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村的第一任村长,是我姥爷他爹。“他爹”到现在,成了“祖上”。大家一说起过去的事,就是“祖上那时怎样怎样”。我虽然寄养在姥爷家中,大家也让我喊。据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讲,祖上长得很福态,大人物似的,脸上不出胡子。我当时年幼,上了他的当。后来长大成人,一次参加村里烧破纸,见到了百年之前的祖上画像,才知道是个连毛胡子,这才放下心来。

但申村是祖上开创的,却是事实。祖上初到这里,以刮盐土、卖盐为生。我三岁来到这里,这里还到处是白花花一片盐咸。村西土岗上,遗留着一个灰捶的晒盐池子,被姥娘用来晒打卷好的红薯干。听人说,祖上初到这里生活比较苦。但据俺姥娘讲,她婆家一开始生活比较苦,后来还可以。清早一开门,放出我姥爷哥儿四个,四处奔散着要饭。那时姥爷们还都是七八岁的顽童。要一天饭回来,基本上能要饱,开始用小条帚扫脚,上炕睡觉。

但据幸存下来的四姥爷讲,他小时候生活还是比较苦。居家过日子,哪能天天要饭?主要还是以祖上卖盐为生。五更鸡叫,祖上便推着盐车走了,在人家村子里吆喝:“卖小盐啦!”傍晚,姥爷们便蹲到门槛上,眼巴巴望着大路的尽头,等爹回来。祖上终于回来,哥四个像扒头小燕一样喊:

“爹,发市了吗?”

大路尽头一个苍老的声音:“换回来一布袋红薯!”

举家欢喜,祖姥娘便去灶间点火。很快,屋顶升起炊烟。

“爹,发市了吗?”

大路尽头不见回答,只是一个阴沉的脸,大家不再说什么,回屋用小条帚扫脚,上炕睡觉。

准确记下这段历史,是枯燥无味的。反正姥爷们后来都长大成人,成人之后,都娶妻生子,各人置了一座院落。后来祖上便成了村长。

祖上当村长这年五十二岁。那时村子已初具规模,迁来了姓宋的、姓王的、姓金的、姓杜的……有一百多口人。县上乡上见盐成地上平白起了一座村庄,便派人来收田赋。可惜大家谁也不愿到这来吃盐上,推来推去,推到一个在乡公所做饭的伙夫头上。伙夫本也不愿来,可他实在再没别的地方推,便拿了别人的铁链、锁头和藤杖,步行十五里,嘟嘟囔囔来了。来到这里已是正午,村里该管一顿饭。可乡下人见小,谁也不愿把生人领到家吃饭。最后还是祖上把他带到家,弄了几块红薯叶锅饼捣了一骨朵蒜。蘸蒜吃罢锅饼,伙夫拉开架子说:“老申,挨门通知吧,八月十五以前,把田赋送到乡公所;不送也不强求,把人给他送到县上司法科!”

说罢走出家门,抖落着手里的铁链和锁头,蹲到村中一棵大槐树下。

祖上和村里人这才知道这个浑身油渍人的厉害,争着给他递烟袋。伙夫推着烟袋说:

“吸烟不吸烟,咱先办公事吧!”

大家都说:“大爷,吸吧吸吧,一切都好说,不就是八月十五吗?”

吸罢烟,伙夫又说:“你们这村子也太不像话了,眼里还有没有一三法啦?我整天也很忙,哪能天天管这些罗嗦事?你们选个村长吧!”

村里人瞪了眼,这村长该怎么选。

伙夫用烟袋指着祖上说:“老申,就是你了!以后替上头收收田赋,断断村里的案子!”

祖上慌忙说:“大爷,别选我,我哪里会断案子,就会刮个盐土罢了!”

伙夫说:“会刮盐士也不错,断断就会了!张三有理就是张三,李四有理就是李四,杀人越货,给他送到县上司法科!”

说完,抖抖铁链和锁头,走了。

托一个伙夫的福,祖上成了一百多口子的头人。大家一开始还有些丰灾乐祸:

一个公事把老申给套住了。后来祖上真成了村长,村里村外跑着,喊着张三李四的大号,人物头似的,大家又有些后悔:怎么老申管上咱们了?

祖上刚当村长,态度比较温和。八月十五以前,挨门挨户收田赋:“大哥,上头让收田赋。”口气很气馁,象求人家。中间出了几件婆媳斗殴、姑嫂吵架的杂事,人家按伙夫的吩咐来找祖上说理,祖上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陪些好话给排解了。害得祖姥娘埋怨:“可跟你给人当下人吧!”

祖上愤怒地喊:“上头派下我,我有个啥办法?”

愤怒归愤怒,八月十五这天,祖上仍将收起的田赋,集合到一辆独轮车上,一个人推着往乡上送。掉屁股推了十五里,弄了一头的汗。打听着推进乡公所,见人就说:“大爷,我把田赋送来了。”

可人家都翻白眼不理他。最后祖上上茅房遇见个系围裙的人,蹲在那里拉屎,认出是上次到申村发脾气的公差,一阵高兴,伏下身子说:

“大爷,我来了。”

那人仰脸认半天,才认出祖上,用砖头蛋子指着屁股:“你来干吗?”

祖上说:“今天是八月十五!”

那人提裤子出了茅房,碰到茅房口一车子粮食,奇怪地问:“咦,你怎么把粮食推来了?”

祖上答:“大爷,你不是说八月十五以前嘛!”

那人拍脑袋想了过来,摇头叹气:“唉,唉,你不会当村长!”接着掉屁股跑向伙房,“我馍锅还在火上坐着!”祖上这才知道他是一个伙夫。

以后又经过几次这样的事。第二年夏秋两季,都是祖上一个人推独轮车去送田赋。伙夫见他就说:

“唉,唉,你不会当村长!”

祖上委屈地说:“大爷,我本来就不会当村长,都是你指派了我!”

伙夫说:“不是那个不会当,只是这推独轮车的事,是村丁干的!”

接着一边在案子上揉面,一边比葫芦画瓢给他讲了些为官之道。

三年以后,祖上村长会当了。行动举止,有了些村长的意思。这期间他见过一些世面,到乡上开过几次会,听乡长周乡绅说过一回话,又与别的村长学习学习,于是会当了。

祖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村里找了一个村丁,让他替自己推独轮车。这村丁姓路,是个刚迁来的外地户,听说村长让他当村丁,也很乐意。以后再逢夏秋两季,到乡里送回赋,独轮车便由路村丁推着,祖上在一边空手,拿草帽扇风。路上祖上问:

“车子不重吧小路?”

小路掉屁股推车,弄了一头汗,但仍挣着脖子说:“不重不重,一车粮食,可不能说重!”

村里出现案子,祖上不再东奔西跑,断案弄了个案桌,设在村西一间破庙里,祖上坐在案桌后,让村丁传人。路村丁用洋铁皮砸了一个直筒喇叭,站在村西土庙前减人,也觉得挺神气。参照外村的规矩,断案祖上请各姓族长来作陪;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让路村丁烙几斤发面热饼,与族长们吃了热饼再说理。断案不再叫原告被告的小名,一律呼大号,张三李四地叫着,很像个样子。祖上一吃完热饼,小路便喊:

“张三李四到齐,各姓族长到齐,请村长断案!”

祖上便断案。据说祖上断案之前,爱先瞪大眼睛看原告被告一阵,看够才说:

一说罢!”

张三李四便开始陈述。

据说祖上听陈述时的表情很有意思,嘴里老是“咝咝”地吸气,脸红得像萝卜。

断偷盗案,看他那着急劲儿,像是他偷了东西。他听完陈述,不再管原告被告,谁先掉泪谁有理。再就是讨厌争辩,双方一争辩,祖上就气:“你们争吧,你们争吧,你们都有理,就我没理!”气呼呼站起就要走。害得双方赶忙拉住他,听他说理。

自此以后,村里出现争地边、争房产、争桑柳趟子、兄弟分家不均、婆媳斗殴等一干杂事,都来“经官”,找祖上说理。村西土庙里,每三天升起一股炊烟,是路村丁在烙发面热饼。吃过热饼,就该祖上吸气、涨脸。吸完涨完,最后判定:

“张三有理,李四认罚!”

或:“李四有理,张三出粮!”

事情便结束了。

这时村里发生了一件男女私情案。在桑柳趟子里,金家的汉子,按住了王家的老婆。村里一阵铁皮喇叭响,让祖上断案。祖上没断过这东西,吃罢热饼,坐在案桌后,看着案桌前两个反绑的男女,嘴里不断“咝咝”地吸气,脸涨得像猪肝,不住地说:

“好,好,吃饱了饭,你们就做精!说罢!”

还没等双方说,祖上又生了气:“说不说,遇上这类败兴事,先得每人罚你们十斗红高粱!”

双方大叫冤屈,祖上马上站起:“你们有理,你们有理,就我没理!”气呼呼站起就要走。走了一半又回来,说:

“怨咱没本事,问不下这案儿!咱问不下,可以把人解到县上司法科!”

路村丁一听这话,马上站起,上前就要解人,嘴里说:“对,对,解到县上司法科!”

这下将一对男女镇住,不敢再分辩,低头认罚。

以后又出过几件类似的事。不是张家捉住了孤老,就是李家出现了破鞋。这时村子扩大不少,人多姓杂,就乱来。都来找祖上说理。祖上哪能天天容忍这个?便通过铁皮喇叭传人,召集族长们开会,烙热饼,想根治男女的主意。族长们吃过热饼,却没想出主意。都说:

“日娘这咋整!”

“又不能天天看住他(她)!”

最后还是路村丁想出一个主意,说以后再遇上这类败兴事,除了罚高粱,还可以实行“封井”制度:即对捉住的男女,实行封井,七天之内不准他们上井担水。

祖上一听这主意很高兴,说:

“好,好,这主意好,他给咱们做精,咱给他们封井,渴死他们!”

自此以后,村里再捉住男女,除了罚高粱,马上实行封井。路村丁在井旁守着,不许这些人家担水。弄得男女们舒坦一时,唇干舌燥七天,丢人打家伙,十分可怜。

还连累了双方家属。果然,自“封井”以后,村里男女规矩许多。

再有一点讨厌的是,村里不断发生盗窃案。不是张家的猪丢了,就是李家的鸡丢了。弄得祖上很心烦。受“封井”制度的启发,祖上又发明了“染头”制度:即在村中所有猎狗头上,按张三李四不同的户头,染上不同的颜色。然后召开族长们开会,吃热饼,宣布执行。这下分明了,张三的猪狗是张三的,李四的猪狗是李四的:花花绿绿的猪狗在街上走,果然秩序井然,不易丢。大家对猪狗放心,祖上也很高兴。祖上在街上走,一见到猪狗就说:“看你们再乱!”

在祖上当村长的二十三年中,赖着“封井”和“染头”制度,据说申村秩序还可以。路村丁的洋铁皮喇叭,响的次数越来越少。虽然又用公款添置了一把小钹,除了土匪来了拍一阵,平常都让它闲着。祖上很满意。据说路村丁有些不满意,常跟人说:

“日他娘,又是半月没吃热面饼了!”

祖上再到乡公所开会,伙夫捉住他的手说:“老申,我早说当村长不难,看学会了不是!”

乡长周乡绅还夸过祖上一次,说他会当村长。

这时祖上背着手在村里走,也开始心平气和。大家纷纷点着自己的饭碗说:

“村长,这儿吃罢!”

“村长,我这儿先偏了!”

祖上也心平气和地摆摆手:“吃吧吃吧!”

偶尔村里发生些案子,拍小钹让祖上断案。祖上吃过热饼,坐在案桌后,也稳重大方许多,听陈述时,嘴里不再“咝咝”地吸气,脸也不再涨红:该青青,该白白,就是不红。听后果断判决:

“张三有理,李四认罚!”

或:“李四有理,张三出粮!”

事情就结束了。

村里逢上红白喜事,都要将祖上请去坐首席。祖上坐了首席,红白喜事才开始。

祖上爱吃臭鸡蛋,大家都在席上摆上两个,让祖上吃。弄得村里人腌蛋都抱着瓮子摇,好摇烂两个让它臭,以备不时之用。这成了申村一个风俗。时到如今,村里谁家遇上红白喜事,都得准备两个臭鸡蛋,摆在席上。吃不吃,是个摆设。我每当看到臭鸡蛋,就想起了姥娘家祖上。

民国二十年,祖上死了。享年七十五岁,村长当了二十三年。发丧时,据说棺材弄得不怎么样,槐木的;但场面比较隆重。这时村子已发展到二百多口人,村里大人小孩都来送烧纸。包括以前被祖上罚过高粱的、封过井的、染过猪狗的人家。

棺材启动,许多娘们小孩还哭了。这期间村里又发生几起日常案件,祖上一死,没人给他们断案,害得大家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觉得像天塌一般,于是伤心。

好在祖上临死时指定我姥爷继任村长,大家才略略放心。于是待七七丧事过后,姥爷脱下孝衣,便接替祖上到村西土庙里断案。不巧这时路村丁也害伤寒死去,村丁就换成了小路。传人仍用铁皮喇叭与小钹。小路嗓子比他爹脆。

姥爷这人我见过一面,可惜记不得了。他一九五八年去世,当时我仅八个月。

据说他老人家临死前的最大愿望,是想将我光着身子丢到他被窝里。姥娘在一旁说:

“丢什么丢,你身上恁腌臢!”

姥爷说:“那让我摸一摸他吧!”

于是母亲上前,让他摸了摸我。

据母亲说,姥爷这人很和善,瘦,长一撮山羊胡子,一辈子没别的嗜好,就是爱吃肉。一年冬天,王家杀了一头羊,将羊肚子埋在后岗不吃。夜里我姥爷去将羊肚扒出,回来收拾收拾吃了。姥爷虽然和善,但据说继任村长当得还可以,赖着祖上创下的“封井”与“染头”制度,维持着村子前进,没出什么大差。

可姥爷的村长仅仅当了两年,就让外姓人给戗了。戗者是宋家。宋家本来是我姥爷辈才迁来的一个外地户,一副挑子,挑了一窝孩子。可来这里落脚后;赖着男人勤劳,起五更背筐拾粪;女人纺棉花,纺花不点油灯,点一根麻秆,四十年过后,竟熬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肉头户,拥有三头牛,两头驴,两顷地。挑担子汉子成了宋家掌柜,农忙时还雇两个帮工。这时宋家掌柜在街上走,觉得再让一个刮盐上卖盐的人家当村长,对他指手划脚收田赋,情理上有些说不过去。恰好这时机构改革,村长易名,改叫保长,宋家掌柜便推了两石芝麻,送到十五里外周乡绅家,回来带回一纸文书,在村西土庙里一宣布,姥爷的村长就没了,宋家掌柜宋遇文就成了保长。不过村丁没变,仍是小路,改叫保丁。传人的工具仍是铁皮喇叭和小钹。

姥爷的村长没了,闷着头生了两天气,也就算了。惟独姥爷的兄弟三姥爷性子鲁莽,有些不服气。好端端的发面热饼,自家吃了几十年,现在改了姓字让别人吃,心里想来想去想不过去。姥爷劝他:

“谁家的江山也不是铁打的,上边让换人,咱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瞪着眼睛:“再换也轮不着他,这村可是咱爹开创的!”

以后每逢村里再断案,铁皮喇叭一响,三姥爷便提溜个粪叉,到村西上庙前转悠。

宋家掌柜上任以后,倒没改祖上的规矩,仍是封井,仍是染头;断案之前,仍让原告被告出些白面,让小路保丁烙发面热饼。发面热饼烙好以后,保长和族长还没动手,三姥爷横着粪叉来到铁鏊前,先拎起一张往嘴里送。保长宋家掌柜看着三姥爷手中的粪叉,拉着脸不言声;别的族长也不言声。纷纷说:

“断案断案。”

只是这热饼是按人头数烙的,三姥爷吃了一份,就苦了小路保丁。

以后每逢夏秋两季,该收田赋,小路保丁奉命到各家收赋。轮到申家门上,三姥爷又提溜个粪叉在门口等着。还没等小路保丁开口,三姥爷例说:

“小路,你和你爹,以前可都是吃申家饭的!”

小路保丁的脸马上赤红,喃喃着说:“三爷,你别对我出毒气,宋家掌柜让收,我有个啥办法?”

三姥爷顿着手中的粪叉说:“我×宋家掌柜他妈!他就没想一想,这保长怎么该轮上他!”

这话后来传到宋家掌柜耳朵里。宋家掌柜也有几个狼腰虎背的弟兄,都磨拳擦掌要找三姥爷算账,宋家掌柜摆摆手:“忍住,忍住。”

这时发生了“高粱叶”事件。宋家种了一百亩高粱,这年好雨水,高粱叶子长得像大刀一样肥。高粱叶子用途很广,可以织蓑衣,可以拧草墩,可以搭房顶。刷高粱叶子并不影响高粱的生长。一到七月出头,大家都刷高粱叶子。为了自己把叶子刷完不让别人刷,宋家掌柜派了他的三弟看守。可惜老三是个聋子,一百亩高粱,他站在这头,别人钻到另一头刷叶子,他一点听不见。十天下来,高粱叶子被人刷去大半,宋家掌柜很生气。这天,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届年十五岁),和村中一帮顽童,又到宋家高粱地刷叶子。可惜这天宋家老三病了,换了老四看守。老四不聋。孬舅与顽童们刷着刷着,就被老四给抓住了。老四将顽童们手中的筐一集合,将孬舅一干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命令小路保丁:

“去打小钹,去用喇叭喊人,抓住贼了,让保长断案发落!”

小路保丁不敢怠慢,忙打小钹,传人,集合了保长和族长,发落贼人。

这时宋家掌柜坐在案桌后,一反平时的温和,铁青着脸,瞪着眼,指挥小路保丁:

“把草筐都给我剁了,让这些贼羔子们面向南墙跪着!”

于是,草筐被剁了,孬舅一干人被捺到土墙前跪着。

这时三姥爷正在家收拾牛套,听到消息,提溜粪叉一溜小跑就到了土庙前。到庙前一看,见草筐被剁了,孬舅跟一溜人在那跪着,愣着眼睛来到宋家掌柜面前,说:“老宋,你去把小孬拉起来,赔我一个草筐,咱们没事。”

谁知宋家掌柜不服软,也愣着眼睛说:“一个贼羔子,不把手给他剁了,就算是好的!”

三姥爷说:“你剁,你剁,我拉都不拉!”

这时其他几个族长打圆场:“老三,算了,算了。”

有的说:“保长,算了算了。”

谁知这时宋家掌柜说:“高粱叶子事小,偷盗事大,不能坏了村里规矩!不能什么人都来庙里撒野!那以后村里还过不过了?我非让这些贼羔子们跪到星星出来,每人再罚他们五斗高粱!”

三姥爷握着粪叉说:“好,好,断得好老宋,你就让他跪吧,你就罚吧!”

然后不再跟宋家掌柜争吵,提溜着粪叉回去了。

“高粱叶”事件过去了两个月。该收高粱了。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了。宋家弟兄们都很高兴,对宋家掌柜说:“这下可把申家的威风给治了!”

宋家掌柜也握着手中一根廉价的文明棍说:“看谁能把谁的鸡巴揪下来!”

村中百姓也都觉得申家服了软,宋家胜利了,宋家掌柜的地位稳固了。宋家掌柜手握文明棍,穿着月蓝大褂从街上走过,人们纷纷点着自己的碗说:

“保长,这儿吃吧!”

“保长,我这先偏了!”

宋家掌柜也不在意地摆手:“吃罢吃罢。”

该到集上卖高粱了。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宋家老四在卖高粱从集上回来的路上,突然被土匪绑架了。这一天没有月亮,老四高粱没有卖完,也回来得晚些。

这时节地面上有些不大安稳,土匪丛生。到底是哪一部分土匪绑的,给老四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一时也弄不清楚。宋家一下子乱了。纷纷派人出去打听。村里也乱了,跟着惶惶不可终日。过了有三天,宋家老四托人捎回一个口信,说赶紧送到大荒坡五十石小米,换他的性命;他在土匪窝里可是受罪了,抬杠子,灌凉水,那罪受得不用提了;千万别告官,一告官这边就把票给撕了。宋家掌柜一下蔫了。村前村后的转,文明棍也不提了,月蓝大褂也不穿了。到了第二天,只好变卖些家产,折成五十石小米,送到了大荒坡,换回了老四。老四被抬回来,已经不成人样子了,身上的皮肉没一处不烂,话也不会说了。宋家掌柜忙着再变卖些家产给老四看伤,一时保长也顾不上当了,村里的案子也顾不上问了。村里马上大乱。

这时有人传说,绑架案的主谋是我三姥爷,变卖了家中一头小草驴,托土匪干的。麻烦在于这种事情无法找土匪调查,谁也不好说到底是谁干的。三姥爷在街上走,反正昂首挺胸的。村民们揣测形势,又觉得宋家掌柜的地位还不太稳固,中家也不大好惹。这时见三姥爷在街上走,大家又纷纷点着饭碗招呼:

“老三,这儿吃吧!”

“老三,我这先偏了!”

三姥爷昂首挺胸的,正眼也不看人家:“偏什么偏,咱早鸡巴吃了!都以为靠上硬主儿了?都以为咱这些爷们是吃素的了!”

闹得人家挺尴尬。最后为了免招是非,大家不约而同地改掉端碗到门口吃饭的习惯,纷纷躲在家吃。一到吃饭时间,一街筒子没人。

宋家老四的病终于好了。宋家弟兄几个缓过气来,纷纷提出要找三姥爷报仇。

宋家掌柜拦住:

“忍住,忍住,你又没抓住人家的手,凭什么找人家?”

这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宋家掌柜又开始当他的保长,又让小路保丁打小钹,用铁皮喇叭传人,到村西土庙里断案。村里又恢复了正常秩序。一到断案,三姥爷又提溜着粪叉到那转悠。这粪叉大大影响了断案的情绪。

重阳节到了。大家都走亲戚。申家与十里外的八里庄有桩亲戚,分到三姥爷门下,该他走动。恰好三姥爷的一头小公牛得了伤寒,八里庄有个中医捎带会看些兽医,于是三姥爷牵着这头小公牛去串亲。胳膊上扌汇着一个芭斗,芭斗里装十几个串亲馒头。路上路过一片桑柳趟子,旁边是一片接一片的麻林。正走着,趟子里响起“哗哗”的倒伏声。三姥爷突然想起什么,拔腿就跑,这时背后响起枪声。一枪打在三姥爷的膀头上,血“突突”地往外冒。三姥爷仍是飞跑。又一枪打来,小公牛倒下了,三姥爷窜到一片麻地里,捡了一条性命。那么胆大鲁莽的汉子,被这枪声吓稀了。逃回家,膀头不住地流血,人还索索地抖,不知道捂伤口。

事后传言,枪手是宋家掌柜花了十块大洋雇的。据说枪手回来以后,还遭了宋家掌柜的埋怨:桑柳趟子离路那么近,怎么还瞄不准?于是又收回五块大洋。不过一枪打伤也算不错,宋家掌柜还是安静了一阵子。三姥爷在家养了三个月伤,三个月宋家断案,没有人再提溜粪叉在土庙前转悠。

三个月后,三姥爷的枪伤痊愈,又开始在大街上走动。不过村人们没敢问他的枪伤,都是说:

“三爷出来了?”又纷纷躲在家吃饭。

不过三姥爷伤好以后,安分守己许多,不再提溜着粪叉到上庙前走动,就蹲在家门口晒太阳,一天一天的不动。大家以为三姥爷老实了,大局已定了,又纷纷端出了饭碗,见宋家掌柜又让饭打招呼。谁知一个月后,才知道三姥爷悄悄将他十五岁的儿子(即孬舅),送到一个土匪门下磕头当了干儿。这个土匪叫李小孩,组织了一个游击队,下分长枪队和短枪队。他这支队伍一般不骚扰民众,但遇到不顺心时候,也六亲不认。他地盘划得很明确,方圆五十里,算他的治下,别的土匪来了他打土匪,日本来了他打日本,中央军来了他打中央军,八路军来了他打八路军。

人不来他也不打。他抓人不优待俘虏,一律活埋:挖一个与人身高矮胖瘦相同的深坑,头冲下往里一放,也不埋土,拍拍屁股就走了。孬舅在那给李小孩当勤务兵。

勤务兵当了有仁月,回来了,身背盒子炮,后面带几个背长枪的人。这天宋家掌柜正在村西土庙里问案,刚吃罢热饼,双手托着头在听双方陈述。忽然看见孬舅和几个人背着枪远远走来,知道事情不妙,顾不上再问案儿,站起就要跑。但已经来不及了,刚绕过土庙,就被孬舅撵上捉住了。光天化日下,宋家掌柜被剥了衣服,赤条条反绑着,押到了村后土岗上。宋家掌柜虽有几个弟兄,但见了李小孩的队伍,磕头捣蒜还来不及,哪里敢吱声?

就这样,村后土岗上,三姥爷托胳膊在那坐着,宋家掌柜在一边跪着,李小孩的几个人在谈笑抽烟,小路保丁在挖坑。坑挖好,三姥爷说:

“保长,请吧。”

宋家掌柜一开始还充硬汉,对小路保丁说:“坑挖深一点,免得窝着。”现在真见了深坑,屁股窜了稀,跪着挪到三姥爷面前说:

“老三,饶了我吧,我不该当这个保长!”

三姥爷说:“怎么不该当,当吧,这不当得好好的。”

宋家掌柜说:“我不该当这个保长,放了我吧。”

三姥爷爽快地说:“小孬,给保长松绑!”

孬舅上前给宋家掌柜解了绳子。宋家掌柜在地上又磕了个头,爬起来就走。这时三姥爷从孬舅手中拿过枪,对准来家掌柜的光身子就放,可惜他没使过枪,一枪打去,没有打中,打得宋家掌柜屁股后冒烟。宋家掌柜一听枪声,飞也似地跑,眼看要钻进一片桑柳趟子里,三姥爷着急地拍大腿:“完了,完了。”

这时旁边“砰”地响了一枪,宋家掌柜应声栽倒。三姥爷扭头,枪手们仍在谈笑抽烟,竟弄不清枪到底是谁放的。三姥爷抹抹一头的汗,跑上去看宋家掌柜的身子。宋家掌柜还弓着身子在那里倒气。三姥爷说:

“保长,活不过来了!”

宋家掌柜想了想,是活不过来了,又倒了一口气,撅着屁股死去。

这公开杀人的案子,被宋家掌柜的兄弟告到了乡长周乡绅那里。周乡绅一听光天化日下杀了保长,十分恼火,立马要办三姥爷。但后来一打听,三姥爷他小儿在李小孩队伍里当勤务兵,马上泄了气,偃旗息鼓,不再提此事。村里人吃饭又闭了门。

三天以后,三姥爷推了两石芝麻,来到周乡绅家,说:

“大爷,村里没了保长。”

周乡绅连连摆手:“芝麻推回去,芝麻推回去,你那个申村,实在是一群乌合之众。几十年了,还不服教化。算了,算了,这个村不设保长,让它乱吧,看它到底能乱到哪里去!”

自此以后,申村不再设保长,只留一个小路保丁负责收田赋。村里没了头人,村中秩序马上大乱。井不封了,高粱不罚了,猪狗不再染头,一切都乱了。民众们有冤无处申,有理无处说,到处成了孤老、破鞋、盗贼与响马的世界。恰巧又飞来一阵蝗虫,遮天蔽日的,将庄稼吃光,又来吃人。三姥爷也在这一年被蝗虫吃了。

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申村村里开始划成份。宋家成了地主。宋家掌柜虽然死了,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划成了贫农。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但当时断案清楚,民愤也不大。

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虽当过一段土匪,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但解放军一来,李小孩就被打死了,孬舅与一干人投了降,于是成了解放军。当了两年解放军,复员回乡,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

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有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

“申村的俩客奠啦——”

威风凛凛,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对旁人说:

“菜做得太不像话,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

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据说,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蘸盐水吃罢轱辘,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后来就发展他入党。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于是开会,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

“工作员,我就会要饭,可没当过支书!”

章工作员还批评他:“你没当过支书,你们村谁当过支书?正是因为要饭,才让你当支书;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大家才不要饭!”

就这样,老孙成了支书,”开始领着三百多口子人干这干那,开始领着大家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见他,一开始喊“老孙”,后来喊“支书”。老孙一开始听人喊“支书”,身上还有些不自在,渐渐就习惯了,任人喊。不过老孙以前要饭要惯了,当支书以后,仍改不了游击习气。他一当支书,村里不能开会,一开会,他头天晚上就睡不着,围着村子转圈,像得了夜游症。共产党会又多,弄得老孙挺苦,整夜整夜地不睡,两眼挂满了血丝。

村里开会,老孙讲话。老孙坐不住,浑身像爬满了蛇咬,起来坐下,坐下起来,头点屁股撅的,重来重去就那两句话: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单干,让搞互助组!”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互助组,让搞合作社!”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合作社,让搞人民公社!”

虽然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都搞了,但对老孙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没个支书的样子,“讲话头点屁股撅的,坐都坐不住,没个支书的样子!”

头人一没样子,就压不住台,村里就乱。孤老、破鞋、盗贼,本来解放时被解放军打了下去,现在又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发展起来。村子一乱,工作就不好搞,每次老孙到公社开会,申村的工作都评个倒数第一。章书记批评老孙,说他工作做得不深不透:

“老孙啊老孙,你真是就会要饭,不会当支书!”

老孙红着脸说:“章书记,咱可哪样工作都没拉下!”

章书记摇摇头说:“以后多努力吧!”

这时村里的村丁仍是小路。小路解放前虽然当过伪保丁,但因为成份划的是贫农,业务又熟悉,民愤也不大,老孙又让他当村丁。不过这时不叫村丁,改叫村务员。洋铁皮喇叭和小钹不用了,新换了一架铜锣。每当老孙从公社开会回来,小路村务员就打着铜锣从街上穿过:“开会啦,开会啦,吃过饭到村西土庙里开会啦!”

一到开会,就该老孙当夜游神和头点屁股撅,所以老孙常对小路发脾气:

“敲一趟够了,敲来敲去地喊,你娘死了?”

小路委屈地说:。“一会儿人不齐,你又该埋怨我!”

老孙双手相互抓着,不再理人。

除了开会,老孙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仍得给村里三百多口人断案。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都来找老孙说理。这比开会搞互助组还让老孙作难。老孙常在村西土庙里的案桌后抓手:

“娘啊,这村怎么这么难弄!”

而且案子不经他断还好,一经他断,越断越糊涂,弄不清老二老三倒底谁有理,都挺委屈。老二老三说:

“鸡巴老孙,应名当了支书,连案都断不清!”

村里越发乱。老孙很生气。后来听了小路村务员的建议,在村里重新恢复祖上当村长时的“封井”和“染头”制度。果然,祖上的法宝能够治国,村里男女猪狗规矩许多。案件发生率下降。老孙喜欢得双手乱抓:“早该‘封井’和‘染头’!”

公社章书记下乡检查工作,看到村里红红绿绿的猪狗,奇怪地问:“搞啥样名堂!”

这时老孙倒机灵,答出一句:“这叫村民自治!”

弄得章书记也笑了:“好,好,村民自治!”

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这天老孙又从公社开会回来,让小路打锣,一干人集合,老孙站在桌子上说:

“章书记说了,让合大伙,大家在一个锅里吃!”

会开完,开始收粮食,收锅。但这项工作老孙又落到了别的村后边,粮食、锅收得不彻底。本来村里只让冒一股烟儿,申村夜里还有人冒烟儿。弄得章书记很不满意,在大会上批评:

“有的村白天冒一股烟儿,夜里个别还冒烟儿!”

又对老孙说:“你不顶事,你不顶事!”

为了灭烟儿,章书记启用了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我孬舅,选他进入领导班子,当了个治安员。孬舅这人头很小,但眼睛特亮,一激动爱咳嗽吹气。他咳嗽着对章书记说:“章书记,放心吧,三天以后,让他谁也不冒烟儿!”

为了灭烟儿,他带着小路村务员,成夜成夜不睡,看谁家屋顶冒烟。谁家一冒烟,他们就跑上去挖粮食。挖不出粮食,就把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吊起来,一吊就吊出了粮食。孬舅六亲不认,我二姥爷家冒烟儿,他把二姥爷也吊了起来。二姥爷在梁上说:

“小孬,放下我,小时候我让你吃过小枣!”

孬舅倒吊着大枪,指着二姥爷说:“就是因为吃过小枣,才吊你,不然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申村从此不再乱冒烟儿。孬舅受到章书记表扬,成了积极分子。孬舅也很激动,倒背着枪在村里走来走去,见人就吹气。一到开饭时间,一家一个人在村西土庙前排队领饭。孬舅便去维持秩序,推推那个拥拥这个:

“不要挤,不要挤,吃个饭,像抢孝帽子!”

大家对他比对老孙还害怕,领到瓢里饭,见他都让:

“孬叔,这儿吃吧!”

“孬叔,我这先偏了!”

孬舅吹着气不理人。有时也说:“吃吧吃吧。”

大锅饭一开始还可以。有干有稀,有汤有水,比各家开小灶吃得还好。各家开小灶舍不得吃,大家一块吃饭,才舍得吃。弄得大家挺满意。

“这倒不用做饭了!”大家说。

后来不行了。村里发大水,冲得锅里的汤水越来越稀。那时我姥娘在大伙上当炊事员,说三百多口子人,一顿饭才下七斤豆面,饿得大家不行。姥娘一说起七斤豆面就说:“现在过的可不能算赖!”

或:“不赖,不赖,就这就不赖!”

我二姥爷就是这一年给饿死的。二姥爷是条二百多斤重的胖汉。听我姥娘说,他十七岁到十二里外延屯一家地主去扛长工,主家门了一锅小米饭给他吃。二姥爷一气吃了十二海碗。主家拍着他的肩膀说:

“留下吧,留下吧,能吃就能干!”

但到了一九六○年,二姥爷挪着浮肿的双腿来到伙上,对我姥娘说:“嫂子,实在受不了啦!现在想扛长工也找不到主儿啊!”

我姥娘偷偷塞到他手里一蛋子生面,他马上含到嘴里就化了。当天晚上,他吊死在后园子里一棵楝树上。听卸尸首的人讲,身子已经很轻了。一九六○年饿死的人多,吊死的人少,申村就二姥爷一个。

孬舅托章书记的福,当了治安员,这一年没有饿死。开饭之前,他背着大枪来到伙房,下到锅里乱捞,捞些豆掺吃吃。或者弄些豆面,自己拍成铜钱大的生面饼,放到口袋里,背条大枪在街上走,时不时掏出一个扔到嘴里吃。看到有人眼来眼去,他还生气:

“拍两个生面小豆饼吃吃,就眼来眼去啦!咱还当这个鸡巴干部干什么!”

不过孬舅也有一个好处,他吃就是一个人吃,不捎带家属,不让孬妗和一帮孩子吃。孬妗和孩子们饿得不会动,他也不让他们吃。大家反倒说孬舅这人不错:

“吃吧也就一个人吃,老婆孩子不吃。”

一次孬舅倒是掏出一个豆面小饼。递给支书老孙吃。老孙胆子小,抓挠着双手说:

“大家都饿死了,咱们还吃豆面小饼,多不好。”

孬舅马上将豆面小饼收回去:“你不吃拉倒。你不吃豆面小饼,他就不饿死了?”

老孙马上说:“那让我吃一个吧。”

于是孬舅让他吃了一个。据说小路村务员也吃过一个。有次孬舅看我(当时三岁)饿得不行,蹲在南墙跟,头耷拉着像只小瘟鸡似的,还掏出一个让我吃。我永远说孬舅这人不错,大灾大难之年,让我吃过一个豆面小饼。据说孬舅还让别人吃过,让村里的媳妇吃,谁跟他睡觉他让谁吃。大家争着与他睡觉。后来孬舅又不让媳妇吃,让闺女吃,一个豆面小饼一个闺女。但搞不明白的是,他一个也不让孬妗和孩子们吃。孬妗饿得两腿不会走,他也不让她吃。

这年申村社会秩序不错,没有发生什么案件,没人找老孙和孬舅到村西土庙前断官司。封井不封井,染头不染头,大家都很守规矩。

后来村里终于停伙。老孙叫小路打锣,集合一干人说:“村里没豆面了,开不了伙了,大家说,怎么办吧!”

大家想想说:“还能怎么办?开不了伙,咱们就要饭呗!“于是大家四处奔散着要饭。倒是在要饭上,谁去哪村谁去哪村,划分得合理不合理,引起了矛盾。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断了断,重新划分划分,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

老孙是要饭出身,有经验,他等别人走完,才端着碗去要。他要饭哪村也不去,一要就到镇上,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不由叹气:“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可以不要饭,谁知还得要饭!”

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章书记慌忙说:

“别唱了别唱了,老孙,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

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

孬舅这人气魄大,扔下大枪要饭,一要要到了山西,在那呆了三年。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磙的在山上让狼吃了(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到了一九六三年,孬舅又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虽然吃了一个石磙,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磙。

回来以后,村里发生些变化。大家又都能吃饱。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支书仍是老孙。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仍让他当治安员。村务员仍是小路。大家吃饱以后,这时又开始生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又开始滋生。

村西土庙前,又重新设起了案桌。孬舅的大枪还在,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孬舅用豆油擦了擦,倒又擦出个模样。三人一商量,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

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