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11日
我真不知道自己哪根筋出了问题，竟然讲了这么一个无聊的蛋壳故事，然而其实我心里明白——就在我写信给你的时候我才想到了原因，是那蛋壳碰到瓷砖地面发出的声音。它只是一个空壳，摔落在地上，发出的是最温和而伤感的破碎声，这声音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曾经在某个“高调星期四”，休给我讲过一句古埃及谚语：真相和谎言之间的差别，重不过一根羽毛。
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吧。跟你讲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现在我们在苏联大使馆旁边设了一个观察点（OP），而且这是我们目前拥有的最高级别的观察点。话说回来，我们需要感谢碗哥，观察点的建立跟佩奥内斯直接相关，但是也离不开霍华德给我们的警醒。我虽没跟你仔细描述过佩奥内斯，但是我想你一定不喜欢他。他很重，又很虚弱，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混血，具有与生俱来的忍耐力。身材中等，但四肢非常健硕，还长着一大把黑胡子。说实话，他整个人都挺黑的，而且即使喷了香水也难掩他身上散发出的动物般的气息。佩奥内斯知道蒙得维的亚的每一所妓院，并进到里面发掘新人才，就好像大学的助理教练去看高中足球比赛并从中寻找新队员一样。而碗哥呢，据我所知，他本人疯狂地喜欢逛窑子，我跟他比起来简直就不值一提，而且他还傲慢许多。我现在算安分了，坦白说是我工作太努力了。但是碗哥和佩奥内斯却因为同去妓院而变成了铁哥们，去妓院挖掘特工的确是不够谨慎，但这种方法却可以煽起一段友谊。然而请你不要嘲笑碗哥可怜又可笑，我相信谢尔曼有他自己的理由。
大约三个月前，碗哥与佩奥内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整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佩奥内斯十分憎恨卡帕布兰卡，而且故意在奥古斯都和碗哥的事情上迷惑他，说他们两个是来自国务院的好人。同时佩奥内斯（和碗哥）还想方设法让卡帕布兰卡相信，当霍华德告诉他们那顿午餐是由情报局出钱的时候自己也感觉很尴尬。然而，那顿午餐过后佩奥内斯简直气疯了，但是碗哥显露了他的手段——“看开点，佩德罗（没错，佩奥内斯全名就是佩德罗·佩奥内斯），”他说，“虽然我们在你身上花了几个月的精力，但你也没加入我们。我的长官太沉不住气了，我想拦也拦不住，可他只是想直截了当地了解你的想法——你开价多少才愿意加入我们？”
“我们有句谚语，”佩奥内斯说，“钱能买到一切，却买不到正直。”
“我们的说法是：每个人的价值都可以拿钱来衡量。”
“而我的价值已经隐藏、与世隔绝了。”
“那它隔绝到哪儿了呢？”
“何出此问？我已经跟你说了，谢尔曼，这是一个秘密。我只能跟你说，它藏在我的睾丸里。”
基特里奇，碗哥向我复述的时候，我根本不敢相信他们真的如此交谈——佩德罗·佩奥内斯的价值在于他那毋庸置疑的巨大睾丸中。好像确有其事：一个漂亮又聪明的女孩，为了赚钱，几年之前离开蒙得维的亚的妓院去了哈瓦那，现在，她已经成为闻名加勒比地区和南美的一个传奇。她的名字——当然了，是工作时用的化名，叫作“自由舌头”（简单翻译起来，不应该说是言论自由，意思更加接近于“啊，自由——那就是你的舌头！”）。
她似乎最近才与佩奥内斯联系上，但他爱她如命。如果中央情报局有办法让她从哈瓦那回到蒙得维的亚来，当然了，得出于她自己的意愿，那么拿下佩奥内斯就不是什么难题了，到时候大半个乌拉圭（佩奥内斯掌管的地区）都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经过挑选的政府官员、人力档案、电话公司、使馆区，以及来自左翼组织的警方线人。最后，佩奥内斯用英语说了一句：“到时候我的国家就会成为你们的了。”
碗哥带着佩奥内斯的要求回来了，佩奥内斯给了巨大的承诺，但他值得信任吗？那个女孩回来之后，他要是失败了怎么办？后果我们承担得起吗？因为那女孩在哈瓦那一切进展顺利，更换她的工作地点可能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但佩奥内斯保证说，我们出得起那女孩的要价，因为她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回到他身边。他向碗哥强调说，他们之间是真爱。
佩德罗还说，我们除了补偿交通费之外也没什么其他的费用了，他早就为她准备好了几处豪宅，她一回来他就有能力照顾她。
因此该项“工程”的成本中又加了一笔可观的船运交通费，说实话，这并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期（两千元就能让这个女孩回来，并且是头等舱，还包括所有的箱包行李以及其他附加费用）。而且霍华德·亨特知道国务院的处事风格，有些站点长官的返程票是不给报销的，但是像亨特这样的，他就有办法要到钱。没错，亨特确实一刻不停地谈钱，而他对支票和现金的不同别称，也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人要来得多。“那女孩知道把她送到这需要多少铜板吗？”这是他的一种说法。“票子”“绿票”“马车轮”（后来我弄明白这指的是银币），还有“四分之一便士”“半便士”“六便士”“巴拿马币”“委内瑞拉银币”等词汇，他每次提到这些称呼都很有意思。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件事最大的障碍竟然在于哈瓦那驻地。霍华德怀疑加勒比部门已经收了佩奥内斯的女人利博塔德并分配了任务给她，但是霍华德有办法敲动I-J-K-L的关节，打破僵局之后我们得到了她。但是我们仍心存疑虑为什么哈瓦那故意给这件事制造麻烦。
但无论如何，佩德罗非常开心，因此我们的站点也新形成了一种富有极端感情色彩的有趣工作形式，我们称之为“疯狂的佩奥内斯”。虽然那个女孩还没到达乌拉圭，但佩奥内斯的工作热情已经十分高涨，他在他厌恶的上级萨尔瓦多·卡帕布兰卡的电话上装好了窃听器，我们的监听点立刻就反馈给我们一直想要确认的信息：乌拉圭总统路易斯·巴特列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亲和苏联，卡帕布兰卡则是他忠心耿耿的部下。我们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但当猜测得到证实，那感觉就好像饥饿后饱餐一顿一样，是绝对让人兴奋的事。
接着就发生了一场大政变。佩奥内斯收到利博塔德的电报确认她确实在来乌的途中，于是他对碗哥说了这么一段简短的话，他说：“谢尔曼，我是这样的人，如果我的存在没有价值，那么我就不会苟活于世。而一个人能拥有的最高价值就是做一名‘绅士’，很快你就会见识到我是怎样的一位绅士。”
你知道吗，他做得的确跟他说得一样漂亮，而且他还会因此获利。一年多以前，他在西班牙林荫大道、邻近苏联大使馆处有一栋别墅，一年多以前他出租了这栋别墅，但租金少得可怜——他只是从那家租户收取必要的生活开支费用。因为租金过低，现在双方协议，那家租户在一周内搬离别墅。他的直觉确实非常敏锐，他似乎早就嗅到了我们有意向为自己人租赁那栋别墅，并且出价会相当可观。但是他并没有急于行动，而是确认了我们足够信任他，并把他的利博塔德安全带回蒙得维的亚之后才说出租别墅的事情。
如果奥古斯都还在这儿的话，他可能会对这栋别墅提出质疑，而休也会把这看成一块腐烂的糖果，盖茨比和卡恩斯甚至还会忍不住大声说出来——如果这栋邻近苏联大使馆的别墅被克格勃监控了该怎么办呢？佩奥内斯会欺骗我们吗？
亨特打断了这些争论：“在安全人员对这栋房子进行彻查之前，我们只会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监视点，这样一来，即使俄国人监听了这栋别墅，他们也不会听到任何有价值的内容。”
但是我们也不决定这样做，除非我们派了绝对合适的人进来，在此之前不会在这里进行任何情报活动。住进这栋别墅的人必须对我们的事一无所知，而且具有绝对的耐心，可以一连坐在窗帘之后几个小时不动，并时刻做好准备，一旦有任何人进入或者离开大使馆，都要打开我们的H-16摄像机进行拍摄。
虽然这个时间办户外派对似乎有点晚，但是这里四月的天气可要比华盛顿十月的天气还暖和，所以在冷空气到来之前，我们还有机会在侧窗下的花园举办几场派对，显然我们得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入住。但是，我们去哪里找到这样的人呢？这件事可不能再依赖佩奥内斯了。
亨特决定拉来戈迪·莫尔伍德，很快别墅里就住进了一家三口：一位父亲、一位母亲和他们30岁的女儿。他们是为躲避纳粹迫害而逃亡的犹太难民，1935年前后来到蒙得维的亚，他们的姓是博斯克威尔第，这大概是从德语变化过来的吧。格鲁尼沃尔德大概是本地人，但是不要把海曼变成杰米，所以，男主人的名字应该是海曼·博斯克威尔第，他的妻子叫作罗莎，女儿叫格蕾塔，夫妇俩也叫她格蕾特尔。这是一对胆小、不善交际的夫妇，他们的女儿也很羞涩朴素，但是彼此之间却很亲密，如果女儿打喷嚏了，妈妈也会颤抖一下。我之所以能知道这么多，也是因为霍华德任命我为他们的协助管理员。
我们没人敢跟博斯克威尔第一家说英语（真是遗憾，他们的英语并不差），这么做也是为了防止克格勃监听这栋别墅。这个时候局里就想到了我，虽然我的德语也不是非常好，但是我相信我完全可以用浓重的西班牙口音蒙混过去。我们的初衷也是想以此来误导俄罗斯人——如果克格勃真的在监听这栋房子，那么他们可能会误以为我是博斯克威尔第家的朋友，来他们家是为了改善德语口音。
总之，我在这里的任务不算艰巨。博斯克威尔第一家免费住这栋别墅的代价便是至少保留一个人在摄像机旁，三脚架要从早上六点一直架到晚上——因为他们女儿在图书馆当管理员，所以我猜想老两口做这件事的时间会比女儿更长。我隔三岔五地到他家看看，时间一般都是晚上，带去新的胶片，同时收回一卷卷录制过的胶片。我们在一间安全的实验室放映胶片，然后花上几个小时在投影仪和屏幕边观看影片，研究出入苏联大使馆的人，随时为新面孔编上号准备调查他们。我们看过之后再把胶片装进袋子运往蟑螂小巷，那里的苏俄分部负责调查他们的档案信息。等到我们收到苏俄分部的反馈信息，事情就变得更加有趣了。比如说其中有张面孔，就是一位高级克格勃成员，他来过大使馆几次，每次来访都要停留半个小时左右，随后就飞回巴黎，这是我们从专门监控护照的AV/OUCH-2那儿了解到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为何而来，但是苏俄分部在其巨大的关系网中还保留有备胎，他们会有办法解决疑惑的。
另一件事情就是花园派对了。摄像机记录了两次派对，我就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些影片，好像自己就坐在湖边，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水面上的粼粼波光。其实这些片段也只不过勉强可观罢了，毕竟博斯克威尔第家人并不是专业摄影，所以这些拍出来的画面近乎于质量极差的家庭录影片，而且是用长焦镜头来拍摄的，镜头的转换如此突兀，让你感觉就像是摔跤手一把把你甩到了半场之外。尽管如此，我还是看了一遍又一遍，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帮助理清有关苏联大使馆的一些人物关系。我很难向你说清楚这件事有多么大的吸引力，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看一部罗伯托·罗西里尼的电影，它吸引着我去发现更多的东西，但我只能等到下一个派对（就安排在这个星期六）再行动。这次派对邀请了美国大使馆的有关人员，因为大使本人不能前往参加，亨特就作为首席秘书代为参加，而我作为首席秘书的助理也应该一同前往。我出现在派对上，一边跟那些俄罗斯人谈话，一边想着过后我还要研究他们每一个人，这种感觉是多么奇妙啊。但是霍华德正在犹豫这件事情，如果俄罗斯人真的在监听这栋别墅，那么他们就会听出我的声音。下周亨特可能就会决定是否要我出席，到时候我再告诉你。
现在让我再跟你详细说说我们的租客吧。他们免费住在这里，海曼依靠给几个即将接受成人礼的犹太小学生上希伯来文课赚取小钱。在蒙得维的亚，犹太人的数量并不算少。我非常喜欢博斯克威尔第一家，他们是我拜访过的第一户犹太人家庭，所以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非常有趣。几乎我每次去他们家，他们都在用玻璃杯喝茶，吃些简餐解决晚饭，通常都是酸奶油冷鲱鱼配洋葱，这菜的气味弥漫在整个房间，但也不算讨人厌。他们也经常请我吃东西，但我一般都婉拒了（因为上级规定，我不能跟他们有太多的交谈，尤其不能提到胶片和摄影器材，他们默不作声地上缴胶片就足够了）。
有时候博斯克威尔第先生的某个学生会在原来放置摄影机的房间学习，我就听着两人朗诵希伯来文，那些词语都像是有魔力一样。先生和学生头上都戴着小帽，在我看来都是那么地神秘。想想看吧，他们就这样迎来了自己的成人礼！当我离开的时候，老夫人特意在门厅留下我，直接贴在我耳边，用带有浓重犹太口音的德语悄悄说：“拜托，你可要尽心尽力地照顾莫尔伍德先生啊，他这么努力都是为了你。”
“好的，没有问题。”我说，然后我就带着排好的一卷卷胶片离开了，它们在纸袋里咔咔作响（我还在袋子里装了一条面包以作掩护）。随后我走回到街上，沿着街道漫步三个街区，途中故作悠闲地休息了数次，暗中观察以防有人尾随，最后才来到我的小破车边。幸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跟踪过！以我的直觉，那栋别墅还没有被监听，苏联间谍一定以为在乌拉圭就没有必要保持柏林的标准了。
在开车回酒店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些犹太人。他们的人数仅是我们的八分之一，但我对他们却有种奇异的感觉。
该是睡觉的时间了。代我向我的教子问好，也向你和你丈夫问好！
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