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说过,在工厂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爆炸千万别去管什么国家财产,顶着风撒丫子就跑,跑到自己腿抽筋为止。除此以外,我必须努力工作,像驴一样干活,否则读职大的理想就会泡汤。

我说:“爸爸,你一辈子做丁程师,吃屁个苦。你没资格这么要求我。”

我爸爸说:“你知道什么?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去做搬运工,搬了整整三年的原料桶。”

我说:“耶?这事儿你可没跟我说过。”

我妈插进来说:“你爸那阵子倒了大霉了,而且不敢说,说出来就要被厂里送去劳动教养。” 我说:“你现在说出来。你们厂要是敢把你送去劳教,我就弄死你们厂长。”

我爸爸还真搬过原料桶。七一年那会儿,我还没生,我爸爸当时是技术员,陪我妈去看电影,陡然看见当时的厂长和一个女科员,并且就坐在我家二老前面。我听说那时候搞男女关系都是在电影院里,黑乎乎的地方,便于偷偷摸摸,还有人一边看着《红色娘子军》一边手淫的。很不巧,厂长一扭头看见了我爸爸,我爸爸没吱声,带着我妈就溜了。这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爸爸和厂长都仿佛它不存在似的,双方近乎默契地保守着这个秘密。半个月以后,我爸爸去仓库领材料,农药厂的仓库大得很,我爸爸在里面转悠了一圈,听见有动静,以为是耗子,就走过去察看,先是看见了两双鞋,接着看见了一条裙子,接着又看见一个奶罩耷拉在一堆角铁上。再接着,我爸爸看见了厂长和女科员。我爸爸站在他们和一堆衣服之问,觉得这件事就像做梦一样。如果你不想捉奸而偏偏两次捉到了奸,就会有类似的幻觉产生,以为自己在做淫梦。可惜,淫梦之后是噩梦,我爸爸被调到了车间里去搬原料桶,六十公斤一桶的原料,从车间这头滚到那头,每天得滚上一百多桶,差点把腰给废了。

我说:“你别说了,我今天就找人去把那厂长给废了。”

我妈说:“八百年前的事了,那个厂长后来被抓进去了。”

我爸爸说,当时要不是忍气吞声,就该被那厂长捏造一个罪名送去劳教啦。当时,一个厂长要整一个小技术员,易如反掌,只要在他的抽屉里放几块钢锭,就能以盗窃罪论处,严重的还能被判成破坏生产罪,劳教都算是轻的,可以直接被送去劳改。我爸爸做了三年的闷葫芦,别人问他哪里得罪了厂长,他就装成是个白痴一样想不起来了,这才算躲过一劫。一直到拨云见日,那厂长被群众检举,判了徒刑,我爸爸才长叹一声,从白痴又变回了正常人。

我说:“爸爸,你真不容易,搬原料桶那会儿还顺带把我造了出来,辛苦了!”我妈听了,顺手在我脖子后面拍了一巴掌。

我爸爸埋怨我妈说:“当年,要不是你闹着要去看电影。我怎么会撞到厂长?”

我妈说:“你自己笨。在仓库里看见了裙子奶罩,还非要去看个究竟。你不会跑开啊?”

我爸爸说:“奶罩上又没写他们的名字,我怎么知道又撞上了厂长?”

我爸妈要是拌起嘴来,简直是无休无止。趁这个工夫,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如让我去搬一辈子的原料桶,从一九九三年一直搬到二。三三年,在这四十年里我每天搬一百桶原料,每桶原料重六十公斤。刨去星期天在家休息,我这一辈子就得搬动七万多吨重的东西。距离倒不是很远,也就几十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把一幢大楼挪到了街对面。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悲观的。

我受了安全科的教育,其实并不怕自己被炸死。倒B说了,被炸死是一种概率。看了展览室里的死人图片,人会产生两种错觉,一种是觉得自己明天就会有类似的遭遇,如我的化学课代表;另一种是觉得这事情横竖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我。我坚信此生不可能被炸上天,然后再一片片地落下来,我认为自己会老死在某一张病床上,身边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我既不可能是烈士也不可能是案例,我的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全国的化工单位里。但是,另一件事情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假如我被分配去做一个搬运工,那就没有任何概率可言了,这七万多吨的重量就是我的宿命。

后来我爸爸说,搬原料桶,如今都是农民工干的事情,绝对轮不到我这个拥有正宗高中文凭的人来做,这叫人才浪费,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的。我爸爸拍了拍我忧郁的后脑勺说:“放心吧,你起码也是个钳工。”

其实,我爸爸还是不能理解一个悲观者的想法。我把这件宿命的事情想明白了,就知道,即使我做了钳工,也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让几万个水泵起死回生;我当营业员是一辈子数人民币,当科员是一辈子看日晷,当工程师是一辈子画图纸,都没什么意思。我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因为实在太无趣,无趣得简直想去死掉算了。

我会永远记得去报到的那天,也就是安全教育的次日,我站在劳资科的吊扇下。那个吊扇把所有的热风都灌到我的脑门上,吹得我晕晕乎乎,好像要升仙一样。这种记忆由于它本身就近似于一个梦,于是它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被我反复磨洗,成为一个锃亮的硬块。

那天是正式报到,小噘嘴坐在办公桌后面,我站着。和我一起站着的还有六个男的,加上她,很像八仙过海。小噘嘴很不满意地说:“怎么才来了七个人?其他人呢?”

我实在很想告诉她,那场安全教育课把其他人都吓跑了,剩下的七个人都是神经异常坚强的,是敢死队,是强力意志,是他妈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当时觉得这种安全教育也太C^AO蛋了,后来我才明白,倒B其实没有错,他的第一轮教育就是考验我们的神经。那些没有坚强的神经的人,那些不能死心塌地在化工厂扎根的人,迟早会闹出生产事故,害死自己,或害死别人。他们会拉错电闸,放错原料,拿错饭盒,而且这种人干了错事也不会觉得羞愧,死在他们手里的人最好自认倒霉。

小噘嘴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梳着一个马尾辫,她用一个发套套住辫子,于是这根辫子就不是尖尖的马尾巴,而是像一根圆溜溜的大红肠,挂在她的脑袋后面。我搞不清这根红肠有什么好看的,但她乐意这样,我也管不着。小噘嘴穿着厂服,不蓝不绿的那种,我注意到厂服上还有一个字母T,就在她左乳靠上的位置。为什么会有一个T?我反应过来,这是“糖精”的起首拼音。若干年之后我想起这个事情就要笑,一个女孩子家,胸口标着个T,可不是要引起别人的误会吗?不过,小噘嘴当时的样子,还真的像个T,七个大小伙子站在她面前,她居然也无动于衷,脸上的表情相当冷漠,相当不耐烦。

小噘嘴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资料,说:“现在给你们读一下工厂纪律。”

她照本宣科把条例都读了一遍。这本古怪的劳动纪律手册全是关于惩罚的条例,迟到早退旷工打架抽烟喝酒违章C^AO作。她读到婚前性行为的时候脸上稍微不自然了一下。婚前性行为也要处分。后来她解释说:“这本劳动纪律手册是八五年编的,到现在没怎么改过。”最后还有超生,她说,超生必须强制人流。我心想,这关我屁事,谁敢把我送去做人流,我非宰了他不可。

我的视线越过她,朝窗外看去,我发现劳资科简直就是一个炮楼,正前方可以远眺厂门和进厂的大道,左侧是生产区的入口,右侧是食堂和浴室。在这个位置上要是架一挺机枪,就成了奥斯维辛的岗楼,或者是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这个位置实在是太好了,是整个工厂的战略要地。很多年以后,我遇到个建筑设计师,他向我说起监狱的设计,最经典的是圆形监狱,岗哨在圆心位置,犯人在圆周上。这种设计方式非常巧妙,没有视觉死角,而且犯人永远搞不清看守是不是在看着他。一说起这个,我就想到了化工厂的劳资科,我虽然没见过圆形监狱,但我见过劳资科,确实很厉害,没有人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那天,我想着想着就走神了。小噘嘴说:“路小路,钳工班。”

我问她:“你讲什么?”

小噘嘴不耐烦地说:“分配_T种你走什么神?你去钳工班报到!”

我心想,爸爸,你的香烟和礼券没白送,我就指望着你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啦。

散会之后,小噘嘴把我留了下来。小噘嘴说:“路小路,我在读劳动纪律,你怎么可以不认真听呢?你这种小学徒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不要把工厂当成自己家。噢,当然,爱厂如家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可以像在家里一样自由散漫。你是普高毕业的,成绩义很差,本来应该和他们一样去做C^AO作工,但是分配你去做钳工,不用倒三班,这是很不错的。你要珍惜这个机会。”

我说:“是,科长。”

小噘嘴说:“我不是科长,胡科长开会去了,让我代办这些工作,读劳动纪律。”

我说:“劳动纪律手册发下来看看就可以了,对吧?”

小噘嘴说:“劳动纪律手册,人事科可以发下来,劳资科就必须读给你们听。这是厂里的规定。”我听了这话,搞不清所以然,假装搞懂了,频频点头。我觉得她年纪不大,就这么教育我,很不应该。但我天生喜欢被小姑娘教育,最好温柔一点,再温柔一点,你可以说我犯贱,作为一个钳工学徒我也只有这么点爱好了。

后来我问我爸爸,人事科和劳资科有什么区别。我爸爸说,人事科是管干部的,劳资科是管工人的。好比我是一个学徒,就得去劳资科报到,而大学生是干部编制,就得去人事科报到。从字面上就能看出来,人事科管的是“人”,劳资科管的是“劳”。我爸爸说,干部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可以读懂那些劳动纪律,工人反之,就得一条条念给他们听。道理简单得很,不应该想不通。

“这算不算搞歧视?”

“等你混上干部编制,你就不觉得是歧视了。”

化工厂分为两部分,东边是生产区,全是车间.西边是非生产区,包括科室大楼、工会小楼、澡堂、食堂、宿舍、机修车间,还有花房和一个硕大的车棚。生产区与非生产区之间的区别在于禁不禁烟。在生产区里抽烟会被课以重罚,屡犯者警告处分直至开除不等。

钳工班在生产区的外围,那里可以抽烟.这也是钳工们自豪的因素之一。

我回忆起钳工班,那是一个铁皮房子。关于铁皮房子的量词,我花了十年时间也没能想明白,用“幢”或“栋”,似乎太雄伟了,用“间”又太小。简而言之,那是一个用铁皮焊出来的房子,大约有j百平方,铁皮房子里有几张厚重的工作台。台沿上安装着几个台虎钳。除此之外.还有一台车床、一台刨床、一台钻孔机。东北角上是用三合板挡起来的一个休息室,工人在里面换衣服,抽烟,打牌。

我去钳工班报到,手里还拎着新发的劳保用品,两套工作服,一双劳动皮鞋,四副纱手套。进门之后,听见哗啦啦一阵巨响,有一块铁皮屋顶被风吹走了,它像一个脱了线的风筝遥遥而去,在天空中快乐地翻滚着,越飞越高。有个老工人目送着这块大铁皮说:“不知道哪个倒霉的会被它砸中。”

我问他:“师傅,这儿是钳工班吗?”

他说:“你新来的?去里面报到吧。”

我拎着劳保用品往里走。一群泥猴一样的工人叼着香烟,坐在那里审视我。后来我见到钳工班的班组长,他是个言辞木讷的红脸大汉,他说他叫赵崇德,旁边的工人就大声说:“小子,你叫他德卵。”

我冲着班组长鞠了个躬说:“赵师傅。”

他低声说:“我们这里都叫卵,你就随大伙一起叫我德卵吧。”接下来他分别向我介绍了大卵、小卵、石卵、马卵、炳卵……最后一个是歪卵,此人是个朝左的歪头,叫“歪卵”是象形的意思。工人们扶了扶他的歪头,对我说:“歪卵师傅是做刨床的,他刨出来的东西从来都是歪的。一年出多少废品,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歪卵听了,朝上(严格地说是朝左上方)翻了个白眼,嘴里吐出一连串的脏话。工人们哈哈大笑,对我说:“不要歧视歪卵师傅,他看上去是做刨床的,其实是我们这里的文工团。”

我当时想,本人姓路名小路,如果叫路卵,不知道是可笑呢还是可悲。可是工人们又告诉我,新来的学徒工,暂时没资格称“卵”,这算是让我松了口气。我问德卵:“这里哪一位是我师傅?” 德卵说:“你师傅请病假,下个礼拜才能来上班。你先干点别的吧。”

“我干什么?”

“你去挑水吧,把地上洒一洒。”

我读过一个剧本,叫《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说实话,铁皮屋顶是够那只猫喝一壶的了。这种材料制成的房子,典型的冬凉夏暖,夏天就像是撒哈拉沙漠,恨不得脱得就剩一条兜裆布,到了冬天,这房子又变成了一个到处漏风的冰窖,飞快地把身上的热量吸走了。总之,厂里的野猫从不到这个地方来,猫才没那么傻呢。

整个钳工班的人就生活在这里。夏天没空凋,只有两个生了锈的电风扇,把热风往人头上灌,吹得人昏昏欲睡。这时就需要去挑水,把一桶又一桶的水倒在地面上,咝的一声,两分钟就干了。对付如此酷热,只有不停地洒水降温。

冬天略微好过一点,可以点起火炉烤暖。火炉是用柴油桶改制的,有一根铁皮烟囱,直通到屋顶上。烧火炉需要大量的燃料,煤油、木柴、废轮胎都可以,实在没有了就烧报纸杂志。这些燃料都不是现成的,得自己去找。

学徒工的任务很简单,夏天洒水,冬天捡燃料。

我去钳工班报到的那天,没遇到我的师傅,其他工人师傅让我挑了一上午的水,下午就让我背着一个小竹篓子在厂区里找燃料。师傅们说,天太热,得洒水,与此同时必须未雨绸缪,把冬天的燃料准备好,这些燃料在寒冷的季节里非常抢手,夏末秋初就得开始囤积。师傅们对我说:“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

我背着竹篓在厂里漫无目的地晃悠,像农村里捡粪的孩子。由于这是我的第一份差使,起初并不觉得特别悲凉,相反还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发现,在所有的燃料中,废橡胶和煤块是一等品,木柴是二等品,报纸是三等品,等而下之的是破布头碎纸片。我捡破烂的时候,厂里的阿姨会突然叫住我:“来!小学徒!来!,我屁颠颠地跑过去,阿姨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把糖塞进自己嘴里,把糖纸扔进了我的背篓里。我就这么成了个流动的垃圾箱,谁叫我,我就得跑过去。有一次,一个阿姨在女厕所门口喊我,我瞄了她一眼,没敢过去,怕她把草纸扔在我背篓里。

后来厂里的清洁工来找我,清洁工说:“兄弟,你不能连废纸都给我捡走啊,你再这么捡下去,全厂的清洁工都该失业了。”

清洁工的话让我的自尊心像玻璃一样碎掉了。我想起我爸爸说的,我好歹也算是高中毕业的人才,怎么就成了个捡破烂的呢?那几天回到家,我爸爸问起工作上的事情,我就说,我干得挺好的,正在学修水泵。我爸爸疑惑地问:“你刚干了两天就让你学修水泵,不会吧?”我问他:“那我该干什么?”我爸爸说:“你应该扫地擦桌子,去水房泡开水,给师傅擦自行车……”

我心想,爸爸,你无论如何想不到我在捡破烂吧?这他妈就是你给我找的工作,我要是靠捡破烂能捡进你那个化工职大里去,我就把脑袋输给你。

关于捡垃圾的种种,我没告诉别人,实在是觉得丢人。我在厂区里转悠的时候,经常看见同一届的学徒工,拎着六个热水瓶笑嘻嘻地从水房出来,健步如飞往班组里跑去。附近的阿姨看见他们,就说:“新来的学徒工呶。”然后她们又看见了我,冲我喊道:“捡垃圾的小学徒,过来!这儿有废报纸!”

我二十岁那年,把这件事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遭遇。小时候我曾在垃圾筒里捡到过一只皮球,视为珍宝,我用路边的积水把这只皮球擦干净之后,忽然有个同龄小孩站在我面前,他穿着奶白色的西装短裤,小小年纪居然梳了个分头。分头阴着脸说,这个皮球是他的,并且动手来抢。我使了个绊,把他摔进水塘之后撒腿就跑,身后传来他的哭嚎声。后来分头认准了我,隔三岔五跟我屁股后面唠叨,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的皮球。我返身回去抓他,他就狂奔而去。直到有一天我没了耐性,把那个皮球还给了他,皮球已经破了。我说:“皮球还你了,你他妈的别再跟着我了。”分头接过皮球又是一阵嚎哭,后来我走过去给了他一个大嘴巴,他居然不嚎了,瞪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怪物。我二十岁捡垃圾的时候,开始怀疑,这是我多年前捡皮球、干坏事的报应。

我捡了一个礼拜的垃圾。后来,我师傅老牛逼出现在我面前,他简直就是个天使,照亮了钳工班漆黑油腻的工作台。老牛逼对德卵说:“我的徒弟怎么可以去捡垃圾?”他把我的背篓扔在了德卵的徒弟面前,径自带着我去修水泵了。德卵的徒弟叫魏懿歆,他的名字对工人师傅来说太恐怖,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笔划多得数不清,也不知道他爹妈是怎么想的,简直是存心刁难工人师傅。德卵写工作报告的时候非常头疼。工人师傅嘲笑他说,你把名字写完,老子一泡屎都拉干净了。魏懿歆大专毕业,学的是机电,在钳工班也算是下车间实习。这人有点结巴,见了老牛逼总是吓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以后,就由机电专业毕业的魏懿歆负责捡燃料,而普高毕业的路小路居然可以去修水泵。我也搞不清,这算不算人才浪费,反正我是再也不想干这个活了。魏懿歆是个很认真的学徒,他捡燃料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一筐一筐地往钳工班运燃料,冬天还没到,已经囤了一房间的木柴和报纸,还有两百斤优质煤,全是从锅炉房偷来的。直到有一天被锅炉房的师傅发现,一巴掌拍掉了他两个臼齿,才阻止了这种疯狂的行为。

我师傅老牛逼是工厂里的名人。别人告诉我,能做老牛逼的徒弟,是我一生之中的大幸。整个钳工班都以“卵”字作为后缀,只有他是“逼”,这说明他非常厉害,睥睨群卵,不可一世。我现在三十岁,活得已经有点腻了,因此歪理越来越多。我开始明白,人生的幸事不多,比如说,有个好丈母娘是幸事,有个好邻居是幸事,老板和老婆都不算。这是因为,丈母娘和邻居都不是你自己能选择的,运气不好会酿成长期的折磨。有一个好师傅也是幸事,道理是一样的,师傅不是我自己能选择的。

我最初见到老牛逼的时候,他倚在一台车床上,和一个四十多岁、嗑着瓜子的阿姨聊天。他对阿姨说:“你知道吗?金条要大,元宝要小!”阿姨听了,脸上红扑扑的,用粉拳捶他。老牛逼就诡诡地笑了起来。

金条和元宝是工厂里的黑话,我听不懂。后来去修水泵的时候,我悄悄问他:“师傅,您说那金条和元宝,到底是啥意思?”

老牛逼哈哈大笑,用手指给我做了个比方,他把右手的中指伸到我面前说:“看,这就是金条。”他又把左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圈成环状,伸到我面前,说:“见过元宝吗?这就是元宝。”然后他就把金条伸进元宝里面,进进出出比划了一下。我当时拍了拍脑袋,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其实只能说,我埘金条的了解远远大于元宝,元宝只是存在于我的想象中,我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只是为了让老牛逼相信,我是-一个很有领悟力的孩子,教我修水泵那算是找对了人了。

老牛逼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长着一个万众瞩目的狮子鼻,他干活的时候鼻翼会暴涨出来,这时候他的鼻孔里可以轻易塞进去两个大红枣。当然我也就是想想而已,绝不会真的这么干。他带我去修水泵,各个车间的阿姨站在路边喊他:“老牛逼!又带徒弟啦?”

老牛逼喊道:“黄花小伙子!借给你过瘾吧!”

阿姨喊道:“留给你老婆过瘾吧!”

我听了这话,嘴里就犯嘀咕。老牛逼问我,你在嘀咕什么。我说,妈的,老阿姨。老牛逼就很严肃地告诉我,不要歧视老阿姨,在工厂里要是得罪了这些阿姨,那就倒了大霉啦。我说我知道的,我们学校里以前有个总务处的阿姨,她患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征,总是脸色潮红,嘴唇像抹了口红一样鲜艳夺目。她的把戏就是查卫生的时候戴一副白手套,往窗框上一抹,手套上若有一点脏的,就让我们重新擦。我们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她就说,窗框要擦到我们能用舌头去舔,那才算是擦干净了。这种说法很无理,不如直接用舌头把窗框舔干净算了。

我对四十多岁的老阿姨天然地抱有恐惧感,就像我埘二十岁的姑娘天然地抱有好感。我不了解老阿姨,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我连小姑娘都不了解,老阿姨当然就更神秘了。

后来老牛逼向我具体解释了“阿姨”。老牛逼说,厂里管那些已婚已育三十五岁以上的女性叫老阿姨,三十五岁以下的已婚女性叫小阿姨,统称阿姨,这和家里做保姆的阿姨是两回事,更不是我妈妈的妹妹。当然,并不是所有已婚女性都能计人阿姨的行列,就是说,她至少得有点女人的味道,哪怕是残存的、些微的、装出来的。假如是一个嘴唇上有胡子、腰围接近水桶的女人,那不叫阿姨,叫老虎。好比我说的那个总务处阿姨,她其实就是老虎。两者的区别是,阿姨只会朝你翻白眼,斗斗嘴,捶捶粉拳,老虎则是凑到面前一口唾沫吐过来,还会大哭小叫,抓女人的头发,揪男人的睾丸。老牛逼说,认清阿姨和老虎,对我的生命财产很有好处。

厂里的女人,就这么被他分为小姑娘、小阿姨、老阿姨三种规格,“老虎”在此规格之外,属于劣质产品。他还说,所有的小姑娘都会变成小阿姨,小阿姨会变成老阿姨,这是自然规律。

老牛逼说,阿姨得哄着,她们会和我发生长期的关系。我想不通,我这个年纪凭什么会和阿姨沾上边。老牛逼说,现在当然不沾边,可是等我在工厂里年复一年地干下去,变成一个中年钳工,身边那些小姑娘也就晋升到阿姨行列中去了。到那个时候,新来的小姑娘是绝不会和我说话的,我唯一的娱乐就是找同龄的阿姨,说一段黄色笑话,然后等着她们来捶我。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闷闷不乐,像只瘟鸡。我师傅老牛逼早就预见到了我会有一个枯燥的中年,只有阿姨才是唯一的雨露。想到这个,我就很绝望。老牛逼给我的启示是,我必须马不停蹄地在厂里跟各种小姑娘打交道,与她们混熟,可以敲敲肩膀拍拍胳膊,说几句黑话而不至于被她们吐一脸口水。我会和她们一起进入无耻的中年,过过干瘾,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假如等我中年以后,连阿姨都没得哄,就只好做一个歪卵那样的倒霉蛋,被所有的人嘲笑。

我师傅老牛逼之所以成为厂里的名人,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泡老阿姨,而是因为他打过车问主任。

我堂哥也打过车间主任,他把一个瘦猴一样的车间主任打成了猪头,还在他耳朵上咬了一口。农药厂的保卫科找我堂哥谈话,他进了保卫科把衣服一脱,露出了胸口的刺青,是一幅哪吒闹海。哪吒三头六臂,脚踩风火轮,手提火尖枪,完全临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那部动画片。保卫科的人看到这个刺青,没多说什么,放他回家了,过了两天他们把我堂哥给开除了。

老牛逼打车间主任,据说是八十年代初的事,也不知是哪里得罪了他,他走到车间主任办公室里,抡起一个烟缸,朝车间主任脑袋上拍了三下。这三下把车问主任打成了脑震荡。车间主任醒过来之后,托人给老牛逼送去了一条牡丹牌香烟,事情就这么了结了。

我曾经很仰慕地对他说:“师傅,你那么牛逼,敢打车间主任。”

老牛逼说:“这不稀奇,最牛逼的是拉电闸。”

“怎么拉电闸?”

“厂里扣你奖金,你去把电闸拉下来,所有的车间都停产。”老牛逼说,“这个最牛逼。”

“你拉过电闸啊?”我联想到农药厂的阿三.这个猪头造个谣就被抓进去劳教,拉电闸必定是判刑无疑。

老牛逼说:“我没拉过电闸,有人拉过。”

“抓进去了?”

“没有抓。敢抓他,他就敢把厂长办公室给炸了。”老牛逼说,“厂里牛逼的人有很多的,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后来我知道,老牛逼最牛的不是打人,也不是玩弄老阿姨,他真正的本钱是技术,全厂五百多个水泵,没有他不会修的。除此之外,他还会修自行车、助动车、各类机床,甚至是食堂里造面条的机器。七九年的时候他是全化工局的维修技术标兵,把一台日本进口的真空泵给修好了。后来他拍伤了车间主任,自己也忽然变成了一个傻子,什么机器都不肯再修了,但凡出故障的水泵在他手里一律报废掉,换新的。厂里知道他技术好,耍牛逼,拿他没辙。技术是一个工人的资本,假如像歪卵师傅那样,脖子直不起来,刨出来的铁块全都是朝左歪的,同时又不敢豁出去炸厂长办公室,这就没有任何耍牛逼的机会,只能做一个钳工班的文T团,被人嘲笑到退休。

我们所修的水泵,大部分在泵房里,由阿姨们看守着的。泵房里有几个按钮,通常按绿色的就会使水泵转起来,按红色的它就停了,每天的工作就是按了红键按绿键,周而复始,非常轻松。假如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工作通常是由电脑程控完成的,不需要阿姨来C^AO作,劳动力解放之后,阿姨们就回到家里去做全职主妇。但这是欧美国家的办法,九二年,在我的化工厂里,只有财务科摆着两台电脑,大部分人还搞不清计算机和计算器的区别。

看守泵房的工作,就像医院里的护士,只能由女的来做,这是厂里不成文的条例。假如由一个男的去干这个,大家就会怀疑他是个残疾。

泵房都在生产区,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工作间,总共不过四个平方的空间,放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门电话,没有拨号键。这种电话机无法打外线,只能通过总机呼叫厂里的某个分机。另外还有几张报表,填写每个水泵的运转状况。水泵就在工作问外面,水泵要是坏了,阿姨们一个电话挂到机修车间,机修车间的调度员再把电话挂到钳工班,这时候,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老牛逼第一次带我去修水泵,他揣着一把扳手,对我说:“跟我走。”我跟着他进了生产区,绕过两个车间,钻过一个小门洞,七拐八弯来到一个贮槽后面,这里有一个工作间,门开着,有个阿姨靠在门框上对着我们招手。这个地方阴森森的,除了机器的轰鸣,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也不会有人走过。我心想,这不太像是修水泵,倒有点像是去嫖娟。

阿姨说:“老牛逼啊,东边那个水泵坏掉了。”

老牛逼说:“你怎么像个白毛女,缩在里面不出来啊?”这又是黑话,我已经懂了,白毛女就是被强奸过的意思。阿姨听了,冲出来拧老牛逼的嘴,一边拧一边问:“咦?新收了个徒弟?”

老牛逼对我说:“去把螺丝拧下来。”我揣着扳手去找那个坏掉的水泵,把老牛逼和水泵阿姨留在了身后。

水泵通常是用四个拇指一般粗的螺栓固定在基座上,我的任务是把那四个螺帽卸下来。大多数螺帽因为年深日久,加之地面潮湿,已经锈成了一块铁疙瘩。我把扳手套上去,开始发力撼动它。这个动作,和划桨一模一样。我后来认识一个英国人,是剑桥大学划艇队的,差点就去参加了奥运会,说起这门高尚运动,他很自豪地捋起袖子,给我看他的肱二头肌,丰满光滑简直就像小半个地球仪。我也捋起袖子给他看我的肱二头肌,并不比他逊色多少,把英国人看得很开心,问我玩什么运动。我说,我玩的是锈螺丝。英国人没听明白,以为我说的是Show Rose。

那天我在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拧螺丝,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拧下来三个,最后一个螺帽简直像是狗C^AO×,套在那根螺栓上,死也不肯下来。我往肺里吸进去足有两公升的空气,脖子上青筋爆出,四肢肌肉绷紧,上下臼齿磨得嘎吱嘎吱响,最后一发力,嘎嘣一声,我向后倒去,螺栓竟然被我拧断了。

我在地上打了个后滚翻,爬起来,拎着螺栓去找老牛逼,他正在1=作间里陪阿姨嗑瓜子。我把螺栓往桌子上一扔,老牛逼皱着眉头说:“怎么搞的,螺栓断了?”

我说:“我也没办法。它就是断了。”

老牛逼说我是生犊子,干活光凭一股子蛮力,不讲究技术,就会拧断螺栓。

拧断了螺栓是很麻烦的,得用气割枪,把残余的螺栓从基座里割出来,再装上一根新螺栓。此事不用我来做,我只管拧螺丝就可以了。这种意外是很偶然的事情,我卸过两三百个水泵,统共也就碰到了这么一次,但我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个水泵阿姨竟然因此把我记住了,还到处散播,“老牛逼新收的徒弟是个生犊子,一上手就把螺栓给拧断了。”其他水泵阿姨听了,也把我给记住了,我去卸水泵的时候,她们就会特地关照我说:“小路啊,拧螺丝的时候当心点啊,别把螺栓给拧断了。”她们凑到我身边看着我拧螺丝,把脸上的雪花膏气味灌进我的鼻孔里,搞得我只想打喷嚏。

把水泵卸下之后,会有农民工用扁担挑着一个新水泵过来,钳.丁=负责把新水泵装上去,农民工就把有故障的水泵挑到钳工班去。水泵有很多种,最重的那一种,得八个农民工才能挑起来。

这样的农民工在厂里被称为“起重工”,这种强体力劳动正式工都不肯干,就找郊区的农民来干。后来郊区的农民也不干了,就找县里的农民来做,再后来,县里的农民也找不到了,厂里的起重工全都成了外省民工。

据说,人老了以后做梦,都是关于往昔的。人老了就没有未来了,即使在梦里也看不到未来。我三十岁的时候经常梦见往昔,拎着一个扳手,迤逦走向厂区深处的泵房,那里有一个阿姨和一台坏掉的水泵在等着我。梦里的我心情平静,一点也不觉得委屈。

我想不起十年前自己是以什么心情去拆那些Show Rose了,我也忘了那些阿姨具体的相貌,四十多岁的女人在我印象中都是差不多的。只有一次,我记忆深刻。那次,我独自去糖精车间拆一个水泵,走进工作间,觉得很诡异。那个阿姨把四平方的丁作间布置成了一间温馨的闺房,有橙黄色的台灯,淡蓝色的布幔,椅子上是米老鼠的坐垫,最恐怖的是,她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张折叠床!阿姨斜躺在床上,瞄了我一眼,说:“二号水泵坏了,你自己去修吧。”

我把螺丝卸下来之后,又跑进工作间,背对着阿姨打电话,叫起重工来扛水泵。趁这当口,阿姨问我:“你多大了?”我对着电话喊:“喂!喂!起重工吗?你们他妈的怎么还不过来?”墙上挂着一面小镜子,通过镜子我看见阿姨撇着嘴,懒洋洋地翻了个身,不理我了。

我把这事情说给老牛逼听。老牛逼问我:“她长什么样子?”我形容说,浓眉,鬈发,血红嘴唇,还这么斜躺着。老牛逼说,那不叫斜躺,准确的说法是贵妃躺,两腿并拢,把手撑在腮上,如果两腿叉开那就不是贵妃躺了,而是潘金莲躺。我翻着眼珠回忆了一下,说:“腿倒真是并拢的。”

老牛逼说:“那个女人叫阿骚,要离她远一点,她腿并拢的时候还好一点,要是又开了,全厂的男人都顶不住。以后糖精车间的水泵就让魏懿歆去弄吧。”

“魏懿歆会不会出事啊?”

“你放心,阿骚不喜欢结巴男人。舌头短,够不着。”

关于修水泵,还有一些细枝末节可说。

坏掉的水泵挑进钳工班里,被扔在角落,凑个黄道吉日,拆开了统一检修。据我所知,修好的并不多,其实钳工们根本懒得去修它们,每隔几个月,废品仓库的人过来清点一下便全都收走了。

我爸爸有时候会问我:“小路啊,你的水泵修得怎么样了?”我只好糊弄他,“这两天在学修真空泵。”他就对我说一大堆真空泵的工作原理,最后加了一句:“学会修水泵,跑到哪个化工厂都有饭吃。”

有一天,我指着钳工班里大大小小的水泵,对老牛逼说:“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修水泵?”

老牛逼说:“学这个有什么用?你还是帮我去管自行车摊吧。”

我说:“师傅,你总要教我点什么吧?不然等我满师了,跑出去什么都不会,你也不见得有面子啊。”

老牛逼说:“你修好了水泵义怎么样呢?会给你加奖金吗?”

我说:“不会。”

老牛逼说:“那你修不好水泵又怎么样呢?会把你辞退吗?”

我说:“也不会。”

老牛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你还是去帮我看自行车摊吧。”

事隔多年,我想起老牛逼那一身松垮垮的肉,眯着眼睛看水泵的神态,以及他横着走路的样子,我总觉得他像个哲学家。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人干了四十年的钳工,揍过车间主任,修过无数台水泵,既不尊重女人也不尊重知识,他就会变成一个哲学家。

九二年的时候厂里派了几个干部到钳T班来,说是要考我的技术,评职称。钳工的最低级别是二级,再往上是四级,最高八级。干部们问老牛逼,你徒弟能考几级?老牛逼说,四级没问题。我当时吓得冷汗直流,他们要是扔一个水泵给我,除了拧螺丝,我再也不会干别的了。结果,干部们扔给我一坨铁块,说把这个铁块锉成一个立方体,就算我通过四级考核了。我拎起铁块,拿起锉刀,挥汗如雨地干了六个小时,把拳头大的一块生铁锉成了方不方圆不圆麻将牌一样大的东西,干部们捏着这块东西,问老牛逼:“这好像不行吧?”老牛逼说:“你说不行?你看歪卵刨出来的铁片,有几根是直的?”干部听了就说:“算了,反正我们厂的钳工也就是拧拧螺丝而已。通过了!”我暗骂那个干部,C^AO,你早知道拧螺丝就可以,何必让老子锉了六个钟头的铁块呢?

通过了四级考试,我就涨工资了。我曾经对张小尹夸口说,我这辈子也考过四级,不是四级英语,而是四级钳工。这当然是个笑话。我的抽屉里还有四级钳工证书,贴着我的照片,是厂里一个业余摄影师拍的,背景是一块红布,我穿着不蓝不绿的工作服.头发蓬乱,脸色苍白,眼神茫然,一个门牙嵌在下嘴唇上,好像马上就要拉出去枪毙的样子。这种丑态不能怪我,那王八蛋摄影师实在太业余,我屁股还没坐到凳子上,他快门已经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