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怀在政治上跌了大跤,家庭生活也不幸福。

    夫人名叫艾荣,比他小八岁。在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他负了重伤。那时,艾荣在后勤部的战场救护队。是她以瘦弱的身驱,从战场上把张敬怀背下来,走了十多里路,累得吐血。为此,她立了一等功。张敬怀伤愈回部队时,经同志们说合,两人便匆匆结婚了。张敬怀一直怀着感激之情,把她当做救命恩人。结婚之初,也有一段短暂的算是幸福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只有在两次战争的空隙中,有时是军官们回到后方,大多是家属们到前方,使得夫妇团圆。时间很短暂,没有真正互相理解的时间。可是,结婚不久,朝鲜停战协订签字,张敬怀就发现这位女同志个性太强,和同志们相处,事事爱拔尖,虚荣,计较地位,和谁也搞不好团结。当初,她见别的女同志嫁给首长,很快得到了提拔。可是,她参加革命七八年了,还是一个普通卫生员。为此,她常常埋怨张敬怀:“就是你不给我说话!”组织部们,也觉得艾荣应该提拔一下,可是,张敬怀还是不同意,说:“她不能团结人,如果她当了领导,会和单位所有的人都弄崩的!”

    这话自然会传到夫人的耳朵里,为此,夫妇关系一直不好。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志愿军回国后的第二年,政治部没有通过张敬怀,把艾荣提了个某军队医院门诊部的支部副书记。她嫌官小,上班是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因为她是张敬怀夫人,大家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没有计较她。张敬怀常常让他注意劳动纪律和群众影响,可是她自有说法:“你为了避嫌,就是压着我。和我同样资历的,当了营、团级干部的有多少?怎么和你这个首长结婚,就该倒霉!”

    他也不和妻子解释,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说得越多,吵得越凶。

    前年她生产女儿胜美的时候,难产,又大出血。几乎要了命。现在她面色惨白,弱不禁风。从胜美下生,夫妇就分居,再没有同过房。本来艾荣还想要一个男孩子的,可是她说:“我命中无儿呀!”

    在军区党委开扩大会议的时候,会议内容对外是严格保密的。可是,从张敬怀每天回家时的表情,加上社会上已经开始“反右倾”运动,凭丈夫常常赞扬“彭总”,张敬怀挨批判的事,她也猜了个八八九九。

    一次张敬怀回家,夫人看着他,带着嘲笑的口气说:“在你的眼里,好像就是你革命!你的党性比谁都强。总是乱说。看看!你吃到什么好果子了?”

    他在反彭德怀反党集团运动中挨批判,以及现在调离部队,自然无法瞒过夫人。但是,党内高层的事,他不能向妻子透露半句。本来他已经够难受的了。别人对他有什么误会,他都可以谅解,连夫人也奚落他,他不能忍受了,吼道:“我乱说什么了?我什么时候,乱说过什么话?”

    “你不乱说,怎么会有今天?你在那个会上,没有发言?没有检讨?没有揭发?别以为人人都是傻子。我消息灵通着呢。”

    这又是在揭他的伤疤了。

    张敬怀又继续吼着:“我还得说,我得说!”

    “你说呀,你说呀!你能把自己说得连军区副政委都丢了!我算服儿你了!”

    “总有一天我要说的!”他不想和夫人再吵下去。转身回到卧室,躺在床上生闷气。

    对于一个南征北战数十载的将军来说,脱去军装,是改变个人历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一件叫人痛苦的事件。可是张敬怀不能不脱去军装了。

    一直拖到这年年底,张敬怀才到省委去报到。既然他已经离开了部队,就不能再穿军装了。哪有穿军装的省委领导呀!这天,他把早先压在箱底的一套中山服找出来,放在床上,身子斜歪在那里,盯着那套便衣,久久不动。他想,难道自己就要离开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了吗?

    这时他又想起了彭总。从中央文件中,他知道彭德怀老总被撤销国防部部长职务后,已经被下放到京西一个叫做“挂甲屯”的村子住闲。历史的偶然性也真会巧合:怎么彭总偏偏被下放到叫“挂甲屯”的村子呢?连身经千战的“彭大将军”都“挂甲”了,何况自己呢?

    如果是正常转业,脱军装,换便衣,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现在他是犯了错误被迫转业到地方的。男儿有泪不轻弹,他流泪了。

    他懒洋洋地,把那套中山装穿在身上,走到大穿衣镜前审视着自己。他感到吃惊:镜子里的这个人是谁呢?那是我吗?平常他是很少照镜子的。现在他看着镜子里的那个人,怎么那么老呢?他又走近些才发现,两鬓头发好像突然斑白了许多。他不愿再看,急忙走到客厅。

    夫人去年生女儿时,因难产,大出血。因为那时,郑政委为了排解他的烦闷,让他到某师临时搞调研,虽然接到了电话,可是并没有回家。一提这事,夫人就埋怨他:“战场上我救了你的命,可是我给你生孩子,要死要活的,你连回家看看我都不肯。就你的工作忙,就你的责任心强呀!”

    平常他也很少过问一下她们母女的情况。夫人常常说他:“你除了工作,还关心过谁?我生产时,都快死了,你连个面也不见,作为一个丈夫、父亲,你及格吗?”

    一提到这些事,张敬怀也常常感到自己不对,可是改不了。这时他总是抱歉着说:“现在你要我干什么吧?”

    夫人说:“我的奶水不够,你能不能想法给孩子搞一点奶粉或炼乳”。

    “你不会到‘军人服务社’去买吗?”

    夫人说:“你也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了。军区的‘特供点’,过去买肉是不限量的,现在已经改成每月四斤了。而且只有你一个人的份儿。四斤肉,全家吃,够塞牙缝的吗?……至于买牛奶炼乳什么的,你异想天开吧。”

    “那就买代乳粉嘛。”

    “买代乳粉也要粮票的。你只会当首长,连目前生活的普通常识都没有!”说着气哼哼地出去了。

    从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之后,国民经济的频于崩溃,已经看出一些苗头了。可是不管多么困难,党的高级干部都有特殊供应点。军队则有“军人服务社”,买食油、肉类,香烟等一般不受数量限制。可是随着主副食品越来越匮乏,“特供”也不能不受影响。

    张敬怀半天没有言语。他是在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之后,从一个老战友那里借到彭德怀“上书”的全文的。在借这份“上书”时,老战友一再嘱咐他:我是违反纪律的,你千万可不能给别人看呀!他答应了。

    他细细阅读着彭总的“上书”,越看越感到彭德怀老总的正确和勇敢,同时也越觉得自己的软弱和卑微。那时,彭德怀老总就预见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会给国家、人民、党,带来严重后果。现在的事实应验了。另外,从“大参考”上反映出来的情况看,饿死人的事件已经发生,看来,它还要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呀!

    这时,警卫员小周低着头,脚步迟慢地进来了。

    “首长,我,我犯了错误……”

    对这个警卫员小周,张敬怀有着极其特殊的感情。那是一九五三年春天,抗美援朝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为了战俘遣反问题,停战协定迟迟不能达成协议。在板门店一次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的代表说:“既然在会议桌上,我们达不成协议,那么就让大炮发言吧!”

    中朝首席谈判代表说:“好,就让大炮发言吧!”

    那时,张敬怀还在某师当政委,他们这个部队的守备阵地是西线的大德山一带。美军进攻时,炮火之密集,后来人们用“炮弹一响,土松三尺”来形容。山上的树木被轰没了,草被烧成灰烬。每抓起一把土,就会同时抓起几块弹皮。连指南针放在地上都会失灵。在这样密集的炮火中,不要说人的血肉之躯,就是一只蚂蚁,都难于存活下去。

    那天,张敬怀到前沿阵地拿着望远镜正向敌方阵地观察,忽然一声刺耳的“啾……”传来,有战斗经验的人,从声音可以判断,这个炮弹的落点就在身边。

    守护在张敬怀身旁的一个战士,没容分说,就猛然把张敬怀推倒,并且俯在他身上。这个战士牺牲了。另一个青年战士叫着:“叔!叔!叔呀!”接着放声大哭。

    他把这个青年战士带回指挥所细问,原来在抗美援朝前夕,叔侄是一起自愿报名参军的。这个青年战士的父辈有兄弟三人,就守着这根独苗。张敬怀感动了,“给他们周家留一枝根苗吧!”于是便把小周在身边当了他的警卫员。一直到如今,七八年了。

    看着眼泪汪汪的小周,张敬怀不相信这个纯朴的河南农村孩子会犯什么错误。

    亲切地问:“你犯什么错误?你能犯什么错误?”

    小周含着眼沮说:“我偷了首长家里三斤鸡饲料。”

    原来因为主副食品极端缺乏,军区特供点的鸡蛋,也由原来的不限量改为每月三斤,而且只有张敬怀一个人的份儿。这样,夫人就自己在院子里搭了个鸡窝,养了四只生蛋鸡,把剩菜剩饭当鸡饲料。剩饭菜不够养四只鸡的,又走后门从一个粮站买来些糠皮什么的做饲料。

    张敬怀听了,叹口气,问:“你拿鸡饲料干什么?”

    小周眼泪汪汪地说:“在自由市场……托人……托人,三斤鸡饲料可以换一斤粮票……家乡来信,我爹,爹饿死了!……我娘也……”说着大哭起来。

    张敬怀忍不住转过身,哽咽半天说不出话。转身把夫人叫过来:“把现有鸡饲料给小周!让他换成粮票寄回家,都饿死人了,还吃什么鸡蛋!”又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五十块钱:“去,到邮局,给家里寄去。”

    小周哭着不肯接,张敬怀硬是给他塞进口袋里。

    小周回身又把五十元扔到桌子上,并且从身上掏出一个旱烟袋,说:“首长,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已经没有资格当解放军的战士,更没有资格当首长的警卫员了。我请求退伍。但无论到哪里,我始终会想念首长。这是我叔叔牺牲时,我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一个旱烟袋。留给首长做纪念吧。”

    这只旱烟袋,短杆,有四五寸长,可以装在军衣的口袋中。装烟末的皮袋,原来是黄色的,现在油黑油黑,可是角角楞楞已经磨白了。从这个烟袋,张敬怀又想起那个在炮弹将要落在他身旁,扑在他身上挽救了他一命的老班长。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念物,更有价值呢?张敬怀含着眼泪,接过烟袋,几乎是命令的说:“你没有拿过我家的什么鸡饲料,你也不存在什么退伍问题。以后不许再讲这些话。听到了没有?”

    小周没有回答,转身退出。已经走过西厢房了,张敬怀还听到了他的哭声。

    张敬怀关起门来,实实在在的抽泣了一阵,内心呼叫着:“我们这个革命,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

    过了一刻,把眼泪擦干,向外边喊了一声:“毕秘书!”

    只过了几秒钟:“到!”毕秘书站在他的面前。

    这个毕秘书,是个标准军人,跟他有四五年了。戴副浅度近视镜,一脸知识分子气质。他博览群书,很有学问。他为张敬怀起草的讲话稿,发言稿,工作总结、报告之类的文稿,几乎不用修改。他为人又正派。作为张敬怀的秘书,从不乱说乱道。也从不向他讲别的首长的这事那事,更不向张敬怀提出这样那样的个人要求。他从当军政委时,就跟着他。首长就是首长,秘书就是秘书。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上下级关系。他们从来没有谈过心。现在他觉得,有点对不起毕秘书。

    凭毕秘书的水平,起码,应该放到团里当个政治部主任。如果当时他说句话,是很容易办到的。可是,因为在他身边工作,同时也觉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毕秘书魄力差一些,所以,一直没有安排,他觉得对不起毕秘书了。现在,即使他有心提拔他,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权力了。是他耽误了毕秘书的前程。现在,他觉得应该和毕秘书谈谈心了。

    他亲切地说:“你坐下。”

    毕秘书在他身旁的沙发上坐下。

    他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毕秘书,过去,我是上级,你是为我服务的秘书。

    中央、军队的大事,我们不能随便议论,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又没有议论的时间。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和你谈心太少,我现在要走了。我们作为同志,谈谈心好不好?”

    毕秘书说:“好。”

    作为他这样的高干的秘书,除了不能参加他们这个阶层的会议之外,从秘书整理的上报材料中,从中央、中央军委、军区党委发来的文件中,什么情况秘书不知道?像他受彭德怀问题的株连,他所受到的批判,连他的检讨的草稿,都是毕秘书替他起草的。有时他自己起草的稿子,也征求过秘书的意见。对于毕秘书,他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张敬怀想了想,说:“毕秘书,现在我要走了,我们要分别了。你有什么话,无论是想说的,不想说的,该说的,不该说的,能说的,甚至不能说的。你都讲给我听好不好?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正确理解你的,你相信吗?”

    “相信……好。我说,我说。”毕秘书坦然说。

    张敬怀又补充:“我首先觉得对不起你。我早就应该把你放下去,可是总是舍不得。我觉悟晚了,想纠正也来不及了。是我在你的问题上太自私,总是怕人们说闲话……”

    毕秘书说:“首长,你不要这么说。这一年多,你自己日子也不好过……”

    他一直感到这位秘书是了解自己的,这话使他十分感动。

    “那么,你有什么话,就说吧。特别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

    毕秘书想了一刻,缓缓地说:“我和首长要说的话,其实也不多。首长比我的水平也不知道高多少倍。我只是想说:真理和权力,有时候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只这一句话,张敬怀就被震动了,他没有想到毕秘书会想得这么深,这么富于哲理性。

    张敬怀微微点了点头,不语。

    毕秘书继续说:“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张敬怀又一次被震动。

    毕秘书接着说:“所以,我劝首长,对问题想开一点,看远一点。不要苦闷,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是,是,你说的对。认识一个真理,大概需要历史和时间的验证,需要一个过程的……”

    “历史是最无情的。”毕秘书接着说“还有,首长到了地方上……地方,比军队要复杂得多。像你单枪匹马的,到一个人生地疏的岗位,无论是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首长熟悉的军队环境,都相差甚远。地方上的人际关系,盘根错节的,有许多事,都不能按部队的习惯处理……”

    “你说得很对,十分对!”他没有想到毕秘书在这个时候能够说出这些话来。

    他感到原来对毕秘书的认识和估计还是太低了。

    “至于……”毕秘书停了一下“我的工作,也不用首长再操心了。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了。”

    这句话使张敬怀吃惊不小。他提高了声调:“为什么?你还年轻嘛!什么时候定的?”

    “前天组织部找我谈的话。只说是工作需要,让我服从分配。”

    “是不是你没有揭发我?没有和我划清界限?是我株连了你?”

    “我不能这么想,首长也别这么想……”

    过了半天,张敬怀“唉”了一声。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张敬怀换上便衣的第三天,就到省委报到了。省委书记杨同理,还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杨书记向常委们介绍了新来的省委副书记,称他为“张敬怀书记”,并表示热烈欢迎。

    杨同理书记说:“张敬怀书记,是从部队来的,部队在革命化方面,是我们地方的榜样。张书记来我们省委,会给我们这个领导班子,带来革命化的思想作风。”

    张敬怀绝对相信,省委领导层都会知道,他是因为“沾”了彭德怀问题的“边”,被调到地方的。这是些客气话而已。

    在座的常委们热烈鼓掌。

    会上研究常委们的工作分工。

    张敬怀说:“我刚刚到地方,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目前想搞点调查研究,是不是暂时不要给我分配什么具体工作了?”

    杨同理书记说:“在工作中熟悉情况嘛。”

    大家议论结果,让张敬怀分管“文教”这一摊。张敬怀只好接受了。

    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体验,他发现同志们对他还是很亲切的,并没有谁“歧视”他。他也知道,地方上在那次“反右倾”斗争中,也曾经定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人还从侧面对他表示同情,这使他得到许多安慰。

    会后,省委办公厅单主任找他请示:他作为一位省委书记,没有从部队带来秘书,单主任提出,由办公厅物色几个秘书人选,由张书记决定。

    对配秘书的事,从张敬怀和毕秘书的关系,他越来越感到选择一个秘书,需要十分慎重。他说:“不忙,不忙。我刚刚来,工作也不会太多,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说吧。”

    张敬怀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开任何会议他几乎都是一言不发。他每次下基层,办公厅都是从政策研究室临时给他抽调一个秘书。又是每一次换一个人,他观察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做他的秘书的。

    张敬怀的思想、感情、性格以至作风、气质,是他们这一代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生活经历铸造成的:就是他对政治、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倾”的后遗症,很快便暴露出来了。从“大内参”不断透露的情况看,那套极左路线在实践中所造成的危害,越来越清楚了。饿死人的消息在内部刊物有越来越多的报道。河南省有的地方,由支部书记集体组织出外讨饭,全国的浮肿病患者,据不完全统计,以亿人的数目计算。这时,他想起了他换便衣那天,毕秘书的一句非常具有哲理性的语言:“当真理被权力愚弄了的时候,遭殃的就是人民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公共食堂被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大跃进”中盲目招工中,下放到农村两千万人,被“敢想敢干”破坏了的各项制度,逐渐恢复。那种“革命浪漫主义”所宣传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呔,我来了!”为求实作风所代替。

    到了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和各条战线纷纷制定“小宪法”式的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条”,“文艺八条”等等,陆续出台。张敬怀理所当然地想:是因为极左路线那一套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壁,吃了苦头,“物极必反”的规律起作用了,虽然谁也不那么说,实质上是纠正极左的错误。在各种会议上都提倡调查研究,政治空气开始松动。在“反右倾”运动中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陆续“平反”,摘“帽子”。人们开始敢于讲些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了。这时,张敬怀不断深入到各市、地、县、公社,了解情况。原来他觉得自己对地方情况不熟、不懂,不敢具体抓工作,现在开始进入他的副书记角色了。

    可是,为他配秘书的事,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虽然单主任为他找了好几个,没有一个是他中意的。他选择秘书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品质好,一是文笔有才气。品质好的标志是敢于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文笔好的主要标志是,有文采,文字表达能力强,根据他的意图起草各种稿子,不用自己再大改。

    有一天,办公厅秘书处送来一大堆文件,有一份省报刚刚出版的内部刊物,名叫《求实》,实际上是一份供省委领导看的“内参简报”,他先浏览了目录,有一篇标题《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趣的读着。那文章一开头的几句,就颇具理论色彩。文章说:

    “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我们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我们制订一切政策、方针的基础,实事求是,也是马列主义的灵魂。……”

    接着论述道:

    “我相信,没有一个群众没有听说过‘实事求是’的,没有一个干部没有讲过工作中要”实事求是“的。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做起来最难的也是”实事求是“。

    接着作者举出了许多实际工作中的事例,来证明自己“最常说的,最难做的”的观点:

    “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没有调查研究,也没有论证,最起码的要问一问,我们有没有原料?有没有技术力量?在当时,一个县,一个公社都比着‘放卫星’,日产千吨铁,万吨钢的”卫星“满天飞。”放卫星“就是一切。于是,一窝风式的搞了许多‘一脚踢’式小高炉,连好好的铁锅,犁铧,甚至门了吊,都炼了铁。有的地方盲目追求‘大’,越‘大’越革命。某公社动员两千农民中的强劳力,要建‘世界第一高炉’。干了两个月,炉基竣工时。两千人开庆祝大会,连炉底都没有坐满。当时,为什么不想一想,问一问:这样大的高炉,炼一炉铁需要多少矿石?多少焦炭?多少石灰石?用多么大功率的鼓风机?在一片荒郊中,没有铁路,怎么运输?……可是当时没有人去问,也许是不敢问……”

    作者又举出了前年秋冬之间的“深翻土地”运动。文中说:

    “当时领导号召说,‘深翻’能增产,土地翻得越深越好。有的地方深翻三尺,有的深翻五尺。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各个地方土质不同,有的土质只有浅浅的一层薄熟土,往下翻一尺就是生土或者是沙子。这是一个连最普通农民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当时谁翻得深,谁就革命,抵制深翻,就是‘右倾’,就要被拔‘白旗’……

    “再就是‘密植’,说是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情况,越密越好。有的地方一亩地播三斗种子,出来的苗子,像毯子毛,如何能够增产?可是当时谁不搞密植,就要挨批判……”

    作者还举出了其他各条战线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一些例子。接着作者论述了我们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的原因:首先作者谈到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的问题。接着作者又提出了很有创见性的说是“四不正之风”:一是,搞什么工作,不区分具体情况搞“一刀切”;二是,只能听一种意见,听不得不同意见造成的“一边倒”;三是,用“大呼隆”“一窝风”式的“一阵风”;四是领导干部中的“一言堂”。这是“实事求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根本原因……

    文章结构严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观点犀利,没有“党八股”气,特别是在“反右派”后,敢于讲真话,这使张敬怀甚为赞赏,佩服。他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既联系实际,又上升为理论的并且敢讲真话的好文章了。文章署名为“卜奎”,这个卜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敬怀放下“内参简报”,马上给办公厅打了电话,要他们派个人来见他。

    十多分钟后,一个临时为他服务的名叫刘吉有的秘书就来了。这个办公厅的秘书,才三十多岁,头顶已经半秃了。好像是过分发达的脑细胞给顶掉的。

    张敬怀让刘秘书坐下,指着茶桌那本打开了的“内参简报”问:“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

    刘秘书看了张敬怀指着的标题回答:“还没有。”

    “这篇文章写得相当不错……”

    张敬怀好像是下意识地说了一句,说后他立即感到有些后悔:对这么一篇尖锐的文章,作为省委领导面对下级,先表态是很不适当的。

    “是,是!”刘秘书回答。

    张敬怀觉得不高兴:你没有看,怎么我说好,你马上就说“是是是”呢?

    原来办公厅想让刘秘书当他的专职秘书,他一直觉得这样的人,可能很听话,但决没有一个好秘书的品格,他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

    张敬怀说:“这个叫卜奎的作者,在哪里?做什么工作?”

    刘秘书说:“我马上去查一查。”说着走出张敬怀的客厅,到西厢房打了个电话给报社,不到五分钟,回来向张敬怀报告:“这位卜奎同志是三平地区地委宣传部的一个宣传干事。”

    “你打个电话给三平地区宣传部,让卜奎同志来一趟,我想和他谈一谈。”

    “好的。”刘秘书见张敬怀不再说什么,转身告辞。

    “好吧!”张敬怀说。

    次日上午,卜奎就到了张敬怀的客厅。使张敬怀惊异的是,原来他以为这个卜奎起码应该是四十岁的人,没有想到,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虽然戴着一副近视镜,但一张娃娃脸,好像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

    刘吉有先给张敬怀作了介绍,“这是张书记,这是三平地区的卜奎同志。”

    张敬怀和卜奎握了手,刘吉有说:“张书记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去了。”

    “好吧。”张敬怀说,他和小青年的谈话,不希望这个人在场。

    卜奎说:“我是三平地区的卜奎,昨天接到省里的电话,今天一早就来了。”

    张敬怀说:“你坐下吧。”

    卜奎环顾张敬怀的办公室,周围全是大书架,精装的,线装的,摆得满满的,地上的书也是成堆成罗,他想,张书记一定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学问家。但他不知道这位书记要找他干什么,在等着发问。

    一般像他这样的青年,见到省委书记这样的高级干部,都会有些紧张和拘谨,可是卜奎却坦然地坐在他身旁的沙发上,不卑不亢的样子。

    张敬怀指着那份“内参简报”问:“这中间那篇《最常说的,最难做的》是你写的吗?”

    “是。”卜奎回答。

    “我们这些领导干部。虽然也常常到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有时开现场会,到底能看到多少真实的东西,我经常怀疑。你们在基层,比我们更接近实际,我想就实事求是问题,就你自己的感受,再讲一些例子给我听。”

    过去和张敬怀这样的高干部谈话,对方经常是“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批评”“对对对”“是是是”等等。可是,这个卜奎却没有讲那些似乎是谦虚或客气的话。

    卜奎略微停了一刻,说:“那例子就很多了。”

    “你讲讲看。”

    卜奎又稍加思索,说:“就以农业来说吧,一讲‘密植能增产’,不管什么土壤,什么品种,越密越好。农民种高粮,过去一般是二尺五一株。可是在‘瞎指挥风’盛行的时候,干部拿着尺棍,三寸一株。结果长出的高粮像大葱,连籽粒都不结。谁不照办,就拔谁的‘白旗’。所以,老农都说,我们种了一辈子的地,现在都不会种地了。有的地方,在稻子成熟之前,将几十亩地的稻秧,移栽到一小片地里,密到什么程度?坐上个孩子,稻子都不倒。是专门让记者照像的。实际上,没有阳光,拉电线用大灯泡照;不通风,用大功率吹风机吹。结果还是烂秧了。老百姓都说,这是‘共产党胡弄共产党’。……

    张敬怀不表态,耐心地听下去。

    卜奎接着侃侃地说:“从去年夏天,农村就开始闹饥荒。各地都饿死了一些人。我们宣传说是‘天灾’,天灾固然有,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工作中失误造成的。过去我们的报纸,习惯是‘报喜不报忧’。什么地方,有大旱,大涝,都是不报导的。现在为了说明‘天灾’,连几个村子范围内,下了一场冰雹,新闻单位都发消息。这么大个中国,天灾哪一年没有呀?这种宣传就不实事求是。”

    张敬怀开始以不住点头,鼓励他说下去。

    卜奎又说:“去年,地区为了救灾,又没有粮食。有的公社出现了新‘发明’:把地瓜秧子,苞米芯子,磨细了,经过发酵,做成发糕,说是营养丰富。为此,还开了多次现场会,让来参观的人品尝。都说好吃。其实,是掺了大量的米面和糖精做成的。”

    张敬怀仍然只是点头。

    卜奎继续说:“就说大跃进中这‘冲天’干劲吧,上面要求的是‘白天一片人,夜晚一片灯’‘上至九十九,下至刚会走,户户锁头看家’,这是‘五风’之一的‘命令风’造成的结果,也只是供人们参观的。参观团一来,农民喊着口号,脱光脊背,挥舞铁锹。参观的人一走,就躺下睡觉……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胡弄谁?”

    “你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张敬怀问了一句。

    卜奎说:“现在党中央不是又强调实事求是吗,国家、人民吃了这么大的苦头,不该总结点经验教训呀。别的我没有多想。”

    “你读过几年书?家境怎样?”

    “我家在农村,是贫农。勉强上了二年高中。没有毕业,因为家里再供不起,就退学种地了。我爱写个稿子什么的,在大跃进时,我头脑也发过烧。也写了一些有‘浮夸风’倾向的报导。成了省报的通讯员。后来被地区领导看上了,就把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到处采访,眼界宽了,见的多了,想的问题也多了。”

    “你都读过些什么书?”

    “读的不多。眼面前的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该读的都读了。我还爱看些杂书,历史,文学,哲学等也读了一点点……”

    张敬怀感到他既没有谦虚,也不是自吹。

    这时,张敬怀忽然有了个想法:这个青年不失为一个秘书的好苗子。

    沉思了一刻:“是的,在大的地方,大的范围,你会看到更多的事情,眼界一宽,水平就会更快得到提高。”

    “是的。”

    “你想不想到省里?”张敬怀突然问了一句。

    “恐怕不行。”卜奎想了想说“一是水平不行,再就是我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需要我照顾。三平地委离我们家近,我母亲养我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离开她。”

    “是个孝子!”张敬怀想。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生自己养自己的父母,可以想见,他还能忠于国家、党和人民吗?张敬怀更喜欢这个卜奎了。但是他不能透露自己这个意思,像给他这样级别的干部配秘书,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还必须经过组织部门一系列的调查和考核。

    两人都沉默了好久,青年补充说:“张书记,我感到今天对您说的话,有些冒昧和不知道深浅……”

    “为什么?”

    “请张书记想一想,我才多大年纪?经过、见过多少世面?张书记不知道比我高明几十倍,几百倍,我竟然在张书记面前,说了这些话,实在太无自知之明了。”稍作停顿,又说“不过我讲的都是真话。”

    张敬怀说:“敢讲真话的人,水平就高。”

    停了一刻又说:“我之所以找你谈,是因为我想听听各方面的各种情况,各种意见,各种看法和各种议论,我需要听真话。”

    青年又说:“从大跃进以来,大话,假话,套话,空话盛行。我想:一个人说一百句,一千句,一万句那样的废话,只会坏事,一点用处也没有。如果一个人说了一百句话,有九十句错误,只有十句话有用处。那就会推动我们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可是,现在人们都爱听那一百句大话,套话,假话,空话,而不爱听十句甚至一句有用处的话。”

    “你认为这种社会风气,是怎么形成的呢?”张敬怀看着青年,希望他讲下去。

    “这我可没有想好。”青年说“可能是……”青年人停住了。

    “是什么?”

    “什么,什么呢?是不是涉及到民主问题?……”

    “什么地方的民主?”

    “上上下下内内外外吧……”

    很显然,这个问题卜奎是想过的,不过这话他故意说得模糊些罢了,可见这个青年尽管坦率,但还是有保留的。

    张敬怀不说话了。卜奎觉得他该告辞了。可是他环顾房间周围的书架,说:“张书记,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张敬怀笑了一下:“有什么不能问的,你说吧。”

    “张书记一定是个大学问家,”卜奎问“在什么大学毕业呢?”

    张敬怀又笑了一下:“我是‘红小鬼’,放牛娃出身,哪里上过什么大学?只是爱看书。在打土豪,分田地时候,见了书,我都收起来背着。长征时不得不丢弃。解放以后才真正读了些书。……我听你的谈话,你也不像个中学生呀。”

    两人的谈话,已经超过上下级的态度了。

    ……

    张敬怀觉得,他和卜奎的谈话,是又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了解了一些民心、民意,有些情况他是非常需要了解的,有些话也是他自己想说的。他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对这次谈话,他觉得十分惬意。

    张敬怀觉得谈话差不多了,打电话告诉刘秘书,把这个小青年领到省委大食堂,从身上掏出一斤粮票和一块钱,招待他吃午饭。然后要组织部派一位干部科长到三平地区,考核一下这个卜奎的出身,成分,一贯表现,并且暗示,他可能选这个青年当自己的秘书。

    最近三平地区地委祈书记,心情一直很烦躁。省里的“内参简报”发表了他们宣传部干事卜奎的文章《最常说的,最难做的》。尽管文中所举例子,没有指明是在三平地区发生的。可是谁都知道,这是指的他们的地区。如果在“反右派”那时候,揭露我们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打他十个右派也不冤枉。可是,省委的内部刊物居然给他发表了!编辑部还加了肯定的“按语”。当然,卜奎所反映的问题,所举的事例,不单指三平地区,都是具有全国性的,当那股“五风”大吹大扫的时候,谁也挡不住。即使在他们地区所发生的,现在也都纠正了,谁也不会为此觉得丢脸:当初谁不是想革命呀!可是自己地区的事,上了报刊,尽管是内部刊物,祈书记总觉得不那么光彩。前天,省委又调卜奎去谈话,是什么意图呢?是批评他的“右倾言论”?还是让他进一步揭发本地区所搞的极左路线那一套事实。

    想了很久,祈书记让宣传部整理了一份“关于卜奎同志《最常说的,最难做的》一文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首先给卜奎做了政治上的结论:说这个同志自高自大,自命不凡,无组织无纪律,他的文章中所举许多事例,很不准确,有许多夸大其词之处,观点也失之偏颇。同时,这篇文章没有经过地委领导审查,就拿去发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的这种右倾观点,是有阶级根源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他叔父,原来是国民党部队一个中尉。一九四九年,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等等。

    这份材料刚刚写好,是不是上报省委,祈书记一直在犹豫。正在此时,省委组织部干部科长就到了地区。

    地委宣传部时部长,马上向祈书记汇报了省委来人要了解卜奎情况的消息。

    为了卜奎写的那篇文章,他们不知道省委此次派专人调查卜奎,是要查他什么问题?时部长请示祈书记:“是不是按照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向那个干部科长汇报?”

    祈书记问:“省委调查卜奎的意图是什么?是肯定卜奎的文章中的观点呢?还是作为右倾的典型,组织批判?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先拿出材料,就显得主动,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我们原来准备的材料就很不好了。”

    “现在还不知道省里的意图。”宣传部长补充说“前天,省里把卜奎找去谈话。”

    “谈了些什么?这个情况我怎么不知道?”

    “卜奎是前天去的省委,昨天晚上才回来,他没有向我汇报,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所以没有向您汇报。不过……据《内参简报》编者加的‘按语’,是肯定卜奎的文章的观点的。但是,这是不是一定代表省委领导的观点,我们不得而知。看卜奎回来时的表情,倒是很高兴的样子。”

    祈书记沉思良久,说:“这就得具体分析了。”

    “是,是。”

    “这样吧。你先和那位科长谈谈。摸摸省委意图的底。”

    中午,宣传部长,请干部科长吃一顿实际上是宴会的“便餐”,并做了热情洋溢的友好谈话,宣传部长有底了。下午,他向祈书记反馈来的消息是:看干部科长的意思,好像有意要调卜奎到省委工作,这次是专门考核他的社会关系和一贯表现而来的。

    祈书记又沉思良久,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好事!好事!这是好事呀!”

    宣传部长一时没有理解祈书记的意思。

    祈书记说:“你想一想,如果我们肯定了卜奎的文章,而且能把他输送到省委工作,这不是我们地区的光荣吗?我们地区有一个干部在省委,今后会有很多方便……”

    “那是,那是……”

    祈书记立即交待任务:“你马上再准备一份材料:这材料首先要肯定卜奎这篇文章,说是在大跃进中,我们地区在工作上,确实有违反了客观规律和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现像。全国都如此,这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我们完全同意卜奎同志文章中的观点,目前已经并且继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继续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不良作风;第二,要说明卜奎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肯干,能够完成任务,有敢于讲真话的优良品质。第三部分,要说明卜奎同志,家庭出身贫农,社会关系没疤没节,至于他叔父的国民党军队中当中尉的问题,他叔父逃往台湾的时候,他才八九岁,根本没有见过叔父。谈不上什么阶级影响。其他,你看情况,再作些补充。”

    有了这个底,宣传部长该如何和干部科长介绍卜奎的情况,就好办多了。

    晚饭又是宣传部长陪着干部科长吃“便餐”,又作了第二场热情洋溢的谈话。

    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位科长的此次来地区的意图。饭后稍事休息,就拿出他匆忙准备的材料。干部科长看后,甚为满意。

    宣传部长立即争取主动,提前和卜奎谈话,说是:你的文章写得很好。说出了大家都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省委领导也很重视。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为了让你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打算把你推荐到省里工作。……“

    卜奎犹豫了半天,说:“我有一个母亲,如果我离开本地区。他老人家疾病缠身,没有人照顾不行。”

    部长说:“这一点,我们想到了,对你母亲的生活,省里也希望我们好好安排。你在乡下不是还有一个姐姐吗?”

    “是,现在在公社机械修配厂当工人。”

    “我们想把你姐姐调到县机修厂,你母亲也把户口转到县里,吃商品粮。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卜奎没有说的了,他首先感激地区领导,感谢省委领导。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必须接受分配了。

    在卜奎到省里报到之前,以祈书记为首的地委常委们,还特别设宴送行。这是卜奎没有想到的事。

    祈书记举杯说:“我们地区出了一位卜奎同志这样的秀才式的好干部,是我们地区的光荣。我们早就看出卜奎同志,前途会有大的发展。我们地区是个小盆,发不了大面团,是留不住这样的有能力、有水平的好干部的。我们极力向省里推荐。……”

    卜奎觉得这些话不真,因为前几天,宣传部长还批评他擅自向省里投稿,是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呢。此时,他只是有礼貌地“嗯嗯”应答着。

    祈书记又说:“卜奎同志到省委工作,我们还不知道具体做什么。但是在省委工作,眼界宽,信息灵。希望卜奎同志,在适当时候,上级有什么动向,政策有什么变化,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以便我们主动地及时地把握工作的大方向。

    我们共产党人,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讲什么官不官的,但我还要说句旧话,为了卜奎同志的荣升,大家干一杯!”祈书记举起酒杯,在座的领导,一齐站起来。

    卜奎不能失礼,也站起来,干了一杯。

    祈书记又说:“卜奎同志,对我们地区的工作,特别是对我本人有什么批评,可以不客气地提出来,给我们留下些宝贵的意见。”

    卜奎有点受宠若惊。好像因为这次调动,他的智慧细胞,他的水平,一刹那翻了几倍。他实在没有经过这种场面,不知如何应答才好。

    “我们以后到省里开会、办事什么的,要麻烦卜奎同志了。”

    尽管祈书记极力想活跃宴会气氛,可是宴会一直很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