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谦益献计借助散布流言,来摧垮拥“福”派的当时,吕大器对于这种非常手段虽然不无顾虑,但审度再三之后,还是横下一条心,同意了老朋友的主张。于是,过了一天,关于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和酗酒”等“七不可立”的说法,就通过各种渠道,在南京城的上层社会里传播开来。

正像一切流言的传播情形那样,这“七不可立”起初只是说法很唬人,其实并没有太充实的内容。可是这种缺陷照例由热心的传播者补救过来了——他们或者为着使自己的说法显得振振有词,或者为着满足听众的好奇心,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添枝加叶,甚至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这么七传八传,“七不可立”就变得内容愈来愈“丰富”,情节愈来愈“严重”。而主张“立君以亲”的一派人尽管不相信、不同意,但是在来不及——事实上也不可能详细查证的情况下,陡然陷于混乱和狼狈的境地,无法进行有力的反击。于是,流言的攻势开始奏效了,福王的声誉迅速下降,拥戴潞王的舆论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

攻势开展的第三天,钱谦益在他下榻的吕大器府邸里,接到前复社扬州地区社长郑元勋的一封措辞谦恭的短柬,说他鉴于时局动荡,担心江北家人的安危,决定暂时离开南京,返回扬州去,并准于次日中午启程。信中还对自己未能向钱谦益当面告辞,再三表示歉意,希望得到“宽恕”。这位郑大名士,说起来,自从前年春天那次倒霉透顶的虎丘大会之后,钱谦益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不过却听说,经历了那一场风波,郑元勋的运气反而意外地好起来。在当年秋天的乡试中,他一举中式;到了去年会试,又荣登金榜,高中了进士,真是一帆风顺,好不得意!然而,局势紧接着就动荡起来。摇摇欲坠的朝廷被“建虏”和“流寇”轮番进迫,弄得焦头烂额,穷于应付,根本腾不出心思来安排这伙新贵人的出路。郑元勋在北京守候到年残岁暮,始终没有接到吏部的授职通知,只好怏怏地卷起铺盖回到扬州,打算等过了年再说。谁知前些日子,他满怀希望赶来南京守候,得到的却是京师陷落的噩耗……

钱谦益冷冷地抛下短柬,把身体朝椅背上一靠,有一阵子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前去送行?说实在话,也许郑元勋对前年虎丘大会期间,始而答应协助钱谦益为阮大铖开脱,最后又向周镳、陈贞慧等人暗通消息的行径问心有愧,钱谦益发现近两年来,对方似乎总在设法躲着自己。甚至近半个月来,自己多次在南京的社交场合中露面,郑元勋不可能不知道,但始终没有登门拜访……

“嗯,他想必瞅准我一定不会去送行,所以才挑这最后的当口来卖乖。可是我偏偏去送,看他怎么样!其实,我才不是为的送他,我是要会一会那些来送行的人,听听他们对‘七不可立’有何议论,这才是顶要紧的!”这么打定主意,到了第二天,钱谦益就吩咐备下一副酒馔,由一名长班挑了跟着,自己坐上轿子,带着李宝,不慌不忙地走出石城门外去。

石城门是南京西面一座主要城门,出门不远,就是外秦淮河。这里河道比较宽阔,水位也较深,过江的大船,都在此往来停泊,于是自然而然成了帆樯林立、房舍栉比的一个热闹码头。人们喜欢它位置适中,交通方便,进城出城都往往取道这里。近年来,由于江北地区不停地打仗,加上天灾频仍,无法安居,逼得老百姓纷纷逃难南来,这里便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难民,拖男带女,啼饥号寒,平添了一派凄惶惨戚的景象。不过,自从京师陷落的消息传来之后,南京方面为着防备变故,已经下令封锁江上交通,不许难民南来。所以平日纷纭熙攘的一个码头,这会儿反而空荡荡的,变得少有的空旷和安静。

由于郑元勋已经是两榜进士,所以今天的饯别仪式,也就相应地安排在高踞于码头中心的接官亭上进行。那是一座小型的城门式建筑,有着拱形的门洞和带飞檐的门楼。楼前还竖着一根旗杆。钱谦益绕过一片绿树丛,远远看见亭前停着好些轿马仪仗。大约今天到的人不少,加上门楼上不甚宽敞,那些已经行过礼的送行者,便三五成群地在亭子周围的空地上随意站着,一边嗡嗡地交谈,一边等候着分手时刻来临。

钱谦益本来无意同郑元勋见面,也就不急于上门楼去凑热闹。他远远地下了轿子,吩咐李宝不必前去通报,然后自己略一张望,就径直朝就近的一群正在交谈的送行者走去。

“嗯,痛切!这几句,说得痛切!”

行进中,钱谦益听见有好几个声音这样说。他定眼看去,发现人群中站着一位大鼻头的中年儒生,手里拿着一张纸,正在摇头晃脑地念得起劲。钱谦益的耳朵不太灵便,照例听不真切,直到走得近了,才听出那是一份公启之类的东西,不过已经快念完了,他只听见最末的一段——

“……公台乃社稷重臣,上以国事为忧,下则苍生在念。祈请倡言会议,定力主持,从速决策,以定国本,并安人心。临启悚切万状!”

钱谦益心想:“这是谁的公启?是给哪个人写的?‘从速决策’——到底说的什么事?”正侧起耳朵,打算听听有没有下文,忽然旁边有人高声问:

“敢问兄台,这是何人的公启?”

“哦,兄台想是迟来,所以不知。此乃留都三位大臣——都察院张大人、翰林院姜大人和兵部右堂吕大人的联名公启。”

钱谦益一听,顿时明白了。就在决定发起流言攻势的当天,他同吕大器、雷祚经过仔细商量,觉得“七不可立”的说法固然颇有力量,但光凭一般人的口去散布,恐怕还不足以使人深信不疑。因此还应当设法动员几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出面支持此说,以提高它的权威性。吕大器当时答应这件事由他去办。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法儿,到了昨天,钱谦益听说张慎言和姜曰广已经同意与吕大器联名发表《致兵部史公及南中诸先生启》,公开支持“七不可立”之说。刚才那位大鼻头儒生念的看来就是这份东西了。

“既然连张、姜诸公都是这等说,那么‘七不可立’之说,只怕真有其事了!”一个忧心忡忡的声音说。

“福藩有此劣迹,只怕难登大宝。留守诸公,亟应早下决断为是!”另一个人焦急地接了上来。

“是呀,不能再拖了!”“迟则有变!”“确实……”更多的声音表示附和与忧虑。

“哈,弟早说过的!”一个嗓音响亮地冒了出来,那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儒生,有着一张细白热情的宽脸,“弟说过的,福藩断不可立。何以故?皆因先朝郑贵妃,交关佞臣,数度危倾光庙,窥伺大位。与大行皇帝钦定之三罪案均有牵染,向为朝野正人君子所不齿。倘若时至今日,我辈又拥立其裔孙,岂非自弃所守,徒为郑妃讪笑于地下乎?又何以绝觊觎者后来之心!如今好了,揭出‘七不可立’,足见公理昭昭,这福藩是断不可立的!”

钱谦益认出这位眉飞色舞的书生是梅朗中,在复社当中属于陈贞慧那个圈子里的角色,无怪乎反“福”的态度如此坚决。不过这些暗盘子话,即便是圈子里的朋友,也只是关在房间里说而已,他却没遮没拦地当着大庭广众说出来,实在最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这些自作聪明的书呆子,爱的就是卖弄,却不知只足败事!”钱谦益心想,不禁皱起眉毛。

果然,站在旁边的一位年长的绅士立即被激怒了。

“胡说!”他吼着嗓子呵斥道,黄褐色的胖脸憋出两片暗红,一对纯白的八字胡子在厚嘴唇上一翘一翘的,“何以因福藩是郑贵妃的裔孙,便不当立?须知‘疏不越亲,少不越长’,这是祖宗的家法!你懂不懂?家法!若谓郑贵妃当初意欲废长立幼是失德,那么如今以亲以长,俱应轮到福藩。我辈便该恭恭敬敬拥立他,方为公正无私,方为信守纲纪伦常。若然随心所欲,昨亦一是非,今亦一是非,那么普天下之人便不免要问:当初诸君子力拒郑贵妃,所为何来?今日立君,又所为何来?”

东林派人士反对由福王继位,同当年反对郑贵妃时所维护的准则恰好相反,所以老绅士这样说,确实抓住了事情的要害。他虽然没有直接揭破东林方面这么做,是出于一派的私利,但锋芒所指,仍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周围的人听了,都不禁沉吟不语。钱谦益更是自知理亏,有点局促不安。倒是梅朗中并不服气,昂然质问说:

“可是,‘七不可立’呢,这又怎么说?莫非圣人说过,应当立君以贪、以淫、以不孝么!”

“哼,天地间的大义是什么?”褐脸绅士反问,傲慢地眯起眼睛,“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辈圣人之徒生于世上,又所为何来?不就是固守、揄扬这纲常大义,使之充塞于天地间,长存于千万世么!所以,福藩纵然有七不可立、十不可立、一百一千不可立,只要于纲常之义当立,便是当立!纵使将来亡国、破家、灭身,亦无可抱憾!何以故?因这纲常大义,毕竟由我辈之苦守坚行,得以长存于天壤间了!反之,设若毁弃纲常,舍亲而立疏,则社稷邦国即使侥幸不亡,身家性命苟且得保,亦不过仅余躯壳,一具行尸走肉而已,又安知不为千秋万世所唾骂!”

褐脸绅士越说越激动。他那双老迈的眼睛可怕地怒睁着,两道雪白的八字胡也在厚嘴唇上掀动得愈来愈厉害。显然,他对自己所恪守的“天理”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准备不惜以身家性命来坚决捍卫。所以在他大声疾呼的当儿,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雄辩、崇高与悲壮的意味,不但使得周围的听众为之耸然动容,就连梅朗中也眨巴着眼睛,似乎不知说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