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刚亮,斯特凡诺就从卧室里出来了,莉拉没有出来。他说:

“你们收拾一下行李,我们走吧。”

农齐亚满脸不悦,忍不住指着被他摔坏的东西,说这些东西要给房东赔偿。他回答说——就像之前农齐亚叫喊的那些话刻在了他脑子里,他迫切地需要反驳——他说他一直在出钱,他还会继续出钱。“这房子是我付的房租。”他用虚弱的声音说,“您的假期是我掏的钱,您所有的一切,您的丈夫、您儿子都是我给他们的钱,因此您少啰嗦,收拾行李走吧。”

农齐亚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莉拉从房间里出来,她穿着一件黄色的长袖连衣裙,戴了一副很大的眼镜,像电影明星戴的那种。她没和我们说话,在港口也没有说话,在汽艇上也没有,一直到了我们的城区她也没有开口。她径直和丈夫回家去了,招呼也没有打。

至于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决定只为我自己活着。从回到那不勒斯开始,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决定和莉拉划清界限。我没有再去找莉拉,也没有再去找尼诺。我默默地忍受了我母亲的痛斥,她说我去伊斯基亚岛享受,根本没有考虑家里需要钱。我的父亲,尽管他不停地赞美我健康的肤色和金发,但他也没少说我。我母亲当着他的面骂我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附和:“你长大了,该懂事了,要给家里挣钱了,我们太需要钱了。”

赚钱,真的很紧迫。我本应该问莉拉要她许诺给我的钱,因为我陪她去了伊斯基亚岛,但我已经决定不再见她,尤其是斯特凡诺跟农齐亚说了那些难听话之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话也是说给我听的),我没去找她要钱。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绝对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接受她给我买学校的教材。有一次我遇到了阿方索,我让他转告莉拉,那一学年的书我已经搞到了,不用她操心了。

八月十五圣母升天日过了之后,我又去了迈佐卡农内街上的书店,因为我是个守规矩、勤快的售货员,另一方面也因为我的容貌,在海边晒了太阳之后,我看起来漂亮多了,书店老板开始拒绝了一下之后,又让我去那里上班了。但他要求我在开学之后还继续留在那里上班,下午要去,整个学校教科书的销售季,我都要留下。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我开始在书店里上班,每一天,每一天都很漫长。我接待那些来卖书的老师,他们的包里装着出版社赠送的书,用不了几里拉就能收来,还有那些学生拿着旧书来卖,要的钱就更少了。

有一个星期我非常焦虑,因为我的月经一直没来。我害怕是萨拉托雷让我怀孕了,我太绝望了。表面上我一本正经,但心里惊慌失措,我整夜都睡不着觉,我没有去寻求任何人的建议和安慰,我把一切都藏在心里。终于在一天下午,我在书店肮脏的厕所里看到了血迹,那是我在那段时间里,少有的快乐时刻之一。对我来说,这次月经好像是一种象征,彻底消除了萨拉托雷对我身体的侵犯。

九月初,我想尼诺应该已经从伊斯基亚岛回来了,我开始害怕,但又希望他能露脸打个招呼。但他没有在迈佐卡农内大街出现,也没有在城区出现。至于莉拉呢,我只是隐约看到过她一两次,有一次是在星期天,斯特凡诺开着车疾驰而过,她坐在丈夫旁边。短短的几秒钟就足使我恼怒。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怎样解决那些问题的。她仍然拥有以前所拥有的一切:汽车,斯特凡诺,有洗手间、电话和电视的房子,漂亮的衣服还有富裕的生活。除此之外,谁知道她脑子里又在密谋着什么。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即使尼诺放弃她了,她也不会放弃尼诺。但我马上抑制住了我的这种想法,因为我想遵守我和自己的约定:我要过自己的生活,把他们排除在外,并不再为此痛苦。出于这个目的,我开始了一种自我心理训练,对于她的出现基本上不做出任何反应。我学会了控制和淡化自己的情感:假如书店老板的手伸向了我,我会心平气和地推开;假如那些来卖书的顾客非常不礼貌,我也会不露声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是在我母亲面前,我也能做到柔声细语。每天我都想:我命该如此,我要听天由命,接受现实。我出生在这个城市,说这种方言,我没有钱。我付出我所能付出的,获得我所能获得的,忍受那些该忍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