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傅老牛逼有个车摊,摆在他家的弄堂口,离化工厂不太远。每天下班,他在那里摆开全套修车工具,补胎打气校钢丝擦车子。据说他年轻的时候还殴打顾客,后来老了,打不过别人,就叼着香烟斜眼看别人。人们之所以光顾他的车摊,是因为方圆一公里之内再也没有人敢和老牛逼抢生意。他说这叫托拉斯,假如他牛逼的范围不是一公里,而是十公里,他就可以雇几百号人,开一个修自行车的公司。我认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可惜他老了。

自从有了我这么个徒弟,他的车摊就提前了营业时间,本来是下午四点半开张,现在下午两点开张,我坐在车摊前,他去泵房找阿姨寻欢作乐。上班时间摆车摊属于旷工行为,抓住了就是处分,像我这种小学徒连受处分的待遇都没有,直接可以开除。

摆车摊很简单,遇到有打气补胎的,我都能应付下来,假如是车轴断了、钢圈弯了,我就只能狂奔回厂里,叫老牛逼亲自出来修。我在那里干了几天,生意惨淡,因为我总是对着过路人傻笑,别人看见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不怀好意,即便真是要修车的也不肯过来,我自然乐得清闲。后来我实在无聊,蹲在路边研究这条巷子,这巷子很深,一侧的房子沿河而建,其中有一问就是老牛逼家,但我没去过。这条巷子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猪尾巴巷。后来,有个晒衣服的老太太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这里住着个大善人,叫朱仪邦,做了很多善事,为了纪念他,就把巷子的名字改成“朱仪邦巷”,本地人读了几百年,读成了猪尾巴。我心想,这位朱先生真是倒霉,做了一辈子的善人,到头来还是被人讹读成了猪尾巴,可见,做好人也未必就能流芳百世。

半个月之后,有个女的骑着自行车经过,她看见我蹲在路边,呆头呆脑地张望着半空中虚幻的景象,仿佛嗑了药丸一样。她好像并不介意我是个傻子,跳下车子问我:“车摊是你的?”

我被她打回了神,说:“是啊。”

“擦车子多少钱?”

“小擦两块,大擦五块。”

所谓的小擦,就是把车子表面的油污和浮尘擦掉,这比较容易;所谓大擦,则是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掏出来,一个个都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往车轴里涂上黄油,再把机油灌进车链子,把所有的螺丝螺帽都拧紧,把刹车校准到最合适的位置。小擦好比是澡堂子里搓背,大擦就是按摩院里的马杀鸡。我会搞小擦,但没搞过大擦,和我修水泵一样,拆得下来,装不上去。

她说:“大擦吧。”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不耐脏,所以要擦车),目光炯炯地,居高临下扫射着我。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被女人的眼神这么痛快地扫射过,当然,我高中时候的校长除外,但她是个老太婆,不但扫射过我,家长会上还扫射过我爸爸,我们两个都怕她怕得要死,假如她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穿白裙子还有一双杏核眼,不管是点射还是扫射,我都情愿被她射死。

趁我找扳手的工夫,白裙子姑娘问我:“糖精厂的?”

“你怎么知道?”

“废话,你穿着工作服呢。”

我看了看自己身上,不错,蓝不蓝绿不绿的工作服,左胸有个T,人人都知道是糖精厂的。

她又问:“钳工班的吧?”

“你怎么知道?你也是糖精厂的?”

“这你就不用管了。”

那天我鬼使神差,没有跑回厂里去叫老牛逼,而是从T具箱里掏出扳手,给她做大擦,不,给她的自行车做大擦。这是一辆淡紫色的飞鸽牌女式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非常性感,坐垫上还留有余温,让人间接地感受到了她的屁股。我心猿意马,C^AO起扳手,开始卸车轮。她坐在我的板凳上,看着我把车轮卸下来,把钢珠擦亮,再装上去。这么一步步地擦完,她始终一言不发。她长得很漂亮,头发是深栗色的,我一边擦车一边偷偷观察她,和她的眼神碰撞,她也毫不介意,依旧用那种冷淡的目光扫射我。等我大功告成之后,她站起来,绕着车子转了一圈,问:“擦好了?”

“擦好了。”

她非常聪明地说:“那你骑一圈给我看看。”

我跳上车子,没骑出去二十米,前轮忽然不见了,这是评书里的马失前蹄式的摔法,我看见青石路面骤然扩大,填满了我的眼睛,然后,我的下巴就成了起落架。我爬起来摸自己,还好,下巴蹭掉了一块皮,但牙齿还在。摔完之后,我把车扛起来,拎着那个脱了臼的前轮,又回到了她的身边。

她问我:“哟,摔得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好险。”

“哟,你都摔成这样了,还好险?”她歪着头说。

“要不是你让我骑一圈,这一跤就该是你摔的了。”

她冷冷地说:“少废话,咱们是先装轮子呢。还是先送你去医院?”

我说:“还是先装轮子吧。”

我后来常常想起那一幕:一个摔破了下巴的青工在弄堂口装车轮,另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白裙子姑娘在旁边看着,嘴角还挂着一丝嘲笑,周围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这件事情本来不应该让人觉得愉快,可是,假如它不是愉快的,那就会显得很悲惨。悲惨不应该是年轻时代的主旋律,所以我说,很愉快,很爽,一个修车的能遇到这种事情是很浪漫的,妈的。

我把车轮装上去以后,白裙子姑娘又绕着车子转了一圈,说:“怎么着?你再骑一圈给我看看?”我盯着那辆车,看了半天,说:“大姐,我还是叫辆三轮车送你回去吧。”

把她送走以后,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生疼,就从工具箱里揭了一块胶布,贴在伤口上,可是疼痛并不减弱,反而更厉害了。我坐在板凳上,回忆那个自裙子的长相,我认为,她一定就是糖精厂的职工,假如她去厂里汇报我的情况,上班摆车摊,按旷工处理,我马上就会被厂里开除掉。

我独自坐在弄堂口,想着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希望自己被开除掉,我做了一个月的学徒。捡破烂,拆水泵,锉铁块,擦车子,像一代又一代的学徒一样,重复着这种生活。这种青春既不残酷也不威风,它完全可以被忽略掉,完全不需要存在。

我摆了半个月的车摊,不但生意惨淡,还把下巴摔破了。老牛逼跟我算了一笔账:这半个月里,我给十六个人打过气,给四个人补过车胎,打气是五分钱一次,补车胎是一块两毛钱一个洞,总算下来,我替他挣了五块六毛钱。老牛逼说,干了他娘的半个月。挣了五块六毛钱,这不是傻逼吗?我说,我也没办法,运气不好,就会变成傻逼。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算了,你还是跟我学修水泵吧。

后来,我和老牛逼讨论过一个问题,关于人类的机械天赋。照我看来,人的天赋形形色色,有人适合当作家,有人适合当杀手,但作家和杀手毕竟是少数,在我身边的人几乎都和机器打交道,这就是说,机械天赋必须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天赋。可惜,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机械天才并不多,瓦特算是一个吧,爱迪生也可以算,还有造飞机的那对什么兄弟。这说明机械天赋并不是那么的普遍,它可能和作家、杀手一样,都是一种稀有的天赋。可是,靠机器混饭吃的人远远多于作家和杀手,连歪卵这样的人都可以去开刨床。

当时,老牛逼拿出一张水泵的构造图,又找了个报废的水泵,让我拆开,再按图纸装上去。我麻利地把水泵大卸八块之后,就再也装不上去了,这和我修自行车如}};一辙。这件事情证明我是个没什么机械天赋的人,我认为,是我的早期教育出了问题。我小的时候,家里比较穷,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只有巴掌那么大,发出的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哼,我爸爸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全是刺啦刺啦的噪音,邻居以为他在偷听敌台,也凑过来听,原来是本地的天气预报。另外一个机械物件,是个生了锈的小闹钟,也是巴掌那么大,每天早上六点钟准时敲响,敲出来的全是不和谐音,好像噪音摇滚的前奏一样。

读小学的时候,班上有个同学,很有机械天赋,立志要当小发明家,手工劳作课上,我们跟着老师折纸,纸飞机纸青蛙真好看,该同学却做了一个会飞上天的模型滑翔机。老师惊叹于他的天才,就让我们向他学习。这个小神童说,他六岁的时候就把家里的闹钟拆了.然后又装了上去,闹钟居然还会走还会叫。我以这神童为榜样,回到家里就想拆闹钟,被我爸爸发现,眼明手快一把抢走,救下了那台劳苦功高的闹钟,顺便赏了我一记耳光。我爸爸说,这台闹钟是家里唯一会报时的东西,假如弄坏了,上班迟到扣奖金,所以打我这记耳光并不是为了闹钟,而是为了奖金,这就打得很值得。从此以后,我就彻底和机械绝了缘,后来班上的小神童又组装出了一台收音机.虽然也是刺啦刺啦的,但毕竟是会发出声音了。我看着他的收音机,心想,要是把我家的收音机给拆了,就听不到天气预报,我妈晾出去的衣服就会被雨淋湿,这又是挨耳光的事情。这种情形维持到了我十六岁,家里有了电视机和大台钟,有一天那个生了锈的小闹钟再也不肯走了,它锈得就像一个铁饼,我爸爸忽然想起了若干年前的那记耳光,对我说:“小路啊,你小时候不是一直想研究闹钟吗?它现在坏掉了,你去拆着玩吧。”我翻了他一个白眼,爸爸,我已经十六岁了,生理卫生课都上过了,我已经到了对人体结构感兴趣的年纪,闹钟就留着您自己研究吧。

我装不上水泵,老牛逼并没骂我,而是安慰我说,这个铁棚子里有一大半的机修钳工都不会修水泵,只会拧螺丝,所以不用太担心,有机械天赋的人本来就不多,如果要求每个钳T都得有一副这样的大脑,世界上的钳丁肯定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值钱。说完,他把我手头上的零件又扔到了废品堆里。

老牛逼说,做钳工很简单,对于泵房的老阿姨来说,只要你给她换上一个会转的水泵,她就会很舒服很满足,谁管你能不能修好那个坏泵呢?

那一年老牛逼六十岁,已经过了机修钳工的黄金年龄。比如,一个机修钳工需要有较强的臂力,才能拧开那些生锈的螺丝,但老牛逼的手臂上,肌肉已经看不见几块,全是松松垮垮挂下来的脂肪。又比如,机修钳工需要有很好的视力,而老牛逼已经戴上了老花眼镜。更要命的是,他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对于那些复杂的水泵,有时候连他自己也装不起来了。

老牛逼告诉我一个故事,说他三年前曾经带过一个徒弟,这徒弟是一个机械白痴,不但不会修水泵,连拆水泵都不会,连拧螺丝都不会,他他妈的是用兰花指捏起扳手拧螺丝的,那样子好像是在给水泵做马杀鸡。老牛逼看不顺眼,一巴掌掀过去,立刻把他揍得嘤嘤地哭,样子十分可怜。老牛逼最烦别人哭,呵斥不住,三五十个巴掌飞过去。后来泵房的姿色阿姨们看不下去了,纷纷数落老牛逼,说他虐童。老阿姨的意见在老牛逼那里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何况他并不是个虐待狂,更不是屁精虐待狂。老牛逼对徒弟说:我不打你了,但你也别用兰花指拧螺丝,行不行?兰花指实在太给老牛逼丢脸了。过了几天。奇迹发生了,徒弟背着一把吉他来向他告别,还在钳工班里弹了一曲,最后向大家挥了挥他那只连鸡都掐不死的兰花手,从此南下深圳,做起了流浪歌手。

老牛逼叹了口气说,从前他也会拉二胡,在二胡和钳工之间选择了后者,假如他当初坚持拉二胡,现在至少也是在工会里做个小干事了,说不定还能去文化馆混混。他说,修水泵很无趣的,什么傻子不会拧螺丝啊?如果说修水泵很牛逼,这是一句谎话,只能用来骗骗车间主任和姿色阿姨。假如你真的因为想打车间主任而去学修水泵,那简直是本末倒置,你应该去做黑社会才对。

说实话,我很羡慕那个兰花指,他虽然没有机械天赋,但却有乐器天赋,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天赋。我呢?我蹲在钳工班的铁皮屋顶下,只能证明自己没有机械天赋,但却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在哪里。这很悲哀。我想,假如我的天赋是杀手,那该怎么办?马上杀一个人,来证明自己?假如我的天赋是作家,那就更恐怖,比杀人还复杂,难怪那么多作家都选择了自杀。

我经常躺在钳工班的简易躺椅上胡思乱想,所谓的躺椅,就是用几个人造革坐垫拼起来的椅子,可以舒服地靠在上面。天气好像渐渐凉了起来,铁皮房子里的温度有所下降,躺在漏风的地方觉得很舒服。这时候,职大的理想就离我远去,像云朵消散在天空中。我想起那个白裙子姑娘,我很想找到她,姑娘和大学不一样,姑娘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是一个结,难以消散,永远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有一年,张小尹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说中国的啤酒里含有甲醛。她问我,什么是甲醛。我说甲醛啊,那东西我熟,甲醛用于油漆纺织造纸,家里装修的那股怪味道就是甲醛,能把蟑螂都熏死。其实就是医学院里泡死人的福尔马林,可是这玩意怎么会跑到啤酒里去了呢?据我所知,甲醛超标会使人身上起疹子、肝脏坏死、肾脏衰竭,男的阳痿,女的停经,非常可怕。

张小尹说:“他们全是奸商。你以后少喝点啤酒,当心阳痿。”

好吧,我说,我是在瞎掰。我曾经和甲醛亲密接触过,我用身体证明它不会使人阳痿。

我对张小尹说,糖精厂不只生产糖精,还生产甲醛、化肥和胶水。另外,很多化工原料,盐酸、硫酸、甲醇、亚硝酸钠,这些我都接触过,没有一样是好东西。我年轻的时候说,这些化学品全是狗屎,甲醛是狗屎之王。

我爸爸说过,没有糖精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我烦透了糖精,他就教育我说:“糖精是食品添加剂,你小时候那么爱吃冰棍,那里面其实不是白糖,是糖精。你不能喜欢冰棍却讨厌糖精。”他又说,“甲醛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做家具、做布料都少不了它。你怎么可以说甲醛是狗屎呢?”

我对我爸爸说,我爱冰棍,不见得就必须要爱糖精,好比我很爱您老人家,但我怎么可能爱您的大便呢?至于甲醛,我C^AO,我都快被那个味道熏死了。

整个甲醛车间弥漫着强烈的福尔马林味道,那种有污染的家具就会散发出同样刺鼻的味道,长期接触会得肺癌和鼻咽癌。但是,同志们,家具的甲醛味道在我看来算个屁,只有在甲醛车间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酷刑。以车间为圆心,半径二百米之内连蚊子都找不到一只,五十米之内涕泪横流,好像被人扔到了胡椒面里。三分钟之后,肺部像抽风一样,从鼻咽到气管有一种四分五裂的疼痛。

我曾经纳闷,这么C^AO蛋的车间,那些C^AO作工岂不是会被活活熏死?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在密封的C^AO作间里工作,守着价值上百万的仪器,有空调,有直线电话,有漂亮的实习女大学生。但是,钳工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换水泵是在车间现场,空气中的甲醛密度完全达到了化学武器的境界,我必须每隔两分钟出来透一次气,然后再冲进去,不然人会休克掉。有一次,电_丁班的鸡头送给我一个叫蛉,装在小匣子里,叫得正欢,我揣着它去甲醛车间卸水泵,出来之后发现叫蛉两腿直僵僵地缩成了一团,已经被熏死掉了。当时我的肺活量能在水里潜一百五十秒,但抡着扳手做划艇运动时,就只能憋八十秒。八十秒之内卸一个螺丝,老牛逼在五十米外看着我,等我手里拿着四个螺丝坐在地上抽搐的时候,他就打一个电话,把起重工叫来挑水泵。

我不能说老牛逼虐待徒弟,他有哮喘,被熏着就会掐着自己的脖子倒下去。他要是死了,我也活不长。他能站在五十米外看着我干活,已经是非常仗义的事了。

甲醛沾在手上,几分钟之后皮肤起皱,像是被水泡过很久的样子,并且感觉麻木,这是人体的蛋白质被破坏了,用福尔马林做人体标本,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把有机物破坏掉,当然也就不会腐烂了。我记得那种难受,起皱的地方像一块无知觉的腐肉,好像就要从身上掉下来,但又挂着。

相对于甲醛,糖精比较善良。糖精是可以吃的。在这个车间里的工人浑身都是甜的,而且是极度的甜。甜到什么程度?假如你正在吃一个咸鸭蛋,这时候有一个糖精工人从五米之外走过,你的咸鸭蛋就变成甜的了。据说这些糖精工人家里烧菜,从来不用放糖,只要把他们叫过去,对着锅子抖一抖头发,菜就带着甜味了。有那么几次,我和女孩子接吻,对方“哇”地叫了起来,说你嘴唇怎么那么甜?她们以为我天赋异禀,像小说里的香香公主,人家是天生体香,我是天生嘴甜。我只能在心里暗骂那些糖精工人,没事瞎转悠,把糖精洒得到处都是。

与糖精相比,化肥车间里则生活着完全相反的一个部落。事隔多年,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一种叫乌洛托品的化工产品,我当时记得是化肥,现在发现还能人药。“内服后遇酸性尿分解产生甲醛而起杀菌作用,用于轻度尿路感染。亦可静注。外用可治癣、止汗、治腋臭。”

不知道那玩意怎么治腋臭。乌洛托品本身就已经臭到了一种境界。在那里工作的工人,和糖精车间相反,身上永远是臭的,而且奇臭无比,嵌在毛孔里的臭,洗也洗不掉。更恐怖的是,在那里上班的工人们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嗅觉,他们的鼻子闻不出自己身上的臭,因此到处招摇,直到把所有人都熏跑了为止。

化肥车间里的工人,都是女的,如果找男人来做工人,带着一身奇臭回家,老婆首先会忍不住吵架,变成一个性冷淡,或者红杏出墙,离婚是必然的。如果是女工人,身上臭一点,大概可以用花露水挡住。臭就臭一点吧,对男人来说,有一个浑身发臭的老婆,总比没有老婆要强一点。

厂里还生产饲料和胶水。饲料车间不能让女人去工作,因为生产的那种饲料添加剂,是用来催奶牛长奶的。女人在那里工作,时间长了就会出奶水。女人平白无故出奶水,是件恐怖的事,不但小姑娘和老阿姨受不了,连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虎也不能蒙受这种屈辱,回家说不清楚,会被丈夫打死。所以,这个车间和化肥车间相反,只有男工人。但男工人一样也出奶水,这更要命,但回家是能说清楚的。

胶水车间男女都能去干,但贪小便宜的人不行。有人每天提个热水瓶去车间上班,看上去是喝茶的,后来别人借他的热水瓶,结果倒出一茶缸的胶水。保卫科把他请去,他交待说,自己每天拎一热水瓶的胶水回家。那么多胶水用来做什么?答:卖给装潢五金店,用来铺当时流行的拼木地板。

那时候工厂里偷窃成风,保卫科突击抓盗窃,办法很简单:下班时间在厂门口搜包。也没什么人权不人权的,扒裤子是侵犯人权,搜个包算得上什么?结果一下子抓出了几十个盗窃犯。有人偷铁块,有人偷纱手套,有人偷煤块,还有人长年累月偷工地上的水泥,每天装一饭盒的水泥回家,再在包里揣一块红砖,这么顺手牵羊地干上三年。家里就可以重新翻修房子。最离谱的是歪卵师傅,从他包里搜出来的加工零件,全都经刨床刨过,并且全都是朝左边歪过去的次品。原来歪卵每天下班前都把自己做出来的次品藏在包里,带回家去,难怪他一年H{多少次品,厂里根本算不清楚。他把次品卖到废品收购站。还能捞点小外快。

九二年抓盗窃、保生产,最后抓出一个大蛀虫,这个王八蛋竟然是厂里的花匠。该花匠搞绿化,每棵树苗的进价报高了十元,同时,他还把活着的树记录成死树,死了一次的树可以再死几次,总之,算到最后,查账的人发现,这个草木凋敝的化工厂其实应该是个植物园,种着一千多棵树,还有一百个高级盆景,还有从未存在过的芭蕉树、君子兰、香水百合、荷兰郁金香、日本樱花、墨西哥仙人掌……对这个仅仅存在于账本上的绿色世界,所有人都很向往,包括我在内。

关于那个白裙子姑娘,我曾经去寻找过她。我深信她就是化工厂的某个女职工,也许是化验员,也许是科室干部,这些姑娘都躲在办公大楼很深处,好像珍稀动物一样,平时见不到。我一个修水泵的小厮,也不方便到这种地方去猎艳,会被人打出来的。但我很想念她,我少年时代对白衣姑娘有一种彻心彻肺的迷恋,虽然下巴还在疼,但是,这种疼痛只会让我愈加地想念她。

我跑到车棚里去,观察那上千辆自行车,淡紫色的飞鸽牌女车,龙头弯弯地翘起来好像两条高举的腿。化工厂的车棚简直和电影院一样大,整个地兜过来,比修水泵还累。我找到了五十多辆淡紫色的飞鸽,完全处于一种迷失的状态。后来我蹲在食堂门口,蹲在办公大楼门口,蹲在厂门口,想用这种方式找到她,但她始终没有出现。

在我和她之间,迷失是一种永恒的状态,也是我通往她的唯一的道路。这很像是宿命,假如我不曾迷失,我也就永远不会遇到她。

九二年秋天,我在甲醛车间卸水泵,结果昏了过去。那次我遇到了一个超级锈螺丝,八十秒的极限时间到了,我还在车间里撼动它,它纹丝不动,我憋不住了,吸进去一大口甲醛空气。这种时候吸气,吸了第一口,就会忍不住吸第二口,我接二连三地吸进甲醛空气,最后眼前一黑,脑袋撞在水泵上,起了一个大包,人也昏了过去。

那天老牛逼在五十米外看我干活,忽然发现我歪倒了,他很镇定地环顾四周,正好有四个膀大腰圆的起重工经过,手里拎着扁担麻绳。老牛逼把他们叫了过来,那四位将他围住,说:“牛师傅,挑哪个水泵?”

老牛逼并不姓牛,只是农民工如此尊称他而已,老牛逼指了指甲醛车间里的水泵,水泵边上就是仰天躺着的我。他说:“挑什么水泵,赶紧背人吧。”

我要特别说明,农民工是不怕甲醛的,他们闻到甲醛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这个城里人就比较脆弱。农民工可以胜任世界上任何一种工作,扫街,翻砂,造房子,挖煤矿,干得又快又好,他们接受辱骂,接受最低工资,炸死了不用赔太多的钱。农民工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仅仅让他们去种地实在是浪费人才。这个秘密我早就发现了,但我不告诉别人,免得自己失业。后来别人也发现了这个秘密,把农民全都放到城里来,城里人就只能回家去打麻将了。

我必须承认,我的性命是农民工救的,这种人当官发财以后回忆往事,就会对大家说:“我永远是农民的儿子。”这个办法很好,自认是儿子,免得别人讹诈。

农民工把我背出来之后,我开始剧烈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黄酱水,全都灌到了人家脖子里。背我的那位消受不了,把我放在地上,打算两个人抬着走,但老牛逼说,这么仰天抬着我,吐出来的秽物会流到气管里,人会被呛死。于是,四个农民工把我翻过来,背朝着天,每人拎着我的一只手脚,但这样也不行,会把我的脊椎和胳膊全都弄脱臼,变成一个连爬行都困难的瘫子,因此,还得麻烦老牛逼在我腰里托一把。

老牛逼很生气,说:“去你妈的,就对付他一个,倒要五个人来抬?抬棺材都要不了这么多人。”

四个农民工一商量,说:“牛师傅,您别着急,我们想出来办法了。”

那个办法就是,四个人拎着我的四肢,两根扁担横架在前后,麻绳吊在我的肚子上。这个形象非常难看,又像是绑猪,又像是五马分尸。我仍然昏迷,呕吐物沿着道路喷洒,这个场面很恶心,但围观者却看得开心,有人笑嘻嘻地问老牛逼:“咦?你徒弟死了吗?”

老牛逼说:“你妈逼,眼睛长在裤裆里,你见过死人还在吐黄水的吗?”

那天,老牛逼威风得不得了,从车间直到医务室的路上,骂骂咧咧,面带红光,大步流星。他的身后,是四个农民工挑着个昏迷不醒、呕吐不止的青工,唱着号子碎步快行。农民工也很兴奋,说,在厂里挑了好久的水泵,很无趣,今天终于挑了不一样的东西,令他们回忆起春节在乡下挑猪的情景,很喜庆。

我被送到医务室之后,平躺在一张体检台上,不久来了个穿白大褂的女医生。起哄的人仍然堵在门口围观。里三层外三层。有人说:“医生,给他做人工呼吸呀,给他插导尿管呀。”还有人说:“安静安静,别让医生搞错了,把导尿管插到嘴里,把人工呼吸做到那里。”女医生大怒,摘下口罩,狂喊一声:“全都给我滚出去!”

老牛逼笑嘻嘻地说:“我呢?”

女医生说:“你犯贱啊?当我这里是泵房?也给我滚出去!”

现在我说,这个女的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白裙子姑娘,她叫白蓝。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在犯傻,第二次则是彻底昏迷。这种形象不可能让她爱上我,但却足以让我爱上她。我就是这么迷失地爱上了她。

那天我昏迷期间所发生的事,全都是白蓝告诉我的,包括工人们起哄架秧子。我听了很不好意思,至今不好意思,如果做Head Job的时候我嘴里还嘬着一根导尿管,妈的,这也太不堪了。

工人们嘻嘻哈哈地走掉之后,白蓝把我简单处理了一下,先是扒掉上衣,让我呼吸顺畅,然后注射了点东西。她把我的眼皮翻开看了看,用一根锃亮的铜签在我脚底扎了几下,我情况稳定,没有成为植物人的迹象。白蓝又在我额头上涂了点药水,那儿起了个鸽子蛋一样的包,泛着青紫色。后来我不吐了,开始哼哼,白蓝就回到办公室去给安全科打电话。

我做了个梦,梦到一个巨大的水泵从天而降,砸在我的头上,居然没把我砸死,不由为之庆幸。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昏了过去,把我的脑袋砸在了水泵上。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除了水泵以外,我还梦到一些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场面,我被水泵砸倒了以后,躺在地上,不久来了个女的,前凸后耸,送到我的手边,我伸手去摸她,摸得很专心。其实,真实的情景是,我被送到了医务室,女医生在替我解开胸口的扣子,被摸的那个人应该是我才对。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再后来,我被鬼使神差送到了一个教室里,老师说:同学们,欢迎你们,这里是化工职业大学。我喜不自禁,很冲动地想和老师握手,好像红军长征会师一样,细一看,这个欢迎我的老师竟是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其实,真实的情景是,医务室里寂静无声,就剩我一个,被扒掉了衣服躺在体检台上,像一具等待解剖的死尸,既没有职业大学。也没有班主任。梦里的一切,都是反的。

我做了一连串的梦,醒来觉得头痛欲裂,好像大脑被摘除了一样。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穿过窗户照在屋子里,窗口是一棵香樟树的树冠,更远处是化工厂的烟囱,无声地冒着黑烟。我努力回忆,我是在甲醛车间拧螺丝吧?我现在在哪里呢?这个房间里有一张办公桌,有一道白色的布幔,墙上还有一幅画,画上是两个人体,左边那个被剖开了肚子,露出五脏六腑,右边那个被剥光了皮,露出稻草捆子一样的肌肉。这两个支离破碎的人居然还盯着我看,居然还摊开双手,好像欧洲人表示遗憾那样。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医院里,只有医院才有这种海报,既然窗外是化工厂的烟囱,那么,这一定是厂里的医务室。

我发现自己的工作服被剥了下来,不知去向,只穿了一件汗背心。我从体检台上爬下来,赤脚在屋子里走,发现自己的裤裆那里鼓鼓的。这是做了淫梦的后果,如果再做下去就会遗精,那就太难看了。我按了按自己鼓起的部位,希望它能够平静下去,但它不但没平静,相反更起劲地抬起了头。这就不能再按了,否则被人看见会以为我在厂里公然手淫。

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把布幔掀开往里面看,里面居然还有一小间,雪白的墙壁,中间放着一张躺椅,这张躺椅很古怪,好像理发店的椅子,在扶手前面却有两个托架。我看不明白,就走过去,坐在了躺椅上。

这时候,名叫白蓝的女厂医走了进来,她看到我醒了,问:“头还痛吗?”

我说:“痛。”说完用手去搓自己的额头,搓到那个鸽子蛋一般的包上,疼得跳了起来,又落下去,砸得那张躺椅嘎吱一声怪叫。

她说:“哟!这是你该坐的地方吗?你赶紧站起来!”

她讲话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力量,我只能站起来,身体正中那个不平静的位置被她看了个一清二楚。她先是有点诧异,后来露出了嘲笑的神色,说:“毕竟是年轻力壮,撞成这样都没事啊。”

这种嘲笑的神色我已经经历过了一次,那次我的下巴磕在了路面上,我认出了她。我说:“啊,是你。”

她说:“哟,没摔成失忆症。那就好。”

“你是厂医啊。”

“对啊,有问题吗?”

我想了想说:“那天我摔破了下巴,你怎么不给我治?”

“那天我请假,提前下班路过。我只管上班时候发生在厂里的事,你摔在弄堂口,也没摔昏过去。”她顿了顿说,“我不用向你解释这么多吧?坐到体检台上去。”

我顺从地坐上去,她用听诊器给我听了一下心跳,又让我深呼吸。我问她:“你怎么称呼?”

“白蓝。白色的白,蓝色的蓝。”她眼睛盯着地上的某一点,冰凉的听诊器在我胸口挪动。

“我叫路小路,前后两个都是马路的路,中间是大小的小。”

“我知道的。不要说话,深呼吸。”

做完检查,她说:“都很正常。但还是要观察一阶段,如果再发生呕吐和眩晕就要去医院,这几天你可以在家休息。”

我说:“白医生,刚才那张椅子,你为什么不给我坐?”

她瞟了我一眼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后来我跟她熟了,追问之下,她才告诉我,这个椅子叫做妇检台,是用来给厂里的女工做计划生育检查的。

妇检室是不能轻易进去的,那条布幔隔离了一切可供刺激的东西,我能看到妇检椅,实属三生有幸。白蓝说,厂里统一妇检期间,我要是掀开那帘子,就会被人打死。妇检期间是没有男人敢来医务室的,假如我是在那个时候出了事故,只能去二里地以外的街道卫生所里包扎。

那天在做检查的时候,我肆无忌惮地看着她的脸.近距离地、毫无遮拦地看着,我想这种时候不看白不看。她脸上的线条很匀称,穿着白大褂,像医院里的医生一样干净整洁,很难认为她只是一个厂医。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所见,具体说,她的眼睛很严肃,但又不是我高中老师的那种装逼式的严肃,她的眼睛很清澈,但又不是我高中女同学的那种傻了吧唧的清澈。她给我做检查的时候很专注,眼睛看着地上的某一点,我希望我就躺在地上,让她这样看着,会很平静,会忘记自己是个修水泵的。

后来,医务室里进来一个人,此人鸡窝一样头发,瓶底眼镜,我认得他,就是安全科的倒B。他过来视察情况,先是绕着我转了半圈,然后瞪着眼睛观察我。我讨厌被这种深度近视盯着,好像我是显微镜下的细菌。倒B问白蓝:“他没事?”

白蓝说:“目前正常。”

倒B很严肃地从鼻子里喷了一股气,说:“路小路,你知道吗?你违章C^AO作,差一点把大家的安全奖都敲光啦。”

我那时候是学徒,只有学徒工资,但我知道化工厂的正式职工,每个月都有安全奖金,大概每人二十块钱,要是有人出了事故,死了残了,或是厂里火灾爆炸,全厂工人的安全奖金就会扣掉。所以说,在工厂里,闹出工伤是一件不会被人同情的事情,别人会追在屁股后面说,二十块钱没啦。当然,死掉了就不会有这个麻烦了,别人最多诅咒他下辈子投胎做个猪,二十块钱就当大家凑份子给他买棺材吧。

我问倒B:“我怎么违章C^AO作了?”

倒B说:“你没有违章C^AO作吗?”

我说:“我吸进甲醛昏过去了,我违章C^AO作了吗?”

倒B想了想,又蹦出一句八个字的成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说:“我违章C^AO作你妈。”

那天要不是白蓝在旁边,我就和倒B打起来了。倒B很瘦,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打这样的人我最拿手,一拳抡在他眼镜上,剩下的事情完全由我自由发挥了。但倒B也很嚣张,好像没意识到自己是个深度近视,捋着袖子要和我对干,这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高中时代没见过一个眼镜是这么不怕死的。后来白蓝厉声说:“你们要打架去厂外面打,不要在我这里打,也不要在厂里打。”我说好哇,出去打,打得不过瘾就喊人来群殴。倒B听了,就缩了手,说:“路小路,你记住今天。”

倒B走了以后,白蓝问我,路小路,你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我说我知道,钳工,学徒。白蓝说:“学徒在厂里打架是立刻开除的,知道吗?”我摇头。白蓝就用那种嘲笑的神情对着我看,说:“他就引你打他呢。你这个笨蛋,居然上钩。”

“我懂了。到厂外面去打就不会被开除了,对吧?”

“那就是社会斗殴,厂里不管,只要你别把人打残。”

“你真聪明。”

“教你这些,只能让你学坏。”白蓝说,“你一个小学徒,怎么学得这么流气?”

我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倒B最关心的不是我的脑袋,而是安全奖金,安全奖金比我的脑袋更重要吗?白蓝说,你的脑袋只是对自己而言重要,对别人来说,安全奖金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我说:“你也这么认为吗?”白蓝说:“他人是地狱,这句话听过吗?”我说没有,但听起来很有道理啊。白蓝就说,也未必,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后来我想了想,说。假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脑袋重要,而别人的脑袋值不了二十块钱,这倒也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中国有十亿人,我出了事故要是人人都扣二十块奖金,那他妈就是两百亿元的人民币,这太昂贵了,把我撞死了也赔不出来。我这么说的时候,她就很平静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在说胡话。后来她说:“所以自己的脑袋自己珍惜啦。”

后来我离开了医务室,走之前,我想起自己只穿着汗背心,就找那件工作服。白蓝从一个脏了吧唧的铁皮桶里捞出了我的工作服,那上面全是我吐出来的秽物,我看了很惊讶。她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发生大小便失禁。”我叹了口气,说:“还好,没有失禁。”

我对白蓝说,能不能给我额头上贴块纱布,那里真的很疼。我没有镜子,看不见自己脑袋上的大包究竟是什么模样,但那地方连碰都不能碰一下,肯定非常之糟糕。白蓝说:“不用,就是起了个大包,没破掉就不用贴纱布。”

我说:“还是贴一个吧,这样我心里面会好受些。”

她听我这么说,就剪了一块纱布,叠成豆腐干的样子,用胶布贴在我的额头上,并且说:“这样子走出去,谁都知道你工伤了。”

“没错,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我进工厂那会儿,有一个古怪的想法,希望自己以工伤的面貌出现在厂里,先是把下巴蹭破了,后来把脑袋砸出个大包,都贴上了纱布在厂里晃悠。我这么做,第一觉得自己很酷,第二是希望能得到干部们的重视,因为我不会修水泵,也搬不动六十公斤的原料桶,那就只能以工伤来表示自己是个合格的工人了。说不定他们会为此送我到化丁职大去呢?

后来我发现这个希望落了空,希望本不称之为希望,想的人多了,就说是希望。我见到那些被机器切掉手指的人,被硫酸喷到脸上的人。我终于知道,头上的纱布只会引来嘲笑,而不会带来任何希望。当然,酷是很酷的,可以说我的目的至少达成了一半。我妈一看我的脑袋,眼泪就掉下来了,为此我甚至都舍不得把纱布摘下来,直到它变成一块又脏又油的东西,使我的那个大包变成了一块皮肤湿疹,才不得不回到原来的造型。

我从白蓝那里出来之后,先是在水龙头上漱了一下口,把嘴里的酸味冲掉一些,然后回到钳工班,想起了那个该死的水泵,很想把它砸烂了。老牛逼很高兴地告诉我,那个水泵本来出故障了,因为我的头砸了它一下,它居然又重新转了起来,所以它还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工作下去。我要真想砸水泵,就随便挑一个废品砸了吧,反正水泵和水泵之间也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