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说来，夜总会里人不多，算上西姆斯和我，一共七个客人。演奏台有四个人，一名蓄有山羊胡须的萨克斯手，还有三名俯身伴奏的乐手。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可能是长滩、圣摩尼卡，也可能是郊区的某个记不起名字的地方。这是当晚我俩光顾的第三家夜总会了，我的方向感几乎荡然无存。那天晚上，大个子西姆斯言语不多，神情严肃，态度坚决，端着半杯酒，走出房门，仿佛是史诗中一个被人赋予使命的男人。
“嘿，西姆斯，回家吧，好吗？你不喜欢听音乐，我不想看到你胡思乱想的样子。”
“音乐不错，音乐。”
“可是我觉得，你不用带我去看什么风景。回家吧。我再待一会儿，坐出租车回去。”
“回家。”
“回家，对。不过，先告诉我，你在生谁的气？”
“不是生气。如果你这么看，这就算生气吧。”他说。
一个老招待员把我们的酒端来。他的鼻孔里塞着一团棉花，身上穿着的T恤衫上写着：星期一晚上在罗伊厄尔利的强力球场举行足球比赛。那天不是星期一，我们不在那里地方。
我问：“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了。家里有什么事可出的？”
“你和格雷塔吵架了。”
“别提了，”他说，“一口干了吧。”
“这些家伙演奏得不错。”
“这是音乐，一口干了吧。”他说。
“你心里有疙瘩。”
“其实，我们从不吵架。”
“你俩从不吵架，玛丽安和我也从不吵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时——”
“要忍住。”
“觉得心里有疙瘩，沉甸甸的。”
“我们他妈的从不吵架。”
“我们从不吵架。玛丽安和我。回家吧，和她好好谈谈。我去叫出租车。在这里可以叫出租车吗？”
“你的头发有点白了。”他说。
“你的头顶有点秃了。”
“我的头发快要掉光了，可是你的头发只有一点点白。”
次中音乐器奏出了立体音符，我们喝下几个半杯，鼓手打出一阵激烈节奏。在噪声之中，在陌生夜色里更大范围的错位中，我试图理解西姆斯所说的意思。
“说真的，回家吧。我没事。我喜欢这些家伙，音乐充满阳刚。”
“黑人音乐。”他说。
“充满阳刚、自由奔放的音乐。”
“黑人音乐。你喜欢有你喜欢的原因，我喜欢有我喜欢的原因。改天我给你看看我家里的一张照片。非常棒的照片，我不知道确切拍摄日期，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吧。查利·帕克，穿着白色套装，在某个地方的夜总会里。很棒很棒很棒的照片。”
“纽约的一家夜总会。”
他瞟了我一眼。
“你知道那家夜总会吗？”
“很棒的照片。”我说。
“等一等，你知道那家夜总会吗？纽约的一家夜总会。”
“他穿着白色套装，脚上的鞋子我记不清叫什么来着。”
不知怎么的，我想到我们的表情是如何变化的，想到如何在别人眼睛里发现信号，知道我自己究竟多么焦虑。不过，这样的信号同时也告诉我，我应该回避别人的目光，直到自己找到了解周围情况的机会。在这里响起的口哨声和抱怨声中，我俩看来形成了共识：假如我们的面孔与这些人的相同，我们就可以免于任何伤害。
“在这里可以叫出租车吗？回家吧，和她和解吧。如果这事耽搁十个小时，你俩都会胡思乱想。”
“回家吧。”
“回家。帕克穿的鞋子叫什么来着？我老是记不清。告诉她，你很担心。别让事情恶化。老式的两色鞋。”
他看着我，上下打量。
“改天我们去看一场比赛吧。你几个月以后就会回来，对吧？我们去看比赛吧。”
“我不想看比赛。”
“我们去看比赛。”他说。
我俩把酒喝干，离开那家夜总会。不到十五分钟，我们已经坐在另外一家夜总会里，听到小号奏出的响亮声音。四个乐手头戴土耳其毡帽，身穿阿拉伯男式上衣，齐声吹奏小号，一名鼓手高声歌唱，声音凄厉。
我们点了酒，听了一阵。这时，西姆斯靠近我。
“自从我来到这里以后，这样的情况出现过两次。他们把枪掏出来。我的生命挂在某个警察的弯曲手指上，要么因为我和某个疑犯相像，要么因为我的汽车尾灯没有亮。他下了车，叫我下车。他说，我要你马上下车。我下了车。他又说，我要你把手放在车顶上，手掌摊开。可是，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我们盯着对方，眼里透出杀人的欲望。在某个意义上，这令人感到非常困惑，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这又非常自然。”
我点了点头，等着他说下去。他坐在那里，神色非常严肃，两眼望着杯子。
“你希望成为我的朋友，你得听我把话说完。”他说。
墙壁上装饰着太平洋爵士乐专辑的封套。我们扭头看着演奏台，感觉到音乐的力量。这种爵士乐具有质感，深奥微妙，仿佛向人诉说生死。
我告诉他：“对，对，我的头发有点白了。不过，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比完全秃顶更糟呢？这就是你自己承认的宿命。”
“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头发有点发白并不是男人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情。”
“我们走吧，好吗？”
“为什么？”
“还有一个地方。”
“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让你知道了某些东西，对吧？你得接受这一点，”他说，“我在这里，你却不在。”
“好吧。不过，你应该回家了。告诉她你很抱歉。”
“我想让你知道我们的情况。”
“什么？”
“我俩从不吵架。”
“我俩也从不吵架。我们的朋友吵架。”
“这就是我内心难受的原因。”
“我正听你说呢。”
“那么我们就离开吧。”
下一个地方在洛杉矶市中心。洛杉矶市中心——这名称拥有神秘生命，我无法清楚解读。乐队正在休息，房间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
“我曾经吹奏小号。你知道吗？”
“现在还吹吗？”
“从当铺买的一把旧小号，后来扔掉了。”
“可是你还有。”
“早扔掉了。”他说。
“可是你留下了，现在还在。”
“早扔掉了。”
“你没有保留？”
“留下干吗？太难听了。”
“值得保留的东西。一把旧小号？顺便说一句，它们不叫鞍脊鞋，鞍脊鞋不是我刚才所说的两色鞋。”
“听起来像音乐死亡了，被埋葬了。”
“愚蠢。你应该把它留下来。”
“等一等。我愚蠢？”
“值得保留的东西。人们收藏这样的东西。二手小号，很棒的藏品。”
“等一等。”
“很大的错误，西姆斯。”
“我愚蠢？”
钢琴师最先出场，接着是贝司手。鼓手系着头巾，戴着墨镜。
“那艘船回来了，”他说，“你知道吗？”
“不知道。”
“在旧金山海岸。”
“是谁告诉你这些事情的？”
“你知道传言是怎么一回事吗？没有谁告诉你，你只是听到而已。”
“听到有关船上货物的什么情况吗？”
“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西姆斯说罢，声音提高了，就像一个二手车车商，一个吹牛的人。我哈哈大笑。“这真有意思，关于谣传的最妙的之处。”
小号手终于上场了，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戴着金项链，门牙中间缺了一颗，脚下穿着凉鞋，一身度假打扮。
“有人说，是海洛因。有人说，是中央情报局运送海洛因，以便为某个秘密行动提供资金。不过，我们不相信，你和我。”
“因为我们是有责任感的人。”
“而且，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西姆斯说，“因为船上的货物不是海洛因，不是有毒化学品。它既不是工业余烬，也不是海洛因。”
“是什么呢？”
“它是用词上出现的混乱。就是这么一回事。”
“哪一个词？”
“你知道人们管海洛因叫什么吗？。它叫scag，它叫horse，它叫H，它叫smack，它叫this，它叫that。还有什么叫法呢，尼克？”
“它叫shit。”
“明白了吧，船上装的不是海洛因，船上装的是shit。”
这时，我俩思维敏锐，视力清楚。聊了一夜，喝了一夜，这是头脑非常清醒的时段之一。
“有一点我是正确的，传言显示，那不是一艘普通的船。”
“淤泥船，这证明传言是正确的。”
“装载的是经过处理的垃圾。”
“从一个港口驶向另一个港口，已经航行了近两年时间了。”
我们欣赏着音乐，从吧台一端传来使用收银机的声音，从后面某个房间里，传来时隐时现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声音。
“告诉她你感到抱歉。回家吧，西姆斯。”
“也许，她应该这样对我说。”
“你先对她说吧。”
“也许，应该感到内疚的不是我。想过这一点没有？谁引起的？”
“这没关系，真愚蠢。”
“这是第二次了。”他说着，对我伸出两根手指。
我们出了那家夜总会，走进另外一家。那里摆放着小桌子，墙壁上画着斑马纹。人比较多，乱哄哄的，有的戴着飞行员眼镜，有的穿着银色衬衣。
“他穿着白色套装。”
“对。”
“男高音演唱。”
“对。”
“他的目光投向画面之外，投向画框之外。”
“他穿着白色裤子，棕色鞋子，是两色鞋，不是鞍脊鞋。”
“我当时没有问是什么鞋子。我不关心他穿什么鞋子。”
“我只是说说而已。”
“我对他穿什么鞋子不感兴趣。”
“那鞋子有一个名称，我正在想是什么。”
“到其他地方去想吧。”
“在纽约的一家夜总会。”我说。
“你知道？我不知道。它是我的照片吗？我们是在我家里说的？”
招待员端来了酒。
“听我说，回家去吧，告诉她你很抱歉，然后洗澡，睡觉。”
他看着我，嘟起下嘴唇。
“还有别的事情。”
“什么事情？”我问。
“法官发出了指令，一项禁止令，严禁他们倾倒那些淤泥，因为里面埋着尸体，”西姆斯说罢，喝了一口酒，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雪茄。
“谁的尸体？”
“谁的尸体。你希望是谁的尸体？那是谁的尸体？我听说，是某个歹徒的。采用枪决方式，在脑袋上打了一个洞。”
爵士三重奏，外加一个歌手。她披着红色头发，皮肤呈铜色，把话筒靠在缀满亮晶晶饰片的大腿上，伴奏者给她提示歌词。
“我们从不吵架。我们的朋友吵架。”我说。
一组曲目结束之后，一阵倦意向我们袭来，让人产生一阵厌倦感。西姆斯对着我的肩头吐出一股烟雾。我把一个冰块放入酒里，用一个指头摆弄，看着它上下浮动。
“有一个我曾经见过的人。我不认识他，曾经见过一面。那时我还年轻，”我说，“他到台球室来。”
“你在说什么呀？”
“说的是泥浆里埋着的那个人。”
“一个黑帮成员。他是谁？”
“我那时年轻，在上中学。我只和他聊过那一次。可是，我父亲早就认识他，他曾经给我说起这事儿。巴达拉图给我说的，不是我父亲给我说的。他们是朋友，是熟人，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你所说的是巴达拉图？他叫马里奥。那人我在电视上见过一次，”他说，“当时，他们让他上了一辆普通轿车，送他去受审。有个侦探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以免他的脑袋撞着车顶。我坐在这里，心里纳闷，为什么警察非常注意保护那些罪犯，不让他们的脑袋受伤呢？最近，当犯人上车时，警察特别注意用手保护犯人的脑袋。”
“你突然唠叨起来了。”
“他总是在法庭台阶上被人拍照，他是法庭台阶之王。”
“你说的没错，我们走吧。”我说。
“你父亲认识他。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他认识他。”
“换句话说，我得表示尊敬。我提到他的名字时，应该恭恭敬敬的。那个家伙操控一个犯罪集团，从事毒品、敲诈和别的违法活动。谋杀、试图谋杀，以及别的什么勾当。”
“运输废品。”我说。
“有可能。干吗不呢？我得尊敬他，因为他对你父亲不错。”
“你说得对，我们走吧。”我说。
“我没有说我想离开。我不想离开。”
“告诉她，你很抱歉，然后洗个澡。”我告诉他。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当天晚上的最后一家夜总会里。那里表演布鲁斯，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息。那里的招待员与之前的两三家夜总会里的那个老招待员相像，模样类似。他一身标准的招待员打扮，我觉得那样子很像那个穿着足球T恤衫的招待员。那人我们在之前的三四家夜总会里见过——别管之前的第几家吧。那人穿着T恤衫，鼻孔里塞着一团棉花。
“这地方让我想起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人们总是这样的，某件事情发生时，你在什么地方？肯尼迪遇刺时，你在什么地方？怎么说呢，还记得那次停电吗？这地方让我想起来了，就是那次东北地区的大停电。”
“我是不是应该问你当时在什么地方？”他说。
“三千万人受到影响。”
“我当时在德国，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什么原因呢？”
“没谁记得。三千万人，没有一个人记得。”
“可是，你记得自己当时在什么地方。”
“你问我当时在什么地方。我在一家酒吧里，与这里差不多，”我说，“死气沉沉的灵魂，情绪悲伤的爵士乐，墙壁上画着棕榈树。”
“这地方的墙壁上没有画棕榈树。”
“没有还更好一些，更像一些。突然之间，电灯全部熄灭。”
“他们根据它拍了一部电影。我当时在德国。”他说。
“也许，另外那个地方没有爵士乐。也许，曾经有过，后来停止了。他们制定一项关于爵士乐的政策，后来成为不准演奏爵士乐的政策。如果你仔细想想，那大概是相同的东西。”
他与我们在三四家之前见到的那个人不同。这并不是说他的模样像谁。他与我当天早些时候——或者前一天——遇到的那个出租车司机相像。那个家伙说：“点一支好彩吧，该抽烟了。”
他们把我塞进那辆巡逻车，也许他们那时管它叫无线电联络车。不管怎么说，那辆车绿白两色，开车那个警察抽着烟——他不应该那样做，穿着制服执行公务的警员不应抽烟。我记得，一个警官伸出双手，把弥漫在他两膝之间的烟雾捧起来，那动作让我觉得惊讶。我开枪打死了一个人，觉得自己将被送入一个管制系统之中。那里的规则严格，恒定不变。我记得另外一点是，自己被塞进那辆警车，没有人把手放在我的脑袋上。原因显而易见，他们那时并不这样做，这种做法是后来出现的——让重罪犯上车时，伸手进行保护，以免犯人撞伤脑袋。
当然，那件事情发生在东部。来到这个地方以后，我常常听到东部这个词语。不过，我觉得，这根本不是表示地理位置的标记，所指的仅仅是时间。它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说法，一个与存在和经历的密度相关的说法。它是伪装的，它是抽烟时间，变化无常的烟雾时间冒出来，成为某种稳定安排的场所。人们使用这个词语时，所说的是他们迁徙到这里以前的方式，世界过去的方式，并非仅仅是新泽西州或者南菲利市的方式。也许，他们所说的是自己父辈或者祖父辈迁徙到这里之前的方式。在某种个人信奉的相对论中，事物依然以那样的方式存在，是某种变换不定的心理层面。也许，它存在于其他男人和女人以这种方式来到这里的时段。那些人坐着康内斯托加式宽轮篷车，来到这里——在中学时，我们学了康内斯托加式宽轮篷车这个词语，一个东部人使用的词语，源于那种马车产地的名称。
大厅里几乎空无一人，他们演奏着布鲁斯。
“好好哄她，”我说，“回家去，和她谈谈，学乖一点。你知道这个说法吗？学乖一点。圣路易斯的黑人小孩使用这个说法。西姆斯，你知道吗？”
“他们到这里来进行人口普查。”
“对，那又怎么样呢？”
“我母亲要我躲藏起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问题问得好。我那时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我不知道她的想法。我躲藏起来。两个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写字夹板。她说，请进来，躲着吧。”
“躲着。”
“她说，躲着。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想的什么，不知道她当时想的什么。”
“那只是人口普查。”
“不要只说人口普查。”
“你告诉我，我的头发有点白了。我应该知道，为什么这比完全秃顶更糟糕。”
“因为我遇到过，我的家人遇到过，”他说，“我应该谢顶，我会这样的。她说，躲着吧。”
“躲着。”
“你相信人口普查吗，尼克？”
他坐在那里，领带松开，短上装皱巴巴的。他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雪茄，下嘴唇突起部分的上方出现了一道粉红色的痕迹。
“你想要我说什么呢？没错，我相信它。不，我不相信。”
“我想要你说，你相信。”
“我可以感觉到我们将要涉及某种棘手的话题。”
“你相信什么呢？”他问。
“我相信人口普查。干吗不相信呢？”
他瞟了我一眼，目光之中带着令人愉快的神色。
“你相信。”
“干吗不信呢？”
“你相信那些数字，例如，相信美国只有两千五百万黑人。”
“干吗不信呢？”
“这么说，你相信。”
“如果那是实际数字，那就是实际数字啰。”
“而且你认为，他们不可能压缩实际数量。”
“等一等。”
“你认为他们不可能。”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好好想想吧。”
他动手脱去衬衣，采用大个子的方式，两手拉起衬衣，脱了下来，晃动几下，带着几分优雅，胸部一起一伏。
“西姆斯，就是你我两个人。”
“想象一下吧。”
“我们——你和我——没有这样的词汇，它可以表示黑暗力量的理论，表示促成活动的东西，记得吗？我们既不接受这个词，也不接受这个理论的合理性。你还记得那次谈话吗？”
“这是另外一次谈话。我是在这里谈话时说这番话的。你想一想吧。”
“可是，你我之间应该说实话。我们逆流而上，西姆斯。流行的做法避重就轻，不负责任。我们是负责任的人。我们确定了这一点，不相信有什么破坏我们生活的秘密力量。”
“一个地方停电，影响了三千万人。可是，他们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中，只有两千五百万黑人。”
“如果那是实际数字，那就是实际数字啰。”
“你只能这样说。其实，我们面对的情况需要——用你的词来说——仔细调查。”
“说下去，仔细调查吧。”
“你愿意接受这个数字。”
“两千五百万。没错，干吗不呢？”
“你不觉得这个数字太小了。”
“两千五百万，不算小了。两千五百万哦。”我说。
“你不觉得这个数字完全被报低了？”
“你干吗说仔细调查是我的词呢？”
“因为你用过。”
“所以就成了我的词？”
“我不用这个词，你使用过。”
“我相信这个数字。它对我来说是可信的。”
“你不觉得有人可能担心，如果真实数字被公布于众，白人会觉得浑身无力，黑人会觉得深受鼓舞。黑人会说，嘿，这些我们应该多得一点，那些我们应该多得一点，应该比别人多得一点。”
“你我之间应该说实话。”我说。
“你认为这个数字没被压低，没被压低40？”
“我们不能让自己沉迷于低俗、随意的幻想之中，西姆斯。”
“低俗、随意。”
“我说得对吗？你我之间应该说实话。我们并不相信事情背后的东西组织有序，非常邪恶，我们得从中编出一种理论。”
“你不觉得白人会感到非常沮丧，觉得受到真实数字的——我不愿这样说——威胁。”
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你觉得人口普查局隐藏了一千万黑人。”我说。
“不是隐藏人，而是瞒报了数字。这样做很容易。”
“可是，数字很大，操作起来很难。事情是明摆着的，也许是母亲们的原因，”我说，“一千万母亲告诉孩子们，躲起来，躲起来。”我说。
大个子西姆斯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一种反射性笑意，不过眼睛没有放光。
“面对这个问题吧。”他说。
“什么问题？”
“我们有权知道人口数量。”
“你确实知道呀。”
“不知道。这个数字非常危险。真实数字让你有了多大的威胁感？我提醒你，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好吧，我想一想。”
“告诉我实话，你觉得我所说的话里没有事实。”
“真的妄想。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看到的唯一的真东西。”
他似乎喜欢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目光投向一侧，愉快的样子中带着些许严肃，审视着人际交流的本质中可能存在、使人具有可预测性的东西。
我欣赏那名布鲁斯小号手的演奏。他年轻，穿着破旧上装，皮肤呈非洲人的那种黑色，就是非洲大陆某个地方的人具有的那种饱和的黑色，沙漠中的某个游牧部落的肤色。不过，就动作和站立姿态而言，我看见他在演奏即兴重复片段的过程中，吐了一口唾沫。他是本地人，来自下城某个地方，打扮大众化，走路拖着脚步。
“查利·帕克穿着白色上装，出现在纽约的一家夜总会里。”我说。
“今天晚上，我听到你提到多少次纽约了？”
“而且，我知道他穿的那种鞋子。”
“我不关心他穿哪种鞋子。”
“休闲鞋。”
“我不关心他穿哪种鞋子。”
“不是鞍脊鞋，那叫作休闲皮鞋。”
“我不关心它们叫什么。”
“听我说，这就是你应该做的，”我告诉他，“回家去，说你很抱歉。在浴缸里弄一点起泡的东西，洗一个澡，然后睡觉。”
十分钟之后，我们站在那家夜总会外面，等人把车开过来。西姆斯伸出两手，抓住我的肩头。
我不知道如何应对。
他冲着我眼睛一鼓，撞了一下我的前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喝了一个晚上之后的一种冲动行为。我们两人说话声音嘶哑，喉咙冒烟，几乎醉得不省人事。他的举动要么宣告这个晚上正式结束，要么是某种刻意而为。
我挣脱他的双手，用头撞击他，两手抓住他的肩头，用头撞击他的额头。我很有兴趣地看着他，重复了刚才的动作。
当然，那样的动作让人觉得疼痛，剧烈跳痛，砰的一声。那样的撞击是一种打击，产生从头到脚的震撼，一道电流穿过后脑勺，进入颈部和肩膀。
这样的撞击让人脸对着脸，两眼鼓起，形成一种对抗空间，没有回旋余地，没有其他的接触点。可以表现的敌意到达一定数量，填充了人的整个视野。对方瞪眼怒视，目光咄咄逼人。也许，那是一种隐蔽之下的姿态，一种睡眼矇眬的攻击动作，眼睑下垂，沉默无语。
我个子比西姆斯高，然而身体没有他那么壮实，以前从来不把脑袋当作武器，像中世纪人那样进行攻击。
我撞击的位置刚好在他的鼻子上方，自上而下，让他疼痛不已。这一点我看得出来，我那一撞肯定让他的脑袋嗡嗡作响。
他让我浑身一震，撞击我的力量非常巨大，我后退两步，头昏脑胀，一个踉跄，挣脱了他的双手。那个家伙已经把车开来，站在一旁观看。
疼痛的感觉像电流一样穿过我的身体，我觉得浑身麻木，头晕目眩，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小了。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状态，我们头晕目眩，视线模糊，只有撞击留下的感觉，两眼瞪着，浑身疼痛。
他再次向我撞来，我脑袋一扬，后退一步，想要减轻撞击的力量。他抬起头来，两眼怒火喷射。
疼痛仅仅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信息。
我们两人再次攻击，各自一次。那个家伙手里拿着汽车钥匙，在旁边看着。
在酒店房间里，我站在洗面池前照镜子。我两手扶着墙壁，身体前倾，看到自己额头上伤痕累累，瘀血斑斑，凝固的血痕周围泛起葡萄酒那样的颜色。我用冷水清洗伤口，然后上床睡觉。可是，脑袋一碰枕头，便觉得头晕目眩，只好在椅子上坐了一个小时，让那种感觉慢慢缓解。
那感觉在我脑海里不断出现，我试图深入理解它，理解那种震颤。我俩的面孔映射在酒杯中的冰块上面，时而模糊，时而清晰。这并不反映我自己的感觉，仅仅让我理解隐藏在所经历的事情之中的触发点，理解形成生存状态的那些深孔和突然变化。
我们跑步向前，穿过烟雾弥漫的洼地，经过新修的狭窄道路两旁一幢幢的房屋，进入绿树成荫的地带。那地方一片寂静，房顶上覆盖着白色的尘土，看上去像是一层火绒，给人一点就燃的感觉。也许并非如此，我可能在设计自己的纪录片场面。
“关于泥浆中的那具尸体，你听说了什么没有？”
“他们是找不到尸体的。那尸体不过是另外一种装饰而已，”他说，“主要的问题是那船本身。”
“什么问题？”
“一艘船在大海上漂荡了两年，不断改变船名和船员，这也许是另外一个故事。最近，那艘船完成了另外一段航程，从东海岸到了西海岸。淤泥运到了加利福尼亚，准备作为化学品加以处理，就像是普通的海运货物。”
我们沿着城市街道向前，大道两边风景如画，有某种堕落的氛围，一种不合时宜的气息包含在明显的遗憾感觉之中。
“你瞧，西姆斯，这就是那东西。”
“我们跑吧。”他说。
“我不知道。在你这样的人面前，我简直太小了。我知道，我不该这样说。”
“喜欢你的孩子，对吧？”
“当然喜欢。”
“那么，跑吧。”他说。
“有时候我想，只要我喜欢他们，我有时几乎有冒名顶替者的感觉。他妈的，这样的感觉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
我们两个人穿着短裤，站在厨房里，不愿挪动，担心流淌的汗水会弄脏什么地方——刚刚跑了几英里，一路上要么是起伏不平的丘陵，要么是灼热的人行道。格雷塔给我们倒了水。她长着棕色头发，两只手很长，身体枯瘦，简直可以说瘦骨嶙峋，仿佛是透视出来的X光图像，突出特征几乎一览无余。
“喜欢这里吗？”我问。
“我觉得自己到了天涯海角。我们在这里住了四年了，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要想想自己身在何处。这里远离一切。”格雷塔说。
“我们背靠，”西姆斯说，“一片非常辽阔的大海。”
儿子只有五岁，坐在餐桌旁边，面前摆着早餐吃麦片所用的碗和一把大号勺子。他叫洛亚尔·布兰森·毕格斯，文静，帅气，天生一副漂亮脸蛋，完全吸引了我。我和他的父母谈话，两眼却一直看着他。因为看着他，他俩也看着他。我提醒他们，小孩随时都会让他们觉得惊讶。
“你脸上怎么啦？”格雷塔问我。
我看着洛亚尔用勺子搅动牛奶。
“怎么说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好问题。”
“答案呢？”
“怎么说呢，我在电梯里和人干了一架，就在酒店里。伤痕明显吗？我以为已经消失了。打了两个醉鬼，一个黑人，一个白人。”
我可以感觉到，身穿锐步鞋子的西姆斯心里一阵窃喜。
“尼克先动手。”他告诉她。
“真的吗？”
她面对他，两眼却看着正在吃早餐的孩子。我们三人都看着那孩子。
“他们说，他头发有点发白，他就冒火了。”西姆斯说。
格雷塔要送孩子上学，然后要去她任教的学校。学校背靠大海，她每周在那里教三天化学课。
西姆斯和我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喝水。
“你们两个还在生气？”我问。
“她还在生气，我已经没事儿了。”
“我要去坐飞机。”我告诉他。
他冲了一个澡，穿好衣服，把我送到酒店。我很快冲了一个澡，穿上衣服，抓起旅行袋，回到车上。高速公路边有一个男子，就在堤岸上，冲着车载收音机点了点头。他坐在草地上，膝盖上横着什么东西。西姆斯说那是一支步枪，我说是一副拐杖，是那种带着前臂支具的金属拐杖。我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西姆斯是在开玩笑——那不过是高速公路上使用的语言而已。
我感觉南加利福尼亚太有趣了。飞机进行实验飞行，系统错误频出，汽车遍地，烟雾弥漫，简直就像地狱，女人来历不明，街道帮派猖獗，活动明目张胆。我到那里出公差，去过第一次之后，后来便尽量缩短行程。这个地方的特出之处潜入无害的言论中，并引领疏离的感觉。
我枪击乔治·曼扎之后，开始理解这种感觉的性质。他们把我塞进一辆载着抽烟警察的警务车，把我送到纽约州北部，一个显示刑法制度的古怪特征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微缩型高尔夫球场，九洞的，配有角楼和风车漫画。你知道吗，我们这帮人是年轻犯人，也许训导员认为，我们在那些幼稚造型和明亮色彩中，在高尔夫球和球洞的陪伴下生活舒适。这一点我不知道，那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可是，伙伴们和我全是一些D级重罪犯，E级重罪犯，有的扭断了别人脖子，有的夜里行窃。我们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的人夜里发出喊叫声。我们常常走过肮脏不堪的窗户，表情轻松，看着下面院子布局：循环道路、隧道和小湖泊，地上覆盖着光亮的草皮——我们管它叫加利福尼亚。
对我来说，凤凰城更好一些。我需要私密的生活。如果人的感觉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人内心的强烈情感以及可以保留在小房间里的东西全被暴露在白色的光线之下，变得很大，固定下来，让人无法与环境和天空分离开来，人怎么可能拥有私密的生活呢？
我走进房门，玛丽安问我：“你的脸怎么啦？”
我走进房间，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小孩在玩耍，收音机播送着新闻和交通信息，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洗碗机循环注水。
我笑着，吻了吻她，她抓起电话。孩子在后面大声说话，我们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在一起，正在玩着莱妮设计的游戏——这一点我是从他们发出的尖叫判断出来的。莱妮搞了一些恶魔游戏，它们会形成富于刺激的痛苦和羞辱场面。
“你的头发怎么啦？”
“理了，喜欢吗？”她回答说，依然和谁在电话上交谈。“你的脸怎么啦？”
我走进门，看见光线洒在冰冷的墙壁上，让地毯颜色凸显出来——杏黄色、紫红色、炫目的黄宝石色。
第二天晚上，或者是第三天晚上，我向玛丽安坦白了在莫哈维斯温泉与朵娜之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必须告诉她。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两人，为了挽救我们的婚姻。当时，她在床上看书。在那之前，我极度痛苦，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时候开口。后来，我突然说话，不再犹豫。我没有告诉她我向朵娜说了些什么，也没有告诉她朵娜出现在那家酒店的原因。不过，她也没有追问。我站在扶手椅旁边，手里拿着衬衣，觉得她没有做出什么强烈反应。她知道，这是一个孤立事件，我与陌生人在酒店里邂逅，萍水相逢，已经结束。我告诉她，我觉得必须向她解释清楚。我告诉她，自己难以启齿，然而隐瞒真相更是难上加难。她点了点头。我觉得，她没有做出什么强烈反应，只是听我陈述，没有追问其他的事情。房间里有一种使用策略的氛围，有一种对感觉的敏感性。我站在扶手椅旁边，等着她翻动书页，然后我可以脱衣睡觉。
那天之后的第一个空闲的周六，第一个我不去办公室上班的周六，我们带着孩子，驱车向南，去看一处古老的废墟。
我们带上防晒霜和饮用水，带水是玛丽安的主意。那地方只有低矮的沙漠植物，温度非常高。
莱妮站在前排座后面，有时候把肘部放在玛丽安和我之间，身体前倾，对着挡风玻璃，指出路上其他人愚蠢的开车动作。她对这样的行为非常愤怒，她的这个习惯熄灭了我自己的怒火，熄灭了玛丽安的怒火，让我们原谅这样的驾驶行为。
杰夫比莱妮小两岁，只有六岁，喜欢蜷伏在后排座位上，身体蜷作一团，侧向车门，完全与周围的东西分离开来，用这样的姿势来做白日梦。
他坐在长着青草的高速公路边，腿上横着一根金属拐杖，车辆从几码之外的地方飞驰而过。即使那不是步枪，他究竟在那里干什么呢？
那处废墟已有六百多年时间，主要建筑是单体的，附近有几个分散的遗迹，是附近某处墙体的痕迹。我们冒着中午之前的灼热，听那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讲解，几分钟以后便一个个散开——其实，其他地方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
我看着一个牌子上面的说明，发现杰夫没戴帽子，正在追一只地松鼠。我没有作声，心里说，好小子，别说我们没有警告你。后来，我心里一软，把他叫过来，掏出汽车钥匙，递给他。看着他懒散的样子，自己心生怜悯，放宽心态，表达爱意。这是举手之劳，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却不易做到，非常之难。我叫他过来，给他钥匙，知道他会感到高兴。我要他拿上帽子，锁闭车门，把钥匙还给我。他转身离开，高高兴兴走向汽车。
我漫步返回主体建筑，站在十来个游客中间，听那个工作人员讲解。那个女人身材矮胖，不时挠着胳膊，告诉我们说，这座建筑有三层，顶部的图画依稀可辨，没人知道它的用途。我发现，自己对起到保护作用的遮雨篷很感兴趣，超过了这座古老建筑本身。工作人员说，建筑完工大约一百年以后遭人遗弃，建筑和整个定居点都被遗弃，目前尚未找到确切原因，这成为那个族群消失之后留下的疑案之一。可是，我自己却仔细观察了那个起到保护作用的遮雨篷。它的巨大柱子倾斜着，高度大约七十英尺，整个房顶由格子结构的框架支撑。
莱妮走过来，站在我旁边，几乎可以说靠在我的臀部上。那方式显示，她觉得非常无聊。
工作人员说到了几个原因，解释那些沙漠居民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她提到了洪水、干旱、外族入侵。不过她说，这全是猜想，没人知道事实的真相。
我想到了杰西·德特威勒，那位垃圾考古工作者，很想知道他是否会提出那些人放弃定居点的原因是垃圾。他们自己制造的垃圾越来越多，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失去了生活和呼吸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或许可以解答那些具有浪漫色彩的居民留下的疑案之一。这个答案就在我们的面前。
很快，我自己也变得像西姆斯了，要么眼里看到的全是垃圾，要么把垃圾与什么情景结合起来。
我让莱妮去找弟弟，看一看他用车钥匙干了些什么。后来，我们动身回家，就像几个没有看到雕像流泪的衣衫褴褛的朝圣者。
我们上车十分钟之后，玛丽安开始哭起来。她在开车，脸色不错，可是却轻声哭泣。莱妮从她站立的地方往后退了一步，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两手放在大腿上。杰夫看着车外的风景。
我问：“要我开车吗？”
她摇了摇头，表示否定。
我说：“让我来开吧，我开。”
她示意不用，执意自己开。那是她想干的事情。
我们驶入一条小路，两旁长着巨形仙人掌和野花，巨形仙人掌上有刻痕，是在上面筑巢的小鸟留下的。后来，我们到了州际公路，汇入飞奔的车流之中。
不知对方姓名，没有考虑后果。这就是萍水交欢的约定。可是，我给她说了自己的姓氏，那不是什么漫不经心的做法，对吗？那是一场邂逅中的古怪做法，我喜欢与她取得联系，平定她的呼吸，让她没有呼吸，是的。朵娜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我说不清，道不明。后来，我有了内疚感，觉得玛丽安就在我的身边，在黑暗中安睡。
我俩不喜欢对方，这种感觉通常出现在晚上外出玩乐之后开车回家的路上。我们厌倦对方的样子和声音，厌倦对方说话的语调，甚至厌倦最细小的动作。你已经看过它一千次了，它非常简略，然而告诉你许多含义，让它们一览无余。其实，那是错误的。当我们——玛丽安和我——有这种体验时，我觉得原因是这样的：我们已经让意义消耗殆尽，让两人之间的亲和力消耗殆尽。晚上出去玩乐引起这样的感觉。不过，我们其实没有耗尽任何东西，还有尚未度过的时光，尚未讲述的事情，尚未完成的事情。玛丽安就是在这些方面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
玛丽安出生在大十镇，在安全环境中长大，处处受到保护，没有受到社会习气的侵蚀，感情未因此遭到剥夺——一方面享有特权，一方面遭到剥夺，这样的情形具有美国特征。她看电视时遇到这样的场景会皱起眉头：本地发生了犯罪案件，街道上躺着尸体，死者亲友悲痛不已，疑犯潜伏隐藏。玛丽安甚至不愿看到侦探按着疑犯的脑袋，把他塞进没有警方标记的汽车。那是一种暴力，给精神带来损害。可是，她希望听我的故事，我的事情，无论涉及多么强烈的场面都无所谓。
对于过去，我有自己的考虑，带着私念，心存戒备。我不知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让玛丽安了解那些岁月。而且，我觉得，保持缄默是审判你的罪行时你所接受的条件。
她提到她母亲，两年前的今天，她母亲去世了。我给孩子重复了她的说法，孩子们心里稍稍平静一点。我伸过手去，从莱妮那里弄到一片口香糖。两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事情，玛丽安肯定知道。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探问这件事情，现在感到一丝宽慰，孩子们也是如此。不管怎样说，还是有一个原因，至少这不是父母刻意掩饰的滑稽表演，至少这不是孩子们假装一无所知的事情。
她露出灿烂的笑容，脸上眼泪依然。我觉得，那笑容是面部肌肉的一种抽搐，不过也是真实的笑容，里面包含着她母亲的影子。
过了片刻，孩子们开始唱歌。
我心里稍感宽慰，应该说有点高兴了。在此之前，我坐在那里冥思苦想，时而觉得自责，时而心里在想，也许她一直另有新欢。我怎么知道自己不在家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孩子们正唱着：“墙上摆着九十九个啤酒瓶，九十九个啤酒瓶。如果落下一个瓶，还有九十八个啤酒瓶。墙上摆着九十八个啤酒瓶，九十八个啤酒瓶。”
她看了我一眼，目光转向道路。孩子们继续唱歌，从九十八一直倒数到一。玛丽安抓着方向盘，一边哭泣，一边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