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奎到省委报到了。这是由办公厅单主任通知他的,说是让他临时帮助张书记做一段工作,以后再正式分配。

    此前,组织部长曾经向张敬怀提出过建议:让卜奎先在办公厅作为一般的秘书,考验一段,看看他的能力,如果称职,再作他的私人秘书不迟。可是张敬怀坚持,马上把卜奎调到他的身边当秘书,以至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你们给我配秘书,我相不中;我相中了的,你们又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咱们到底谁听谁的呀!”大有“我意己决,勿庸再言”的气势。组织部长还是坚持:“给您当秘书,按任用干部原则,是要经过严格考核的。”

    张敬怀说:“他不在我身边,我怎么考核他?”但张敬怀也退了一步,目前不算正式秘书,要半年试用期。

    单主任找卜奎谈了工作,安排食住。总务科长在张敬怀办公室隔壁给他腾了一间小屋,安了一张床,既是办公室,又是住室。省委后院就是省委的大食堂,吃饭极其方便。张敬怀又在自己院子中的西厢房,腾出一间屋,也安了一张床。

    他也可以住在他家里。这样,有什么事,无论在什么时候,可以随叫随到。张敬怀还告诉卜奎:你如果愿意,也可在我家里吃饭。

    此时卜奎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工作做好,是不是会辜负领导的信任。他写那篇文章时,不过是心中有话,不吐不快,没有想到,这篇文章竟然在改变他的命运中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他只有好好工作,来报答组织的信任和重用了。

    办公厅单明主任对这个小青年一直不放心。给张书记当秘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岗位呀!他必须开导开导他。如果工作中出了一点纰漏,他这个办公厅主任是有责任的。

    在卜奎报到的第三天,单主任和卜奎认真的作了一次长谈。

    单明主任是一位老办公厅主任了。对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管好省委领导的秘书们,他是有责任的。

    首次和卜奎个别谈,单主任先说了些欢迎之类的话,然后对卜奎说:“卜奎同志,你过去在地区工作,表现很好。可是你应该知道,在地区和省委,位置不同,工作要求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知道,很怕工作不称职,做不好,出了错误,造成损失。”卜奎低着头,感到负担沉重。

    “你有了这个想法很好。特别是给张书记当秘书,稍有不慎,出现了差错,不仅给你个人,还会给张书记造成不良影响。”

    接着单主任对他谆谆教导说:“先说这工作能力:因为省委领导管的是本省的或者是有关国家的大事。大事可多了:东、南、西、北、中,党、政、军、民、学,农、林、牧、副、渔,文、教、卫、财、贸,秘书虽然不能尽通,但方针、政策方面的基本知识是必须明白的。

    “第二是文字水平:因为要替领导起草发言稿,讲话稿,工作总结,对上的报告,对下的批示,有时候文件又要得很急,如果说张书记明天要去开什么会议,做什么报告,你就得连夜准备,有时还要带许多资料。秘书需是‘笔杆子’,还得是快手。有时需要一夜之间,熬出上万字的草稿,这种稿子的文笔,既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又要符合当时的需要。要先请示领导,根据领导的指示精神,再经过自己的思考,写出的稿子,才能符合要求。

    “第三,还必须有很强的综合、平衡能力。张书记管的方方面面的事很多。

    就说每天上边发下来的,下边报上来的文件,群众来信,不要说堆积如山,用尺量是可以说的。张书记没有时间全看或者细看,这就需要秘书分类整理、归纳,在文件上贴签,写出内容提要,供张书记批阅。你不能漏掉重要的,也不能把本来属于秘书自己可以处理的,再‘端’给张书记,浪费领导的时间。

    “第四,秘书和书记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但政治上是同志关系,组织上必须服从领导,可是领导也不可能事事都绝对清楚。秘书要服从,而不能盲从。秘书要代替领导做许多辅助性质的工作,但不能‘越位’。大事不请示领导,擅自做主是绝对不行的。秘书不仅要做自己业务范围内的工作,还要关心领导的生活、健康。关心而不是阿谀奉承,……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有许多矛盾和辩证法。

    “第五,秘书常常接触党的最高机密,对这些机密,要有‘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的精神,搞自由主义是要犯大错误的。

    “第六,当张书记在省里开会时,省委书记的秘书们,也就有聚在一起的机会了。没有事的时候,难免谈天说地。一般说来,在领导班子间,有些分歧或者矛盾,是正常现像,绝对的团结是没有的。平时领导难免对秘书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某些情绪。所以,在秘书们聚在一起闲聊的时候,随便议论和‘传话’,是最忌讳的,否则要涉及领导之间团结的大局。必须做到这一点,要用党性来保证……,

    “不能细说了,这种严格的工作要求和复杂的互相关系,有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要靠在实践中体会……以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我,随时汇报。

    不要怕我麻烦……。当秘书的责任和学问,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以后在实践中你会慢慢理解的。”

    卜奎感谢单主任的关怀,并且表示一定按照单主任指示精神,好好工作。

    “就谈到这里吧。”

    卜奎怀着感激的心情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了。他时常想念老母亲,但是,有他姐姐照顾,而且母亲转为城市户口,吃商品粮。当时叫“农转非”,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这种大恩大德,他怎么报答呢?所以,他不仅担当了秘书的责任,同时也负起了张书记的家庭生活的某些责任。张敬怀夫人的身体不好,他陪夫人到医院看病。张敬怀的小女儿胜美,已经进了幼儿园,每天接送胜美,也是他主动承担的任务。有时张敬怀的厨师来不及采买,他也提着篮子主动到市场上去。

    使张敬怀觉得十分满意的,还是他细致而又有条理的工作作风。张书记每天都会收到数十份文件。经过他整理分类:必须经他亲自批阅的,卜奎用曲别针别在一起。此类文件,如果涉及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卜奎都把有关这方面的文件,摆在前边,供张敬怀阅读;凡是不太重要的文件,卜奎也归类在一起,写上“内容提要”,让张敬怀一目了然。有些群众来信,该转给有关方面的,他别在一起,注明:“建议转某某单位处理”。有些需要张敬怀去讲话的重要会议,他先请示张书记讲话的内容提要,然后起草讲话稿,让张敬怀修改。有些不太重要的会议需要张敬怀讲话,他就先起草个讲话提要,供张敬怀参考。有时,遇到什么问题,张敬怀也先征求他的意见。在张书记不太忙的时候,也和他谈聊天。

    这样过了不到三个月,他已经成了张敬怀的不可离开的助手甚至成为忘年交的朋友了。

    由于张敬怀不替夫人说话,艾荣的职务和待遇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哪怕他向组织部说一句:“你们考虑一下艾荣同志的工作安排问题。”组织部门也会心领神会,一下问题就解决了。“举贤不避亲”嘛!可是张敬怀就是不肯说这句话。

    自从女儿下生之后,作为父亲的张敬怀几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连女儿进省委幼儿园,也是艾荣去联系的。所以,女儿对爸爸也少了些父女之情。张敬怀白天上班,开会,晚上回家批阅文件,哪有时间去亲亲女儿呢?

    有一个星期六,卜秘书去幼儿园接胜美。幼儿园离张敬怀的家里,有四五站路,还需要换一次车。平常只要胜美见到卜秘书去接她,马上叫着“卜叔叔”,就扑到他的怀里,跟他回家。可是那天小胜美哭得像泪人似的,就是不跟他走。

    卜奎问幼儿园阿姨,出了什么事?阿姨说:“刚才几个小朋友在一起议论:看谁的爸爸妈妈官大。有的孩子是吉普车来接,有的孩子是小卧车来接。他们说,用吉普车接自己的,爸爸妈妈不如用小卧车接孩子的官大。有的孩子对胜美说,你爸爸的官肯定不如我爸爸官大。小胜美不服,说,不对!我爸爸的官比你爸爸官大。那孩子说,你爸爸要是比我爸爸官大,你让他用小卧车来接你,我才信呢?所以今天她等着小卧车来接她。”

    卜秘书劝着胜美:“好孩子,跟叔叔走吧。”说着去拉她的手。

    小胜美打着滴溜,哭着不肯走。阿姨怎么劝也不行。没有办法,卜秘书只好给车库打电话。谁知张敬怀因为有会议,车子不在家。这样一直等到晚上七点多钟,才来车把胜美接了回去。

    一进门,夫人艾荣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卜秘书说了细情。张敬怀也听到了,大发脾气:“谁让你用我的车子去接她了?下不为例!”

    夫人在一旁也发了火儿:“就显得你革命,就表现你艰苦朴素!车子闲着也是闲着,接接孩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张敬怀说:“你懂得什么!用车接接孩子,本不是什么大事。你知道这在孩子的心灵里,种下什么种子?小小的年纪,就用爸爸的地位和人家攀比,养成优越感,虚荣心,出人头地的品行……等我们蹬腿一走,她能干什么?不会有出息的!”

    夫人说:“我们嫁给你这个首长,不仅沾不着光,为了你的‘革命’,连我的工作安排都得低人三分!”

    胜美在旁边听着,也噘着嘴表示不满。

    卜奎知道张敬怀的夫妻不和,他们的分歧,虽然并不隐瞒卜奎,但,人家的家务事,作为秘书的,从不插嘴。一旦他们吵嘴,卜奎便躲进自己的小屋里。

    随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各条战线都在纠“左”。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由于张敬怀过于疲劳,生了一场病,住了一个月的医院,所以张敬怀没有能够参加这次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他一出院,就让卜奎把大会文件找来,他一件一件,一字一句,认真阅读着。

    这是一次总结大跃进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会议,是一次令人感到鼓舞的会议,也是实事求是要人敢于发表意见的会议。

    张敬怀认真阅读了“七千人大会”的所有文件,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各个中央部门领导的发言,会议简报。不是看一遍,而是看了好多遍。会议的精神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纠正‘左倾’错误。

    张敬怀阅读七千人大会的文件时,使他特别感动的是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中的那一段话:

    刘少奇说:“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小土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是时候了,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

    关于造成这几年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一出了错误或偏差,总是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就这一问题,刘少奇同志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你不能到处这样套。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刘少奇在报告中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话:“应该把我们这些年来所犯下的错误,对老百姓所欠下的债务,血泪的教训,刻成碑文,立在每一个地委的大门口,每一个省委的大门口,直至立在中南海的大门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牢记住我们的错误,保证世世代代,决不重犯!”

    张敬怀读到这一段,不禁热泪盈框了,多么尖锐!多么深刻!

    张敬怀又细读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没有就大跃进以来的问题讲话,而是讲了一个民主集中制问题。

    现在回想,彭德怀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和多次发言,是有先见之明的,是对的。从中央到地方,在“反右倾”斗争中,定的“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先后都平反了。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立有“专案组”。在认定这些人是什么“分子”的时候,根据专案组整理的材料中,说“像这种言论”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平反时,还是这份材料,又认定“这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份材料,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不同的结论,仅仅是专案组的悲哀吗?有人竟然先后当了两当了两次典型,“右倾机会主义”的典型,敢于说真话的典型!实事求是的精神哪里去了?

    可是,这次七千人大会却没有涉及彭德怀老总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问题。这是张敬怀最关心的问题。自己过去之所以受批判,是和彭德怀的问题有密切联系的。现在组织上对自己的批判和调离部队,难道不该有个说法吗?

    目前省委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对下边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纷纷平反了,自己该怎么办呢?要不要向上级申诉呀!他百思百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措施。他身上仍然压着一块石头,就是他真的犯过“错误”,现在也应该给一个“说法”呀!

    张敬怀正在想心事,卜秘书拿着一罗文件进来了。

    卜奎从中抽出党校一份报告,说:“为了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省委在党校办学习班,短期轮训干部,时间是两个月。主要是让大家就这几年我们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后天,第一期开学。党校请张书记做一次报告,也算是开学典礼。

    如果张书记同意,我就告诉他们。需要我起草个稿子,请张书记把基本精神讲个纲要,便于我起草讲话稿时把握方向……”

    这几天,张敬怀苦思冥想的结果是:自己虽然受了批判,但是并没有给自己立什么“案”,也没定什么“性”。那么,既然没有立案,又未定性,当然也不在平反之列。即使给他一个“说法”,他也不可能再调回部队了。况且,这一段他在地方工作,已经熟悉了情况,工作很顺手,不管是省委领导班子的同志们,还是他分工的下属部门的同志们,对他也格外尊重。他的思想感情已经完全投入省委的工作中了。既然如此,自己不可能也不想回部队,那么写一个什么“申诉材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他有点想开了。

    可是张敬怀的思路,继续发展下去:他从苏区的“肃反”,想到延安的“抢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个人受点什么委屈事小,接受几十年极左路线的教训事大。关于自己的受批判,还是以不声不响为好。现在中央既然要大家讲话,让大家“出气”,那么所谓“出气”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自己还是写一份更有价值的材料为好。

    关于要去党校讲话的问题,他虽然有许多话要说,但觉得自己现在讲什么,都不是适当场合。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号召大家出气。如果他去讲话,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会把握不住分寸,还是不去讲的好。便对卜奎说:“你告诉党校,我没有时间。让他们请别的省委领导讲话吧。”

    卜奎说:“好的。”

    张敬怀又沉思良久,说:“我现在所考虑的不是到什么地方做报告、发指示的问题。最近,我想了很多或者说是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期的问题,我想和你谈谈,让你找些资料,帮助我起草一份文件。”

    卜奎说:“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任务……”

    “你听我慢慢讲。”

    然后张敬怀和卜秘书做了一次促膝谈心。这次谈话不是张敬怀和秘书,也不是上下级之间,而是同志和朋友之间才有的谈话。

    他从自己在江西故乡当放牛娃想起,想到苏区“肃反”的血腥事件,想到延安的“抡救运动”,又想到大跃进,想到庐山会议,三年困难……他感到,几十年来,“左倾”路线的错误。对党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最近在一份简报上,他看到一个基层干部的总结发言中的一段话。那干部说:“人们为什么要犯左的错误呢?在观念上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边是棉花坑,”右“边是大粪坑,掉在”左“边坑里,萱腾腾;掉在”右边“坑里臭烘烘。这真是一语道破的至理名言。可见纠正‘左’的倾向,还需要花费大的力气。

    那么自己要写的材料,就不要从个人问题出发,而是要从更长的时间,总结出一点历史经验,写一份“意见书”,供中央领导参考……

    要使自己的材料具有说服力,得举出许多例子,得找出许多历史文件。这就必须要卜奎秘书参与了。这是他决定和卜奎深入谈一次话的根本原因。

    那天晚上,他把卜奎留在家里,泡上茶,让卜奎坐下来,轻声细语地说:“卜秘书,我想和你细谈一次,你要帮我整理一份大材料。”

    卜奎感到,现在在他面前的张书记,不像是一位领导,而是像同志一样和他谈心的兄长。

    “请张书记吩咐。”

    张敬怀停了一刻,问:“你知道苏区的‘肃反’吗?”

    “知道一些。”卜奎答。

    张敬怀有点疑惑:“你这么个年纪,怎么会知道?”

    “听老同志说过一点。”卜奎答。

    张敬怀接着说:“苏区的‘肃反’,肃‘AB团’,肃‘改组派’,我们杀了自己很多同志。”

    “嗯?”

    卜奎睁大了眼睛,张敬怀接着说:“不仅那时,就是到现在,谁也不知道所谓的‘AB团‘,‘改组派’,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哪里?”

    卜奎认真听着,感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曾经被‘肃’过,你相信吗?”

    “我无法相信。”

    “你想一想,一个穷放牛娃,十五岁参加革命,我知道什么是‘AB团’,改组派?可是,有人说我是‘AB团’。也没有怎么审问。在一天夜晚的行军路上,差一点没有把脑袋丢掉。后来,我逃跑了。往哪里去呢?我思虑再三,回家,见着白狗子,也难免一死。逃跑,也无处可去,反正,我是被冤枉的,干革命受点冤枉是难免的,活着还得干革命。只要我回到部队,会说清楚的。这样我就撵队伍去了。没有想到,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战争,居然没有牺牲,还熬出来个将军!”

    张敬怀苦笑了一下,卜奎觉得惊心动魄。

    “你知道延安的‘枪救运动’吗?”

    “也是从老同志那里听到一点点。”卜奎答。

    “那时,我在敌后,先是当营教导员,后来当了团政委。没有受到触及。那年春天,从敌人占领的北平,跑过来一批学生。经人介绍,处了一个对像。后来,我把她送到延安学习。可是她被当做特务,给‘枪救’了。从此,我们就断了关系。当时从敌占区到延安寻求革命的知识分子,被‘枪救’的,也不知道有几百几千人,全是假案,冤案,错案。又过了十多年,认识了你这位艾阿姨。”

    张敬怀又停了很久,双方都陷入深思之中。还是张敬怀问:“我在‘反右倾‘运动中,受过批判,你知道吗?”

    其实,卜奎从别的秘书那里,听到了一点,但他说:“不知道。”

    “我讲给你听。”于是,张敬怀把自己在庐山会议之后他受到的批判,像对老朋友那样,讲给自己年轻的秘书听。接着张敬怀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我现在想做一篇长文章,不在于给自己’平反‘什么的,而是想总结一下历史经验。在习惯上,在一般人们的心中,好像左比右好。其实,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左并不比右好。左倾路线所造成的损失,要比右大得多。同时,我们过去所批判的许多’右‘,并不是真正的右,反而是马列主义。我想从历史上摆许多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张敬怀停了一刻继续说:“过去,我是不敢写这么一篇文章的。因为从全党的情况看,大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从七千人大会的精神看,从全国、全党的气候看,我觉得,大家都觉悟了。我做这篇文章也是时候了。我想极左路线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只要我们不健忘,起码在二十年内,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世时,是不会再重复了。但是我们要给下一代人留下些资料。反面经验也是财富呀!”

    “我能帮张书记做些什么事情呢?”卜奎往前探了探身子。

    张敬怀说:“我要写文章的基本思路,立论根据,总体结构,我已经想了很久,问题是缺乏具体材料。特别是有关档案,我手头没有。我给你的任务是,到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找一些当时在肃反中的大案,要案。之后,你再到延安去一趟,把当时’抢救运动‘中的档案材料找几份。至于,找什么材料,以哪些大案、要案为重点?我给你开了个单子,你按着单子去找档案。介绍信呢?一是由省委组织上开一份,我个人再给你写几封个人信件。凡是我让你去的地方,无论是当地的军区,省委,地委,军分区,都有我的老战友。他们一定会全力以助的。你不必告诉他们做什么用,只说是为了给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你回来后,关于大跃进以来,极左路线造成的损失,材料都很现成。随用随拿就可。”

    张敬怀说到这里,打住了。

    “因为我的文章能不能写出来,写得怎么样,我也没有把握。即使是写出来,也只是一个’意见书‘,内部材料。这事,你不可对别人讲。”

    “那自然。”卜奎说,又问“我什么时候出发?”

    “你把手头的工作处理一下。下星期就出发吧。”

    一个月后,卜秘书回来了。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凡是张敬怀开列单子上所要的档案材料,基本上都有了。于是张敬怀除了处理日常工作,便没日没夜地投入到写他的文章中去了。

    一天晚上,张敬怀正在潜心写文章,夫人艾荣进来了。张敬怀一回头问:“有事吗?”

    夫人有点生气:“废话,没有事就不能来你这屋?”

    张敬怀见她进来,赶忙把正写的文稿合上。

    艾荣说:“你防贼呀!”

    张敬怀语塞了。

    张敬怀是属于那种党性极强的党员。无论什么事,凡是党内的机秘,不该让夫人知道的,他对夫人是一句话都不讲的。什么人能看党内什么文件,是有严格级别规定的,不该夫人看的,他总是锁在保险柜里。这次他写的是一篇文章,本来不是党的文件。艾荣便走近办公桌,他也只能任其翻阅了。

    夫人看那标题是“关于如何从根本上防止极左路线回潮的建议”。夫人又翻了几页纸,笑着说:“你又犯老毛病了是不是?才几天没挨整,心中痒痒了?”

    张敬怀不喜理她,这些重大问题是无法和她讨论清楚的,只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么大的问题,你胡说什么!上有党中央,毛主席。中有各级党委、政府,下有广大群众。难道你比党中央毛主席都高明呀?”

    “我并不觉得比党中央、毛主席高明。可是我有我掌握的情况,我有我看问题的角度。问题提得对不对,可以供领导参考嘛!”

    “我看你五九年挨整还没挨够,又多嘴多舌!”

    这话又揭了张敬怀的疮疤。但他不想再说什么,在一旁喘粗气。

    夫人又说:“胜美发烧了,三十九度,你知道不知道?”

    “嗯?”

    “你白当这个爹了!什么时候关心过孩子!”

    “上医院看看嘛。有大夫呀!”

    “现在是晚上十点,黑天半夜的,怎么去?”

    “叫个三轮嘛。”

    “你不是有车吗?让出一趟车嘛。”

    “老百姓生了病,没有车,就不去医院了?”

    这时卜秘书进来了。卜奎知道张书记从来不让为家属私事出车,张敬怀不发话,司机也不敢出车,对艾荣说:“这事交给我吧!”

    他们出去了。卜奎个别给司机说了说,司机通情达理,悄悄把车子从后院开出,没有敢鸣喇叭。

    党校一再来请张敬怀在第一期学习班的开学典礼上讲话,实在推辞不掉,他还是去讲了话。

    张敬怀没有拿稿子,侃侃而谈:这几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都做了不少荒唐事,还不让大家说话。说大话、假话者,升官;说真话,实事求是者,挨整。

    上上下下都有一股气。“七千人大会”,不是让大家“出气”吗?。我本着这个精神,也号召大家“出气”。中央对“出气”规定了五个“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挖根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装档案袋),大家俗称不搞“五子登科”。我认为还要发展一下:无论谁发言,无论讲什么,也无论对错,不做纪录,不搞录音,即使说了错话,也不搞大批判,要人讲话,要让人把话讲完,也不要搞所谓批判性的“大辩论”,成了“十不”。这样有助于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如果当初,有这十个“不”,我们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就不会出现三年困难!……

    张敬怀的讲话,不断为掌声打断,大家真觉得民主的春天到来了。张敬怀自己讲完话,心里也觉得从来没有过的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