把你毁了!还不快交给我!”

老妇人把孩子倚在墙根下坐着,自己又跑回去认着老头子扛猪。老夫妇俩总算把那口猪抬了起来,搬到屋子里去。牠的体重增加得实在惊人,他们就连在这样的情形下,也不由得感到片刻的兴奋与陶醉。

“床上,”谭大娘喘着气说。“搁在床上,盖上被窝。”

母猪咕噜着,表示抗议。他们给牠盖上一条旧棉被,大红布面,上面有星形的小白花。老妇人把被窝牵上来,蒙上牠的颐,四面塞得严严的。她设想得很周到,还从床底下捞出一双鞋来,比得齐齐整整的放在床前。

他们已经可以听见大门口人声嘈杂。

“你没有闩门吧?”她焦急地问。“闩上门也没用,反而惹他们生气。”

兵已经进来了,脚步声咚咚响着,几只惊慌的母鸡被他们追逐着,跑在前而做了先锋。

“喂,没人在家?”内中有一个在那里叫喊。“人都死光啦?”

老夫妇俩连忙笑嘻嘻地迎了出去。来了三个兵,都是北方人,说着一种难懂的方言。

“吓!装聋!”他们不耐烦地说。

老夫妇俩终于听明白了,他们是问家里有什么吃的。老妇人开始诉苦;诉惯了,已经熟极而流──收成坏,捐税又重,家里已经一粒米也没有了。她一方面诉说着,内中有一个兵,是个大麻子,他已经单独跑到院子对面去搜查。有一间屋子门口贴着个黄纸条,宣布这家人家最近有丧事。金根的母亲刚死了一个月。那白木棺材仍旧停在家里。金根和金花那两个孤儿刚巧到山上去掘笋去了。那麻脸的兵一走进房门,就看见那口棺材,连忙在地下吐了口唾沫,转过身来,就到隔壁那间房里,那是谭老大的猪圈。

“嗨,老头子,你的猪呢?”他在里面大声叫喊着。

“我猪卖了,老总,”老头子回答。

“胡说!没有猪,怎么会把地方弄得这样脏?”那兵士说。他在入伍之前也是一个农民。

“这些乡下人最坏了。从来没有一句实话,”另一个兵说。这人是他们里面年纪较大的一个,脸色黄黄的,瘦削的腮颊,厚厚的眼睑,那疲乏的眼睛彷佛褪了色,成为淡黄褐色。他转过脸来,把他那黄褐色的眼珠盯着老头子望着,大声问:“猪在哪里?哼唔?”最后这一声是一种有音无字的吼叫,似乎出自一个不会说中国话的野蛮人。他发现这一声吼有时候很有效力。

老头子显然十分震恐,还是老妇人满面春风地挤上前来替他解围。“老总,猪是真卖了。唉,不舍得卖哟──也还不够肥的,卖不出大价钱,可是有什么法子呢。等米下锅哩!嗳呀,那天把猪赶到集上去,我哭呵。哭呵!……乡下人苦呵,老总!”

“你听听!”那富有经验的中年兵士倦怠地微笑着。“信她那些鬼话!这些乡下人没有一个好的!”

他的同伴是一个脸色红润的大孩子,两只手臂分别地挟着两只鸡。他威胁地向老头子走近一步。“说!你老实说!”他大声喊着,举起鎗靶来。顿时起了一阵拍拍的响声,他挟着的鸡逃走了一只,乱扑着翅膀,咯咯叫着跑进屋去,一飞,从那高高的门坎上飞了过去。满地都是鸡毛。

“他奶奶的!”年轻的兵诅咒着,一面笑,一面追了进去。母鸡飞到一张桌子上,油瓶与碗盏豁啷啷嘲跌到地下来。

其余的两个兵也跟了进去,把鎗竖在地下,身子倚在鎗上,斜伸了一只脚站着,在旁边看着他捉鸡,大家笑得格格的。

“把牠脖子扭一扭,”那麻脸的兵劝告他。“不掐死牠,待会儿拉起屎来,给你弄一身鸡屎。”

那中年兵士掀起那旧蓝布棉门帘,向里面房间里张了一张。老妇人立刻站到他身边含笑恳求着。“家里有病人,老总,屋子里脏,还是请外边坐吧,老总,请外边坐。”

那兵士不理睬她,径自走了进去,那两个也跟了进去。老妇人跟在后面只管叨叨着,“病得不轻。大烧大热的。吓死人了。见不得风。这时候再一吹风,可真没命了。”她匆匆向床上看了一眼,略微心定了一些。一切都还像刚才一样,没有移动。

几个兵在房间里靴声橐橐地走来走去,摸摸这样,摸摸那样。

“嗳,进来瞧瞧,瞧瞧,”老妇人无可奈何地笑着说。“唉,穷人家里没什么可看的!”一句话了出口,她突然大吃一惊,看见那被窝开始波动起来了。那只猪不耐烦起来了。

谭大娘迅速地走到床头去,将那被窝一把捺住。那长喙在里面一拱一拱,想什出来透一口气,但是她坚决地握住了被窝。“你找死呀,你这胡涂东西,这时候汗没没干,再一吹风,你这条小命还要不要了?不是我咒你的话。”她责骂着。“好好的给我躺着,不许劝。耐心点。蒙着头出身汗就好了。听见没有?”

她又把被窝四周塞塞好。她自己也觉得诧异,那猪竟不动了。

那中年兵士的历练的眼光四面扫射了一下,寻找藏镪的痕迹,看地下有没有一块土是新翻过的,土墙上有没有新补上的一块。另外两个兵找不到什么有兴趣的东西,已经在那里争论着那两只鸡的吃法。

“一只红烧,一只清炖,”那年轻的兵说。

“鸡太老了,红烧没味,”那麻子说。

谭大娘的心突然停止跳动了,她看见那中年兵士向床前走去。他弯下腰来,向床下张望看,看有没有箱子,泥地上有没有可疑的新土的痕迹。然后他站直了身子,已经转过身来要走了。忽然注意到床面前的一双鞋,是自己家里做的那种青布鞋,从脚踝后面生出一根绊带。显然是女鞋,而且是年轻的女人穿的,缠足的老太婆绝没有这样大的脚。

谭大娘看见他眼睛里忽然发出光来,她觉得大祸临头了,身体突然虚飘飘起来,成为一个空壳。

“嘿,麻子!”他带笑喊着。“我们有个花姑娘在这儿!”

那麻子三脚两步跑到床前,把被窝一掀。最初有一剎那的沉默,大家都不相信。然后他们哄然笑了起来,纷纷咒着骂。

“他妈的,”那麻子嚷着,“怎么想起来的!把猪藏在床上!”

那中年兵士举起鎗靶来,赶着那老妇人打着。“胆子倒不小,骗老子!活得不耐烦了,妳?”

吱吱叫着的猪已经从床上跳了下来,向房门外一钻。那年轻的兵只顾忙着去抓住牠的后腿,不得不放松了他挟着的两只鸡,两只鸡绕着房间跑着,疯狂地咯咯叫着,更加乱成一片。

“你们哪个来帮我一下,”那年轻人大声叫着。“别站在旁边看热闹。嗨──快堵着门!”

那麻子帮着他把猪捉到了,给他把猪背在背上,太重了,压得他站不起来,挣扎了半天,他终于摇摇晃晃站起来。那麻子在旁边跳上跳下,拍着大腿狂笑着。

“嗨,你们瞧,你们瞧,”他大声喊着:“李得胜背着他娘来了!”

李得胜气得脸通红的,突然把手一松,让那猪从他背上溜了下来,噗通一声跌倒在地下。然后他扑到那麻子身上去,和他扭打起来。现在轮到那中年兵士来捉住那只猪了。

“嗳,老婆子,别站在那儿装死,”他不耐烦地喊着。“找根绳子来把牠捆起来,吊在扁担上。不然让我们怎么带回去,这东西这么脏。”

老夫妇俩找到一根麻绳,把猪捆绑起来。这时候那麻子已经把那年轻人推开了,他把床前的鞋子拾起了一只。

“人呢?”他问那老妇人。“可别又赖说是妳的鞋子。再扯一句谎,我真打死妳。”

“对了,花姑娘呢?”那中年兵士重新发生了兴趣。

“不是花姑娘,是我媳妇,她回娘家去了,她娘家在桃溪。”

“又扯谎!又扯谎!”那麻子拿起鞋底来使劲抽她的面颊,不停地打着。“这老浑蛋!没有一句真话!老子今天不打死妳才怪!”

“老总别生气,别生气,”老妇人叫喊着,半边脸被打得鲜红。“她是真不在这儿,我又不会变戏法,不能立时三刻把她变出来。我有一句话不实在,天雷打死我!”

“老子马上打死你──还等雷打!”

那老头子被李得胜和中年兵士包围住了。他们打他的嘴巴,把刺刀在他脸跟前晃来晃去,但是他也一口咬定,说他们媳妇的确是回娘家去了。

“我们自己去找去,”那麻子说。“找到了跟他们算账。”

“找到了你们不用想活着,”那中年兵士对老夫妇俩说。

那老头子微笑了,老妇人也打着哈哈,说他们倒并不担忧,因为媳妇的确在二十里外的桃溪。

“好。那么,你们有本事别跑。”他们在房子里里外外一路搜查过来,让老夫妇俩走在他们前面。他们看见靠墙堆着一个稻草堆,那中年兵士把他的刺刀插到稻草里面去,连戳了几下。他彷佛听见一丝微弱的呻吟声。

“唔,花姑娘在这儿,”他微笑着说。

“好,那我们把稻草拉下来吧。别再用刀戳戳捣捣的,弄死了大家都落个空,”那麻子焦急地说。

“你放心,死不了的!”那中年兵士说。“你瞧他心疼得这个样子!还没见面呢,倒已经这样疼她了,这要见了面还了得!”

那麻子重重地推搡了他一下,那中年兵士身体单薄,像是有烟瘾的,差一点被他推了一跤。

“出来出来,”那中年兵士叫喊着。“马上给我滚出来!再不出来我放鎗了!”

老夫妇俩沉默着站在旁边眼睁睁望着,看见一只裤腿从稻草堆里跨了出来。又出来了另一只裤腿。最初他们只感到心头一松,看见是他们的儿子金有,从稻草堆上跳了下来。

“这是什么人?”那麻子失望地叫了出来。

“是我的儿子,老总,”那老妇人说。

“把他带了去,李得胜,”那中年兵士说。“让他给我们扛着猪。”

“不成,不成,老总你们做做好事吧!”那老妇人急得大叫了起来。“老总你们好心有好报,我们就他这一个儿子,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他走了谁给我们送终?”她不禁恸哭起来,跪下地去攀住他们的腿,并且又转过身来叫她丈夫也跪下来。“你还不快求求老总,几位老总都是善心人,看我们这样一大把年纪跪在这儿,不会不开恩的!”

李得胜把刺刀指着金有的背脊,逼着他走在前面,走到屋子里把猪扛出来。金有是瘦伶伶的中等身材,像他父亲一样。他走在半路上,停顿过一次,稍稍伛偻着,把一只手按在左面肩膀上,那一块衣服上有一个渐渐扩大的红渍。

“装死!”李得胜把他踢了个觔斗。

老夫妇俩望着他们儿子狭窄的背影在大路上渐渐远去。他肩上挑着扁担,那只猪四脚攒蹄缚在一起,像个皮球似的圆滚滚的在扁担上宕下来,摇摇摆摆的。绳子的另一端绕在他手臂上,牵在李得胜手里。在那淡金色的夕照里,老远的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衣服上黏着的稻草屑。

那麻子还不死心,不找到那女人不肯走。

“一定就躲在这旁边什么地方,走不远的,”他说。

“快走吧走吧,”那中年兵士说。“不快点跟了去,这只猪没你的份儿了。我告诉你,一到家,让排长抽个头,连长抽个头,厨子又得拣好的给自已留下,拿去孝敬他姘头,还有他那些兄弟。你能落下点猪血熬豆腐吃,就算运气的了!”

那麻子恨恨地嘟囔着,两人一同扬长去了。

把谭家的猪与儿子带走了之后的第二天,天还没亮,这一个分队就开拔了,离开了这村庄。又有别的队伍来了又走了。被拉去的夫子,也有些逃走了,辗转乞食回到家乡来。谭老大他们家里一直盼望着金有也会逃回来。然后有一天早上,他们听见兵士在村庄前向的空地上操练着。操兵的叱喝声停顿了一会,在那静默中突然发出一声沙嗄刺耳的大嗥,嗓门很宽,那声音又拖得很长。中间隔着一段寂静,又来了一声这样的长嗥。前后一共有好几声。后来村子要大家轻声谈讲着,说这是两个逃兵被捉住了,把耳朵割掉了作为惩罚。那块空地的泥土里隐隐现出一滩滩的血渍。

人们把这故事互相告诉着的时候,虽然一方面感到恐怖,脸上不由得带着一丝微笑。耳朵被割掉,总彷佛有一点滑稽。但是谭老大他们家里并不觉得滑稽,他们立刻觉得一阵冷风在耳朵旁边吹过,留下两个血淋淋的黑洞。

谭大娘做了个梦,梦见她儿子回来了,他把两只手掩着耳朵,无论她怎样劝说,也没法使他把手拿开,让她来替他包扎伤口。她在梦中很吃力地盘算着,应当怎样积下几个钱来,给他买一顶三块瓦的皮帽子,可以遮住耳朵,彷佛这样就解决了他的问题。她醒过来以后,哭了又哭。

他们也曾经把这个故事告诉别人听过,但是很少全部告诉别人,因为这或者会使别人疑心他们的媳妇的贞操成问题。人家不免有一丝疑惑,也说不定那些兵最后还是找到了她,他们家里的人为了面子关系,只说是没有找到她。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渐渐地大家都知道,金有大概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母亲对于这件事变得非常敏感,无论什么人说话的口气里彷佛说他已经死了,她立刻大发脾气。现在已经是七年以后了,家里又损失了一只猪……媳妇在院子里俯身伏在木桶的边沿上,抽抽噎噎在寒风中哭泣,她就高声骂着媳妇。

“你哭些什么?”她质问着。“好好的嚎些什么丧,就快过年了,也不怕忌讳!妳公公和我,老是老了,还没死呢!等我们死了妳再哭不迟!”

这是唯一的一次,金有嫂完全不听话,仍旧恣意地啜泣着。

那老妇人终于恼怒地叫喊着,“不许再哭了!他没死也要给妳哭死了!妳是不是要咒死他,妳好去另外嫁人?”

金有嫂无端地受了冤枉,心里十分难受,哭得更响了。

那老妇人突然再也忍不住了,也涕泗滂沱起来,大声叫唤着,“我狠心的儿呀!这些年了,连一封信都没有!狠心的孩子呀!你再不回来,要看不见我喽!我还能再等多少年呀?”

“好了,不要说了,”老头子说。“今天顾同志在家里,”他轻声提醒她。

“你怕什么?那还是从前和平军干的事。是和平军把他拉了去的。”

“打完了战,不是有许多和平军都给收编了?他要是还活着。也说不定他在国民党那边当兵,”老头子说。

谭大娘吓怔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反革命家属了。但是她不久就又抖擞精神,老着脸说,“谁知道呢?也说不定他给共产党掳了去,当了解放军了。那我们就是军属了。我们也该拿到半只猪,四十斤年糕。”

“说的都是些什么疯话。”谭老大不屑地喃喃说着。“想吃肉吃年糕,都想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