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的荣膺贡选,给全家带来了喜悦和希望,但也带来了新的烦恼和困扰。因为按照惯例,接下来,黄宗会就得上省城杭州去答拜主持这一次考试的宗师,还得准备到北京去应廷试。这两件事都得花费银子。通德乡黄氏他们这一房,即便是父亲黄尊素在京里做官时,也并不富裕;近十多年来,更是每况愈下,经常为了不大的一点事就得举债,且别说眼下要同时应付两摊子的开支了。当然,三爷的功名是万万耽误不得的。经过一番东挪西借,并毅然卖掉了一部分田产,总算凑起了七八十两银子。于是,到了四月十五这一日,新选贡生黄宗会便拜别了母亲姚夫人,在喜气洋洋的乡亲们相送下,来到村外的渡口,然后由黄宗羲亲自陪同,乘上了一只乌篷船,取道姚江,向省城进发。

从黄竹浦到省会杭州,路途虽然不算太远,但也有二百多里的水程。其间要经过余姚、上虞、萧山三个县,当中还有一个府城绍兴。即使路上不停留,也得走上三四天。如今,乌篷船已经驶出名叫蓝溪的小支流,来到姚江之上,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平缓的、碧绿澄澈的水面,在白云浮荡的晴空下,跳动着万点阳光,有似一匹闪烁轻柔的素练,迎着船头飘曳而至,把低矮的篷舱映照得通明透亮。河岸两旁,则是兽脊似的连绵远山,映衬着一堤婆娑的翠柳。浓密的柳荫下,时不时有三五成群的牛羊踯躅而过。如果碰上一个村庄、一个墟市,照例又随风传来声声人语。也许是隔着一片水面的缘故,那变得细碎了的乡音听上去是那样悦耳,那样柔媚……

在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中蛰居了许久之后,能借此机会探访一些朋友,打听一下时局的近况,以及再度过上几天热闹的都市生活,黄宗羲的心中,洋溢着一种多时未有的愉快。“是的,这一年多,国家的局势似乎平稳了下来,我们家里,也终于有人出头了。莫非这运行于冥冥之中的天道,正处于物极必反的变换之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还是要致力于用世的。无论如何,这积弊如山、把国家闹到民穷财尽的朝政,是到了非痛加改革不可的时候了!时势的转换,说不定倒是一个付之实行的契机?”这么想着,黄宗羲就重新萌生出一种希冀,一种冲动,于是进而想到:明年又是大比之年,如果国家的局势当真能够稳定下来,自己也能够继弟弟之后,顺利通过乡试和会试的话,那么也许还为时未晚,还可以切切实实做一些事情。“当然,从而今起,我可得收敛心神,把那些制艺时文再下工夫钻上一钻。虽然枯燥乏味得很,但为了用世,也只得忍耐一下。幸好还有一年,只要肯下工夫,不信就钻不通它!熬过了这一关,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这么暗暗拿定主意,黄宗羲的心情愈加开朗起来。他一边倚在船舷上,信目浏览着岸上迤逦而过的景物,一边不自觉地轻轻用指头击打着船板,哼起一支流行的散曲——

只见那流水外,两三家,
遮新绿,洒残花。
一阵阵柳绵儿,
春思满天涯。
俺独立斜阳之下,
猛销魂,
小桥西去路儿斜……

这首调寄《采茶歌》的曲子名叫《送春》,出于松江一位散曲名家施绍莘之手。由于曲词俱美,在江南一带传唱颇广。不过,黄宗羲本不善于唱歌,平时更是绝少开腔,这会儿因一时高兴,才随口哼上几句。结果,唱跑了调儿不必说,有些句子还忘记了,只好哼哼唧唧地含糊过去。这么下来,顶好的一支曲子,给他唱得怪里怪气,充满了“嗯嗯啊啊”之类的拖腔,坐在船头甲板上的书童黄安听了,掩着嘴直笑。黄宗羲却毫不理会,只管自得其乐地哼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偶然回过头去,视线落在弟弟黄宗会身上,他才停下来。

“嗯,你在做什么?”由于发现那位新选贡生正盘腿坐在船板上,低着头,聚精会神地检点着带来的银子,黄宗羲疑惑地问。

黄宗会抬起眼睛,敏感白净的脸上现出苦笑,没有作声。

“莫非短了数不成?”由于这些银子得来不易,黄宗羲不由得探过身去。

黄宗会摇摇头:“短倒不短,就是……”他没有说下去,只是默默拨弄着那一小堆形状不一的银子。

黄宗羲瞧了瞧弟弟,有点明白了。他摆一摆手,安慰说:“论理呢,你这次要办的不是小事,一点钱不花是不成,可怎么打点,也只能‘看菜下箸,量体裁衣’。京师那种地方,你要放开手脚,就算带上个万儿八千,也未必够花;但手头捏得紧点儿,有这么七八十两,也尽可对付得过了。况且从留都进京的官船,几乎日日都有,为兄已经想过了,打算托那边的朋友,寻上一位相熟的官员,捎带你一路,便连脚程钱也省却了。到京之后的食宿,也可以托人照应。哎,只管放心,这些事包在为兄身上就是。”

“可就怕如今京师里,光凭这个办不成事。”黄宗会闷闷不乐地皱着眉毛,“听人说,那里上下左右全是衙门,连打个喷嚏都会碰上关节,都得打点。况且,那送银子的花样也有讲究,不能照直送,嫌瞧着不雅气。眼下顶时兴是送‘文房四宝’,送‘书’。不打开看不知道,原来那砚台是金子铸的,笔管是银子打的,那些书,一函一函全有‘书帕’,也是非金即银……”

黄宗羲紧皱眉毛听着。“行了!”他厌恶地打断说,“该理会的你不去打听,不该理会的你倒打听得挺仔细。照你这等说,朝廷里岂不是全成烂泥污了?那么国家还有什么指望?我们还应什么考,出什么仕?干脆趁早卷铺盖回家,岂不更好?”

停了停,看见弟弟低着头不作声,他又解释说:“自然,公行贿赂、贪赃枉法不是没有,可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又岂能随波逐流,任其摆布?须知我辈不出仕则已,若然出仕,便当以振衰起溺为己任,以更新弊政为职志,方不致辱没了家风!你不见我前年进京,就只带了三十两银子,住了四个月,一份礼没送,不也照样对付下来了?”

做弟弟的垂着眼睛,揉捏着手中的一块碎银,半晌,才讷讷地说:“二哥说,大哥前年那一遭没考中,不是文章不如人,就在舍不得花钱打通关节。他叫弟这一次不可吝惜……”

前年进京时,黄宗羲之所以处处节省,一来是不肯服“财可通神”那个邪,二来也是考虑到家境困窘,必须尽量减少开支。没想到自己一番苦心,到头来竟成了弟弟们私下讥议的话柄!顿时,一股怒气从他的心底里冒了上来,眼睛也随之睁圆了。

“胡说!”他呵斥道,“不吝惜银子?说得阔气!莫非你们还藏着万贯家财不成?那就只管花去好了,我决不拦着!可是你们有吗?啊?有吗?”

自从父亲死后,黄宗羲一直担负着教育弟弟们的责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积威”。所以,看见长兄发了火,黄宗会不敢再犟嘴了。他垂头丧气地把摊开的银子重新收拾好,然后躲到一边去,拿出一部《明文定》,管自低头用起功来。

黄宗羲却余气未消。无疑,他平生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委屈从俗,毫无骨气,为着达到某个目的,便不惜与邪恶同流合污。正因如此,前年在北京时,他才那么坚决地拒绝周延儒的荐举,毅然南归。虽然许多亲友都觉得他过于意气用事,甚至认为他“傻”,但他却毫不后悔。过后不久,周延儒在清兵入塞期间,就因谎报军情,畏敌避战,加上贪赃枉法的劣迹败露,被震怒的皇帝下狱赐死,还抄了家。此事证明黄宗羲确有先见之明。然而,时至今日,由自己一手教育成长的两个弟弟,一心只想着博取功名,竟连立身做人的准则都抛到了脑后,这确实使黄宗羲大为光火。不过,弟弟的那些话,又使他重新想起朝政的黑暗腐败已经到了多么深重的地步;而自己刚才猜想,改革的契机可能已经到来,是否过于乐观了?这积重难返的局面,难道真的还有改变的希望吗?正是这种突然涌现的疑问,败坏了黄宗羲那一度颇为勃发的兴致,使他感到气闷、恼火,而又茫然。“不,即便如此,事情还是有希望的,既然朝廷有力量把局势稳定下来,就证明国运未终,元气尚在,只要当道诸君子同心协力,一步一步做去,总有办法把朝政引回到正轨上来!”他固执地、竭力地为自己鼓劲。同时,为了证明自己这种判断是有道理的,他开始回想弟弟刚才的说法是何等的混账和荒谬,并打算给予更严厉的训斥。

然而,当他回过头去,却意外地发现,黄宗会也从书本上抬起了眼睛,眼神显得那样胆怯、可怜,充满着讨饶的意味。依稀就像当年,黄宗会还是一个孱弱的少年时,因为做错了事,被大哥叫到跟前的那种模样……

一丝温软的感觉,有如轻风拂过琴弦,使黄宗羲的心分明动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哽咽住了。有片刻工夫,他皱起眉毛,咬紧了嘴唇,试图抗拒这不合时宜的干扰。然而,到底没能办到。“哼,冲着眼下是在船上,免得让船家听了去,姑且先记着账。待上了岸,再同你说个清楚!”他悻悻地想,随即背过身去,沉着脸,在船篷边上坐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