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象胡同一号是个很大的“复合式”四合院,几十年前一个大军阀的宅第。正门在东,大红门,漆早已剥落,进去是东院,最大,北西南东四面房子;西边有西院,较大,也是四面房子;东西院之间夹着一排朝东的房子,房前一条甬道,甬道南北各有一个圆洞门,这叫夹院;在夹院南,东西院之间,有个水龙头;西院北房是座小二层楼,二层楼的背后,又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狭长院,有一排贴大院北墙的朝南小房,可能过去是下人住的吧,这叫小北院,小北院东头与夹院北头相通。小北院西尽头是整个大院的后门,也是大红门,不过比正门小一些。还需说明的就是整个大院(也是西院)的西南角是男女厕所。复杂的院子找人困难,但不要紧,一进大门,迎面墙上一块黑板,左半边画着大院的平面图,标着每间房子的号码,户主名字,一目了然。黑板右半边,照例写着谁家交奶费、谁家取挂号等。每天早晨大门嘎隆隆一开,便有打拳的遛鸟的老头出去,跑步的中年人青年人出去,晚上十二点(冬天早些,夏天晚些)再嘎隆隆一关,哗啦啦铁链一挂,一锁,就成了堡垒,大家睡安稳觉。曾轮流值日开关大门,终因太麻烦(年轻人总睡不醒,早晨先得擂醒他们才能拿到钥匙)便算了,都委托给住门口的单老头,每家一月出两角钱。单老头还管着大院收发,一部每次收费四分的公用电话。至于房租水电费,倒是按月由各户轮流负责收,账目公布在黑板上。大多是老住户了,有事喜欢彼此照应。

    黄平平与谭秀妮谈完了,收起本,和她握手告别,同时又扫视了一下屋里。三面黑糊糊的墙,一面门窗,窗外一间简陋的小厨房遮去多半光亮。小床上躺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大床上爬着个两岁的光屁股小男孩。窗下一旧桌,一脸盆架。再无别的。再见。她对谭秀妮说道,对方脸上现出凄然。谭秀妮的手干瘦呆板,像握着几根筷子;同时便感到自己的手丰柔滑腻。这差别让她想到:贫困与富裕,下层与上层,不幸与幸福等等对立的概念。手常常是身体的缩影。我再去采访一下你的邻居们,听听他们的评价。她来到院子里。正是东院,她走到大门口,仰头看了看黑板上的平面图,确定了采访路线,便朝一家走去。

    谭秀妮看着采访她的女记者进了别人家,疲惫地倚在门口神思恍惚地站了一会儿。女记者那样鲜活,脸上放光;而自己身子发木,脸贴着门框,就像这干裂的老木头。光亮的树皮早已被刮掉,鲜嫩的汁液早已烘干,一切水分都耗干了。眼皮真沉啊,真想闭上眼睡过去变成化石,可不能睡。脊背后感到屋里的老人和孩子。她无声地叹息了一下,慢慢靠开了门框,转身进了屋。已经上午九十点了,该把家安置安置,上街挣钱了。门口停放着卖冰棍用的白色小推车。

    我从人生咨询所回来,更决心离婚了,我得活。谭秀妮透过屋内晦暗的光线看着黄平平说道,她前几天在咨询所见过这位一大早就来的女记者。

    黄平平坐得很低,能感到屁股下的小板凳脏腻粘裙。她在本上速记着,停住问:这些天又发生了些什么事?

    什么事?她垂着眼坐在床边,双手夹在两膝中,恍恍惚惚只觉得儿子在身后翻着,爬着。

    刚从人生咨询所回到家,院子里乱糟糟,一堆人围在她家门口,一个眉毛刷子般又横又黑的中年汉子正挥着手讲演。见她来了,眼一亮,嗓门更高了:三百五十块。今儿该还我了吧?

    又是来要债的,丈夫乐天明诈骗下的。现在,都追着她来要了。我没钱,我还不了你,你找他要去。

    他进了监狱,我怎么找他要?和尚走了庙在,男人走了老婆在。他骗下我的钱,你就该还。

    我不知道,这跟我没关系,我没钱。

    他骗下的钱,你没享受,你没花?你是不是藏起来了?

    我没花,我不知道。她除了省吃俭用一天到晚替丈夫还债外,什么都不知道。

    不行,你拿来。汉子用拳头擂着大开的房门,门窗震动,听见屋里孩子哭,老太太咳嗽。她要进去,急着照看老幼。汉子堵着门:不拿出钱来,别想进门。人群中有人劝说了:要债也要慢慢讲嘛。总该让人进去照看孩子,孩子万一从床上摔下来,摔坏了,你不是也有责任?汉子眯起眼朝屋里盯了一下,转过头:没事,孩子好好在床上趴着呢,你快拿钱来吧。孩子的哭声却更响了,因为惊惧,因为听到了母亲的声音。她的心被撕裂了,两步上了台阶,拨开汉子就往里进。汉子把身体一横,堵住门。她急了,用力拉汉子的衣服。他一抖甩,她一个后仰,摔倒在台阶下,冬的一声,后脑勺很重地撞在石头上,嗡地眼前一片黑,黑中一片火光,无数把刀划过后脑勺,一直划到后脊背,裂疼。她站不起来,围观的邻居们上来扶她,头离地了,人们惊叫,见血了。血,粘热的,流湿了后脖颈,沾红了灰白的石头,染红了人们的目光。舆论立时变化,人们纷纷谴责那汉子:你太欺负人了,要债也不是这个要法。乐天明骗你钱,也不该找她还债。她嫁给他,这几年没享过一天福,就是一直替他还债了。你看,把人摔成这样。

    我没摔她,是她硬拉我。

    一个意态安详的老头走出人群:她一个弱女子,你这一甩,能不把人摔倒吗?

    是她自己没站稳。

    你这个人年纪不大可也不小了,怎么说话不讲理儿啊。要是你孩子在屋里哭,我挡住门,甩你一个跟头,你心气儿能平吗?

    甩就甩不了一个跟头。

    好吧,我甩你一个看看。老人有些生气了,说道。旁边有人已搀着谭秀妮进了屋,有人从自家拿来了纱布药水。

    你甩,你甩。那汉子人高马大地上来,蛮横地一把抓住老人,老人稳站不动,他又用力拉,老人只随便一摆手,身子顺势一扭,把汉子摔出去七八尺远,扑通倒在地下。他双手撑起坐在地上,懵懵然地看着老人,自己是怎么跌倒的?

    还用再试试吗?老人含着一丝讽刺说道。

    他便是京城有名的太极拳师:东方飙。

    “听谭秀妮说,您很关心她。”黄平平看着精神健朗的老人说道。这是客厅,老式的对开门扇,高得用力抬脚的门坎,进门正面对着墙中央一幅寿星图,两边是副对子,“心澄目洁,气血通四海;神安意泰,劲力达五岳”。图下靠墙,一张紫红发黑的旧式雕花木桌,一边一把同样颜色的雕花太师椅。现在两人各坐一张,椅子太高,脚跟不能落地,不怎么舒服。这是东院里的正房,两边各有一门,各通一间偏房。一家七八口人住三间房,在这大杂院内就不算窄了。老式房子暗一些,倒也好,夏日显得阴阴凉凉。

    “我没帮什么忙,我是可怜她。年纪轻轻的,太受罪了。”东方飙感慨地说。他的声音洪亮安稳,让人想到他健壮的体魄。

    “听说那天有人来要债,把谭秀妮摔得头破血流,是您教训了他。”

    “那是我实在看不惯了,太欺负人了。”

    对这位久闻大名的太极拳师,能借这件事来结识他,太好了。认识这种独特的名流是有价值的。听说他经常被请到中南海和许多部委机关传授太极拳,他认识的上层人物难以计数,许多高级干部尊称他为老师。初踏进他的高门坎,见到这样一个神仙般的老人颇有些紧张。她听过不少他的传闻,他手掌平托小鸟,能使鸟飞不起来,他哈一口气,能使门开开。……他的名字和传闻都在她心目中有着超尘脱俗的神秘色彩。但她什么门坎都敢迈,越难见的人越要见。此刻谈起话,她立刻发现:这个神仙似的人物不仅说着一口很道地的老北京话,而且竟在自己这个小记者面前显出某种局促来,这可是她所熟悉的凡俗心态,她一下坦然了,心中很好玩地笑了笑。这时,屋内的一切,陈旧的门窗,粗陋的布置,斑驳的顶棚,圆椅上的草蒲团,大门上的破竹帘,都显出世俗的简陋寒伧来。两边房门上挂的居然是那种小饭店门口的“珠帘”,红绿白黑的,再怯不过了。

    “现在谭秀妮想离婚,您的看法呢?”她问,也算道德伦理观念的社会调查吧。

    老人摇了摇头:“这我说不好。要说她替乐天明背着黑锅,熬上十八年,有老有小的,一个人是太难了。可……上边领导不是在给她做工作?她是典型儿,典型儿不能随便垮了,是不?”老人是名闻遐迩的太极拳师,可对这世间的事情却很看不透,说到“领导”、“典型儿”,还觉得是挺神圣的事。

    她转移话题,询问了一些有关他的事,听说他编写的一本太极拳书一直找不到出版单位,便表示愿意帮忙,而且有时间要专程采访老人。在老人的千恩万谢中她起身去另一家。

    行了,她在京城仰慕的东方飙这儿,已经有了特殊的地位。这是今天顺手就得的收获。现在介绍几个老干部来他这儿学太极拳肯定没有问题。她的面子很大。哈哈。

    谭秀妮头被包扎了,眼鼻酸酸地搂着儿子在床边坐着。要债的汉子还没走,知道他姓张了,叫张大个儿,开汽车的,挥着手在屋里吵闹着:我这钱也来得不容易,一分一分攒下的。她只有低着头不吭气。能说什么,人家冒火她能不理解?她只能硬着头皮听他嚷,听他骂。一个个逼债的,都是靠硬着头皮熬走的。

    嫁给乐天明图什么?知道他是骗子了,为啥还和他结婚?因为生米煮成熟饭,已经是他的人了?因为他厉害?他一眯眼盯人时,露着可怕的凶光。不跟他,她会被打断腿。因为他长得帅气?他穿着皮夹克,蹬着黑皮靴,呱吱呱吱迎面走来。他一迈腿骑上自行车,挥挥手她就坐上后座,他一阵风似地带着她红红绿绿,到这儿耍到那儿玩。在没人的树荫下草地上,在夜黑的公园角落里,在家中,他像头狂热的雄兽,弄得她浑身触电般腾云驾雾。她恨他,又离不开他。她可以咬着牙吃苦,可愿意跟着他。至今夜深人静时,她还经常想到他,他又出现了,有力地搂抱她,搓揉着她,那么坚实,可她又流泪,咬牙根儿恨他。他害苦了她。点上灯看两岁的儿子,长得像他爸爸。她的泪滴在儿子脸上,儿子在梦中咂着舌头,她一下抱住他痛哭起来。姑妈醒了,劝道:秀妮,睡吧,你一天够累了。张大个儿的声音又在耳边震响,是雹子,是雨,她硬顶着。可她该走了,该卖冰棍去了,得养活一老一小。把儿子放到半瘫卧床的大姑身边,任他在老人身边滚爬,她推着小车吱吱嘎嘎上街了。先去批发,再在街上卖。卖一根挣一分,卖十根挣一角,卖一百根挣一块,卖两百根挣两块。买米买面,买盐买油,给孩子买奶粉,还要攒点,要探监,要还债,要防万一。她还探监?不了。她要离婚,她活不下去了。

    张大哥,今儿我实在还不了您钱,您再过一阵儿来吧。再不行,您看我屋里有什么您要的,您就搬上走吧。

    张大个儿扫了屋里一眼:你这儿没一样值钱的。

    求您缓上我几个月吧,今儿您先让我上街去卖冰棍,我……

    不行,来两次了,这次不见钱不走了。

    门里门外都是围观的邻居,有个中年男子分开众人走进屋来。微微有些发胖,雪白的短袖衬衫,变色眼镜,背着手,挺着肚,颇有种自恃傲慢的派头,似乎很有身份,但又掩盖不住他的市民气。也是大院的老住户,叫屠泰。原来是汽车修理厂采购员,现在刚刚成了挂牌私人开业的中医大夫,自学出来的。

    你总不能逼人太紧嘛。他对张大个儿说道。

    她就这么支应我?等她和乐天明一办离婚,我找谁去?

    你总得让人活,是不是?

    让人活,要欠你钱呢?

    我绝不这样逼人。宁肯不要这钱,也不能让人活不下去啊。

    那得,您心善,今儿您替她还上这三百五吧。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您别嚼牙根,光说好听的。您今儿要肯先替她还上一半,我就服您,要不,您不过是个假善人。

    你——……

    我什么?谅您一个大子儿也不肯掏,别在这儿装洋蒜了。

    屠泰的脸都气紫了,抬手指着:她欠你多少钱?

    三百五。怎么,真想替她先还上一半?一百七十五,拿来,一见钱,我立马就走,绝不含糊。

    好,我去给你拿一百七十五,你得了钱,立刻给我走,三个月之内不许再来。

    屠泰住在夹院最南头,靠着水龙头——水龙头哗哗响着,几个女人围着池子洗涮,有人端着盆在旁边排队等候。提着水桶打水,可以优先,哗——,满了就走。一个大院的人际矛盾全集中在这水龙头上;左邻右舍的和气谦让、脸面也都在这儿表现。星期天一大早,各家都赶紧端着盆来占先。你蹲在这儿洗,他夹着盆在旁边一动不动等着,就是无声的催促。你若洗得不紧不快,他在背后挪一挪脚,就是一种不耐烦的提醒。要是抬腕看表了,咳嗽了,更是到了烦得不能再烦的程度了。你不安了,抬头说:我衣服还多呢,您先洗吧。他便会勉强堆出个笑:不不,您接着洗,甭急。轮到他蹲下洗了,他脊背就又感到后面的人催促了。今天不是星期日,洗涮的人也不少,见黄平平走过,少不得有番议论:是记者?来采访谭秀妮的,还要采访咱们邻居呢。黄平平装作没听见,习惯了。秀妮这辈子也没白活,总算出了名儿——她又听见这么一句。

    屠泰住两间小房,夹院内的房子就小些,不相通,各开各门。一间挂着牌子“中医屠泰”,成了门诊部。屋里转圈放着三条长凳,排队坐着二十来号人,病恹恹的。一桌,一边两椅,一边一椅,他坐着给病人诊断处方,儿子当助手。上手切脉,左手,右手,病已知五六分;简单询问一下病情(越少问越好,显出医家切脉的本事),既听内容,又知一二分;也听声音,是有气还是无气,有力还是无力,粗还是细,厚还是薄,干还是湿,润还是哑,热还是寒,实还是虚,阳还是阴,病在表还是里,听音也能听出一二分;看看对方脸色,眼睛,又一二分;张嘴看一下舌苔,再添一二分。好了,都有了,十二分了,有余了,全在心里了,便处方,口授,儿子在处方笺上记,完了拿过来审看一下,略和儿子讲解两句,便签上名。您先吃上这三剂看看,完了再来。没问题,能治好,这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最后的心理治疗很重要。有时候话说对了,开上杯冰糖水也能治好病。挂号收费,一人一元,都由儿子办理。上午门诊,下午出诊——出诊费十五元——一天总有六七十元收入。一个月两千来元,一年两万多,真是名有了,财大了,气粗了。过去在厂里当采购员,混来混去伺候人。现在总算从泥里钻出头,像人样了。再多治上几例疑难症,名气再大些,钱再多些,到哪儿租一套——干脆买一套像样的临街房子,请个书法家轩轩昂昂写个大招牌:名医屠泰。

    谭秀妮的事照理不该管,可谁让他是大院内有身份的人呢?要长这个脸,钱是哗地拿出去了,那一下倒有派头,痛快。谭秀妮那儿给自己磕下头了,大叔长,大叔短。磕什么呀?他心说,你这妮子是市人大代表呢。我挣到这名儿,还不知要多少年呢。回到家,老婆脸拉一尺长:你充什么好汉,钱多了烧包儿?他赔笑:看着秀妮实在可怜。可怜什么?老婆更瞪眼了,脸长得跟身子差不多:她自作自受。凭什么你掏钱,你是娶她还是嫖她?他低声下气了:别嚷了,街坊们听着笑话。笑啥?你事儿都做了,还怕我嚷?我说孩子他妈,别嚷了,行不?做人总得要脸面吧。我不要脸面,我要钱。

    真是太憋气了。自己有钱有名儿了,老婆倒越没好脸儿了。这能过一辈子?名医的老婆就这样?来不及胡思乱想,眼前要切脉看病,调匀了呼吸才能干。今儿人多,长凳上坐满了,还站着几个,屋里满簇簇的人,光线也暗了。这对他可是好事,来人数量不仅表明着收入,还表明着名气。看走一个,长凳顶端就站起一个,上来坐到他面前,长凳上的人们便顺序往前挪一个位子,后面又能坐下一人。这长队源源不断才好呢。

    什么,记者来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与黄平平热情握手。要了解一下有关谭秀妮的事儿?我这儿……他犹豫地看了看一屋子人,能不能过一会儿?十一点半就差不多。他现在很需要结交记者,记者最能让人出名。

    黄平平一眼就看明白了这位屠泰,不像中医,倒像刚刚发迹的经纪人。和这种利欲熏心的人相处,最好办。她在心中聪明的一哂,又化为脸上亲热的一笑:那我过会儿再来。

    张大个儿总算走了,邻居们也散了,屠泰安慰一番也回了,她推上小白车准备上街了,已经晚了。没等出门,又被人迎面碰上。秀妮,你过会儿再去,我找你谈谈。

    是区委的一个女干部,王主任。和蔼耐心,阳光般温暖,母亲般谆谆教导。说了什么?不要离婚,你是典型,市人大代表,要珍惜人民给予的荣誉。要在新形势下继续帮助改造乐天明,做出更典型的事迹……

    可我得活啊。她低声说。

    王主任愣了一下,这个枝节问题似乎她还没考虑。想了想便反应过来:领导会关心的,你自己也一定能克服困难的,你这样做更有意义嘛。

    我已经向法院交了离婚起诉。

    那没关系,你可以撤回来嘛。

    王主任走了,又来了劳改支队的一位副政委和两个教导员。也谈到她的市人大代表;典型;荣誉。谈到乐天明最近悔过自新的表现。带来乐天明的信。

    他们走了,大院里的两个寡妇又上门来了。

    窦大妈,五十多了,蓬乱的一窝头发,黑黄憔悴的一张脸。丈夫早死了,一人苦熬十几年硬把一儿一女带大,都出去工作了。秀妮,千万不能离婚。儿子不能不要吧,那不是你和乐天明生的?改嫁,孩子不受罪?再说,大伙儿不戳你脊梁骨?十八年刑也不算长,你今年二十七八,再十八年,不过四十五六岁,还没我这会儿年纪大呢。到那会儿孩子也大了,他爸也刑满出来了,你不就熬出头了?咬咬牙熬吧。

    桂大婶叫桂金銮,也五十多岁,腰板直直的,脸上疙疙瘩瘩,眼睛黑乌乌的有神。她男人在电机厂工伤事故死了,她也是十几年没改嫁,拉扯着五个孩子。秀妮,她说道,嗓门挺大,你看我,一个人,五个小孩都过来了,怕啥?她是有名的泼妇,丈夫一死就去厂里闹,要多点钱抚恤,要安排大儿子顶替上班,要给自己安排工作,以后又年年要补助,往多了闹。大女儿大了,去闹招工进厂,进了厂又闹调个好工种;二儿子大了,再去厂里闹,没正式的先干临时工,过一阵又闹指标转正式工;接着是老四老五。闹了十几年,把电机厂的七八任书记厂长都闹怕了,闹熊了,见了她就躲,闹得她自己和五个孩子都有了着落。她像一只老母鸡,把一窝小雏哺大了,现在儿女都围着她孝顺。她活得有模有样。谁能说她个不字?要是我那几年改了嫁,儿子闺女现在哪个还会认我?

    半夜了,大院门嘎隆隆锁上了,听见单老头的咳嗽声,咳嗽声也听不见了,四下静下来。她伺候着大姑解了大便,洗了涮了,睡了,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十五瓦的灯泡发着昏黄的愁光。她打开乐天明从劳改队来的信,铺在床上又一页页看起来。

    亲爱的秀妮:

    您好。今天接到你的来信,痛哭(苦)万分。难道你再也不愿(原)谅我了吗?你应该和我离婚,我骗了你,让你受尽了罪。真让我签字,我不会不签的。可是,你真的就不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每天都在信纸上写着你和孩子的名字,一天写几百遍,好几页。现在总有上万遍了吧?我白天黑夜叫了你一万遍,你一遍都没听见?因为有您,我才没轻生。我好几次想死,想去触电,吞小刀,撞石柱,想到你才没有走绝路。我现在每天抓紧时间学文化,学技术(钳工),考试成绩都是九十分以上。这一切都是为你和孩子。你要不再愿(原)谅我了,我就只有去死了。可我相信,你还会给我机会的。我再一次给您跪下……

    信慢慢合上了。乐天明每次跪着忏悔,像另一个人,不凶了,不坏了,不诈了,又善良又可怜,又诚实又文雅。她总是相信了,心软了。可这次,她是很难相信了。她看透他了。她想到狼。

    夜真静,屋里一片黑暗。她躺着,听见儿子轻微的鼾声。她翻过身看着儿子,黑暗中也能看清。小脸嫩嫩的像乐天明,只是真的又善良又可怜,从小没有得过欢乐。她没时间带他,要去挣钱,每天就让他在半瘫的大姑身边爬。想到这儿又禁不住鼻酸,泪落下来,湿了儿子小脸。用手轻轻擦,粉嫩的皮肉让她心中亲得发疼。为了儿子离婚,为了儿子不离?……离了,债可以躲掉了?……再嫁谁要她,有老有小?……找个年纪大点的,拉板车的,挣钱多点就行……乐天明又扑向她了……

    黄平平到了第三个邻居家。她要了解整个大院的反应——这也是整个社会的反应吧?西院,最靠南的两间西房。这儿她来过,住着一位她要采访但还未遇上过的人物。

    庄韬。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这阵子正红呢。报纸电视到处可以见到他。1957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十几年,前几年才平反出狱,担任了中学校长,不要待遇,不要住房,把离婚十几年的老婆从偏僻山区接回来复了婚,而后举着“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旗帜到处做报告,讲不计个人恩怨,讲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讲理解,讲爱,讲精神文明,讲对青年人的教育。很轰动。

    见面了,握手了。人有些胖肿,戴着眼镜,眼珠凸起,腮帮子很大,很健谈,滔滔不绝,好像说话就是他的职业。房子挨着公共厕所,难免有些隐隐烘臭,床上一个老妇低头做着针线,想必是他妻子。我上午去附近一个中学做了场报告,顺便回家来。他说明道,平常他很难回家。你要听听我对谭秀妮事情的看法?

    “是。”黄平平点点头。眼前这位庄韬是经常接受记者采访的,所以她的身份并未引起他特别的重视,可他对接受采访还是有热情的。“庄校长,听谭秀妮讲,您前天还和她谈过。”

    是吗,她怎么说的?……我是搞教育的,应该关心她。我坐过十几年监狱,对罪犯和罪犯家属的心理又作过研究,说起话来可能更容易打动他们吧。他讲开了,很谦虚,又显得很自信,嘴唇翻得很厉害,露着大舌头。

    谭秀妮是不是典型?是,很有意义的典型。全国有多少罪犯?几十万,一百万?这个问题大不大,复杂不复杂?复杂。现代社会的犯罪在各国都是大问题。可说复杂又不复杂,一个谭秀妮能改造一个罪犯,如果一万个、十万个、百万个谭秀妮呢?一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一定要树立谭秀妮这样的典型。可现在典型遇到了问题,她要离婚了,半途而废了,夭折了,该怎么办?

    点烟,抽烟,显出一点炫耀和自负来。

    我们的许多干部——区里就来了不止一个人嘛——就知道保典型,就知道讲大道理,什么珍惜荣誉了,不要辜负人民的期望了,有什么用?他们不懂得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理解人,要设身处地替她着想,说半天空对空的道理有什么用?

    “那您是怎么谈的呢?”黄平平感兴趣地露着微笑,心里完全是另一个态度。

    我前天去了,进门先看了看屋里,床上的老人孩子,停了一会儿没说话,然后,感叹了一句:秀妮,你日子挺难啊。就这一句,她眼睛湿了。我和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一下缩短了距离。和任何人谈话,开头一句很重要。头是开好了,可缩短距离并不等于消除距离。我坐下了,又接着说:你现在不要听他们说三道四的,该怎么安排今后的生活自己拿主意。日子是你自己过,又不是他们替你过,只有自己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一说,她和我更靠近了,觉着我真正为她着想。这从她表情就看出来了。她看了看我,低下头,半晌说了一句:庄校长,您说我该咋办?我一听就知道:她也正矛盾呢。我不着急,想了想,说:我不能替你下这个决心,不过我可以帮你分析一下几种前途。我对谭秀妮还是那个原则:从为她考虑的角度出发。你一离开这个角度,她马上会对你有戒心的。当然我有我的立场,教育者应该比被教育者站得高一些,但另一方面又要站在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而且一定要让她这样觉得。这是辩证的统一吧。

    一种前途,我对她讲,你不离婚,这样拖着一老一小,背着债,熬上十八年,一直等乐天明刑满出狱,这期间的苦我不说你也知道。要是乐天明出狱后再不改邪归正,你这辈子就算完了。我一说完,谭秀妮就低着头咬住下嘴唇了。这种前途她是早考虑过的,只是别人都不和她讲明。这明摆的事,你不讲,再说多少好话,有什么说服力?不是骗人吗?第二种前途,我说,离了婚,甩掉那些债务,找一个老实的男人成个新家,另过生活。可能好些。当然,能不能找下合适的也很难说。孩子长大会怎么样也很难估计。另外,你在精神上也要准备承担几方面的压力:一个,传统道德舆论对你的攻击,不过,你可以不理睬它;一个,领导和广大群众对你的失望,因为他们过去都被你的事迹感动过,你不是收到过一千多封群众来信吗?那会对你有些压力吧?还有一个,你对乐天明、对孩子多少会有一些自疚吧?我讲完了,她的头垂得更低了,手慢慢捏着衣襟。我心里明白,这又说中了她。我对我的工作已有了十成把握了。

    那第三种呢?过了好一会儿,谭秀妮低声问道。她问,我才说,我等着她问。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艺术。你想说的真正结论,一定要等到足够的火候才说出来。要不对方会有一种强加给他的感觉和抵触心理。第三种,我说,是这样的:你下决心继续帮助改造乐天明,他痛下决心,悔过自新,努力接受改造,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一定会减刑的,减成十年八年甚至更短些,都是有可能的。特别是为了感召整个社会向你这个典型学习,会这样的。另外,政府一定会考虑到你的生活困难,譬如会想办法给你安排正式工作,我就可以帮你向市、区领导呼吁。这样,经过一段坎坷,你和乐天明各自战胜了自己,再重新团圆时一定会非常恩爱的,你这辈子也真正为社会做了件了不起的事。

    这种可能性大吗?过了好一会儿,谭秀妮问。我这时更不着急了,停顿了一下,才说:可能性有,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可是多努力争取一分,可能性就多一分,如果你尽全力,大家也都来帮助,这种可能性就会很大了。她不说话了。我也不再多说了,我知道我的工作成功了。

    “那您认为她不会离婚了?”

    “是。”

    “可这难道是她最好的选择吗?”

    “这应该从整个社会的需要来看,社会需要她这样选择。”

    黄平平不说什么了,她可不是这种观点——恰恰与这相反。她要写篇轰动的文章,就是要反对这些传统。不知为什么,她对这个对“教育艺术”充满自我欣赏的庄韬有一种反感。

    当她起身告辞,准备再回去采访中医屠泰时,东院里突然哭喊声一片,人们纷纷沓沓向那儿涌去。

    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