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封信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查理，
这样称呼你似乎有些奇怪，但又十分自然，虽然上次见你时我还只有现在年龄的一半。那时我十六岁，深深地暗恋着你——你当时知道吗？你当然知道——现在，我已经幸福地为人妻，为人母，儿子尚且年幼。我总在CNN上看到你主持的《医学博览》栏目，你还是像从前一样英俊。好吧，差不多英俊。那时我们三个人曾经一起钓鱼，或是去弗里波特的铁路剧场看电影。
那些夏日时光似乎属于遥远的过去——你和约翰尼形影不离，而我则是你们俩的小尾巴。你总是愿意带着我，对我很是纵容。但此刻，想到你哥哥般的宠爱，想到过去，我的眼泪便再也无法控制。并不仅仅是为约翰尼，也为我们三个。过去的时光是多么简单而纯粹啊，青春年少的我们又是何等美好！
你肯定看到了他的讣告。“意外身亡”可以掩盖许多罪恶，对不对？新闻里，约翰尼的死被报道为坠落的结果。当然，他的确是坠落了——在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地方，就在去年圣诞节，他还向我问起过那里——可问题是，那并不是一场事故。他的血液里有大量的镇静剂，虽不足以要他的命，但据法医说，足够让他神志不清，特别是他越过栏杆往下看时。所以，才有了“意外身亡”。
可是我知道，他是自杀。
家里和他身上都没有遗书，但约翰尼有可能认为什么都不留下才是仁慈的。而你，身为一个医生，自然知道精神病医生的自杀率有多高。患者的痛苦好像某种酸，慢慢侵蚀了治疗者的心理防线。在大多数案例中，这些防线都足够牢固，可以保持完好。但约翰尼呢？我认为他没有……一切都起因于一个不寻常的病人。而在他活着的最后两三个月里，他睡得很不好，眼睛下面的黑眼圈重得吓人！而且，他总是取消与病人的约诊，开车出去很长时间。他不说去了哪里，但我觉得我可能知道。
说到这里，希望你看完信后看看随信所附的东西。我知道你很忙，但是——如果说这些有用的话——请想想过去的时光，还当我是那个马尾辫总是绑不紧，跟在你后面，默默爱着你的少女吧。
尽管约翰尼独自行医，但最后的四年中，他和其他两位医生一直保持着并不密切的往来。他的一些正在诊断的病例文件——他已不太看病，所以不多——在他死后转交给了其中一个。那些文件是放在他的办公室里的。但当我打扫他在家中的书房时，我发现了一份稿件，现在随信寄给你。是一些笔记，跟一个病人有关，约翰尼称他为“N.”，但我曾见过几次他更正式的诊断记录——并不是偷窥，而是文件夹刚好摊开在桌子上——所以知道这个跟那些都不一样。首先，它们不是在办公室里写的，因为上面没有标题，和通常的诊断笔记不一样，底部也没有红色的“保密”章。还有，你会注意到每张纸上都有一条垂直的、很淡的线。家里的那台打印机打出来就是这样的。
但是，还有别的东西，你打开盒子就能看到。封面上用加粗的黑体打了两个字：焚毁。我差点没看里面的内容就照办了。我想里面大概放了些他私藏的麻醉药，或者网上情色小说的打印稿。最后，好奇心占了上风，我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我后悔这样做了。
查理，我觉得我哥哥可能准备写一本书，奥利佛·萨克斯风格的畅销书。从这几页稿子来看，起初他是想就强迫性神经症的表现做一些研究，考虑到他的自杀——如果真的是自杀！——我怀疑他的兴趣是被那句古老的格言刺激而起的：“医生，先治好你自己！”
不管怎么说，我找到了关于N.的叙述，还有我哥哥越来越凌乱的笔记，里面尽是些十分令人不安的东西。有多严重？严重到我会把这份稿子寄给你——顺便说一下，我并没有复印，所以这是仅有的一份——一个他十年未见、而我十四年未见的老朋友。最初，我的想法是，“也许可以出版，对哥哥来说也是个纪念。”
但我再也不那样想了。问题在于，这份稿件似乎是有生命的，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我知道里面提到的那些地方——我敢打赌其几个地方你也知道——在约翰尼笔记中，N.提到的那块地方，一定和我们小时候上学的地方很近，所以，自从读了那些稿子以后，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想要找到它们的欲望。笔记中令人不安的那些东西没有打消我的渴望，反而正是它们刺激我去探寻。这不是强迫症又是什么？
我不认为找到那个地方是个好主意。
然而，约翰尼的死困扰着我，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哥哥。随信附上的稿件也同样让我困扰。你会看吗？看看，告诉我你的想法好吗？谢谢你，查理。我希望这个请求不会太唐突。还有……如果你决定尊重约翰尼的遗愿烧掉它，我也绝无任何意见。
祝好
约翰尼·博恩森特的“小妹妹”
希拉·博恩森特·勒克莱尔
里斯本街964号
刘易斯顿，缅因04240
又：哦，小时候我是多么喜欢你啊！
2、病例笔记
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
N.，48岁，波特兰一家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离婚，两个女儿，姐姐在加州读研究生，妹妹在缅因州的大学读三年级。他用“疏远但友好”来形容和前妻的关系。
他说：“我知道我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显老，因为我一直失眠。我吃了唑吡坦，还有另外一种绿色的，没用，只让我头昏脑涨。”
当我问他失眠多久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十个月。”
我问他来找我是不是因为失眠，他看着天花板笑了。大多数病人会选择椅子，至少是在首次问诊时——一位女性病人曾对我说，躺在沙发上让她觉得自己像《纽约人》漫画里可笑的神经病——但N.直接坐到了沙发上。他躺在那儿，双手交叉，紧紧地贴在胸前。
“我想，我们都知道不是那样，博恩森特医生。”他说。
我问他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想去掉眼睛下面的黑眼圈，我要么去找整形外科，要么就去找我的家庭医生了——顺便说一下，是他向我推荐你的，他说你非常优秀——向他要一些比唑吡坦更强的药。肯定是有药效更强的，不是吗？”
我没说话。
“据我所知，失眠往往只是某个问题的症状。”
我告诉他，并非总是如此，但在大多数的案例中的确如此。我又补充道，如果确有其他问题，失眠不会是唯一的症状。
“哦，是还有其他的，”他说，“成百上千个。看看我的鞋。”
我看看他的鞋。他穿的是系带的劳动靴，左脚的鞋带系在上面，右脚的却是在下面绑住的。我说，这很有趣。
“是的，”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女孩们中流行，有男朋友的把运动鞋的鞋带系在下面；或者有了喜欢的男孩，她们想要谈恋爱。”
我问他是不是也有稳定的女朋友，想以这个话题消除他的紧张。紧张通过他的姿势表现出来一一他的手指紧紧握在一起，指关节都发白了，就像是生怕不握紧它们就飞走了似的。然而，他没有笑，连一丝笑意都没有。
“谈恋爱我是有点老了，”他说，“但我的确有想要的东西。”
他考虑了一下。
“我试着把两只脚上的鞋带都绑在下面。没用。但是一只上一只下，似乎真的有点用。”他把右手从左手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拇指和食指伸出来，几乎挨在一起，比划道，“大概这么多。”
我问他想要什么。
“想要我的脑子恢复正常。但通过将高中流行的鞋带绑法稍作改变，妄图治好自己的脑袋，你也会觉得这人疯了，对不对？疯了的人们应该寻求帮助。如果他们还有残存的一点理智——这一点我倒不谦虚—一他们就会知道，所以我来了。”
他又把两手紧紧握在一起，看着我的眼神有挑衅也有害怕。还有，我想，一些释然。不眠的夜里，他肯定曾经想象过告诉一个精神病医师自己精神有毛病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而当他真的这样做了，我并没有尖叫着冲出房间，也没有叫来一群穿白大褂的进来。在一些病人的想象中，我在旁边的房间里安置了许多这样身穿白大褂，手拿蝴蝶网和约束衣的人。
我请他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白己的精神困扰，他耸耸肩。
“还不是强迫症的那堆症状。恐怕你都听过一百遍了。我来这里是为了对付症状背后的东西，也就是发生在去年八月份的那件事。我想，或许你可以给我催眠，让我忘了它。”他充满希望地看着我。
我告诉他，虽然他的要求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但催眠更有效的是用于帮助记忆，而不是屏蔽记忆。
“啊，”他说，“我不知道原来是这样。该死。”他再次看着天花板，半边脸的肌肉活动着，我猜他还有话要说。“要知道，这有可能有危险。”他住了口，但我知道他还会说下去；他下巴上的肌肉还在绷紧、又放松。“我的问题有可能非常危险，”他又停下了，“对我而言，”再次停下，“对其他人而言可能也是。”
每次诊疗都是不断选择的过程，都是一条条没有路标的分岔路。这时，我可以问他那是什么——那个危险的东西——但我没有问。相反，我问他，他所说的一堆强迫症的症状是什么。除了一只脚上的鞋带靠上，另一只靠下以外，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例子。（这句话我并没有对他说。）
“你都知道。”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有些不舒服。我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快；他并不是第一个让我不舒服的病人。精神病医师就像业余的洞穴勘探者，真的，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告诉你，洞穴里到处都是蝙蝠和臭虫。不是什么让人心旷神怡的东西，但大多数是无害的。
我请他回答我的问题，并提醒他，我们目前还处在相互了解的阶段。
“你也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是的，我告诉他，我也没有女朋友。
“我们最好快点了，”他说，“因为我在你这里处于橙色预警状态，博恩森特医生，很快就要进入红色预警。”
我问他是否数东西。
“当然了，”他说，“《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里有多少条线索……星期天的时候我数两次，因为填字的格子更大，数两遍更有把握。事实上，是有必要。我数自己的脚步。打电话给别人时电话铃要响几下。大多数工作日里，我在‘殖民地餐厅’吃饭，离我的办公室有三个街区；去那里的路上，我会数一路上看到的黑鞋子有几双。回来时，我数棕色的。也有一次我试着数红色的，但那感觉很荒谬。只有女人才会穿红色的鞋子，而且并不常穿，特别是白天。我只看到了三双，所以我又回到了‘殖民地餐厅’，从头开始，但我这次数的是棕色。”
我问他是否必须数到一定的数量才会感到满足。
“三十就可以，”他说，“十五双。大多数日子里，达到这个数字没问题。”
为什么有必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呢？
他想了想，看着我。“如果我说‘你知道的，’你会不会又让我解释那些你本来就该知道的东西？我是说，你对强迫症并不陌生，而我对此也查找过资料——查了不知多少——在我自己的脑子想过，也在网上看过，所以，我们能不能直入主题？”
我说，大多数执着于数数的人都觉得达到某个数量——称之为“目标数字”——才能维持某种秩序。比方说，保证世界围绕其中心转动。
他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一天，当我数着鞋子往办公室走时，看到了一个残疾人，一条腿自膝盖以下没了。他拄着拐杖，断腿上套了一只袜子。如果他穿了一只黑色的鞋，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就像我说的，我是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可他的那只鞋是棕色的。于是，我一天都过得心神不宁，夜里也完全睡不着。因为奇数是不好的。”他敲了敲自己的半边脑袋，“至少在这里它们是不好的。我脑子的一部分还是理性的，告诉我这都是无稽之谈，但另一部分却知道这绝对是有道理的，而后一部分是占上风的。你会想，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事实上那天运气很好，我们一直头疼的国税局审计竟然毫无理由地被取消了——这种偏执就能打破，可事实并非如此。我数到了三十七只棕色鞋子而不是三十八只，但世界并没有终结，脑中非理智的那个声音就说，那是因为鞋子的总数不只是超过了三十，而且是超过了许多。
“往洗碗机里放餐具时，我会数盘子。如果超过十以后是偶数，就很好。如果不是，我会再往里放人适当数量的干净盘子。餐叉和勺子也是一样。洗碗机前面的小塑料盒里至少应该有十二副餐具。因为我是一个人住，也就意味着经常要往里面放干净的。”
刀呢，我问，他立刻摇了摇头。
“从来不算刀。不放在洗碗机里。”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停了一下后，他有些负疚地斜着眼看了我一眼。“我总是用手洗刀，在水池里。”因为刀放在银器盒里会影响世界的秩序，我试探地说。
“不！”他叫了起来，“你是明白的，博恩森特医生，但你又不是完全明白。”
既然如此，我就需要你的帮助，我说。
“世界的秩序已经乱了。去年夏天，去阿克曼地时，是我打乱了它。只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我问。
“是的。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但也够了。”
我问他，他是要让世界恢复原来的秩序，还是要防止它变得更糟。
听到我的话，他的脸上露出了难以言表的轻松，所有绷紧的肌肉都松弛下来，仿佛一直以来渴望吐露的话终于被人大声地说了出来。类似这样的时刻就是我工作的意义。并非治愈，远不是，但此时，N.得到了一些轻松。我不知道他原先对此是否抱有希望。大多数病人没有。
“我修不好，”他小声说，“但我可以不让它变糟。是的，我一直都是那样做的。”
我再次来到了分岔口。我可以问他去年夏天发生了什么——去年八月份，我想——在阿克曼地，但问这个问题很可能为时尚早。拔掉这颗坏牙之前，最好再松动一下牙根。而且，我真的怀疑患病的根源距今如此之近。更有可能的是，去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只是个导火索。
我让他再告诉我一些其他的症状。
他笑了。“那会说上一天的，而我们只有……”他朝手腕看了看，“……二十二分钟。顺便说一下，二十二是个好数字。”
因为是偶数吗？我问。
他点头的样子暗示我问答案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在浪费时间。
“我的……我的症状，你是这么说的……有好几类。”他又抬头看着天花板，“它们可以分为三类。它们从我身上突出来……我身上理智的那部分……像石头一样……石头……哦上帝，上帝……像那片该死的地里那些见鬼的石头……”
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起初，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仍然躺在沙发上，双手交叉看着天花板。但过了一小会儿，他伸手到旁边桌子上的纸巾盒，我的接待员桑迪称之为“克里内克斯的永恒之盒”。他抽了两张，擦了擦脸后把纸揉成一团，用手紧紧握住。
“有三类，”他又开始讲，声音有些发颤，“数数是第一类。它很重要，但没有摸东西那么重要。有些东西是我必须摸的。比如燃气灶的炉头。早上离家之前和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摸一遍。其实看也能看出煤气灶是关着的——点火针是垂直向上的，炉头也是暗的——但我还是需要去摸一摸才能完全放心。烤箱门的前面也是。然后，我开始在离开房间或办公室前摸电灯开关，很快地碰两下而已。开车的话，上车之前要在车顶轻轻碰四下，到达目的地之后碰六下。四是个好数字，六更好，但十……十就像……”我看到，沿着他刚刚没擦净的一条泪痕，眼泪从他的右眼角流出来，直流到耳垂。
就像梦中的女孩成为了女朋友？我试探着问他。
他笑了。他的笑容温柔而疲倦——仿佛清早发现自己越来越瞌睡时的笑容。
“对啊，”他说，“而且她把鞋带绑在下面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还摸其他东西吗？我问。其实，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从业的五年来，我见过许多这样的案例。有时我会觉得那些不幸的病人就像是在被食肉的鸟啄食。那些鸟是隐形的——至少在一个优秀或幸运或两者兼具的精神病医师让它们显形之前是这样——但它们仍然十分真实。奇妙的是，竟然有那么多强迫症患者还能够表面正常地生活。他们工作，他们进食——诚然，他们吃得往往要么不够，要么太多，他们去看电影，他们和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妻子或是丈夫做爱……而那些鸟无时无刻不在那里，抓住他们的身体，一点点地啄走他们的肉。
“我摸很多东西，”他再次看着天花板，露出了好看却疲倦的笑容，“基本上你能叫出名字的，我都会去碰。”
这么说，数数很重要，我总结道，但触摸更重要。比触摸还要重要的是什么？“放置。 ”他说。他突然浑身颤抖起来，像是一条被冷雨浇透的狗。“哦上帝。”
他猛地坐起身来，腿搭在沙发边上，摇晃着。旁边的桌子上，除了“克里内克斯的永恒之盒”外，还放着一瓶花。一眨眼的工夫，他就重新摆放了盒子和花瓶，使它们呈对角线排列。然后，他从花瓶里拿了两支郁金香，花茎相接，一朵花对着盒子，一朵花对着花瓶。
“这样就安全了。”他说。他犹豫了一下，随后点了点头，像是在脑子里确认了一下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样就维护了世界。”他又犹豫了一下，“起码目前可以。”
我朝腕上的手表看了看。时间到了，对于一次诊疗来说，这样的进展还算可以。
“下周见，”我说，“老时间老地方，不见不散。”有时，我会把这句略带玩笑口气的话变为一个疑问句，但对于N.，我没有。他需要再来，他自己知道这一点。“没有灵丹妙药，嗯？”他问。这一次，他的笑容几乎有些忧伤，让人不忍心看。
我告诉他，起码他会感觉好受些。所有的精神病医师知道，这样乐观的暗示总归没有什么坏处。然后，我告诉他扔掉他的唑吡坦和那些绿色的小药片——我猜是鲁尼斯塔。如果那些药晚上不管用，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找麻烦。在295号公路上睡着并不能解决他的任何问题。
“对，”他说，“我同意。医生，我们还没讨论过问题的根源。我知道它是什么——”
也许下周我们会讨论那个，我告诉他。而在那之前，我希望他做一个表格，分为三部分：计数、触碰、放置。能做到吗？“可以。”他说。
我以近乎随意的口气问他有没有自杀的念头。
“那样的念头不是没有过，但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个回答很有趣，但也让人担心。
我给了他一张名片，告诉他，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一旦自杀的念头变得更有吸引力，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会的。可这话又有什么用呢？大多数病人都是这么保证的。
“与此同时，”送他出门时，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试着与生活恋爱。”
他看着我，脸色苍白，没有笑容，一个被看不见的鸟啄成碎片的人。
“你看过阿瑟·梅琴写的《潘神》吗？”
我摇摇头。
“那是人类写过的最可怕的故事，”他说，“里面有一个角色说，欲望总是取胜。但他所说的其实并不是欲望。他真正所指是强迫性的内心冲动。”
给他开帕罗西汀？或是百忧解。但直到我进一步了解这个有趣的病人才能决定。
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次见面时，N.带来了他的“家庭作业”。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世界上有很多事是信不过的，也有很多人是靠不住的，但强迫症患者，除非他们生命垂危，差不多总能完成任务。
从某个角度来说，他的图表是可笑的；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可悲的；再言之，又是可怕的。毕竟，他是个会计，我猜他在躺到沙发上之前交给我的文件夹中的内容就是用他的某个会计程序做的，因为文件夹里的纸张都是空白表格的格式。表格里填的不是投资，也不是收入，而是N.的强迫症的复杂表现。最上面的两张表标题是计数；接下来的两张是触摸；最后六张是放置。我浏览了一下这几张表格，难以想象他是如何有时间从事其他活动的。然而，强迫症患者总是有办法的。我又想到了那些看不见的鸟；我看到它们绕着鲜血淋漓的N.，一点点啄走他的血肉。
等我抬起眼时，他已经躺在沙发上了，手还是像上次那样交叉着放在胸前。而且，他同样也重新摆放了桌上的纸巾盒和花瓶，让它们对角相连。今天的花是白色百合。看到它们那样摆在桌上，我不由地想到了葬礼。
“请不要让我把它们放回原位，”他抱歉地说，但态度很坚决，“否则我马上离开。”
我告诉他我绝对无此打算。我拿起表格，恭维他说那些表格看起来非常专业。他耸耸肩膀。然后，我问他，那些数字是总的概数，还是仅仅记录了上个星期。
“只是上周。”他的语气仿佛这完全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我想，可能的确如此。一个被鸟群啄食的人是不会在意去年甚至上个星期的侮辱和伤害的；他关心的只有今天。还有，未来。愿上帝帮助他。
“这里有两三千个条目吧。”我说。
“我把它们称作事件。共有六百零四个计数事件、八百七十八个触摸事件和两千两百四十六个放置事件。你会注意到，都是偶数。它们加起来是三千七百二十八，同样也是偶数。把每个数位上的数字加起来——三、七、二、八——得到二十，同样是偶数。一个好数字。”他点点头，像是对自己确认这一点，“三千七百二十八除以二，会得到一千八百六十四。一、八、六、四，各个数位上的数加起来是十九，一个强大的奇数，强大而糟糕。”他竟颤抖了一下。
“你一定很累吧。”我说。
他没说话，也没有点头，却仍然以他的方式回答了我。泪水沿着他的脸颊一直流到耳旁。我不想加重他的负担，但我也意识到一个事实：如果不尽早开始——希拉妹妹会说，“别磨磨唧唧绕圈子”一一恐怕他根本就无法进行下去。从他的外表可以看出，他的状况在恶化：衬衫皱皱巴巴，胡子也刮得潦草，头发长久没有修剪，而且，如果去向他的同事打听，我敢说得到的是他们心照不宣、欲言又止的眼神。那些表格做得十分细致专业，但N.的精力已经快耗尽了。在我看来，除了直入主题，触及问题的核心以外，帕罗西汀或是百忧解或是其他什么药物，都没有任何作用。
我问他是否准备好告诉我去年八月发生了什么。
“是的，”他说，“这正是我来的目的。”
他从纸巾盒里抽了几张纸，疲惫地擦了擦脸，“但是，医生……你确定想要知道吗？”
从来没有哪个病人这样问过我，也没有人以那样同情而又勉强的口气跟我说过话。但我给了他肯定的答案，我确定想知道。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而为了得到帮助，他必须先帮助他自己。
“即使冒着沦落到我这一步的风险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我是陷进去了，但我认为——我希望——我还没有变成像溺水的人那样慌不择路，把任何试图救我的人都拖下水。”
我对他说我不太明白。
“我来这里，因为这些都在我的脑子里，”他边说边用指关节敲了敲太阳穴，像是要确保我知道他的脑袋在哪里，“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我也不清楚。我说我陷进去了，就是这个意思。而如果这一切不是臆想一一如果我在阿克曼地看到和感觉到的是真实的——那么我身上携带的就是一种感染源，可能会传染给你。”
阿克曼地。尽管所有的谈话都有录音，我还是在纸上记下了这个名词。小时候，妹妹和我生活一个叫哈洛的小镇，安德罗斯科金河的岸边是我们的学校：阿克曼小学。那里距此不远，最多三十英里。
我告诉他我要碰碰运气，最后说——为了给他更积极的心理暗示——我确定我们都会没事的。
他发出空虚而落寞的一声笑。“那样就好了。”他说。
“告诉我阿克曼地发生了什么。”
他叹了口气，说道：“是在莫顿。安德罗斯科金河的东岸。”
莫顿，离切斯特米尔镇很近。我母亲曾在莫顿的“男孩山农场”买牛奶和鸡蛋。N.说的那个地方距离我长大的农庄超不过七英里。我差点脱口而出，我知道那里！
我的话并未出口。然而，他眼神锐利地看着我，几乎像是看透了我。也许他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并不相信所谓超感觉，但也并非全然否定这一可能性。
“永远别去那儿，医生，”他说，“甚至别去找。答应我。”
我答应了他。事实上，我有十五年没有回过缅因州的那个破落的小镇了。那里对我而言虽然距离上近在咫尺，心理上却远在天边。在为其鸿篇巨制命名时，托马斯·沃尔夫一如往常般一语中的：《无处还乡》；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妹妹希拉经常回去，她和儿时的几个朋友还保持着密切联系——可对我来说是这样。若是我写一本书，书名恐怕要叫做《不想还乡》。我对那里的记忆只有长着兔唇、在操场上横行霸道欺负人的家伙们，还有空荡荡的房子，没有玻璃的窗户像眼睛一样空洞地瞪着行人，车辆破破烂烂，连天空都总是又白又冷，常有乌鸦飞过。
“好。”N.说，他仰起头，咧咧嘴，牙齿露了出来。我确信，这并非挑衅的表情，而是一个人准备举起足以让他明天腰酸背疼一整天的重物。
“我不知道能不能表达清楚，但我会尽力的。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八月的那天之前，我最接近强迫症的举动只是上班前去下洗手问，看看自己的鼻毛是不是都修理干净了。”
也许他说的是真的；更有可能不是。我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相反，我让他告诉我那天发生了什么。他照办了。
接下来的三次见面中，他都在讲述去年八月的事情。第二次见面——也就是六月十五日——他给我拿来一本月历。按俗话说，那东西是第一号证物。
3、N.的故事
我以会计为业，爱好摄影。离婚之后——孩子们都长大了，这样的离婚与在孩子年幼时离婚不同，但也差不多痛苦——大多数的周末，我都拿着我的尼康到处转悠，拍拍风景。我的相机是用胶片的，不是数码的。每年快到年末时，我会挑十二张最满意的照片做成月历。是在弗里波特的一家名叫茶隼印刷的小店里制作的。收费不菲，但做得很好。我把它们当做圣诞礼物送给朋友、同事和客户。有些客户，但不是很多——有些月入五六位数的人通常喜欢昂贵的东西。但我，宁愿每次都收到漂亮的风景照。我没有阿克曼地的照片。我拍了一些，但从来都洗不出来。后来，我借了一台数码相机。结果不仅照片没有出来，连相机里面都烧坏了，我不得不买了台新的还给人家。当然这也是小事。那时，我就想，反正就算真的拍了那个地方，我也会把照片毁掉的。那是说，如果它允许的话。
我问他“它”指什么。N.无视我的问题，仿佛完全没听见。
整个缅因和新罕布什尔我都拍遍了，但还是最喜欢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我住在城堡岩，但我是在哈洛长大的，跟你一样。别那么吃惊，医生。我的家庭医生向我推荐了你之后，我就用谷歌搜索了一下你的信息——现在这年头，每个人都在用谷歌，想搜谁就搜谁，不是吗？
不管怎么说，我拍得最好的是中部缅因：哈洛、莫顿、切斯特米尔、圣利弗斯、圣利弗斯堡，坎顿、里斯本瀑布。换句话说，都在宏伟的安德罗思科金河沿岸。不知为什么，那些照片看上去更……真实。二零零五年的月历就是个好例子。我给你拿一本来，你自己来看。一月到四月，九月到十二月，都是在本地拍的。五月到八月……让我想想……果园沙滩……沛马奎特，当然，是那里的灯塔……哈里森州立公园……还有巴港的雷霆洞。我认为我在雷霆洞很是拍了些好照片，当时很激动，但把照片洗出来之后，现实击碎了我的得意。不过是些寻常的“到此一游”之类的照片罢了。构图不错又如何？任何风景照片做的月历构图都不错。
想听听我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的观点吗？我认为，摄影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艺术。人们似乎有理由相信，只要一个人构图的感觉还可以——再加上在任何一个摄影培训班里学到的一点技巧——就可以把任何漂亮的风景用胶片捕捉下来，特别是当你很喜欢那个地方的时候。不管是缅因州的哈洛，还是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只要你选对了合适的滤光器，然后对焦，拍摄，就可以了。可是，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地点在摄影中的地位就跟它在绘画、故事和诗歌中一样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
长时间的停顿。
其实我知道。因为一个追求艺术的人，特别是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会把他的灵魂放入创作中。对于一些人来说——我猜，比如那些有流浪精神的人一一灵魂是可以随处安放的。但是对我来说，它似乎连巴港那么近的地方都没有去过。那些在安德罗思科金河沿岸拍摄的照片……它们仿佛在和我对话，而且也与别人说话。茶隼印刷社的人对我说，纽约的书商很可能愿意将我的照片出版，这样，就会有人为我的月历买单，但那个主意从来没有打动过我。怎么说呢，似乎有点太……公开化？或是自命不凡？说不清楚，就是那类的感受吧。
我做的月历本来就是些小东西，朋友之间送送而已。而且，我有自己的工作，也乐意跟数字打交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个爱好，我的生活会无味很多。知道有几个朋友会把我的月历挂在厨房或客厅，我就很开心了。甚至挂在脏衣室也无所谓。讽刺的是，自从在阿克曼地进行了几次不成功的拍摄后，我就没怎么拍照了。
我想，我生活中的那部分算是完结了，它在我心里留下一个空洞，一个在夜晚会呜咽、仿佛被风贯穿的空洞。那阵风想要填满它，替代原先在那里而现在却已不在的东西。有时，我觉得生活又悲哀，又糟糕。真的，医生，我真的这样觉得。
去年八月的某一天，我无意间来到莫顿的一条土路上。我并不记得以前见过那条路。我边开车边听广播，虽然看不到安德罗思科金河，但凭着河水散发出的潮湿而又清新的味道，我知道它就在不远。你肯定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条河的味道一直没有变。总之，我上了那条路。
路面崎岖不平，有几个地方完全被水冲坏了。天色已晚，肯定已经差不多晚上七点了，我一直没有停下来吃晚饭，到那里时肚子便饿了。就在我想要掉转车头时，前方的路突然变得平坦了，而且由一路来的下坡路转为向上爬了。河水的味道更加浓。关掉广播后，我听到了河水的声音一一不太响，不太近，但可以听得到。
然后，路中间有一棵倒下的树挡住了去路，我几乎就要掉头了。虽然几乎没有倒车的空间，但原本还是可以走回头路的。我离117号公路只有大概一英里，五分钟内我就可以离开那个地方。现在想来，我们生命的光明面存在着某种力量，正是那种力量当时在给我机会。如果去年那时候我掉转车头，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同。然而，我没有。因为那味道……它总让我想起童年。而且，小山的山顶现出了更多的天光。那里的树——有松树，更多的是白桦——肯定比别处少。我还想，“那边肯定是块空地。”若真是空地的话，很有可能是俯瞰大河的。还有一个想法是，那边会比较容易倒车，但比起这些，更能说服我向前的是，说不定我能拍到日落的安德罗斯科金河。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去年八月有几次非常壮丽的日落，的确如此。
于是我走出车门去搬那棵树。那是一棵桦树，腐烂得厉害，几乎在我手里散了架。回到车里后，我又一次差点往后退。我相信，的确有一种力量把人牵引到光明的地方。但是，树搬走后，河水的声音似乎更清晰了——我知道这个想法很蠢，但当时的感觉真的是那样——于是我放慢了速度，开着我的丰田越野车继续往前。
我看到了一棵树上挂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阿克曼地，禁止狩猎，不得入内。再往前走，先是左边的树渐渐稀少，后是右边，再后来，就看到它了。我目瞪口呆，几乎记不得是怎么关掉引擎走出车门的，也记不得要拿相机。但我肯定是本能地抓起了相机，因为等我走到阿克曼地的边缘时，我发现相机就在我手上，背带和镜头包挨着腿。我的心像是被击中、被穿透了，一下子被抛出了日常生活的世界。
现实是神秘的，博恩森特医生，日常所做之事和所接之物是蒙在上面的一层布，盖在了它的黑暗和光明。我想，在死者身上蒙一块布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死者的脸就像是一扇门。这扇门对于我们目前是关闭的……但我们都知道，它不会永远关着。总有一天，它会向我们打开，每个人都会走进去。
然后，世界上有些地方，盖在上面的布破了，露出了现实。下面的脸在向外张望……但不是尸体的脸。如果那样反倒好了。阿克曼地就是那样的地方，难怪那块地的主人要挂个不得入内的牌子了。
天光渐渐隐退，太阳像个红红的火球，顶部和底端略平，悬在西边的地平线上。大河蜿蜒的河水在夕阳下像是一条血红而蜷曲的长蛇，据此大约八到十英里，但水流的声音仍穿过傍晚寂静的空气传到我耳边。河的另一岸是绵延的树林，蓝灰色一片，一直到遥远的天边。看不见一栋房子或是一条路，也没有鸟的叫声，就好像我穿越到了四百年前。或是四百万年前。白色的雾气从草堆上升起，飘得很高。没有人来打扰，尽管这是块广阔的田地，草也长得好，适合畜牧。暗绿色草丛里升腾的雾气看上去像呼吸一样。就像是土地本身是活着的。
我想，我当时踉跄了一下。不是因为那块地的美丽，尽管它的确很美；而是眼前所有的一切看上去很稀薄，几乎像是幻觉。然后。我看到草地上冒出了那些该死的石头。
一共有七块石头，或许是七块，最高的两块大约有五英尺高，最矮的大概三英尺，其余的介于这两个高度之间。我记得自己走向最近的一块，但这段记忆就像是在清晨的阳光中回忆昨晚做的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当然知道，梦肯定是你每天工作都要打交道的。但那不是梦。我能听见草被风刮着在我的卡其裤子上蹭来蹭去，能感觉到膝盖以下都潮湿了粘在腿上。时不时地会有树枝——地里零星生长着一些漆树——挂住我的镜头包，挣开后会更重地撞在我的大腿上。
我走到最近的一块石头面前，它是最高的两块之一。起初，我觉得上面刻着像是脸的图案——不是人脸，而是野兽和怪物——但当我稍微变动位置，便发现那不过因为傍晚的光线加重了阴影，使它们看上去像……像任何东西。事实上，当我在新的角度站了一会儿后，我又看到了新的脸。一些脸有点像人，但同样恐怖。不，应该说更恐怖，因为人类总是更恐怖的，你说呢？因为我们了解人类，我们理解人类。或者说我们自认为如此。这些脸看上去又像尖叫又像大笑。也许是同时在做这两件事情。
当时，我以为这些都是我的想象。眼前的景色广阔宏伟，绝世独立，时间在这里仿佛是静止的，一切都不会改变，看上去顶多还有四十分钟就会落下的太阳会永远这样悬挂在西边的地平线上，空气像是被蒙住了一样，什么都看不真切。我以为是这些因素让我在什么都没有的石头上看到了脸，纯属巧合。现在，我的想法不一样了，可是已经太迟了。
我拍了几张照片。好像是五张。不是个好数字，可惜我那时候并不知道。然后，我后退了几步，想把七块石头都拍进去，而当我对焦时，我发现，事实上那里有八块石头，围成了一个圈。可以看得出来一一只要你用心去看，就能看出——它们是地下某个地质结构的一部分，要么是万古之前突出地表的，要么是距今稍近些时候被洪水冲刷出来的，阿克曼地有一个向下倾斜得很厉害的陡坡，所以我觉得有第二种可能性的存在，但它们似乎也是某个规划的产物，就像德鲁伊之圈里的石头一样。尽管上面并没有雕刻的图案，只有自然力作用的痕迹。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后来我在白天的时候重返那里再次确认过，结果只看到石头上的沟壑。仅此而已。
我又拍了四张照片——加起来是九张，也是个坏数字，虽然比五稍微好一点——当我放下相机，再次用肉眼看去时，我又看到了石头上的脸，它们斜着眼，咬牙切齿地冲我露出狰狞的笑容。有些是人脸，有些是野兽。我数到了七块石头。
可是，当我从镜头里看时，又变成了八块。
我开始感觉头晕和害怕。我想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离开——离开这块地，回到117号公路，把收音机里的摇滚开得大大的。但我拔不动脚，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像让我们一直吸气、呼气的本能那样不着痕迹——不让我走。我觉得，要是我走了，就会发生很可怕的事，而且说不定牵扯的不止是我。那种稀薄感再次席卷过来，似乎在此处，世界十分脆弱，一个人就能制造不可想象的灾难，如果他不是非常、非常小心的话。
我的强迫症就是那时开始的。我从一块石头走到另一块石头，一个个地数过去、摸过去，标记它们所在的位置。我想走——疯狂地想要离开——但我把那套动作继续了下去，因为不得不那样做。我知道，就像我知道自己要活着就得不停地呼吸一样。完成之后，我回到开始的地方，才发现自己不住地颤抖，出了一身汗，再加上露水和潮气，已经湿透了。摸那些石头的感觉……很不好。你会产生一些……想法。还会看到一些画面，丑陋的画面。其中一幅画面是，我在用斧头砍我的前妻，她尖叫着，伸出鲜血淋漓的双手想挡住斧头，而我却在哈哈大笑。
但是，那里有八块石头。阿克曼地里有八块石头。八是个好数字。一个安全的数字。我知道。至于我是从镜头里看到的，还是肉眼看到的，这是无关紧要的；把它们摸过一遍后，它们就被固定住了。天更黑了，地平线上方的太阳已经落了一半，绕着石头转圈一定是花了二十分钟或更多，那个圈大约直径有四十码，但我可以清楚地看到——空气中的东西诡异地变得清晰了。我仍然觉得害怕——所有的一切、甚至连鸟儿也通过它们的沉寂告诉我这里不对劲——但我同时又感到松了一口气。我已经纠正了，至少是部分的错误，通过我摸石头……还有，再看一次。牢牢记住石头在这块地里的位置，这点与触摸同样重要。
他停下想了一下。
不，应该说，更重要，因为它们连着这个世界和世界以外的黑暗，不让黑暗涌上来，把我们淹没。我想，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我转身离开，快走到车前时——我甚至已经碰到了把手——不知什么力量又让我回过头去。就是在那时，我看见了。
他沉默了很久。我注意到他在颤抖。不知什么时候，他出了很多汗，在他额头上像露珠一样闪着光。
石头中间有什么东西，在它们不知是偶然还是刻意围成的圆圈中间。那东西像东方的天空一样黑，又像草地一样绿。它在慢慢地转动，但一刻也没有把眼睛从我身上挪开。它是有眼睛的，令人作呕的粉色眼睛。我知道——我的理智知道——那肯定是天上的光线，但与此同时，我又知道没那么简单。是某个东西在利用光线。某个东西在利用落日来获得视觉，而它看的正是我。
他又哭了起来。我没有递给他纸巾，因为我不想打破倾诉的状态。然而，事实上我也不确定自己究竟会不会做出递纸巾这个动作，因为他仿佛给我施了咒语。他描述的是他的幻觉，可能他自己对此也有所认识——他说，“像脸一样的阴影，”
等等——然而，这些幻觉十分逼真，而逼真的幻觉会像喷嚏里的感冒病毒一样传播。
我一定是往回走了。我并不记得那样做了，但我记得自己站在外面的黑暗中，看着那可怕怪物的脑袋，还想，有一个，就会有更多。八块石头就能关住它们——就那也是勉强的——但要是只有七块，它们就会从现实另一端的黑暗中跑出来，控制这个世界。我知道，我看见的只是最小最弱的一只。我知道，那瞪着粉色眼睛、嘴里伸出长羽毛般的东西、头像压平了的蛇头一样的怪物不过是个婴儿。
它看见我在看它。
那该死的怪物咧开嘴对我笑了。它的牙都是头。活着的人的头。
我踩到了一根枯树枝。它折断了，发出了鞭炮一样的脆响，打破了催眠。我认为，说当时石圈中漂浮的怪物在催眠我未必是不可能的，就像蛇可以催眠一只鸟那样。
我转身就跑。镜头包一直在拍打我的腿，每一下都像是在说醒醒！醒醒！离开！离开！我一把拉开车门，听到了轻微的铃声，说明我刚刚把钥匙留在打火器里了。我想到了一部老电影，威廉·鲍威尔和默娜·罗伊站在一家豪华酒店的前台，鲍威尔摇铃呼唤服务生。在那样的时刻竟然还有闲心胡思乱想，人的脑子可有意思。我们的脑子里也有一扇门——我是这样认为的。那扇门阻止疯狂淹没理性。而在关键时刻，那扇门一下子打开，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跑出来了。
我发动了车子，并打开收音机，音量调大，震耳欲聋的摇滚乐跑了出来，我记得是谁人乐队。我还记得打开了车头大灯，灯亮时，那些石头像是朝我跳过来一样，我差点叫了出来。但那里有八块石头，我数了，八块就是安全的。
又是长时间的停顿，差不多有一分钟。
接下来我记得的事情，就是回到了117号公路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的，到底是调转车头还是原地倒车。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但到那里时，谁人乐队的歌已经放完了，收音机里放的是大门乐队。
上帝啊，那首歌是《跳到另一边》。
我把收音机关了。恐怕我不能再往下说下去了，医生，今天是不行了。我累了。
他看上去的确如此。
下次见面
我还以为那个地方的影响力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就能消失——只不过是一次树林里的不快经历罢了——毫无疑问，在我回到自己的起居室里，把灯和电视都打开后，我就会没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真要说情绪上有什么变化，只能说那种混乱而又恐慌的感觉——摸到了与我们的世界敌对的另一个世界——似乎更强了。而且，我仍然相信自己确实在石圈中间看到了那张脸——更糟的是，那张脸暗示了其后有一个巨大的爬行动物的身体。我觉得被……感染了，被我自己脑子里的想法感染了。我还觉得危险，担心想得太多就会把那怪物召唤出来。而它不会独自前来。
那个世界也会一并涌过来，就像从湿透了的纸袋底部泼出来的呕吐物一样。
我在屋里转了一圈，把所有的门都锁上了。可我又觉得肯定忘了两扇，于是我又转了一圈，检查了一遍。这次，我开始计数：前门、后门、食品室的门、地窖门、车库顶门、车库后门。共有六扇，我想到，六是个好数字。就像八一样，它们都是友好的数字。温暖，不冷，不像五或者……七。
我放松了一些，但还是第三次绕着屋子检查了一遍，还是六扇。“六六顺，”我记得自己这样说。那之后，我想着该睡了，但又睡不着了，吃了一片唑吡坦也没用。我的脑子里一直是安德罗斯科金河上的落日，河水被映成一条红色的长蛇，草丛中的雾气像伸出的蛇头。还有石圈中间的东西，那是最可怕的。
我起身，把卧室书架上的书数了一遍。共有九十三本。那是个坏数字，并不仅仅因为它是单数。九十三除以三是三十一：十三倒过来。所以，我从厅里的小书架上又拿了一本。可九十四也只是稍微好一点，因为九和四加起来是十三。我们世界里到处都是十三，医生，你不知道。话说回来，我又往卧室的书架上加了六本书。地方不够了，但我把它们硬塞了进去。一百还行。事实上，是挺好。
我正准备睡觉，突然又想到厅里的书架。万一我是拆东墙补西墙呢。所以我又把那里的书数了一遍，还好：五十六。数字加起来是十一，虽然是奇数，但不是最坏的奇数，而且，五十六的一半是二十八，是个好数字。我终于可以睡觉了。好像做了梦，但我不记得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一直想着阿克曼地。它像阴影一样笼罩了我的人生。那时候，我已经在数很多东西了，还要摸很多东西——以确保我明白它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真实的世界，我的世界——同样，我也开始摆放东西。通常都是偶数的东西，把它们摆成圆圈或对角线。因为圆圈和对角线可以把东西挡在外面。
只是说，通常情况是这样，并非永远。发生一个小事故，十四就会变成十三，八就会变成七。
九月初，小女儿来看我，说我看上去十分疲惫，问我是不是总在加班。她还注意到，起居室里所有的小玩意儿——离婚后，她妈妈没有带走的东西——都被摆成了她称为“麦田怪圈”的形状。她说：“你上了年纪后有点奇怪，是不是，老爸？”正是那时，我决定重回阿克曼地，在白天的时候。我想，如果光天化日之下看到的只是几块毫无意义的石头站在荒芜的草地上，我就会明白，这整件事是多么愚蠢，而我的强迫症就会像蒲公英，大风一吹就散了。我想要那样一个结果。因为计数、触摸和放置——那些是很繁重的工作，也是很重大的责任。
路上，我在洗照片的地方停了一下，发现那晚在阿克曼地拍的照片都没有洗出来，上面只是些灰色的方块，像是被浓雾遮住了。为此，我犹豫了一下，却没放弃。我向一位店员借了一台数码相机——就是后来被烧坏的那台——再一次朝莫顿开去，而且是飞驰过去的。我有个很愚蠢的想法，想听听吗？我如同严重毒葛过敏的人飞奔到药店去买炉甘石洗剂。因为我正是像染上某种浑身奇痒的病症一样。计数、触摸和放置就像挠痒痒，但挠痒痒最多也只能暂时舒服一会儿，更多的是扩散引起瘙痒的东西。我想要的是根治病症。回到阿克曼地并不能治好我，但当时我怎么知道呢？常言道，实践出真知。而通过尝试而后失败，我们学到的更多。
重回阿克曼地的那天，天色晴朗，万里无云。树叶还是绿的，但清朗的空气足以说明季节的变换。我的前妻曾说过，这样的初秋天气是我们忍耐了三个月同游客和消夏的人们挤在一起排队买啤酒的补偿。我还记得，当时我感觉很好。我确定会结束这该死的玩意儿。我听着皇后乐队的某张畅销专辑，心里想，弗莱迪，麦卡瑞的声音真是美妙，听上去那么纯净，让我不由自主跟着哼唱。我开到了哈洛镇的安德罗斯科金河——贝尔路桥两旁的河水亮得晃眼—一看到了一条鱼跃出了水面，这情景让我大笑出声。阿卡曼地的那个傍晚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放声大笑。感觉很好，于是我又笑了一次。
然后，我翻过了男孩山——我敢打赌你知道它在哪里——开过了静园墓地。我在那里拍了些好照片，但从未把它们放进月历里。不到五分钟，我就来到了那条土路。我刚要开上去，就忙踩刹车。幸亏及时，要是慢一点，我的丰田的前护栅就被撞成两截了。路中拦了一条锁链，上面挂了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绝对禁止侵入。
我当时一定是告诉自己，那不过是巧合罢了，拥有那片树林和那块地的人——那人不一定叫阿克曼，但有可能——每年秋天都会用铁链和那块牌子吓唬狩猎者。现在想来，捕鹿季直到十一月才开始，就连猎鸟的季节也要等到十月。肯定是有人看管着那块地，也许是用望远镜，也许是用非常人的方法。有人知道我来过这里，而且可能会再来。
“那就别去了！”我对自己说，“除非你想被人以侵入罪起诉，说不定你的照片会登报。你觉得那样对工作有好处吗？”
然而，我是绝对不可能停下来的，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会在阿卡曼地里发现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然后就会感觉好一些。而是因为，就在我告诉自己这块地的主人已经向我发出警告，而我应该尊重他的意愿的同时，我也在数牌子上的字母数。我得到了二十三，一个可怕的数字，比十三还要糟得多。我知道那样想很疯狂，但我的确就是那样想的，而且，内心有个声音告诉我，那一点也不疯狂。
我把车停在静园墓地的停车场里，然后步行回到了土路上，借来的相机装在它的小拉链包里，挂在肩头。我跨过了铁链——那很容易——沿着路朝阿克曼地走去。事实证明，就算没有铁链，我也必须步行，因为一路上竟有六棵树挡在那里，而且不像上次那样只是腐烂的桦树。五棵是粗大的松树，最后一棵是成年橡树。它们也不是自然倒下的，而是被电锯锯断的。但甚至它们都没能减缓我的步伐。我翻过松树，绕过了橡树，紧接着就爬上了通往阿克曼地的小山。经过上次那块牌子时——阿克曼地，禁止狩猎，不得入内——我也丝毫没有理会。我看见接近山顶处，树木越来越少；我看见阳光闪耀着微尘，照在离山顶最近的树上；我看见大片大片的蓝天，明亮而晴朗。正是中午。远方不会再有流血的大蛇，只有陪伴我长大、我深爱的安德罗斯科金河，美丽的蓝色大河，以它最好的样态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发足狂奔，亢奋而乐观，直到我到了山顶。看到那些像毒牙般耸立的石头的那一刻，我的好心情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害怕。
还是七块石头。只有七块。在它们中间——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才能让你明白——有一块褪色的区域。说是阴影并不准确，更像是……比如说，你最喜欢的蓝色牛仔裤洗了很多次后，颜色会慢慢褪掉，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特别是膝盖这样磨损严重的地方。石头中央的区域就给人那样的感觉。草的颜色像是被水洗得只剩下油腻的石灰色，就连石圈上面的天空都不是蓝色的，而是灰白的。我感觉，要是我走过去——我身体的一部分想要走过去——就能伸出一只拳头，击穿现实的织物。而如果我这样做了，就会被某个东西抓住。另一端的某个东西。我确定。
然而，我仍然想要去那样做。想……怎么说呢……跳过前戏直奔主题。
我可以看到——或者说我以为自己看到了，关于这一点我始终没有把握——原来第八块石头所在的地方，而且我看到……那块褪色的区域……正在侵蚀过去，试图突破石头屏障的薄弱点。我恐慌极了，因为如果它成功了，另一边的所有说不出名字的可怕生物将会降临到我们的世界。天空会变成黑色，会出现新的星辰和疯狂的星座。
我摘下相机，想要拉开相机包的拉链，却把它掉到了地上。我的双手颤抖着，像是痉挛一样。我捡起相机包，拉开拉链，当我抬起头时，我看见石圈中那块地方不仅仅是褪色，而是正在变黑。而且，我又看到了眼睛。那双眼睛穿透了黑暗往外窥视。这次，它们是黄色的，瞳孔黑而狭长。像猫的眼睛。或者蛇的眼睛。
我试着举起相机，却又把它掉到地上。当我伸手去捡时，草把它盖上了，我不得不拨开草丛。
不，我不得不把它拽出来。我双膝跪地，双手拉住相机的背带。这时，一阵微风从第八块石头原本所在的地方吹过来，把我前额上的头发吹到一边。风是臭的。散发着腐肉的味道。我举起相机，但一时间什么都看不到。我想，它让相机失灵了，它竟然让相机失灵了。后来，我想到拿的是一台数码尼康，必须要先把电源打开。我打开电源——听到嘀的一声——但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此时，风力变强了，把草刮得像起伏的波浪。臭味更浓了，天色也越来越黑。天空中没有一片云，只是单纯的蓝色，但却越变越暗，好像哪个看不见的星球在吞噬太阳。
有个声音。不是英语。听上去像是“恰嗯，恰嗯，嘀呀那，嘀呀那”。但突然……天啊，突然它叫出了我的名字。它说，“恰嗯，N.，嘀呀那，N.”。我想我尖叫起来了，但也不确定，因为那时已经刮起了狂风，怒吼着堵住了我的耳朵。我应该是尖叫了。我有权利尖叫。因为它竟然知道我的名字！那可怕的、不知名的怪物知道我的名字。还有……相机……你知道我意识到什么了吗？
我问他是不是忘了打开镜头盖了，他爆发出尖利的笑声，刺得我寒毛都竖起来了，我想起了在碎玻璃上狂奔的老鼠。
对！是的！镜头盖！该死的镜头盖！
我一把拽开它，把相机举到了眼前——我的手抖得那么厉害，竟然没把相机掉到地上，这真是个奇迹。我相信，若是再掉了，草丛绝不会把相机放开，因为这次，它就准备好了。但我没有失手。我透过取景器看过去，看见了八块石头。八块。八可以维持万物的秩序。黑暗仍然在石圈中间旋转，但已经在后退了，身旁的风也在减弱。
我放下相机，石头又变成了七块。某个东西正从黑暗中撤退，我不知道怎么向你描述。我可以看到它——在梦中我也会看见它——但没有语言能够描述那个亵渎上帝的怪物。我能想到最接近的比喻，就是一个有脉搏的皮头盔，两边都有黄色的护目镜。但那两个护目镜……我想，它们是眼睛，它们在看着我。
我又举起相机，还是八块石头。记不得是拍了六张还是八张照片，我想记录下来它们的位置，永远地把它们固定住，但当然了，你也知道我没有成功，反而把相机烧坏了。透过镜头可以看见那些石头，医生——我很确定也可以通过镜子来看，甚至普通的一块玻璃也可以——但它们无法记录。唯一可以记录并保持它们的位置的，是人的大脑、人的思维。而我后来发现，就连那也是靠不住的。计数、触摸和放置暂时是有用的——我们认为神经质的那些举动事实上在维持世界的稳定，这是多么讽刺啊——但迟早，它们提供的保护也不再有效。还有，那些工作真的很繁重。真的太繁重了。
恐怕今天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我知道现在时间还早，但我真的很累了。
我告诉他，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开一些镇静药物，药效温和，但比唑吡坦或鲁尼斯塔可靠。只要他不过量使用，就会有效果。他感激地对我笑了笑。
太好了，那太好了。但能请你帮个忙吗？
我说当然可以。
请给我开二十片，或者四十片，或者六十片。这些都是好数字。
下次见面
我说他看上去好些了，但我绝对是在说谎。真实的情况是，如果无法找到自己的117号公路，他马上就会被管制治疗。不管是掉转车头还是原地倒车，他都必须离开那块地。事实上，要离开那块地的不仅是他，还有我。我一直在做关于阿克曼地的梦，一个我确定自己能够找到的地方。
我并不是说我想要去找——医生是不该被病人的幻觉牵着走的——但我真的确定能找到那里。这个周末的一个晚上（不知为何睡不着），我突然想到，我肯定曾经路过那里，而且不止一次，肯定有上百次。因为我曾数百次经过贝尔路桥，上千次经过静园墓地，它就在詹姆斯·罗威尔小学校车的路线上，我和希拉正是上的那所小学。所以，毫无疑问，我可以找到它。只要我愿意。只要它真的存在。
我问他那些药是否有效，他是否能够入睡。他眼睛下的黑眼圈显示，他的睡眠并未改善，但我想听听他如何回答。
好多了，谢谢你。我的强迫症也好一些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手——更容易泄露真相——偷偷地把沙发旁的花瓶和克里内克斯纸巾盒放在了边桌的两个相对的角落上。今天，桑迪拿来的是玫瑰。他重新摆放了玫瑰，让它们连接起盒子和花瓶。我问他拿着借来的相机去阿克曼地那次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他耸耸肩。
什么都没有，当然，除了我赔偿了那位店员一台新的尼康。很快就到狩猎季了，即使你从头到脚都裹着发光的橙色衣，树林也是很危险的。但我也怀疑那里会不会有很多鹿；我猜它们都会绕开的。
该死的强迫症好些了，我又可以睡觉了。
嗯……只能说有时候能睡着。当然，我会做梦。梦中，我通常都在那块地里，拼命地想把相机从草丛里拽出来。黑暗像油一样从石圈中央流出来，我抬起头，看到天空从东到西裂开了一条大缝，可怕的黑色光芒从中间倒出来……那光是有生命的，饥渴的。这时，我就会醒过来，浑身都是冷汗。有时还会尖叫。
十二月初，一封信寄到了我的办公室。
信封上写着私人，里面装了个小东西。我撕开信封，里面的东西掉到了桌上，是一把挂着标签的小钥匙，上面写着A·F·，我知道那是什么，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如果信封里面有信的话，一定会是这样写的：“我试着阻挡你进去。这不是我的错，或许也不是你的，但不管怎样，这把钥匙，和它能够打开的，现在都是你的了。小心保管。”
那个周末，我开车去莫顿，但途中没有把车停在静园墓地。明白吗，我再也不需要那样做了。一路上，波特兰和其他小镇装饰一新，准备迎接圣诞。天非常冷，但还没有下雪。你也知道，下雪之前总是更冷的，那天就是。天空是阴沉的，当天夜里，雪就落下来了，是一场大风雪。你还记得吗？
我告诉他是的。记得那天是有理由的——尽管我没有告诉他——那段时间，老房子在进行一些修补，当天，我和希拉回去，正好被雪困住。我们稍微喝了点酒，听着披头士和滚石的老唱片跳舞。是个愉快的夜晚。
铁链仍然在，但A·F·的小钥匙可以开锁，倒下的树也都被拖到了一边，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堵住路已经毫无意义，因为那块地现在是我的了，那些石头也是我的，不管它们试图禁锢什么，都变成了我的责任。
我问他害不害怕，虽然我知道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N.的回答出乎意料。
不，我并不是很害怕，因为那块地已经变了。甚至刚到117号公路与那条土路的连接处，我就知道了。可以感觉得到。用钥匙开锁时，我听到了乌鸦嘎嘎的叫声。通常，我讨厌乌鸦叫，但那天，我却觉得很动听。那声音虽然有自命不凡的嫌疑，却也像是某种救赎。
我早就知道阿克曼地里会有八块石头，事实证明我是对的。而且我知道它们不会再排成一个圆圈，我又对了。它们就像随意露出地面的岩层，由于某次地质变化引起岩床上升所形成，也有可能是由于八万年前的冰河消退，或者是略近些年代的洪水冲刷。
我也明白了另外一些事情。其中一个是，仅仅由于我看到了，这块地就被激活了。人类的眼睛带走了第八块石头，相机的镜头又把它放回原位，但无法固定。我必须用带有象征意义的动作来维持对它的保护。
他停下来，再次开口时，似乎转换了话题。
你知道吗？巨石阵可能混合了钟表和日历的功能？
我回答说在某本书上读到过。
建造它和其他类似地方的人们，肯定知道他们可以仅凭借日晷就能看出时间；至于日历，我们知道欧洲和亚洲的史前居民通过简单地在石墙上做记号就能清楚日期。既然这样，如果它真的是一个巨大的钟表或日历，它的意义何在呢？我的想法是，它是强迫症的一个纪念品——矗立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巨大的神经症。
除非，它在记录小时和月份的同时，也在保护着某个东西，把碰巧就在我们身边的疯狂的世界挡在外面。有些日子——很多这样的日子，特别是在去年冬天——我会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过去，那时的我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胡扯，而我认为在阿克曼地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我脑子里臆想出来的，所有这些所谓强迫症的表现事实上只是一种精神病症。
但也有另外的日子——今年春天开始——我又确定那些都是真的：我激活了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长长的保护链的最后一环，而这个保护链说不定可以追溯到史前。我知道这听上去很疯狂——否则我为什么会和精神病医师谈话呢？——况且有些时候我自己也确定这些都是疯话……甚至当我在数数，或是夜里在屋里转来转去检查电灯开关和煤气灶头时，我也确定这只是……嗯……我脑子里的毛病，吃对了药，几片就能治好。
特别是去年冬天，一切都顺利或者说起码好转了的时候，这种想法尤其强烈。但今年四月，情况又糟糕起来。我数得更多，摸得更多，把所有没被钉起来的东西排成圆圈或对角线。我女儿——在附近上学的那一个——再一次对我的身体状况表示担心。她问我是不是因为离婚，我说不是，她就露出了一脸不相信的表情。她问我要不要考虑去“见见什么人”，上帝，所以我到你这里来了。
我又开始做噩梦了。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尖叫着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梦中，我看到一个黑灰色的、有点像滴水兽的巨大怪物，身有两翼，生着厚皮的脑袋像头盔一样。它站在波特兰的废墟里，最少有一英里高。我看到它的前臂旁飘着云彩，紧握的魔爪里，人们在挣扎尖叫。我知道——我知道——它是从阿克曼地的石圈里逃出来的，只是另一个世界里放出来的最小最弱的一只，而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
我跌跌撞撞地跑出卧室，把屋里所有能摆放的东西都摆成圆圈，同时确定构成圆圈的物品数量是双数。我想，还不太迟，它才刚刚要醒。
我问他，“它”是什么。
原力！记得《星球大战》吗？“利用原力，卢克”？
他的笑声很狂野。
但这次的情况是，不要用“原力”！阻止它！禁锢它！我想，它是一股不断冲击这个薄弱的地方——和这个世界上所有薄弱的地方——的混乱的力量。有时，我觉得这股力量的背后，是一长串被毁灭的世界，像巨大的脚印一样往后延伸到远古时代……
他低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当我让他重复时，他却摇摇头。
把你的本子给我，医生，我给你写下来。
如果我告诉你的是真实的，不是我脑子出了问题，说出那个名字就是不安全的。
他用大写字母写下了CTHUN（恰恩）。他给我看，我点头表示看清之后，他便把那张纸撕成了碎片，边撕边数——我猜他是要确保碎片是偶数——然后扔进了沙发边的废纸篓里。
钥匙，寄给我的那把，还锁在家里的保险箱里。我拿出钥匙，又回到了莫顿——过桥，开过墓园，上了那条被诅咒的土路。我没有丝毫犹豫，因为那本来就不是需要犹豫的事情。就像你走进起居室，发现里面的窗帘着火了，你会把火扑灭，而不是坐下来想要不要这样做。所以，我去了。
还带着照相机。这种事情还是宁可信其有的。
我被噩梦惊醒的时候大约五点钟，所以到达阿克曼地时仍是清晨。安德罗斯科金河十分美丽——它看上去一点也不像蛇，而是像一条长长的银镜，一缕缕雾气升起，笼罩了整个河面。这叫逆温现象吗？我也不清楚。那层水汽完全复制了大河的曲折回环，远看起来，就像是天空中出现的一条幽灵河。
阿克曼地里的植物又开始生长，大多数漆树丛都变绿了，但我看到一件可怕的事。不管其他的东西有多少是我臆想的（我真的希望如此），这个都是真的，我拍的照片可以证明。虽然还是模糊的，但有两张照片上能够看出，离石头最近的漆树发生了变异。叶片不是绿色，而是黑色的，树枝是扭曲的……它们似乎组成了某些字母，而那些字母拼出的是……是它的名字。
他朝废纸篓里的纸片扬扬头。
黑暗又回到了石圈里——当然，石头只有七块，所以我才会被召唤回来——但我没看到眼睛。感谢上帝，我还算及时。里面只有黑暗在不停地旋转，像是在嘲讽这个美丽而寂静的春日早晨，也像是为这个世界的脆弱而雀跃鼓舞。透过黑暗，我可以看到安德罗斯科金河，但那黑暗仿佛《圣经》里的烟柱，把大河变成了一团黑色油腻的污垢。
我举起相机——相机的背带就挂在我的脖子上，所以就算我没拿稳，它也不会掉到草里拔不出来——从取景器里往外看。八块石头。我放下相机，又是七块。再看取景器，八块。第二次放下相机，仍然是八块。但那还不够，我知道。我知道必须做什么。
强迫自己走到石圈中间是我做过最艰难的事。草蹭着我的裤边，沙沙的声音像是在说话——低沉、沙哑的反对声，警告我离远点。空气开始变得难闻，让人联想到癌症或是更糟糕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病菌。我的皮肤在跳动，而且我觉得——事实上我现在还有这个感觉——一旦我走到两块石头中间，踏入石圈，我的肌肉便会溶化，从骨头上掉下来。我听到，风从石圈里吹出来，里面形成了小的旋风。我知道，它来了。那个脑袋像头盔的怪物。
他再次示意废纸篓里的纸片。
它来了，要是这么近距离地看，我肯定会发疯的。我会在石圈里送了命，为了几张除了灰云什么都看不到的照片。然而，还是有某个东西驱使我往前走。到了那儿之后，我……
N.站起来，小心翼翼地绕着沙发走了一圈。不知为何，他走路的样子——既庄重又欢快，像个孩子在踩着拍子唱儿歌似的——让人有些害怕。他一边走，一边伸出手去摸那些我看不见的石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能维持事物的秩序。然后，他停下来看着我。我见过情况严重的病人——很多——但从来没见过这样似魔鬼缠身般的眼神。我看见了恐惧，而非疯狂；我看见了清醒，而非迷乱。困扰他的当然是幻觉，但毫无疑问，那是些他完全理解的幻觉。
我说：“进去之后，你摸了它们。”
是的，我摸了它们，一个接一个。不能说每摸一块石头，就会感到世界更安全了——更坚固，更有存在感——因为这不是我当时的感觉。事实是，每摸两块石头，心里就会踏实些。也是偶数，你注意到了吗？每摸一对，旋转的黑暗就会退去一点，等我摸完第八块，黑暗就完全消失了。石圈中央的草是枯黄死亡的，但黑暗不见了。而且，不知从何处——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鸟鸣。
我退了出来。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安德罗斯科金河上的幽灵河也完全消失了。它们看上去又像普通的石头了，不过是八个露出地面的花岗岩层，甚至也不像个圈，除非你自己加以想象。我觉得自己分裂了。一半知道这整件事都只是想象的产物，而且我的想象是病态的。另一半知道，这些都是真的。那一半甚至理解为什么情况暂时好转了。
这就是至点，明白吗？全世界都能看到这种模式——不仅是巨石阵，还有南美、非洲，甚至北极！在美国中西部也看得到——我女儿也见过，但她什么都不知道！麦田怪圈，她这么说。它们都是记录时间的工具——巨石阵和其他所有东西，它们标注的不仅是日和月，还有危险程度不同的时间。
分裂的思维分裂了我的精神。正在分裂我的精神。那天之后，我又去了十几次，二十一号——那天我取消了和你的会面，你还记得吗？
我告诉他我记得，当然记得。
我在阿克曼地待了一整天，监视和计数。因为二十一号是夏至，最危险的日子，就像十二月的冬至是危险程度最低的日子。去年是这样，今年还将是这样，自从这世界上有了最初的时间以来，一直是这样。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至少直到秋季——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二十一号……我无法描述那里的情况到底有多糟糕。第八块石头忽隐忽现，不知道多难才能把它固定住。黑暗聚集又消退……聚集又消退……像潮水一般。我打了一会瞌睡，醒来抬起头便看见一只眼睛在注视着我，不是人类的，而是有三个眼球，恐怖至极。我吓得尖叫起来，但没有逃跑，因为整个世界就全靠我了。全靠我了，却没有人知道。我没有逃跑，而是拿起照相机，从取景器里往外看。八块石头。没有眼睛。做完那个动作之后，我一直保持清醒。
最后，石圈终于稳定了，我知道可以离开了，至少那天是可以了。那时又已经到了太阳落下的时候，就像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一样，太阳像一个火球悬在地平线上，把安德罗思科金河变成了一条流血的大蛇。
医生，不管这是真的，还是我的幻觉，我要承受的任务和责任都太繁重了。我累得不得了。想想看，维护整个世界的重任压在我肩上。
他仰面倒在沙发上。他本来块头不小，此刻看上去却渺小而无助。过了一会儿，他笑了。
起码冬天来了我就可以歇歇了，如果我能撑到那时候的话。你知道吗？我想，我们之间结束了，我和你。就像过去广播节目里说的，“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
尽管……谁知道呢？说不定你会再看到我。或收到我的消息。
我告诉他，恰恰相反，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说，目前他的情况就像是在负重：一只看不见的、八百磅重的大猩猩正趴在他的背上，我们一起要做的就是说服它爬下来。我说，我们可以做得到，只是需要时间。我说了很多话，还给他开了两个处方，但在我心里，我害怕他是认真的：他结束了；尽管他接过了我的处方，可他还是结束了。也许只是跟我这里，也许是跟生命本身。
谢谢你，医生。谢谢你做的一切。谢谢你的倾听。还有，那些？
他指了指沙发边上的桌子，上面的东西被他仔细地排列过了。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移动它们的。
我给了他一张预约卡，他小心地接过来放进口袋里。我看到他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口袋，像是确认放在里面很安全，于是我觉得自己刚刚可能想错了，七月五号他还会来的。我以前也判断失误过。我慢慢喜欢上了N.这个人，不希望他陷到石圈中出不来。那个石圈仅存在于他的脑子里，可那并不能说明它不是真实的。
最后一次见面结束
4、博恩森特医生的手稿（零星的）
二零零七年七月五日
看到讣告后，我给他的家里打了电话。C.——N.在缅因上学的女儿——接的电话，她听上去十分平静。她告诉我，在她内心深处其实对父亲的死亡并不吃惊。她说她是第一个到达N.在波特兰的家的，她暑期在卡姆登打工，离那里不远，但我听出屋里还有其他人。这就好。家人的作用有许多个，但最基本的或许就是当一个成员死去时，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这一点在暴力或意外死亡，比如谋杀或自杀时，显得尤为重要。
她知道我是谁。我们的谈话开诚布公，没什么顾忌。是的，是自杀。他的车。车库。几扇门底塞着毛巾。我确定毛巾的数量肯定也是偶数。十或者二十；根据N.的观点，这两个都是好数字。三十不是那么好，但人们——特别是独居的男人——家里会有三十条毛巾吗？我敢肯定没有。起码我家就没有。
会进行尸检，她说。他们会在他体内找到药——毫无疑问，正是我开的药——但极有可能不会是致命的剂量。我想，药的问题不管怎样都是不要紧的。毕竟，不管原因究竟是什么，N.都已经死了。
她问我是否要来参加葬礼。我深受感动。事实上，我差点落下泪来。我回答，如果她的家人能够接受，我会去的。她听上去吃了一惊，说他们当然能接受……为什么不呢？
“因为最后我也没能帮助他。”我说。
“你尽力了，”她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再次感到了泪水刺痛了我的眼睛，因为她的善良。
挂电话之前，我问她N.是否留下只言片语。她说有。三个字。太累了。
他应该再加上他的名字。那样的话就是四个字了。
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
在教堂和葬礼时，N.的亲友——特别是C.——都接纳并欢迎了我。这是亲情的奇迹，即使在这样的悲痛时刻，他们也能张开臂膀，甚至容纳我这个陌生人。参加葬礼的差不多有上百人，许多是他工作上的伙伴和朋友，此刻同样也是他的亲人。我在墓穴旁痛哭失声。这一举动既没让我吃惊也没让我尴尬：心理医生和病人间的认同往往十分强大。C.握住我的手，拥抱了我，再次感谢我尽力帮助了她的父亲。我让她不必客气，但我心里却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是个失败者。
美丽的夏日。多么讽刺。
今晚，我听了我和N.几次会面谈话的录音带。我想我会把谈话内容笔录下来。N.的案例至少可以写出一篇论文——为强迫症的病例文献再贡献一点——或许还有更多。比如，一本书。但我是犹豫的。原因是，我将不得不去那个地方，将N.的狂想与现实对比。将他的世界与我的对比。我确信他说的那块地是存在的。至于石头，很可能那里也有石头，只不过并没有他的幻想赋予它们的特殊意义罢了。
傍晚，残阳如血，非常美丽。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七日
我休假一天，驱车前往莫顿。这件事我权衡了很久，直到最后实在找不出不去的理由。用母亲的话说，我真是拿不起放不下。如果我真的想就N.的案例写点东西，就必须停止这样无谓的顾虑，不再找借口。
童年记忆中的地点指引着我——贝尔路桥（忘了为什么，我和希拉小时候叫它失败路桥），男孩山，特别是静园墓地——我本来就预想，找到N.所说的那条路不会太费劲，事实果然如此。并不需要判断他说的是哪条，因为只有一条土路，路上拦了铁链，还有一块不得侵入的牌子。
我把车停在墓园的停车场，就像N.以前一样。尽管是晴朗的夏日正午，鸟鸣声却不多，而且都在很远的地方。117号公路上也没什么车，只有一次，一辆超载的泥浆车沉重地呻吟着，以约莫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速度开过，带来一阵混杂着汽油味的风，把我前额的头发吹到一边。那之后，就只剩我了。我想起了小时候像士兵扛枪一样扛着萨克的小钓竿一路走到失败路桥的情景。那时我并不害怕，所以我告诉自己，现在也不用害怕。
然而，我却仍然心中忐忑。而且，这种忐忑在我看来并非全然是无来由的，将一个病人的精神问题追根溯源从来就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我站在铁链边，问自己是否真的想这么做，是不是真的想要侵入，不仅是侵入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还有一个强迫性的精神幻想，它的主人很可能是因之丧命。（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说——它才是N.的主人。）这个选择的答案不像早上那么显而易见了。早上，当我穿上牛仔裤和那双旧的红色远足靴时，面临的选择似乎很简单：“出去，把现实和N.的幻想加以比较，要么就放弃想写的那篇论文（或书）。”
但到底什么才是现实呢？我又是谁，有什么资格断定B.医生的感官感知的世界就比已故的N.会计感知的世界更真实？
这个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B.医生可没有自杀，也没有不停地数数、摸东西、放东西；他相信数字，不管是奇数还是偶数，都只是数字而已。B.医生是个能够应对这个世界的人，而事实证明N.会计不行，所以，B.医生对现实的理解要比N.会计更可信。
可是一到那个地方——甚至就在山脚下，还没跨过铁链时——我就感到一种沉静的力量，我突然想到，其实现在的选择简单得多：要么走上那条无人的土路到阿克曼地去，要么转身回到车上，开车离开这里。忘记想写的书，忘记更有可能写成的论文，忘记N.，继续我自己的生活。
但是。但是。
开车离开可能——我只是说可能——意味着，在某个层面，在我潜意识的深处——那里残存着对古老迷信的敬畏，一并生存着所有的欲望冲动——我已经接受了N.的信仰，相信阿克曼地里有一个被魔法石圈保护的薄弱地方，如果我到那里去，说不定会再次激活某个可怕的程序，某场可怕的斗争，曾经逼得N.不得不以自己的死亡来阻止（至少是暂时的）。那样做就意味着我已经接受了——还是同样的潜意识深处，我们就像在地下洞穴里忙碌的蚂蚁一样——我将会成为下一个守卫者的可能性，接受了我是被召唤而来的事实。而如果我真的相信这些……
“我的人生将会永远改变。”我大声地自言自语道，“我再不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突然间，这件事看起来似乎非常严肃。有时候，我们只是随波逐流，不是吗？总会漂到一些节骨眼，面临的选择不再简单，错误的决定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也许威胁到的是生命，或是心智的健康。
要么……假如它们根本就不是选择呢？假如它们只是徒具选择的表象呢？
我把这些想法暂放一边，从拴铁链的一边柱子旁挤了过去。病人和同行们——我想后者是在开玩笑——都曾叫我巫师医生，但我绝不愿意这样评价自己，也不愿意在盥洗镜前看着自己，想，这个男人在关键时刻所做的决定不是依靠自己的思维判断，而是一个死去病人的幻觉。
没有横着的树挡路，但我看见几棵——大多数是桦树和松树——躺在靠上坡路一边的沟里。也许是今年倒下被拖过去的，也许是去年，或是前年。我无法判断。我对树木并不了解。
我来到一座小山的上坡处，两边树林的边界往后退了许多，露出一大片明亮的夏日天空，此情此景就像是行走在N.的头脑中。山爬了一半的时候，我停了下来，不是因为喘不过气来，而是最后一次向自己确认是否真的要这样做。然后，我继续向前。
我希望当时没有那样做。
我看到了那块地，西方开阔的景色每一尺每一寸都像N.描述得那样壮观——事实上，是令人叹为观止。即使是太阳高照，金光耀眼，并不是血红的残阳悬在地平线上。我也看到了石头，就在下坡的大约四十码处。是的，它们看上去确实像个圈，尽管与我们在巨石阵能看到的圈完全不同。
我数了数。八个，正像N.所说的。
（除了他说石头有七块的情况。）
与地里——那块地一直延伸到足有数亩的橡树、杉树和桦树林边——其他地方高及大腿、葱郁茂盛的草相比，石头中央的草也的确有些枯黄，但绝对没有死。吸引我上前的是一小丛漆树。它也没有死——起码我不那样认为，但叶片是黑色的，而不是掺杂红色叶脉的绿色，而且，它们不成形，都是些畸形发育的形状，不知为何让人很不舒服，不愿多看。它们提供了那只眼睛想要的形态。除此之外，我想不到更好的说法。
离我所站之处十码的地方，我看到灌木丛中有个白色的东西。我走过去，看清那是个白信封，立刻知道那是N.留给我的，即使不是在他自杀的那天留的，也不会是很久之前。我觉得腹中猛地往下一沉，清楚地意识到，决定来这儿——如果这件事真的是我能够决定的话——是个错误的选择。而事实上，我一直被教育相信理智高于本能，就注定了会犯这个错误。
垃圾。我知道不该这样想。
当然了——这才是关键！——N.也知道，但还是继续他的做法。毫无疑问，即使在准备自己的死亡时，他也在数毛巾的数量，以确保那是个偶数。
狗屎。人总是会胡思乱想，不是吗？阴影也能生出面孔。
信封外面套了一个干净的塑料文件袋来防潮。信封上十分清晰而坚定地写着：约翰·博恩森特医生。
我把信从文件袋里取出来，再次朝下坡处的石头看过去。还是八块。当然应该是这样。然而，这里没有一只鸟叫，也没听见一声虫鸣。仿佛时间屏住了呼吸，甚至连阴影都像是凝固了。我现在知道N.说感觉到时空穿越是什么意思了。
信封里不知装了什么东西，能感觉到它在里面滑来滑去，而在我撕开信封、把它倒在掌心之前，手指的触觉就告诉了我答案：一把钥匙。
还有一张纸条，只有几个字：对不起，B.医生。当然还有他的名字。没有署姓氏。总数是七个字。不是个好数字。我是说按照N.的观点。
我把钥匙放进口袋，站在一棵不像漆树的漆树前。它有黑色的叶子，扭曲的枝条，看上去像是字母……
不！不是CTHUN！
……我下定决心，是时候离开了。
够了。
如果某种物质让灌木变异了，某种环境因素毒害了土地，就由它去吧。这块土地上，灌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石头，而它们有八块。你已经尝试了，证实了世界和你希望的一样，和你知道的一样，和它惯常的状态一样。如果说这块地似乎太安静了——也有些太过饱满——这毫无疑问是N.的故事在你脑中残存的印象。更何况他自杀了。现在，继续你自己的生活。别去在意这里的寂静，或是那种感觉——像黑沉沉的雷雨云一样压在心上——在寂静中潜伏着什么东西。回到你的生活中去，B医生。
趁还来得及，回去。
我回到路的尽头。又高又密的绿草摩擦着我的牛仔裤，沙沙作响，像是低沉的喘息声。太阳光在我的脖子和肩膀上跳动。我想转过身再看一眼。
我与这种冲动斗争了一会儿，但是失败了。
我终于还是回过头去。我看到的是七块石头。不是八块，是七块。我数了两遍才敢确认。而且，石圈中央确实更暗了，像是云遮住了太阳一样，仿佛太阳非常渺小，只在那一小块地方投下了阴影。只不过那里看上去并不像阴影，而像是某种特别的黑暗，跳动着越过发黄的草丛，径自打圈旋转着，又朝那个孔隙扑去，我确定——几乎确定，真该死——第八块石头原先就在那里。
我想，我没有相机，没法通过取景器来让它回来。
我想，必须停止，趁我还能告诉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不管是否正确，比起世界的命运，我更关心失去对自己精神的掌控，失去自我对这个世界所抱的观念。我一点也不相信N.的幻觉，但那片黑暗……
我不想让它扩散一步。一个脚趾头都不行。
我把钥匙放在原先的信封里，又把信封塞进了裤子的后袋里，文件袋还拿在手上。还没来得及细想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就把文件袋举了起来，放在眼前，透过它向石头看去。即使我把袋子拉直，石头的图像也有些模糊和变形，但还算清晰。石头又变成了八块，而且那片黑暗……
那个风口
或是通道
……不见了。（这是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黑暗。）我放下文件袋——我承认我有些发抖——定神又向石头看去。八块。像泰姬陵的基座一样稳固。八块。
我沿着路往回走，这次成功地战胜了回头看的冲动。再回头有什么意义？八块就是八块。八块就是好的。
我决心放弃写那篇论文。最好还是把关于N.的整件事就此结束。重要的在于我真的去了那里，并面对了——关于这点的真实性，我是确定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不管是B医生或是N.会计的疯狂。一战的时候人们是怎么说的？
“去看大象。”
我已经看过大象了，但那并不意味着我要把大象画出来。在我的情况中，就是写篇论文来描述大象。
要是我说我认为看到了更多东西呢？哪怕只是几秒钟……
是的，确实如此。但是等等，那也只能说明控制可怜的N.的幻觉有多么强大，以任何临终遗言都没办法做到的形式解释了他的自杀。然而，有些东西最好还是不要去碰，很可能此类的病例就是如此。但那黑暗……
那风口——通道，那被察觉的——不管怎样，N.在我这里已经结束了。
没有什么书，也没有什么论文。“把这一页翻过去。”毫无疑问，那把钥匙可以打开路口的铁链，但我永远不会去用它。我把它丢了。
“继而上床就寝。”已故的伟大散文家萨米·佩皮斯是这样说的。
傍晚照耀在这块地上的夕阳仍旧会是水手们最愿意看到的红色吧。会有雾气从草丛中升起吗？也许。从绿色的草中。不是黄色的。
今晚的安德罗斯科金河还会是红色的，像是一条盘亘在已死的产道中流血的长蛇。（想想看！）我想看到那个景色，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我承认这一点。
我只是累了，明天一觉醒来就会好的。明天早上说不定我甚至会愿意重新考虑一下论文，或者一本书。但今晚不行。
“继而上床就寝。”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八日
今天早上，我从垃圾堆里把钥匙找了回来，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丢掉它就好像承认真的有什么事。
不管怎么说，只是一把钥匙而已。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好吧，是的，我承认。最近我一直在数身边的一些东西，并确保它们是偶数。纸夹、广口瓶里的铅笔。诸如此类的东西。做这些事情意外地让我平静。我肯定是被N.传染了流感。（我的小玩笑，但我是认真的。）
我的导师是奥古斯塔的J.医生，现在是静山疗养院的负责人。我给他打了电话，大致讨论了一下。我告诉他，这是我在年底的芝加哥年会上拟提交的论文课题——没错，我撒了谎，但有时，谎言确实更容易——关于强迫症症状的转移性，从病人转到心理分析者。J.肯定了我的研究。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他说：“和你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吧，约翰尼？”
敏锐。犀利。一直都是这样。对自己的学生了解颇多。
“不，”我说，“我只是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事实上，这个兴趣都快变成偏执了。”
我们大笑着挂断电话。我走到咖啡桌边，数了数上面的书。六本。很好。六六顺-N.说的——我又看了看办公桌抽屉里的钥匙还在不在。它当然还在，否则会去哪里？一把钥匙。一是好还是坏呢？“奶酪独自一人”，很可能没什么关联，但也值得想一想。
我开始往外走，突然想到咖啡桌上不仅有书，还有杂志。我数了数。七本！我拿起那本封面是布拉德·皮特的《人物》，扔进了垃圾桶。
看，如果这就能让我感觉好些，有什么不行呢？不过是布拉德·皮特！
万一问题变得严重，我会向J.坦白。我向自己保证。
我想，镇顽癫可能有用。尽管严格说来它是一种抗癫痫药，但据悉它在治疗类似案例中有效。这是当然……
二零零七年八月三日
我在开什么玩笑？根本没有类似的病例，镇顽癫也没有丝毫用处。完全是隔靴搔痒。
可是，计数有作用，它意外地令人安心。
还有别的。钥匙不该放在桌子的那一边！这是直觉，而直觉是无法深究的。我重新放置了钥匙。好些了。我再在另一边的抽屉里又放了一把（保险柜的），似乎这样才平衡。六六顺，喜成双（玩笑）。昨晚睡得很好。
不。我做了噩梦，梦见了日落时分的安德罗斯科金河。红色的伤口。一条产道。却是死的。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日
那里出事了。第八块石头在衰弱。告诉自己情况并非如此毫无意义，因为我身体的每一条神经——皮肤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其真实性而呼喊。数书——是的，还有鞋，是N.的直觉，也不适宜深究——有些帮助，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哪怕是摆放对角线也起不了很大作用，尽管确实……
比如厨房工作台上的面包屑。用刀刃把它们排成一条线。还有桌子上用白糖排成的线，哈！但谁知道有多少粒面包屑呢？有多少粒糖末呢？太多了，数不过来。
必须结束。我要到那里去。
我会带一台相机去。
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一日
那片黑暗。耶稣啊！它基本上充盈了整个石圈中央。还有别的东西。
黑暗里有只眼睛。
八月十二日
昨天真的看到东西了？真的吗？不知道。我以为自己当时知道，但我现在不知道。
这段文字有四十一个字。
四十六更好。
八月十九日
我拿起电话想打给J.，告诉他我的问题，但我想了想，又把电话放下来。我能告诉他什么呢？除了1-207-555-1863是个糟糕的数字。
安定比镇顽癫有效些，我想，只要我不过量用药。
九月十六日
从莫顿回来。浑身是汗。颤抖不止。但又是八块了。我修好了它。我！修好了它！它！感谢上帝。但是……
但是！
我不能这样生活。
不，但是——我勉强算及时。它马上就要出来了。保护只能持续那么久，急需上门服务！（我的小玩笑。）
我看到了N.说过的三个眼球的眼睛。它不属于这个世界或这个宇宙。
它正试图吃掉所有挡路的障碍物，钻到这个世界来。
但我无法接受这一切。我放任N.的偏执侵入了我的精神，而它正在逐渐扩大地盘，像是先伸入一根手指，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然后是整一只手在撕扯。把我撕裂。撕裂我的
但是！
我亲眼所见。这个世界之后还有一个世界，充斥着怪物
神明
可恶的神明！
一件事。如果我杀了自己，会怎样？即使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我所受的折磨也会结束。万一是真实的，第八块的石头就会得到巩固。至少直到另一个人——下一个“照看者”——无意问走上那条路，看到……
自杀看上去似乎是个不错的决定！
二零零七年十月九日
最近好些了。我的思维似乎恢复了一些常态。上次去阿克曼地时（两天之前）发现，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那里有八块石头。我看见它们像房屋一样稳固，还看见天空中飞过一只乌鸦。它绕了个圈，躲过石头上方的区域。我站在路口，相机挂在脖子上（相机到了这边就不行了，这些石头是拍不出来的，关于这一点N.是对的；也许是氦的作用？？），不明白怎么会有时候觉得只有七块。我承认，我是数着自己的脚步回到车里的（走到车门时不巧是奇数，我不得不又绕了几步路），可是这些东西不是说停下就能停下的。它们像是精神的痉挛！但说不定……
我敢奢望自己真的在好转吗？
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
当然，虽然我不愿承认，还有一种可能：关于至点，N.是正确的。我们正从一个至点移向另一个至点。夏天过去了，冬天将来临。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从短期来说是个好消息。如果我将不得不来年春天接着与这精神的抽搐抗争……还有后年的春天……
回答是，我办不到。
那只眼睛困扰着我。它漂浮在不断聚拢的黑暗里。
它的后面还有别的许多东西
CTHUN！（恰恩！）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六日
八块。一直是八块。我现在确定了。
今天，阿克曼地很安静，草枯死了，山坡下的树木也落光了叶子，烙铁般的天空下，安德罗斯科金河呈现一片黑灰色。要落雪了。
上帝啊，最令人高兴的是：一块石头上居然有只鸟。
一只鸟！
开车回刘易斯顿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没有数着步子上车。
下面是这件事的真相。真相一定是这样的：我受了一个病人的影响，但我已经好转了；就像是感冒，不咳嗽了，也不抽鼻涕了。
其实一直就像我开的那个小玩笑一样。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和希拉一家人共进圣诞晚餐并交换了礼物。唐带塞思去教堂参加烛光仪式后——我敢确定，若是虔诚的卫理会信徒知道仪式的异教起源，一定会惊讶万分——希拉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终于回来了，太好了，我很担心。”
好吧，似乎人是无法糊弄自己的骨肉血亲的。J.老师只是怀疑我出了状况，希拉却明确地知道。亲爱的希拉。
“今年的夏天和秋天，我遭遇了危机，”我说，“用你的话来说，是精神危机。”
但事实上，我遭遇的是心理危机。当一个人开始认为他感知周遭事物只是为了遮蔽另一个可怕的世界时，就叫心理危机。一向很实际的希拉说：“只要不是癌症就好，约翰尼。我担心的是这个。”
亲爱的希拉！我笑了，给了她一个拥抱。
稍后，当我们快要收拾完厨房的时候——一边喝着蛋酒——我问她还记不记得为什么小时候把贝尔路桥叫做失败路桥。她摇着头笑了。
“是你的老朋友想出来的。我暗恋的那一个。”
“查理·肯恩，”我说，“我有八百年没见过他了，除了在电视上。那可怜的人简直就是桑杰·顾普塔。”
她在我胳膊上捶了一下。“嫉妒可不适合你，亲爱的。话说回来，有一天我们一起在桥上钓鱼——当时我们都有那些小钓竿——查理朝桥下看了看，说：‘哎，谁从这儿掉下去都会成功地送命。’也不知怎么的，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很好笑，我们三个笑得像疯子一样。你不记得了吗？”
接下来的故事是，有一次我掉下了河却没有送命，从那天起，贝尔路桥就变成失败路桥了。老查理说的是对的。桥下方的贝尔河不过是条小溪，水非常浅。当然，它流入了水深得多的安德罗斯科金河——很可能从阿克曼地能看到它们的交汇处，但我从来没有留意过——而安德罗斯科金河又流入了大海。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不是吗？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深；在所有的土地上都是如此。
浑身落满了雪的唐和塞思回家了，他们是希拉的大男孩和小男孩。我们集体拥抱了一下后，我就一路听着圣诞歌开车回家了。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我相信，这些记录……这本日记……这个记录着我如何避免发疯的日志——或许我与疯狂擦肩而过，我真的认为我差点“翻过了那架桥”——现在可以结束了。感谢上帝，祝我自己圣诞快乐。
二零零八年四月一
今天是愚人节，我就是那个愚人。今早，我是被关于阿克曼地的噩梦惊醒的。
梦里，天空是蓝色的，河水是更深的蓝色，雪正在融化，第一缕新草已经从残雪中钻了出来，而石头又一次变成了七块，石圈中央也再一次出现了黑暗。虽然还只有一小块，但要是我不去照看，很快就会扩大的。
醒来后，我把书数了一遍，六十四，一个好数字，不仅是偶数，而且能一直除到一——想想吧，但那也不能让我安心，于是我把咖啡倒在厨房的工作台上，排了一条对角线。问题解决了——目前是——可我还必须到那里去，再进行一次“上门服务”。不能再耽误了。
因为它又开始了
雪差不多都没了，接下来该是夏至了（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终究会来的）。又开始了。
我感觉
上帝帮帮我，我觉得自己像个癌症患者，病情本来在好转，却一觉醒来发现腋下出现了巨大的肿块。
不能这么做。
必须这么做。
过了段时间
路上还有雪，但我还是到“AF”去了。
我把车停在墓园的停车场，走了过去。那里的情况和梦里一样，确实只有七块石头。从相机的取景器里看，又是八块。八，就能维持世界。这交易还不错。
对这个世界来说！
对博恩森特医生来说，不是这样。
又来了；想到这个，我的精神开始痛苦地呻吟。
上帝啊，求你不要让它再开始。
二零零八年四月六日
今天把七变成八花了更长时间。我知道，前方还有更多的“长期”任务等待着我，比方说数数、排列对角线和——不是放置，N.这一点错了——需要做的是平衡。这是象征性的，如同圣餐礼中的张弛相间。
但我累了。而夏至还很远。
它还在聚集能量，而夏至还很远。
我希望N.在来到我的办公室前就死掉了。那个自私的混蛋。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日
我以为这次它会杀死我，或摧毁我的精神。我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吗？上帝，我怎么知道？没有上帝，那样的黑暗面前没有上帝，那眼睛，它从里面往外张望。还有其他的东西。
那脑袋像头盔的怪物，从疯狂的、呼吸着的黑暗中诞生。
有歌声。歌声从石圈深处传出，从黑暗深处传出。但我把七块石头变成了八块，尽管花了很长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取景器里看了很多遍，画圈，数步子，把绕的圈扩大到六十四步，成功了，感谢上帝。扩大的圈——好！我抬起头，我四处看。看到它的名字出现在每一丛漆树上，还有那该死的下坡处的每一棵树上：恰恩，恰恩，恰恩，恰恩，恰恩。我抬起头看天，却看见蓝天上飘过的云也拼出：CTHUN！我看着河，看见河流的弯道竟然是个巨大的C，CTHUN的C！
我如何才能为这个世界负起责任？怎么会是这样？这不公平！！！！！！！！
二零零八年五月四日
如果自杀就能关掉那扇门
我能得到平静，即使以死亡为代价我还要到那里去，但不会走完全程。
到失败路桥就可以了。那里的水很浅，河床上铺满了石头。
高度肯定有三十英尺。
不是最好的数字，但是还凑合
谁从这儿掉下去都会成功地送命
不能失败
三只眼球的眼睛老是出现在我脑子里
还有脑袋像头盔的怪物
石头上尖叫的面孔
CTHUN！
博恩森特医生的手稿至此结束
5、第二封信
二零零八年六月八日
亲爱的查理，
一直没有收到你关于约翰尼手稿的回信，这太好了。请你就当没收到我的上一封信，如果手稿还在你那里，烧掉它。这是约翰尼的请求，我一开始就该遵守的。
我告诉自己，到失败路桥就停下来——去看看我们童年时的乐园，看看他结束生命的地方。我告诉自己，这样也许就能给这件事画上句号（约翰尼会用这样的说法）。然而，不出意外，精神下面的精神——我敢说约翰尼会说在那个层面，我们都是相同的——做出了不一样的决定。否则我为什么会拿着钥匙呢？
因为它就在那里，在他的书房。不在我发现手稿的同一个抽屉，而是在最上面的那个——桌洞上方的抽屉。还有另一把钥匙与它“保持平衡”，正如他所言。
如果当时我在发现手稿的时候也看到了钥匙，我会把它们一起寄给你吗？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总体而言，对目前的情况我还算满意。因为若是给了你，你或许会被诱惑到那边去。说不定你会被好奇心所害，也许还有别的东西。力量更大的东西。
也有可能，这一切都是胡扯。有可能我之所以拿着钥匙去了莫顿找到那条路，只是因为我正是我在上封信里说过的那种人：潘多拉的女儿。我如何能确定呢？N.无法确定，哥哥也无法确定，哪怕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就像他以前说过的，“心理分析只是我的职业，别拿工作以外的事情问我。”
不管怎么说，别担心我。我很好。而即使我不太好，我也能算清这笔账的。希拉·勒克莱尔有一个丈夫和一个孩子。查理，肯恩——根据我在维基百科里看到的——
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所以，你的损失会更大。而且，也许我从未走出对你的暗恋。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到这里。继续报道肥胖症、滥用药物和五十岁以下男子的心脏病。关注那些正常的事情。
如果你还没有读过手稿——我只能希望如此，但恐怕事与愿违；因为我相信潘多拉也是有儿子的——请也忽略它，就当是一个意外失去兄长的女人歇斯底里的唐突之举吧。
那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几块石头。
我亲眼所见。
我发誓，那里什么都没有，不要回来。
6、报纸新闻
摘自切斯特米尔《民主报》：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
女性坠桥身亡
与其兄自杀方式相同
朱丽叶·萨姆威
发自莫顿——一个月前，出色的精神病医师约翰·博恩森特从位于缅因州中部小镇的贝尔路桥坠桥身亡。据朋友们说，出事后，他的妹妹，希拉·勒克莱尔一直精神恍惚，心情低落。她的丈夫，唐纳德·勒克莱尔说她“受了沉重打击”。但他接着说，任何人都没有想过她会自杀。
“尽管没有遗书，”镇里的验尸官理查德·查普曼说，“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她是自杀身亡。她的车整洁地停放在桥靠近哈洛的一侧，并特意避开了公路。车是锁着的，她的钱包和驾照放在驾驶座上。”
接下来，他说，只有验尸才能进一步确认她的死亡原因是溺水还是撞击。
除了丈夫以外，希拉，勒克莱尔还留下一个七岁的儿子。葬礼还未举行。
7、电子邮件
Keen1981
3：44PM
20080705
克丽丝——
请帮我取消下周的所有活动。我知道事出突然，会给你的工作带来麻烦，但我实在没有办法。有一件急事必须马上回缅因家乡处理。我的两个老朋友，兄妹俩，离奇地相继自杀……在同一个该死的地方！联想到妹妹效仿——显然是效仿——哥哥而自杀之前寄给我的十分古怪的手稿，这件事肯定是另有隐情。那位哥哥，约翰·博恩森特，是我儿时最好的朋友，我们曾在数次操场暴力中互相搭救！
那个血糖报道可以交给海登。他可能没有信心，但我知道他能行。就算他不行，我也必须走。约翰尼和希拉同我们一家人关系深厚。
还有：我不想显得这么功利，但这件事说不定有挖掘的价值。关于强迫症。虽然不像癌症那么可怕，但患者会告诉你那见鬼的玩意儿能让人多痛苦。
谢谢，克丽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