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图佐夫接受指挥全军的大权后，想起安德烈公爵，就把他召到总司令部。
安德烈公爵来到察廖夫-扎伊米歇那天，正逢库图佐夫第一次阅兵。村里司祭家门口停着总司令的马车，安德烈公爵就在那里停下来。他坐在大门口长凳上等候总座——如今大家都这样称呼库图佐夫。村外田野上，不时传来军乐声和向新任总司令欢呼的“乌拉”声。大门外，离安德烈公爵十步的地方，两个勤务兵、一名信使和一个管家，趁总司令不在，在那里晒太阳闲聊。一个皮肤浅黑、留着络腮胡子的矮个子骠骑兵中校骑马来到门前，看了安德烈公爵一眼，问：总座是不是住在这里，他快回来了吗？
安德烈公爵说，他不属总座司令部，也是外来的。骠骑兵中校问一个服饰漂亮的勤务兵。那勤务兵现出凡是总司令勤务兵同军官说话时惯有的特别轻蔑的神气说：
“什么，总座吗？大概快回来了。您有什么事？”
骠骑兵中校听到勤务兵那种腔调，冷笑一声，下了马，把马交给传令兵，走到安德烈公爵面前，向他微微鞠了一躬。安德烈公爵在凳上挪挪身子让坐，骠骑兵中校在他旁边坐下。
“您也在等总司令吗？”骠骑兵中校问，“据说，他平易近人，感谢上帝。不像香肠店老板那样难对付。难怪叶尔莫洛夫要求加入德国籍了。看来，现在俄国人可以说话了。要不，鬼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老是撤退，撤退。您参过战吗？”他问。
“我不仅有幸参加过撤退，”安德烈公爵回答，“而且在撤退中失去了一切宝贵的东西，别说庄园和住宅……连父亲都因忧国忧民而死了。我是斯摩棱斯克人。”
“哦？……您是安德烈公爵吧？幸会，我是杰尼索夫中校，但人家都知道我叫华西卡。”杰尼索夫说，握着安德烈公爵的手，特别亲切地瞧着安德烈公爵的脸，“是的，我听说了。”他同情地说。停了一停，他又说下去：“这是一场野蛮的战争。一切都很好，可就是苦了那些代人受过的人。您是不是安德烈公爵？”他摇摇头，“幸会，公爵，真是幸会！”他又带着苦笑补充说，握着安德烈公爵的手。
安德烈公爵听娜塔莎讲过，知道杰尼索夫是第一个向她求婚的人。这段又甜蜜又苦涩的回忆好久没有出现，一直埋藏在他的心底，现在又重新浮起。近来他经历过那么多重大事件，例如斯摩棱斯克的弃守、他的童山之行、前不久父亲的死讯，以致好久没想到那些往事，即使想到也不像以前那样激动。对杰尼索夫来说，安德烈公爵的名字在他心中勾起一系列的回忆，那是一种诗意盎然的遥远的往事。那天饭后，娜塔莎唱完歌，他竟情不自禁地向这位十五岁的少女求婚。他想起当时的情景和对娜塔莎的爱情，微微一笑，接着立刻转到他现在专心致志的事情上。这是他撤退时在前哨拟订的作战计划。他向巴克莱·德·托里提出过这个计划，现在他又想呈报库图佐夫。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法军战线拉得太长，我们不应该去堵截他们，而应该攻击他们的交通线，或者双管齐下。他向安德烈公爵说明他的计划。
“他们不可能守住整条交通线。这是不可能的，我负责去把他们切断；只要给我五百个人，我就能把他们切断，我有把握！有一个办法，就是打游击战。”
杰尼索夫站起来，做着手势，向安德烈公爵说明他的计划。在他说明时，从检阅处传来的军队叫喊声越来越不和谐，越来越分散，同军乐声和歌声混成一片。村庄里响起了马蹄声和吆喝声。
“他来了！”站在门口的哥萨克叫道，“骑马来了！”
安德烈公爵和杰尼索夫向大门口走去，那里站着一队兵（仪仗队）。他们看见库图佐夫骑着一匹不高的枣红马从街上走来。后面跟着一大批随从的将军。巴克莱几乎和他并行；一大群军官跟着他们跑，周围发出一片“乌拉”声。
几名副官领先跑进院子。库图佐夫不耐烦地催促在他沉重身躯下小跑的马，频频点头，举手到他那顶有红箍而无帽檐的白色近卫重骑兵帽边敬礼。他跑近向他致敬的多数佩有勋章的掷弹兵仪仗队，以长官的坚定目光向他们注视了一分钟光景，然后转向身边的将军和军官。他脸上突然现出难以捉摸的神色，困惑地耸耸肩。
“有这样出色的战士还一退再退！”他说，“嗯，再见，将军！”他添加说，催动马匹从安德烈公爵和杰尼索夫身边经过向大门走去。
“乌拉！乌拉！乌拉！”他后面发出一片欢呼声。
自从安德烈公爵上次见到他以来，库图佐夫皮肤松弛，身体臃肿，显得更胖了。但安德烈公爵所熟悉的白眼珠、伤疤、脸上和身上的疲劳神态依然如故。库图佐夫身穿陆军礼服，肩上挂着用细皮条编成的鞭子，头戴白色近卫重骑兵帽。他坐在他那匹骏马上，身子笨重地左右摇晃着。
“嘘……嘘……嘘。”库图佐夫骑马走进院子，轻轻地吹着口哨。在紧张的仪式之后，他脸上现出轻松的神气，似乎想休息一下。他从马镫里抽出左脚，整个身子侧过来，费力得皱着眉头，好容易才把脚抬到马鞍上，臂肘支着膝盖，哼哧了一声，落在准备扶他的哥萨克和副官们怀里。
他定了定神，眯起眼睛环顾了一下，瞧了瞧安德烈公爵，显然没有认出他来，蹒跚地向台阶走去。
“嘘……嘘……嘘。”他吹着口哨，又回头瞧了瞧安德烈公爵。就像一般老年人常有的那样，安德烈公爵的相貌经过几秒钟之后才使库图佐夫想起他来。
“哦，你好，公爵，你好，好孩子，来吧……”库图佐夫疲倦地说，向周围打量着，费力地走上在他脚下吱嘎作响的台阶。他解开钮扣，在台阶旁的长凳上坐下。
“哎，你父亲怎么了？”
“昨天刚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安德烈公爵简短地说。
库图佐夫睁大眼睛惊奇地对安德烈公爵望望，然后摘下帽子，画了个十字：“愿他早日进入天国！愿上帝的旨意降临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他长叹一声，不再作声。“我敬爱他，衷心为你难过。”他拥抱安德烈公爵，把他搂到他那肥胖的胸膛上，好一阵没放手。当库图佐夫放开他时，他看见老人的厚嘴唇在颤动，眼睛里噙满泪水。他叹了一口气，双手撑着凳子站起来。
“来，跟我来，我们去谈谈。”他说。但这时在长官面前和敌人面前同样毫无顾忌的杰尼索夫，不顾台阶上怒气冲冲的副官们的低声阻挡，大胆地碰响马刺，走上台阶。库图佐夫双手撑着凳子，不以为然地瞧着杰尼索夫。杰尼索夫自报姓名，说是有国家大事向总座报告。库图佐夫眼睛疲劳无神，望望杰尼索夫，现出不耐烦的神气，双手放在肚子上，反问道：“国家大事吗？什么事？说吧！”杰尼索夫像小姑娘似的涨红脸（这个嗜酒成癖、满脸胡子的人，脸红，使人觉得挺别扭），大胆地讲着他那个在斯摩棱斯克和维亚兹马之间切断敌人交通线的计划。杰尼索夫在这个地区住过，熟悉那一带地形。他的计划无疑是好的，而从他说话满怀信心这一点来看尤其明显。库图佐夫望着自己的脚，偶尔回头望望隔壁农舍，仿佛那里会出什么麻烦。杰尼索夫说话的时候，从库图佐夫望着的农舍里果然走出一个夹公文包的将军。
“什么？”杰尼索夫讲的时候，库图佐夫插嘴问，“已经准备好了吗？”
“好了，总座！”将军说。库图佐夫摇摇头，仿佛表示：“一个人怎么来得及干那么多事。”接着继续听杰尼索夫报告。
“我以俄国军官的名誉保证，”杰尼索夫说，“我能切断拿破仑的交通线。”
“你同军需官基里尔·杰尼索夫是什么关系？”库图佐夫打断他问。
“是家叔，总座。”
“哦！我们是老朋友，”库图佐夫快乐地说，“好，好，好孩子，你就留在司令部里吧，我们明天再谈。”他向杰尼索夫点点头，转身去接柯诺夫尼岑递给他的文件。
“总座是不是先进屋去一下，”值班将军不满意地说，“要审阅计划，签发几个文件。”这时从门里走出一个副官，说屋里一切都准备就绪。但库图佐夫显然想先办完公事再进屋。他皱了皱眉头……
“不，好孩子，你叫他们把小桌子搬到这里来，我在这里看文件。”库图佐夫说。“你别走。”他转身对安德烈公爵说。安德烈公爵留在台阶上，听值班将军报告。
将军报告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听见门里有女人的低语声和女人绸衣的窸窣声。他朝那边望了几眼，看见门后有个漂亮的女人，身穿粉红衣裳，头戴紫色丝巾，身体丰满，脸色红润，手里端着一个盘子，显然在等总司令进去。库图佐夫的副官向安德烈公爵咬了个耳朵，说这是女房东司祭太太，她要向总座敬献面包和盐以示欢迎。她丈夫在教堂里用十字架欢迎过总座，她则在家里欢迎……“她很漂亮。”副官含笑补充说。库图佐夫听见这话，回头看了看。库图佐夫听着值班将军的报告（主要批评察廖夫-扎伊米歇阵地），就像听杰尼索夫报告那样，也像七年前听奥斯特里茨军事会议上辩论那样。他之所以听着，显然因为他生着两只耳朵，尽管其中一只耳朵里塞有一小段船索，但还是不能不听；不过显而易见，值班将军的报告不仅一点也没使他惊讶，而且完全引不起他的注意，这一切他早就知道，他之所以听着，只因为不能不听，就像不能不听教堂的祈祷那样。杰尼索夫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明智的。而值班将军的话则更有道理，更加明智。但库图佐夫显然轻视知识和智慧，他知道决定问题的不是知识和智慧而是其他东西。安德烈公爵留神观察总司令的脸，发现他脸上只有厌烦的表情，而且总司令很想知道门里的女人在唧唧喳喳地说些什么，但他又不能不遵守礼节。库图佐夫显然轻视才智，轻视知识，轻视杰尼索夫的爱国热情，但他不是凭才智、感情和知识加以轻视（因为他并不想卖弄这些长处），而是凭别的东西轻视它们。他轻视它们是因为他年老资深，经验丰富。库图佐夫在听报告时只就俄军抢劫事发了一个指令。值班将军报告完毕，递上一件公文。那是部队长官应一个地主要求赔偿割青麦的报告，要求总座签字。
库图佐夫听完这个报告，咂咂嘴，摇摇头。
“扔到炉子里去……烧掉！我对你明白说，好孩子，把这种公文统统烧掉。割庄稼，烧木柴，由他们去吧。我不下命令，也不准这样做，但我也不能赔偿。只能这么办。劈柴难免有碎片。”他又看了看公文。“哦，德国人做事真认真！”他摇摇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