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阿勋

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表,每届都在星期四,川端康成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得奖,波兰的米瓦希于一九八○年的十月九日得奖,都在星期四,最近五年来,每次宣布诺贝尔文学奖,也都在星期四。

这两年来,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呼声很高,特别是去年秋天,日本新闻界传说不是巴金,便是井上靖,后来又传说巴金谦让了,注定非井上靖莫属。于是井上靖的故里伊豆半岛的汤岛町,每到礼拜四的晚上,町长以下干部职员,加上井上靖的老朋友二、三十人,就聚在一起,等待那兴奋的时刻。

等到六点没有消息,七点的新闻也没有出来,等到九点多只好解散了。可是井上靖在东京世田谷的住宅门前,却围了五六十个各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六七辆电视转播车早已发动引擎,亮着灯光,随时准备现场转播。

当时,笔者为了采访新闻,也挤在这五六十个记者中间。九点半还没有消息,日本记者好些人拿出对讲机与其他阵线联络,“喂喂,这里是井上邸,有消息没有?请回答。”“喂喂,这里是文部省,这里掌握到的情况是,过了十点会有消息进来,请回答。”可是过了十点,依然没有消息传来。在井上邸内,准备庆贺的“青蛙会”会员,派代表出来向记者们道辛苦,等记者散去后,他们继续“祝贺”到一点多。

像这种情况,两年来已经体验过好几次了。每次井上靖都会过意不去,在我们离去之前,出来向我们表示“歉意”,说他是“无心”让我们站那么久的。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年诺贝尔又援例没有颁奖给我。”

毕竟是一个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对新闻记者的甘苦比谁都了解得深刻,不像写病态与感伤作品的三岛由纪夫,记者要求访问,十之九次必定回答:“电话里谈好不好?”川端康成算是比较随和的,然而他太木讷,缺乏经验的记者很难采访到东西。

井上靖自己在每日新闻干过十六年文教记者,懂得怎样提供材料给来访的记者。每次没有等到好消息,他自己够失望了,还是要讲几句话,让记者的采访簿记有一些内容。记得有一次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骚动呢?我自己从前干过记者,当然明白,最主要原因,就是万一我得奖了,自己的报导输给别的报怎么办?偏偏这件事又是毫无根据的,在大骚动的漩涡中,所有认识的人,都毫无根据,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消息,连是不是列入有力候补都没有人知道。想了一想,我只有几本书给翻译出来,外国人就是要给日本人奖,凭什么来评价呢?拿作家来比较,说谁比谁优秀,那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用各种不同文字写成的作品,如何评定其高下?所以万一诺贝尔奖给了我,那是我的运气,就像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不偏不倚掉在我的头上一样(笑),可是幸运是在宁静中才会降临的,像今天这样骚动的话,根本就不会来,不过我对这样骚动,虽然感到有点惭愧,却不会责怪大家,你们一片好意集合在这里,我应该感谢才对,可惜时间都浪费掉了,本来人生就有很多这样的浪费,算了吧,这次的骚动,对我还是非分之想,现在这个非分之想,已经从我的屋顶上飞走了。”

井上靖是一位靠双腿写作的作家,但他当记者的时代却是一个靠双腿写新闻的记者,曾经当过他属下的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便说他是一个用头脑采访的知性派记者。自从当了作家以后,几乎每写一部作品,都要花工夫做周密的调查,为了写《冰壁》,他攀登了穗高岳,不管怎样疲劳,睡前必定做好笔记,在山上三昼夜,一本笔记簿全部写满了。他的努力与细心,从密密麻麻的笔记上可以清楚地觉察出来。

他以短篇小说《猎枪》成名,以《斗牛》获得芥川文学奖,那时他已四十三岁。他放弃记者,走上作家的路,是有原因的。他在每日新闻已升到文教部副部长的职位,为了写美术评论拜访一位画家,这位画家当头就泼了他冷水,告诉他:“你真的想写艺术评论的话,最好先去欧洲看看原画再写,那么你可以当日本第一流的美术记者,否则还是不去写的好—。”

对出身京都大学专攻美学的井上靖,这段话简直是沉重的打击,在今天看来,当时对井上靖毋宁也产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他的岳丈足立文太郎,当时任京都大学解剖学名誉教授,就鼓励井上靖说:“人生四十以前是储备期,到了六十岁还一事无成,一辈子就注定完了,现在开始下个赌注吧!”井上靖就孤注一掷——走上作家的路。为了专心创作小说,他与妻儿分居,过真正孤独寂寞的生活,写成的稿子交给佐藤春夫,再交给大佛次郎,最后交给《文学界》杂志的顾问今日出海手中。他押对了宝!

从《猎枪》、《斗牛》以来,他一贯地在故事中表现热情、执念、爱与恨、虚无;《明日客》、《冰壁》《楼兰》《海峡》《敦煌》《忧愁平野》则是一系列的恋爱小说;读到以中国西域为背景的《天平之甍》、《苍狼》等,他以简洁的文体鸟瞰悠久民族的宿命问题时,虽然欠缺荣辱与共的切身感受,却不禁为作者那股幼年的憧憬产生共鸣。

作家是喜欢向未知探索前进的,井上靖为了写中国历史小说,已亲访过二十几趟西安与天山南麓,小说中的社会背景、人物塑造,都经过绵密的实地调查。说得精确些,他不仅具有新闻记者的锐利感觉,同时还具有“学者的考证癖”,对《敦煌》与《楼兰》的历史考证之热心,使专家都为之惊讶。一九五七年到中国大陆采访,旅行袋里放着一本《天平之甍》的校样稿,到达故事背景的广州时,拿出旧资料问花草名,当地人连一个也答不上。

这趟旅行还有一个插曲,从广州北上的粤汉线上,井上靖把化妆箱弄丢了,同行的人对他说:“中国大陆听说没有小偷,到底还是有啊—”井上靖连忙说:“可别让翻译人员知道,传开去不大好。”车抵汉口,他只好去百货店再买一套新的,不料刚买到手,翻译人员把他丢掉的化粒箱送来了,他望望同伴说:“幸好没有讲出去—”

和川端康成一样,井上靖也喜欢旅行。川端是喜欢漂泊流浪,身上时常只带单程车票的钱。井上靖的旅行先有周密计划,他说在东京没有思考的时间,只有出门旅行,才能安静构思。他还喜欢监赏艺术品,可是也仅止于监赏,买是不轻易买的。其他钓鱼、看电影、高尔夫等,他都没有兴趣,连看书的时间都少有,他的书房里堆积的书,都是写小说必要的资料,有关西域的书籍,他自己说几乎没有遗漏。

除了中国历史小说外,他还喜欢印度的,他说同样是佛教文化、或汉字文化的国家,就有共通的历史地盘,总比较容易理解,特别是中国的悠久历史,对日本人简直具有深不可测的魅力。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受无常观的影响很深,读了每一部以西域为背景的作品,都会有一致的感觉:人生就像一场战斗,为了一个目标,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但转眼问,绚烂归于平淡,一切回到静寂。这就是历史的潮流,青春与无常观也就构成井上靖作品的双重主题。

在苦心经营下,他的作品具有敏锐的时代感觉,同时也具有美学的特异性,所以他的作品能酝酿成比较高级的大众文学性,和一般的推理作品或流行小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说得率直一点,井上的文学,活似艺术家的精品,是靠井上的巧妙手腕雕琢起来的,有人读了他的作品,也许会批评他并不是灵魂的艺术家,然而,评价艺术作品毕竟是靠主观,对于任何作家或作品,我们不妨舍弃原来的尺度,另换一种角度和眼光。

他的作品,读来不觉辛苦,笔调清新明快,架构确实,色彩并不腻艳,在精要处保持住一定的风格,在大众性与艺术性的融合上,他算是成功了。读他的初期作品《猎枪》(中央副刊连载过,亚新译),那种华丽的词汇与装饰的趣味,或许会给人过分矫作的感觉,相反的,得了芥川奖的《斗牛》虽获好评,却给人“稍涩”之感,好在这些毛病,在往后的一系列作品中很少再出现。

继《斗牛》之后,他还得了不少的赏,譬如《天平之甍》得艺术选奖文部大臣赏,《冰壁》得艺术院赏,《楼兰》、《敦煌》得每日艺术大赏,《淀殿下日记》得野间文学奖,《风涛》得读卖文学奖,《露西亚国醉梦谭》得日本文学大赏。紧接着又得到菊池宽文学奖和国家最高荣誉的文化勋章,三年前就任日本笔会会长,目前正与大江健三郎等几位理事筹备明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

为了筹备国际笔会,必须向实业界和出版家捐款,井上靖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本事。有人比喻他是日本文坛的德川家康,能在有意无意间化敌为友,如果当政治家的话,俨然是名干事长的才具。譬如他与文坛的交往,建立人际关系是很有一手的。当时的文坛有四个重镇,其一是拥有三千门徒的佐藤春夫,其二是早稻田的丹羽文雄,其三是舟桥圣一,其四是川端康成。普通的作家初出道,至多选择一个重镇追随到底,井上靖则不同,成名作是靠佐藤春夫发表的,之后又参加舟桥圣一的同仁会。同时又加进丹羽文雄的“丹羽高尔夫学校”,最后还辅佐川端康成处理日本笔会理事的工作。换句话说,他同时拥有四个重镇的精神支持和关怀。

但是井上靖既不师事名家,也不招募徒弟,他与任何人都谈得来,并善加照顾,冠婚葬祭他都参加,并致辞。许多编者都以换班方式陪他喝酒。就任笔会会长以后,俗务一增多,写作的时问也被侵占了。

每年临近秋季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井上的哪一部作品可能给诺贝尔奖看上,东大教授兼文艺评论家佐伯彰一认为,井上靖受奖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说,倘若井上的作品受到重视,可能是描写成吉思汗东征的《风涛》,以及描写美国移民的《摘棉花》较有希望,可惜这两部作品只有韩译本,而没有英译本或欧译本。

佐伯彰一批评说,井上靖的作品不但通俗而且缺乏张力,通篇是沉闷的叙述,没有一点高潮,不过描写遣唐史的《天平之甍》倒是用整个亚洲史的观点去写的,这种历史感觉西洋人是少有的,如果井上的作品得奖,这一点恐怕是主要的理由吧。

另一位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的看法则是:川端康成的受奖理由是以敏锐的感受性表现了日本人心理的精髓,对象作品是《雪乡》与《千羽鹤》,这类作品是令西洋人吃惊的,其锐敏烘托出的特色,几近于一种病态,犹如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所具有的,可是井上靖则不同,他正好相反,外国人很难了解他的优点,只有日本人能了解他。

山本健吉说,井上靖有历史小说,有夏目漱石以来超出水准的新闻小说,何况他还有外国人很难理解的私小说,如《母亲记》、《道》、《壶》等,如果因为这些作品而受赏的话,就更使日本人感到欣慰了。

井上靖大学时代因柔道摔坏一只耳朵是很有名的趣闻轶事,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上半身失去重心,站在讲台上总是右肩上斜,稍微前倾,说话的声音低低的,尽管如此,每次与他通电话,他从来没有听错或漏听一句话,问他今后的抱负如何?他说今后还是想继续写历史小说,因为人类种种欲望的根源和极限,可以从日本或中国的历史人物中探求出解答,这种工作是乐趣无穷的。

有位评论家比喻井上靖像一只水鸟,双脚在水面下拚命划,表面上却只见端丽的姿态。然而我的印象中,井上靖却像大学殿堂里的一位苦行僧,他曾明白说过,与其当“利休”,他宁愿当“西行”,利休是日本安土桃山时代一个特立独行的奇士,留下许多生平资料,却没有作品留下,西行是鎌仓初期的一个歌僧,留下《山家集》等作品,却“生平不详”,井上靖身为一个作家,只希望留下作品,而不愿留下生活实录,这或许是他的真正心愿,可是活在现代,可能吗?

原载民国七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国时报,为纪念余氏病逝东瀛所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