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若尘给我来电话。我说喂,好像刚睡醒的样子。因为底气全吓跑了,还没恢复过来呢。若尘说:到了新地方,还是这样缺乏朝气?我说:怪了,你怎么知道我换地方了?后来一想,大概是她打电话去办公室找我,我的前搭档多嘴多舌的结果。若尘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关心你。我说:既然这样,就请我吃餐饭吧,我今天没饭吃呢。若尘说:拉倒吧,你会没饭吃,饭局排到了大年初一了吧。这是什么话?现在才六月份,哪有这么多人请我。可让她知道我每天都有饭局也不错。我说:想请我的人还真不少,今天上午就有一百多人来找我,可把我吓坏了,我心想要是天天都这样,我干脆开个信访站算了。若尘说:没有一点正经。我说:不是没正经,是这个头不能开,你想想看,要是开了头,那还不是天天有人来请我吃饭,我以后还有空陪你吗?若尘说:别说那么多,我几点来接你?我说不用接,我自己开车。

    若尘看到我的车就哇哇叫:有没有搞错?你开八缸的丰田越野车?我说眼红什么,又不是我自己的。若尘说:不行,得跟你换着开。我说:换什么?你喜欢就开走,我回头去报失。若尘就说我没安好心。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有个同事就把自己的坐骑开没了,她回来跟领导讲了一下,领导就让人发了个文,要大家提高警惕性,革命无不胜。过几天又给她配了部新款佳美。这年头丢部车算什么,没人当回事。交警也没功夫管了。大家都在忙着创收。过了几年,有些创收得好的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还有几个领导同志送了命。

    若尘说: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的你又不给。若尘说:给,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说:好,你说话要算数,不算数就是小狗,我要吃你的口水。若尘一听就把脸拉长了,她说:一点正经也没有。一会儿吃饭,我点了一盘龙虱,若尘全放进嘴里抿一抿,再丢进我碗里。我说:这是干什么?她说:你不是要吃我口水吗?这种主意她也想得出来,真是太小瞧她了。

    后来我想起若尘说过的一句话。她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说何以见得。她把眼睛眨了几眨,还吞了一大口口水,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今天是我们相识三周年的日子。我一听就笑得岔了气。还把可乐喷得满桌都是。若尘看着我,一脸惶惑,然后她才抓起面巾纸擦脸上、手上和衣服上的可乐——都是我喷的。她看我终于止住了笑,才一本正经地说:你觉得很可笑是吗?我看她一张脸装得周周正正的,把一点快乐全挤出来了,赶紧坐到她身边,一边帮她打扫身上,一边解释说:我这不是伤感吗?要是当年我们订婚了,现在不就是三周年纪念日吗?要是当年结婚了,现在不是铜婚纪念日吗?若尘说:谁跟你订婚?痴心妄想。这样讲就不对了,不跟我结婚也就算了,做做样子至少跟我订个婚吧!连订婚这个小小的要求都不满足我,也太不人道了吧。这样讲对得起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吗?

    吃完饭,我叫小姐买单。小姐说:8号台那位先生已经替你买了。我抓过帐单一看,才七十块钱。我说:下次有人替我买单,你早点告诉我,我吃多点。小姐是个老实人,她说:那位先生也是才买的单。我向8号台望过去,一个方脸的男人站了起来,向我打招呼。这人肯定没见过,他干吗要做冤大头?我对若尘说: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若尘比我清醒,她说:你别以为人家白贴你,他迟早会来找你。若尘说得对,我在办公室,就没人睬我,我一到码头,马上有人来巴结,这是什么道理?

    我给杨洋打电话。没想到她那电话是有显示的,大概缉私部门都是用的这种电话。她是先看到我的电话才听见我的声音的。杨洋在电话里说:不对呀。我说:什么不对?她说:你在哪儿?我说:能在哪儿?在码头。她说:你跑码头干什么呀?我说:还能干什么,上班。杨洋一听就叫了起来。我想外星人来了她大概也就这反应。杨洋说:我没听错吧?这么重要的地方交到你手里了?我还算沉得住气,没有炸起来。我心平气和地说:你觉得我该守着个什么样的地方?杨洋说:不知道,反正就不能在码头。你在那儿,我非得天天来查。难怪她不再跟我上床,原来我在她心目中是个另类。我连一个码头都管不好。我说:丫头,别以为我垂涎你就可以瞎放屁,当心天上掉石头,在你头上砸个洞。

    我之所以给杨洋打电话,不是我闲得慌。是因为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搞得我心烦意乱。我把后门关上了,那帮家伙进不来,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后来我才知道,两个副手自从我来了后就不理事,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所以想找我的人就像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我实在烦透了,又不好把电话挂起来,只好找个人闲聊。听了杨洋一顿屁话,我觉得老是这样也不是个事,还是得解决问题,要把那帮奸商集中起来,训训话才行。哪能想干吗就干吗呢。他们偷逃关税也就算了,还要来找我的麻烦。这种人找我会有好事吗?还不是想让我把口子再开大点,大事通融,小事糊涂。存心就是想把我往死路上赶。早知道我就在办公室耗着,免得看到这些人就心里堵得慌。

    我把两个副手叫到我办公室。他们这些天因为无所事事,精神特别好,脸上神采奕奕,额头放光。其实他们只是白天空闲,晚上还是很忙的,因为每天都有人请他们吃饭,唱歌或桑拿。有时一天有几拨人请呢。本来这些事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有奸商说漏了嘴。那个奸商有批货给我手下扣了,他来求我网开一面,求完了就说:我昨天跟某某吃饭,某某已经答应放货。开会时就把这事讲给两个副手听,他们就装出茫然的样子,开完会他们就去找那个奸商算帐,最后把那个奸商赶跑了。讲完了这件事,我就说:形势在变哪,不要以为别人放水养鱼,我们就可以亦步亦趋。那是大错特错。待会儿把货主召集起来,开个会,国家的税款不能再这样流失了。

    两个副手走了不到半小时。码头的外方老总进来找我。这是个年青的香港人,看样子才二十出头,剪了个小平头,穿了身休闲装,走起路来大大冽冽的。别看他普普通通的,肚里的名堂可多了。他一讲话我就看出来了,要不他能拿百来万的年薪吗(这是中方老总向我诉苦时泄漏出来的)?小平头给我讲鲧和禹的事,听着他用别别扭扭的普通话讲这么古老的故事,我硬憋着没把肚子笑破。他是想告诉我,处理社会问题就像治水一样,能疏不能堵。

    讲完了鲧和禹的故事,他才把正经事抖了出来。原来码头厕所不够用,就两个公共厕所。一个在饭堂里,一个在海关大楼里。这每天都有几百个人要拉和撒,以前海关的后门开着,大家来办事,顺便就把这每天的大事办了,自从海关的后门关上后,大家只好去饭堂里办事,这饭堂的厕所也就五个蹲位,五个站位,搞得厕所就像火车站,排起了长蛇阵。香港佬想让我把后门打开,真可谓费尽心机,简直让我叹为观止。香港佬说完了还加了句总结性发言,他说:这码头的平衡是自然形成的,可不能轻易打破。我差点就给这香港佬的苦心打动了,上了他的当。听了他的总结性发言,我就把心肠硬了起来。我说:不就是一个厕所吗?再建一个。听说码头什么都没有,就有钱。你们不是每年都要请我们吃饭,吃完饭再唱歌吗?今年就免了,拿去建厕所。这件事一定要尽快办,可不能把大家都憋坏了。小平头一听傻了眼,他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把小平头赶走后,就把码头的奸商全召集起来,开大会。我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党和国家的政策。一开始我讲得唾味横飞,后来口干舌燥。可他们一句也听不进去,全在那儿打盹。我也知道,这些大道理对他们讲也是白讲,可不讲还不行。否则他们说你不讲政策。可讲了他们还是说你不讲政策。讲到最后,我就直奔主题。我说:重量不能再这么报了,得提起来,至少提到八成。他们一听全炸了。大家群起反对。我说:跟你们讲了半天,全是白讲,你们怎么就不为国分忧?他们说:我们为国分忧了,别的地方报五成,我们报六成。你现在提到八成,简直就是不让我们做生意。还有人说:再往上提,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报关了。到时候南村口岸一票货也没有,看你怎么向父老乡亲交待?这句话就抓到我的痛处了。大家都知道水往低处流的道理,到时候别说地方父母官,也不说码头的经营者,单是我那帮兄弟,就会把我吃了,他们也得吃饭呀。有句古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我这么爱出头,迟早给人打爆脑袋。

    后来我召集弟兄们开会,他们也提了很多意见。听了他们的意见,你就明白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这些人简直成了那帮奸商的代言人,真正是兵匪一家。我说:他妈的,你们的良心全叫狗吃了,人家赚大钱,你们担风险,你们还乐呵呵的呢。我后来又想,他们乐呵大概有别的隐情,也许人家赚大钱,他们赚小钱,反正风险又不是一个人担。法不责众嘛。但他们有条意见我还是接受了,他们说:要有一个缓冲期。我说:行,给他们半年的缓冲期,要是半年还缓不过气来,活该他们仆街。过了一年,严打开始了。华南片口岸全把重量提了起来,几乎所有的口岸都装了地磅,一发现少报就立案调查。那帮奸商服服帖帖的,一公斤也不敢少报。这件事说明:我有非凡的远见卓识。可那帮奸商说:狗屁。其实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只是能拖则拖,拖多一天他们就赚多一天。其实他们还是错了,俗话说:水涨船高。大家都这么往少报,市场价格就降下来了,他们也不会多赚,只是国家的损失就大了。后来把重量提起来了,再后来把价格也提起来了,他们还是拼命进垃圾,这就表明国内市场的价格也跟着提上来了,这帮奸商,要是赚不到钱,他们才不会拼命进货呢。只是最终货主受不了,或者说赚的钱少了。那些跑到大陆来开垃圾回收场的台湾商人,有些顶不住了,他们在大门上挂了把虎头锁,跑回孤岛休长假去了。

    有了这么一段经历,大家都知道我这人不好对付。小事轻易不敢找我,遇上大事,一定要找我,也要先来探探口风,看口风有点松动,大老板才敢来见我。我要是有什么事,还没吩咐完,有人已经把事情办了。这使我觉得在办公室和在码头还真不一样,生活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我是名门望族、武林高手,去那儿都有人巴结并提供方便。

    在我们单位,天生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天天有人来找你,请你吃饭,唱歌,喝酒,桑拿,打高尔夫,旅游,还给你送红包、实物和各种有价证券。你要是有什么困难,说句话就有人帮你解决了。另外一种人,一年到头也不会有人来找,干什么都得自己掏钱,还有人给你气受。因此后一种人老是想变成前面一种人,前一种人坚决不做后一种人。无论怎样,这两种人始终存在,这种差别也始终存在。这是制度造成的,谁也没办法。我现在就是前面那种人,所以我牛逼得很。几乎所有的人见了我都叫我大哥。其中有的人胡子才长出来,但已经是数百万身家了,他们叫我一声大哥,我就应了。有的人老之将至,但也涎着脸叫我大哥。我就不好意思应了,但不应还不行,他们说你不把他们当兄弟。是不给他们面子。说到面子就是大问题了,俗话说得好哇,人要脸,树要皮。这脸皮问题可是比金钱还重要,这帮难兄难弟,千辛万苦赚大钱,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争口气。好在人前充大爷。所以到了后来,全成了兄弟,我就是他们的大哥。

    后来我还跟别的行业的大哥接上了头。他们比我还牛逼。譬如说有个行业的大哥简直不得了。他们在码头以及码头附近所有的娱乐场所都占有股份。行内人把它叫干股,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大概就是挂个名就可以领钱吧。我在外面活动,好歹还有个人买单。他们干脆就白吃、白玩、白搞。跟他们比起来,我这个大哥简直就不是人。我曾经对围着我转来转去的那帮商人讲,看看人家是怎么做大哥的。他们说:看到了,看到了,不能比。人比人气死人。搞娱乐场所的,黑白两道都通,他们是拿秤称钱。我们就做点小生意。还要大哥看着才做得了。我说:你这也叫小生意?日入斗金哪。商人说:哪里哪里,大哥关照,混口饭吃。他们就是这副德性。在我面前总是叫穷,生意难做呀。但一进了娱乐场所,就打肿脸充胖子——小姐,大哥钱多得不知道怎么用呀,想想办法帮我花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