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申村又一次改朝换代。上边打倒刘少奇,村里让打倒老孙。打倒老孙倒也不难,公社章书记都让打倒了,何况一个老孙。接替老孙当支书的,是金家一个后代叫新喜。老孙这人很奇怪,支书被打倒了,倒有了些支书的样子。过去当支书时,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头点屁股撅的,没个头人的样子;现在不当头人了,倒学会了头人派头,在街上走来走去,迈着八字步,敞着布衫,说话也英勇了,说:

“这个鸡巴支书,咱早不想当了!”

当然,仍改不了双手相互乱抓的毛病。

新喜这人三十多岁。上过中学。据说他小的时候,有过小偷小摸的习惯。五岁那年,曾跟随我孬舅到宋家掌柜的高粱地里刷高粱叶,被捺到村西土庙前跪着,一直跪到星星出来,还被罚了五斗高粱。解放后上学,上学放学路上,也断不了和一帮孩子偷些瓜枣,曾被老孙审问过。但他成人以后,表现比较好,不偷东西,做好事,半夜下田砍高粱,背到队里打麦场上。第二天大家又去砍,见高粱已经集中到场上,知道是新喜干的。新喜成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站在村西土庙前给大家讲用。

大家都说:

“新喜这孩子疯了似的,尽做好事。”

惟有新喜他妈说新喜不好,说在家懒死了,尿盆三天不泼一次。大家反说他妈:

“砍高粱累得不行,还说尿盆!”

后来新喜讲用到公社,被新上任的书记老周看中,正好老周讨厌申村老孙的模样,萎萎琐琐,头发与眉毛接着,哪里像个支书?便在各家安的小喇叭上一宣布,老孙就被打倒了,支书选成了新喜。

新喜爱穿一身学生蓝,上衣布袋里插一杆大头帽钢笔。他上任以后,清算清算老孙的罪行(土改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合作化时偷拿回家二升芝麻,吃大伙时吃过一个豆面小饼,四清时他四不清等),斗了他两把,撤了孬舅的治安员与小路的村务员,另换了一班也常半夜砍高粱的人。然后就组织全村的人做好事,半夜半夜砍高粱。我当年十岁,也被新喜一干人叫去砍高粱。一砍到三星偏西,我就困得不行,说:

“新喜哥,因得不行。”

他趴到我脸上看,说:“是困得不行,拔下一根眼睫毛试试,肯定就不困了。”

然后谁说因他就让谁拔眼睫毛,后来大家都不因了。高粱一摞一摞地堆到场上,大家倒都挺兴奋。这年高粱大丰收,大家说:

“多亏了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红火过!”

老孙、孬舅、小路、宋家掌柜余下的后人,这时成了五类分子。也被叫来砍高粱。唯一不同的是,别人高粱砍完可以回打麦场睡觉,老孙一千人仍得留下继续修桥补路。新喜对他们说:“你们可是五类分子,以前尽做孽,现在做些修桥补路的好事吧!”

新喜唯一不该做的,是把孬舅与宋家掌柜的后人编到了一个组。桥没修,倒发生了冲突。孬舅一铁锨上去,打在宋家第三代孙福印头上,一个大窟窿“突突”地往外冒血。村里一阵小喇叭响,让新喜断案。新喜看看孬舅与福印,说:

“狗咬狗一嘴毛,都去村西土庙前坐飞机!”

孬舅屁股朝天坐上了飞机,还有些不服气,瞪着福印说:“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新喜说:“嗬,你倒厉害了,我让你飞机坐到三星偏西!”

一个星星出来,孬舅飞机就坐稀了。胳膊老在头上翘着,时间长了不是闹着玩的。孬舅说:

“新喜,收了飞机吧,过去咱俩一块玩过尿泥!”

新喜说:“玩过水泥也不行,你倒厉害啦!”

自此以后,孬舅不敢再厉害。过去那么鲁莽,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人,不怕别的,就怕新喜的飞机。从此老老实实修路。

这时村里仍不断发生些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一类案子。新喜也有办法。他不搞染头和封井,而是一律开斗争会,坐飞机。谁当孤老破鞋盗贼就通过小喇叭传谁,让他(她)到村西土庙前坐飞机。这比染头和封井还管用,社会秩序马上根本好转。大家又说新喜:

“多亏新喜,申村从来没有这么平稳过!”

公社周书记常组织人来参观。新喜将村西土庙扒了,新盖了三间瓦房。开会或让人坐飞机,就在瓦房前。有时新喜晚上不回去,就住在瓦房里。

新喜支书当了两年,有了些变化。由于村里实行了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秩序安定,事情不多,新喜身体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由于行动不便,他本人不再砍高粱做好事,让别人砍,他不砍,他在三间瓦房里通过小喇叭吆喝。同时委托一个叫恩庆(以前一块砍高粱做好事的同伙)的,选他一个副支书,让他带着大伙砍,他再回到瓦房里睡觉。第二天尿盆也不泼,弄得瓦房里挺骚气。大家倒没说什么,时间一长恩庆有些不满意。有一次恩庆说“新喜,这是办公室,别弄得太骚气!”

新喜大怒:“不选你当个副支书,你也不说支部骚气了!”

但自思庆说过以后,新喜倒是常常泼尿盆。有时别人去砍高粱,他也不再喊喇叭,跟着去,不过不再下手,就站在地头看。或转悠转悠走了,随便转到哪家的后园子里,搞些瓜果梨桃吃。不过这时他不像小时候偷着吃,吃后都告诉人家:

“老二老三,今天吃了你一些瓜果。”

老二老三倒说:“吃吧吃吧,些个瓜果,吃不得了?”

以后老二老三再找新喜办事,新喜也痛快给办,不说别的。大家反倒说新喜仁义:

“新喜仁义,不是白眼狼,吃吧也就一些瓜果!”

以后大家都欢迎他去吃。不到谁家后园子里,这家还不高兴新喜,以为什么地方有了不合适。没有瓜果树的人家,赶紧栽瓜果树。连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干五类分子,每到该摘瓜果梨桃,都主动送一些给新喜,新喜也不说看起谁看不起谁,一律收下,说:“我这人从小养成的毛病,爱吃些瓜果!”

弄得大家皆大欢喜。

公社周书记仍不断下来检查工作。周书记一来,新喜就打扫打扫三间瓦房,弄得不骚气,然后陪周书记在那里坐,给他汇报工作,然后一块吃小鸡。周书记这人抓工作挺有魄力,当干部没有干部架子,见谁都跳下自行车说话,就是爱吃些小鸡。

最后捎带上新喜也爱吃小鸡。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换成新喜一个本家侄子叫三筐。周书记一来,三筐就去瓦房里收拾小鸡。三筐很会整治鸡,小公鸡一刀抹死,开水里一过,一把捋到头,鸡就成了光的;然后剁巴剁巴,搁些大料、胡椒、盐、辣子,两个小时下来,新喜工作汇报完了,鸡也炖烂了。

“吃吧吃吧。”新喜让着。

周书记也爽快,说:“吃!”但停一下筷子又说:

“不过新喜,这鸡你得交钱!”

新喜也爽快:“交!吃!”

吃过以后,新喜就拿着钱去找小公鸡的主人:“老二老三,这是小公鸡钱!”

老二老三一脸不高兴:“新喜,一只小公鸡还吃不得了?以后还找不着你了?”

新喜只好将钱收起:“好,以后再说,吃!”

渐渐吃小鸡吃顺了嘴,周书记不来时,新喜自个儿也吃,也将村务员三筐叫去收拾鸡。一次三懂不在,新喜只好将修桥的小路叫来。可小路只会烙饼,不会收拾鸡,炖得满锅鸡毛。鸡还没炖熟,新喜就将他踢了一脚,撵他出去。晚上三筐回来,又重新炖了一只。有时新喜也将恩庆叫去吃鸡。可恩庆从小不吃羊肉不吃鸡,也就是在一旁于看着,还老催:

“快些快些,一只鸡再吃不完!”

弄得新喜挺不高兴:“你不吃算了,骨头里的鸡油,吸出来才好吃!”

以后再不叫恩庆吃鸡。

一次老孙我孬舅修桥回来,路过大瓦房,新喜叫他们站住。老孙我孬舅赶忙站住。新喜却说:

“屋里还有半只鸡没吃完,你们去吃吧!”

两人大喜,进去吃了,连汤儿都喝了。老孙抹着嘴对孬舅说:

“咱们当了那么多年鸡巴干部,也没吃上一只鸡!”

没想这话被站在院子里的新喜听见了,大声说:

“你鸡巴没吃鸡,申村不照样让你饿死那么多人!”

弄得老孙我孬舅赶忙站起,不再言语。

第二天修桥时,我孬舅埋怨老孙:“你咋鸡巴说话哩!再跟你吃不到鸡!”

新喜吃鸡吃了两年,渐渐连吃瓜果梨桃的习惯也戒了,只吃鸡。谁家还有几只小公鸡,他心里一本账,清清楚楚。渐渐弄得街上的小公鸡见了新喜就犯愣。新喜一见犯愣的小公鸡就生气:

“看你那鸡巴头脑,还发愣,看不吃了你!”

后来别家的小公鸡吃完了,就剩下思庆家的没吃。新喜三天没吃鸡,像犯了大烟瘾,让三筐到处找鸡。三筐找了一遍回来说:

“没了小公鸡,就剩下思庆家的!”

新喜躺在床上说:“管他什么思庆不思庆,去抓过来吃,吃了给他钱不是!”

三筐就去抓,抓回来就吃。弄得恩庆心里很不满意:“鸡巴新喜太不够意思,吃鸡都吃到了我头上!当年做好事砍高粱,你也不比谁多砍到哪里去!”

从此不再去大瓦房,也不理新喜。后来因为一件工作上的事,新喜又打了恩庆一巴掌。恩庆大怒,指着新喜说:

“好,新喜,你等着,这村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然后在家里整理材料,告到县里。县里一见申村副支书告正支书,忙派工作组下乡调查。可调查组一到公社,就被周书记拦住,说:

“新喜这同志作风简单些,但工作也都干了。就是有一点毛病,跟我一样,爱吃个小鸡!可诸位哪一个不吃小鸡?到我这为止,调查个鸡巴啥!”

“是哩,是哩,周书记。”调查组连连点头,又返回县里。

然后周书记将新喜叫到公社批评一顿:“以后吃鸡注意些!再吃撤了你!”

新喜连连点头,对周书记感激涕零。回到村里却沿街叫骂:

“吃个鸡巴鸡,告到县里!咱弄不了这村,咱不弄!咱不服别的,就服咱没本事!”

从此躺在大瓦房,不吃鸡,也不吃喝喇叭,不泼尿盆,弄得一屋骚气。村里没了头人,开始大乱。老孙、孬舅、小路、宋家后代一帮人,倒眉开颜笑,不再去修桥,纷纷去种他们的自留地。村里又出现一个孤老和一个盗贼。恩庆见告状不准反倒弄乱了村子,也自觉没趣,也呆在家里不出。大家也都埋怨恩庆:

“见人家吃个鸡,就告人家,多不是东西!现在倒好,领导人一闹不团结,村里跟着遭殃,连五类分子都猖狂起来!”

大家纷纷去充满骚气的大瓦房,安慰新喜。新喜见挣了面子,也就起来主持工作。一用砍高粱和坐飞机,村里马上又风气好转。老孙孬舅一干人又开始乖乖去修桥。

新喜支书当了十一年。本来支书他还可以当下去,是他自己闹坏了,让人家撤了支书。这年公社换了书记,周书记被调走,调来了崔书记。公社通知开会。新喜去开会,见周书记换了崔书记,心里不知哪点过不来,见人就说:

“周书记当得好好的,调走!”

别人不理他。他便到小饭馆灌了二两酒,有些醉醺醺的。恰好崔书记讲话,批评了一些村子,工作做得不扎实。批评的村子中有申村。过去申村老受周书记表扬,现在换了崔书记就批评,新喜仗着些酒胆,便站起顶了崔书记一句:

“崔书记,我是个腌臢菜呀,没啥能耐,工作还能搞到哪儿去?”

崔书记刚上任讲话就见有人顶嘴,心里十分恼火,又见新喜醉醺醺的,便拍起了桌子:

“你腌臢菜别在这腌臢!看你那醉醺醺的样子,也当不好这个支书!”

开过会,崔书记便说:“去查查那个腌臢菜!”

于是公社组织一个调查组,下到申村调查新喜的问题。公社书记一发话,调查组便十分认真,挨门挨户地调查。这时恩庆来了劲,撵着调查组揭发新喜的问题。

怎么吃小鸡,怎么在支部办公室撒尿,怎么爱拔人眼睫毛,怎么爱打人耳光,调查组的人说:

“唉,唉,这样的人竟当支书!”

村里人见新喜大势已去,也想起新喜不该当支书,想起对新喜的一些仇恨,老二老三的,也背后嘀嘀咕咕向调查组揭发了一些问题,怎么吃小鸡不给钱,怎么随便摘人家后园子里的瓜果梨桃,甚至有的老年人连新喜小时候有小偷小摸的毛病,也给揭发上去。调查组将材料一集合,送到崔书记手里。崔书记拍着材料说:

“看看,看看,纯粹是一个无赖嘛!老周无眼,让这样的人当了支书!不开除他出党,算是好的!”

于是通过小喇叭宣布,撤了新喜的支书。恩庆带头揭发新喜有功,便由副支书升任正支书。新喜被赶下台,心里十分后悔,后悔在公社开会多说了一句话,顶了崔书记。不过事到如今,后悔也无用,只好听完喇叭说句硬话:“咱这几年支书是白当了,对不住大家,撤得有理!”

正好晚上碰到另一个下台支书老孙。老孙与他打照面:“吃了新喜?”

这时新喜没了架子,上去拉住老孙的手:“孙叔,世间的事,我算是明白了!

只是我当支书时,委屈您了,让您去修桥,担待着点吧!”

老孙做出过来人的大度模样,抓挠着双手说:“年轻人嘛,计较还能计较到哪里去?”

恩庆从此当了支书。恩庆当支书以后,一改新喜当支书时的毛病,不通过小喇叭吆喝人,不吃鸡,不撒尿,不吃瓜果梨桃,只是黑更半夜带头领人砍高粱,一热就甩掉上衣。大家都跟他甩上衣。光膀子干活,成了申村一时的社会风尚。这年高粱大摞大摞堆到场上,大家劳累过后,都很欣喜,说:

“到底恩庆比新喜强,虽然当了支书,还领着大家干活,连个小鸡都不吃!”

村里出现鸡鸣狗盗的案子,恩庆也开斗争会,坐飞机。一到开会,他挨门挨户下通知,把个村子治理得平平安安。大家皆大欢喜,都说:

“到底恩庆比新喜强!”

恩庆支书当了两年,身子也开始发胖,腿开始发粗,但他锐气仍不减当年,干事情风风火火,咋咋唬唬,地里干活仍走在最前边,一出汗就甩褂子,开会仍挨门通知,倒是大伙这时说他:

“支书当了两年,还没个支书的样子,动不动就甩褂子!”

“当支书没个支书的样子,开会他挨门通知!”

恰好这时恩庆与老婆闹矛盾,从家里搬出,住到村里三间瓦房里。

三间瓦房里一住,恩庆逐渐有些支书的样子。夜里一个人睡觉,没人闹仗,第二天早起容易睡过头。为了不耽误干活,他只好用新喜的办法,通过小喇叭喊人,让别人先去砍高粱。别人砍了半晌,他才起床揉着眼去。大清早冷得很,不脱褂子。

家常便饭吃久了也想吃些腥荤,吃些瓜果梨桃。第二天早起不想泼尿盆子。但恩庆努力克制着自己,尿盆争取两天泼一次,瓦房里也不是太骚气。嘴馋的时候,自己跑到地里摘些野山里红吃,捉些蚂蚱蝈蝈用火烧烧吃,真不行用枪打一只野兔子吃。

正好崔书记时常下来调查工作,也喜欢吃兔子肉。所以崔书记一来,恩庆就打发村务员八成(一个本家兄弟)去打野兔子,回来炖上。工作汇报完,兔子也炖烂了,两个人一块吃兔子。有时野兔子打不来,只好到老二老三家借家兔子。不过家兔子味道不如野兔子。久而久之,恩庆吃兔子吃上了痛,一天不吃兔子就浑身没力气。

不管崔书记来不来,只好让八成两天煮一只小公兔,一天吃架子,一天喝汤儿。挨门挨户捉兔子,大家又感到新喜来了,对恩庆产生意见,说:

“怎么思庆也成了新喜!”

不过想想还是比新喜强:“恩庆吃吧,也就一样兔子,还分两天吃,不象新喜,瓜果梨桃小公鸡!”

渐渐弄得兔子见了恩庆就犯愣,不过思庆见了犯愣的兔子挺和蔼,不骂兔子。

吃了兔子,恩庆嘴里容易发腥。为了去去腥味,恩庆就喝两口酒。喝来喝去喝上了瘾,一天不喝酒就牙关发紧。晋家开的小卖部里,记满了支书欠的账。年终收账,恩庆让他扛走了一只搁在瓦房里的马车轱辘子。以后大家找恩庆办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也好,划宅基地也好,领结婚证也好,都主动将恩庆请到家“意思意思”,然后再说事。不过恩庆喝酒有这点好处,吃过兔子一定要渴酒,但喝酒时不一定非吃兔子。到人家里吃饭,哪能那么讲究?腌个白菜疙瘩也能喝。渐渐这成了一个规矩,大家断案办事之前,先得请恩庆喝酒。谁家不请,大家反倒说这家小气。

弄得恩庆老婆天天满街找恩庆,怕他多喝:

“这个鳖孙不知又躺在了哪个鳖窝里!”

“人家的饭好吃,酒好喝,跟人家过吧!”

弄得主人家很尴尬,正在酒摊上坐的恩庆也很尴尬。本来思庆就与老婆有些矛盾,不回家睡觉,这时恨恨地说:“怎么不死了你!”

老婆便哭:“你让我怎么死?”

恩庆说:“上头有电线,下头有机井,当中还有农药,随便你哪样,我拉都不拉!”

老婆“呜呜”哭着回了娘家。

老婆回了娘家,恩庆更放开胆子喝。喝来喝去,大家反倒把人家恩庆给害了,恩庆成了一个酒精中毒患者,像当年老孙一样,开始夜里睡不着觉,半夜半夜围着村子乱转。

酒能移性。这时宋家掌柜的一个后代叫美兰的女孩中学毕业(脸长了一些,但鼻子眼还可以),恩庆派她到大队部去开扩大器,每天早晨喊人下地砍高粱。美兰一大早去大队部放喇叭,恩庆往往连床都没起,满屋骚气。渐渐便传出思庆搞了宋家掌柜的后代闺女。但大家又觉得反正搞的不是自己的闺女,谁也不去管,任他搞。

倒是孬舅(这年五十六岁)一次气不平,五更鸡叫掂一根粪叉到村西大瓦房里,一脚将门踹开(连门都没有插),堵住被窝里一对男女,据说还“咕叽”“咕叽”像小公鸡叫呢。恩庆搞的是五类分子的闺女,捉事的也是五类分子,恩庆本想开他们的斗争会,但后来想了想,从床上扔给孬舅一根烟:

“成了老申,回去吧!”

第二天拿笔写个条,批给孬舅两大车青砖,让他到大队砖窑上去拉。我当时十六岁,曾跟孬舅与他的儿子白眼赶牲口去拉过这砖。当时孬舅喜气洋洋的,对我说:

“倒不是贪图这两车砖,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这两个狗男女!”

这时村里都开始反对恩庆,都叹息说:

“原来恩庆还不如新喜,喝酒吃兔子,还搞人家闺女!人家新喜不就吃个瓜果梨桃吗?咱倒反对,人家新喜!”

倒是新喜不这么认为,见了恩庆说:“老弟,你支书比我干得强!”

这时恩庆剩了一身骨头架子,说:“强也强不到哪儿去。这个鸡巴支书,不是好干的!”

最后有人告到县里,说恩庆一堆问题。县里派调查组到公社。公社崔书记不像周书记,对人不包庇,说:“这龟孙整天这么舒坦?查查他去!”

可调查组到村里一查,挨门挨户地问,老二老三地问,硬是没一个说恩庆不好的,都说思庆清正廉洁,会当支书,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搞,就知道领人砍高粱,查来查去没查出恩庆的问题。恩庆还委屈得什么似的,说什么不当这个支书,倒是崔书记又来安慰他:“你他妈还查不得了?查查又没撤你的支书,你还拉什么硬引再拉真撤了你!”

恩庆这才不说什么,忙招呼村务员八成扛枪去打兔子。

我当时在村里已是一个翩翩少年,曾在牲口场里叼着烟问老二老三:

“二舅三舅,背后那么蝎火,怎么一见调查组就软蛋了?”

老二老三倒瞪我一眼:“日你先人,谁告恩庆,谁就是咱申村的仇人!把思庆撤下来,再换一个狗日的,说不定还不如恩庆哩。恩庆吧,也就喝喝酒吃吃兔子,搞搞地主闺女,再换一个,说不定该吃咱搞咱闺女了!”

从此大家见了恩庆,反倒一脸和气。恩庆在街上走,大家都说:

“恩庆,这儿吃吧!”

“恩庆,我这儿先偏了!”

恩庆一眼一眼的血丝,不停地打呵欠:“吃吧吃吧。”

然后骑上一辆破自行车,也不告诉人他到哪里去。有时干脆连美兰公开载上,到集上赶集,吃烧饼,喝糊辣汤。大家都不在意。

恩庆支书当到一九八二年,之后下台,之后患肝硬化死去。这是后话。

申村的现任村长是贾祥。这时村子已发展成四百多口。贾祥与我同岁,小时候是个疙瘩头。记得在大荒坡割草,别人打架,他就会给人家看衣服;别人下河洗澡,他也给人家看衣服。没想到成人之后有了出息,当了村长。

贾祥的父母我也很熟。他的爹我叫留大舅,他的妈我叫留大妗。留大舅爱放屁,一个长屁,能从村东拉到村西;留大妗说,夜里睡觉不敢给贾祥捂被头,怕呛死。

留大好眼睛半明半暗,不识东西南北,但竟通晓历史,常用镰刀捣着土,坐在红薯地里给我们讲“伍云昭征西”。就是手脚有些毛糙。据贾祥说,一次一家人围着锅台吃饭,吃着吃着,留大舅竟吃出一个老鼠。贾祥二十岁那年,留大舅留大妗相继去世,留给贾祥一间破草房,一窝“咕咕”叫的老母鸡。院子里还有几棵楝树,被贾样创倒,给父母做了棺材。然后贾样开始跟人家学木工。学会了做小板凳,做方桌,做床,做窗棂子。干了五年木工,他背着家伙,进了一支农民建筑队,随人家到千里之外的天津塘沽盖房。春节回来神气不少,新衣新帽不说,腰里还别着个葫芦球似的收音机,走哪响哪。在建筑队混了两年,贾祥更加出息,葫芦似的收音机不见了,他自己也跟甲方签订了一个合同,开始回申村招兵买马,组成一支新建筑队。下分大工,小工,刀工,瓦工,泥工,木工,挺细。贾祥说:

“人家是甲方,咱就是乙方!”

村里人纷纷说:“贾祥成了乙方,贾祥成了乙方!”

对他刮目相看。

贾祥成了乙方,就有了乙方的样子。街上走过,过去爱袖手,现在不袖了,背在身后;头也不疙瘩了。村里人见他都点碗:

“贾祥,这儿吃吧!”

“贾祥,我这先偏了!”

贾祥背着手说:“吃罢吃罢!”

这时贾祥洗澡,别人给他看衣服。据说贾祥的乙方开到塘沽以后,先给甲方挖了一个晒盐池子,后盖了一溜工棚。不过这时贾祥不常在塘沽呆着,委托一个本家叔当副乙方,领工干活,他常一个人坐火车回来种地。不过这时他的地用不着他种,村里早有人替他种下;谁种的也不说,有点像当年新喜恩庆砍高粱做好事。贾祥也不大追究。两年乙方下来,贾祥不再要父母留下的草房,自己挨着村西支部办公室,一拉溜盖了七间大瓦房,瓦房上不用大梁,用了几根钢筋条子。上梁那天,大家都去看。贾祥还花几千块钱买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和老婆孩子串亲戚,就开着它去。

村里有人顺路搭车,贾祥也让搭,说:

“从哪儿下,事先打招呼,好停机!”

村里人都说:“看不出,贾祥这孩子有了出息,比当年宋家掌柜辽阔气!”

这时村里没了五类分子。老孙、孬舅、宋家掌柜兄弟等一干老人,都死了。没死的给平了反。据说老孙临死前神志已不太清醒,临死前又唱起了讨饭的曲子;孬舅临死时恶狠狠甩下一句话:

“照我年轻时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他!”

把床前伺候他的人吓了一跳。但这个“他”到底指谁,谁也没猜出。

孙、申、宋诸家留下的子弟,福印、三筐、八成、白眼之类,埋葬了老人,都加入了贾祥的农民建筑队,去了塘沽挖晒盐池子。宋家掌柜的一个女后代美兰,过去在支部办公室开喇叭,现在喇叭坏了,恩庆又患了肝硬化,在家无事做,也投奔贾祥,不过没去塘沽,就在贾祥家做饭。前支书新喜这时四十多岁,还不算太老,也加入了贾祥的建筑队去塘沽。由于他是党员,贾祥给他安排了一个监工,在工地拿个尺子跑来跑去量土方。不过据说到塘沽还是爱吃小公鸡,一次让他买菜,他克扣菜金,给自己买了只烧鸡,撕吃时被人发现,差点被三筐八成之类,推到晒盐池子里。这时恩庆已患了肝硬化,仍在村里当着他的支书。

这时村里、公社要进行机构改革公社改叫做乡,大队改叫做村,支书改村长,地分给各家种。大家开始有些不习惯,觉得改来改去改不过口,叫起来有点解放前的味道,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说:

“还是叫村、乡合适!”

接着村里要改选头人。这时恩庆已到了肝硬化后期,脸黄黄的,常披一个大袄,坐在支部办公室门前晒太阳,自己抱一个酒瓶喝酒。村里人人情太薄,地一分,没人再请恩庆吃兔子喝酒。恩庆打野兔子又没力气,只好不吃兔子光喝酒。大喇叭坏了,美兰不开大喇叭,也不来支部,恩庆也就搬回家住,只是晒太阳才来这里。倒是贾祥何时从塘沽回来,见到这位黄脸支书,把他请到家里,让炊事员美兰炖只兔子一块吃。兔子冒热气上来,美兰就红脸,恩庆只顾低头喝酒吃兔子。村里机构改革,本来还应恩庆当村长,可贾祥觉得老让一个肝炎病人拿着公章,一年一度往他乙方合同上盖,有点不合适,便在酒桌上对恩庆说:

“庆叔,你岁数也不小了(这年四十八岁),身体又有病,甭操那么多心了,真不行我来替替你,你去郑州看病!要行呢,你就对乡里说说!”

没想到黄脸恩庆一下将兔腿摔到地上:

“鸡巴!”

走了。弄得贾祥挺尴尬。本来这事也就是商量商量,商量不成贾祥也不恼,仍当他的乙方。没想到乡里出了新点子,说这次选村长要搞差额,两个选一个。村里人一听就恼了:哪个龟孙想的这歪点子,两个选一个,自己不操心,推给了大家!

从祖上到现在,没听说两个选一个!贾祥一听这办法倒喜欢,到处对人说:“咱们搞差额,咱们搞差额!”

便站出来与恩庆差。差额选举本身并不复杂,大家的儿孙都是贾祥乙方的工人,恩庆有病不说,还喝过酒吃过兔子搞过人家闺女,一差就把思庆差了下去,贾祥被差上了。乡里看贾祥表现不错,曾捐款两千元修小学,恩庆又到了肝硬化后期,也同意贾祥当。

贾祥从此成了村长。盖章不用再找恩庆。贾祥当村长以前,显得在村里呆的时间多;贾祥当村长以后,显得在塘沽呆的时间多。在村里大家仍叫他乙方;到塘沽大家反喊他村长。恩庆村长被差下来,小脸更黄,整日无事可做,更是整日蹲在家门口晒太阳。本来支部门口太阳更好,可他说什么不再到那里去。大家看他在家门口晒太阳,双手捂着肝腑,反觉得他可怜说:

“恩庆以前也给村里办过好事!”

又觉得将贾祥选上去有些愤愤,说:

“这回可是通过咱们的手把他弄上去的!”

“他他妈也不在塘沽干活,倒盖了七间大瓦房,现在当了村长,又不在村里呆着,合适全让他占了!”

当然这话也就是背后说说,见了贾祥仍呼乙方。

这时乡里的头人换了吴乡长。吴乡长爱骑嘉陵。一听街里“突突”响,就是吴乡长。吴乡长一来村里,就去找贾祥。吴乡长这人工作干得不错,一来村里就讲:

“咱们可得发展商品生产!”

讲过,与贾祥一起就着猪肚喝啤酒。吴乡长能喝四瓶,喝了就红脸;贾祥能喝三瓶,喝了就摸头。两人红脸摸头一阵,“嘿嘿”一笑,吴乡长骑着嘉陵就回去了。

去年吴乡长家盖房,贾祥去帮过忙,给他弄了几根钢筋梁;贾祥老婆有病,贾祥不在家去了塘沽,大家都说:

“去找吴乡长,去长吴乡长!”

大家带贾祥老婆找了吴乡长,人家马上给批了个条,让贾祥老婆住进医院。大家说:

“吴乡长这人仁义,对得住贾祥!”

这时思庆肝硬化已经到了全硬,硬得像石头,不能再在街上晒太阳。贾样一次从塘沽回来,不计换届时差额的旧仇,亲自开着小手扶,把思庆拉到乡里看病,感动得恩庆躺到车厢里,捂着肝腑掉泪:

“贾祥,知道这样,早让给了你,还差他娘的什么额!”

贾祥例说:“该差还得差。”

到了乡里,贾祥又去找吴乡长,批条让恩庆照了×光。照过×光,恩庆又撑了几天,终于死去。据说临死时手里还握着一个空酒瓶,嘴里喊着:

“新喜,新喜。”

可新喜这时在塘沽当监工,也不知他要对新喜说些什么。死后,全村老少都去送烧纸。以前的情妇美兰也去了,不过没哭,大家有些不满意。贾祥也去给恩庆送丧,祭到坟前一只煮熟的兔子。

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恩庆死后三个月,贾祥又一次从塘沽回来,突然在村里提出,他要与老婆离婚,与美兰结婚。美兰以前与恩庆看过大喇叭,现在大家都说贾祥这人不仁义,恩庆刚死三个月就闹这事,不仁义;人家美兰刚到你家做过几天饭,就想人家,不仁义。也有人说贾祥对不起老婆。可贾祥还是要离。众人劝他不住。这时村里的村务员新换成了小路,小路已经一把胡子,声音变得沙哑,一次也在猪圈捂着铜锣说;“祥弟,不能离,不说弟妹贤惠,只是这美兰,以前可是恩庆用过的!”

贾祥大怒:“放你妈的狗屁!你住的房子你爹没用过?你不也照样住!”

弄得五十多岁的小路很尴尬,捂着铜锣跳出猪圈,三天不敢到贾祥跟前,嘴里老念叨:

“离就离,谁不让你离了?”

贾祥离婚是真想离,就是贾祥他老婆不想离。掰扯几个月,贾祥说:

“给你两万块,跟小孩过去吧!”

老婆想了想,哭了一回,离了。

离婚那天,大家都出来看。贾祥开着小手扶,拖斗里坐着老婆孩子,去乡里扯离婚证。扯完离婚证,小孩看着卖糖葫芦的老头伸手要糖葫芦,要不到就哭。贾祥停了机,就给小孩去买。老婆在车斗里还哄孩子:“小二小三别哭了,你爹去给你买糖葫芦了!”

拖拉机开回村,七间瓦房老婆和孩子住了三间,另四间贾祥与美兰住。不过美兰结婚以后,表现比较好,仍和以前一样,一点不娇气,仍做饭,仍喂猪,该炖兔子仍炖兔子。出来进去,与贾祥又说又笑。大家看了,气愤过后,倒也满意,说:

“这样也不错,美兰也有了着落。只苦了贾祥他老婆!”

也有人说:“他老婆也不是东西,以前借她个芭斗都借不出!”

村里有三间大砖瓦房,以前是大队支部办公室,现在改成了村办公室。贾祥从塘沽回来处理公务,也在村办公室。不过这时办公室干净许多,没了骚气,换了啤酒气。贾祥当了头人以后,不让人砍高粱,不坐飞机,统治村子就用一架录音机。

到乡里开会,带个红灯牌录音机,把吴乡长往里边一录,带回来让小路打铜锣,将村里男女集合在一起,开录音机一放,不用他再传达。他躲到一边喝啤酒。三瓶喝过,录音机放完,他摸着头:“听清楚了?”

大家说:“听清楚了!”

会马上结束。大家满意;吴乡长听说申村放他的录音,也满意。

这时村里照常出些案子。出些盗贼、破鞋、孤老一干杂事。贾祥一概不管,也不设案桌问案。村务员小路有些不满意,说:“贾祥,该问案儿!”

贾祥却说:“出一两个孤老破鞋,不影响四化!”

拔腿就去了塘沽。

他一出发,村里更乱,申村成了破鞋、孤老、盗贼们的天地。一次,光天化日之下,一对男女在麦秸堆里睡觉,被人抓住。大家摇头叹息,对贸祥不满意,说他只会当个乙方,不会当村长,把个好端端的村子给弄乱了套。消息传到乡里,乡里吴乡长也不满意。一次贾祥从塘沽口来,吴乡长把他叫到乡里批评:

“贾祥,你这样弄可是不行,村里都乱了。你以为一搞商品经济,就不要党的领导了?赶紧给我想法子治治!”

贾祥摸着头听批评,听完也很恼火,说:

“治治就治治,回去就治!治治这些龟孙!我让这些龟孙自由,这些龟孙却不会自由,回去就治!”

但贾祥回到村里,却不会治。娘的,孤老破鞋盗贼,你怎么治?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们。这时村务员小路又在猪圈捂着铜锣劝他,建议重新实行祖上的染头与封并制度。小路说:

“贾祥,用吧,一用就灵,重典治乱世!”

贾祥这次没骂他,说:“好好好,咱染头,咱封井,渴死这些鬼男女!”

果然,一染头,一封井,村里马上大治。贾祥封井还不封一般的井,封机井;除了不让喝水,还不让浇地。小路日日夜夜守在机井旁边,拿铁锹叉腰看着。村里三月不出孤老和破鞋,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说;“就得这样治!”

八月里,老天下雨,一连下了三天。地里庄稼没淹,村里房屋没漏,大家放心。

可这天天不下了,“咕咚”一声,村西头村办公室三间大瓦房塌了。大家吃了一惊,纷纷去看。一片浓烟中,已分不清屋梁门窗,成了一堆废墟。废墟中露出几根出头的椽子,黑黑的。消息传到乡里,吴乡长也吃了一惊,骑嘉陵来看过一次。说:

“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叫贾祥回来!”

贾祥从塘沽口来,吴乡长叫他到乡上,说:“村里不能没个办公室,赶紧让群众集资再弄一个!”

因为在申村更村西的一块地方,群众已经自动集资盖了三间土庙,里边用坯,外面包砖,出头的椽子还用油漆漆了漆,比祖上时代的旧庙还好。贾祥说:

“好,再弄一个,集资集资!”

可他从乡里回来,没有让大家集资,自己掏了几万块钱,在废墟上盖起一幢两层小楼,既是村里的办公室,又是他和美兰的新住处。举村皆大欢喜。各人没掏钱,又办成了事。大家都说贾祥村长当得仁义。以后贾祥办公务,偶尔给人断案,染头与封井,都在这幢小楼里。他到乡上开会,录回吴乡长,也让小路打铜锣叫人,集合众人来小楼听录音机。

一九八八年一月四日,出了一件事。贾祥到乡里开过会,大家集合又来听录音机。这一天来的人特别多,楼底下盛不下,贾祥便叫美兰开了楼梯门,一村子人上楼去听录音机。谁知楼板看着是水泥的,挺结实,里边却是空心的。空心的水泥楼板,承受不了一个村庄的压力,大家正听到酣处,突然塌板,全村人坠楼。当场摔死三人,伤四十八人。美兰正在楼下火上炖兔子,也被塌下的楼板和众人砸死。村长贾祥正扶着录音机摸着头喝啤酒,也摔到楼底。小手扶将死者伤者拉到乡里,吴乡长批条子让大家住院,不过贾祥没有住,他只伤了一条胳膊,托着伤胳膊去了塘沽。

今年春节,我回申村,塌楼事件已过去两个月,死的已经全埋了,伤的也已痊愈,塌下的楼板也已修好。贾祥也从塘沽回来,胳膊已能四下活动,虽然落下托胳膊走路的习惯,仍不误当村长。只是头上又出了疙瘩,走在街上红红绿绿的猪狗队伍中,后边跟着小路。一天我碰到他,谈起塌楼事件,我说:

“这事多不凑巧。”

小路在旁边说:“上去那么多人,就是人大会堂也给踩踏了!”

贾祥叹息:“美兰死了。”

我说:“你命大得很。”

贾祥摸着头上的疙瘩没有说话,倒是小路在后边说:

“吴乡长说了,贾祥不能死,贾祥一死,村子就乱,下一届还让他当村长。”

贾祥瞪了小路一眼,又对我说:

“老弟,这一群鸡巴人,不是好弄的!”

说着,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1988,10,北京·十里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