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秉贵走马上任区教委主任一个多月了。一个多月来,他向主管意识形态的区委副书记报到,听取他的指示,向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区长报告,听他关于教委工作的意见。然后是跑中学、小学、幼儿园调查研究,同教师座谈,看校舍,看教师住房,看学生食堂。越看心情越沉重,越看越没信心,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下水,水慢慢从胸部往上,喘气越来越粗,心里越来越慌。三根绞索套在他的脖子上,且根根都在慢慢拉紧。母亲的病情不见好转,还有加重之势,每个月的医药费就要一千多。老婆不能上班,伺候老人家,早停发了工资。他算过账,让老婆上班,一个月不过七八百元工资,还要请个人侍候老人,也得花去六百多,老人还没有亲情感,干脆就让老婆就不上班了。这几天老人还不愿吃药,说是让她早点去见老头子算了,这个病治不好,花这么多冤枉钱,拖累了儿子,还害得孙子孙女在外打工见不着面,这也是老人一块心病。茅秉贵有个打算,想把女儿安排到中学,当个图书管理员或什么的。一个女孩在外打工,总是让父母提心吊胆的。可自己刚上班就安排子女,那还能在教委站得稳脚跟吗?他不感造次。老人辛苦一辈子,无论如何,茅秉贵要尽孝,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尽力延长她的生命。老母亲的病始终是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自己为了进城,给柳王明送了七万元。都是朋友凑的,怎么还?他有些后悔当初不该听朱春平的“馊”主意。也许柳王明就是那么慷慨,不送钱也帮忙呢?当然也许像朱春平预料的那样,“做梦去吧”。因为那天把一大包钱送给柳王明的老婆黎颖时,他自己心跳得厉害,可黎颖就像从他手里接过一杯开水那么自然。证明这样的事对她来说司空见惯了。如果没有这七万元,柳王明有那么充满人情味得批示吗?他写报告要求进城不是第一次了,没有一百次,也不少于五十次。从区委组织部到每一个常委,从区长到区委书记,每次申请报告,都是写到领导的纸篓子里去了。进城是对的,可以天天见到老母亲,下班可以帮她端茶倒水,尽一点孝心。可这七万块到哪里去找回来?拿什么还给朋友?还有柳王明交待他离开官山前要办的那件事,他从良心上感到不安。越想越觉得对不住官山的老百姓。听说已经有些群众准备到省政府上访,他们知道这件事同柳王明有关,不找市政府。茅秉贵担心这件事闹大了不好收拾。他在官山工作那么多年,从来都是维护农民的利益,没有干过侵害农民利益的事。临走之前惹得天怨人怒,心里一直不安。那一千多亩土地,大多数落在官山镇的汪家坝村,是陵溪县委书记汪东晟的家乡。涉及三百多亩耕地,六百多亩山地。这意味汪家坝村人均耕地要减少半分多,减少山地一亩多。这里的老百姓地处郊区,主要收入来源是土地。开始老百姓听说是外商要来投资,很高兴,以为是在这里办工厂,可以为他们安排一些就业。后来听镇里开会才弄明白是建墓地,且地价太低。市郊平均地价一万六千多,近郊更是两万多,虽说是公益事业,也犯不着由汪家坝的老百姓来为城里几十万人作贡献。特别是三百多亩耕地,减少了人均耕地的一半。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活。还有,在汪家坝的正东方向建一座规模如此大的墓地,无疑会影响汪家坝的风水。汪家坝自解放以来,六百多人口的村子,吃“商品粮”的不超过十个人,最大的官还数汪东晟,如今把这里建成了墓地,天天鬼哭狼嚎,爆竹纸钱,哀乐遍野,那还了得!这是老百姓无法接受的。

为了完成柳王明交待的任务,茅秉贵费尽了心机。他先召开了党委会,反复做“一班人”的工作,统一大家的思想,要一个声音,一个腔调。他当然没有说明这次征地对他个人前途的影响,主要是正面说明兴建这样一个墓地的意义。他强调这个项目是市政府的“民心工程”,是涉及市区几十万人口的公益事业,不能简单看成是一般的招商引资项目,对汪家坝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有战略意义。工程上马后,需要大量的民工参加墓地建设,今后村里可以围绕墓地发展葬丧产业。比如制作花圈,经营祭祀用品,把吹鼓手组织起来,成为一个专业乐队,建立若干个掘墓下葬劳务队等等。可以安排一些劳动力就业,解决劳动力出路,既为城市发展作了贡献,又为汪家坝农民增加收入找到了一条新路子,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好项目。为了抓好落实,党委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茅秉贵亲自任组长。镇里各有关方面头头脑脑参加的领导小组,诸如土管、派出所、民政所、武装部、林管站、妇联、团委等等。

在工作方法上,茅秉贵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先是组织工作组开到村里,召开党支部大会,妇联、团委分别召开团员妇女干部会,传达镇党委决定,要求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做好家庭工作,保证征地顺利进行,并把他们的态度和工作情况作为考验党员团员的一项政治任务,作为今冬党员民主评议的一条标准。

那天,茅秉贵把这些安排妥当后,就到市民政局找老同学朱春平汇报。民政局的秘书科长看茅秉贵那副灾民的样子,挡驾了。说朱局长不在。问哪去了,说是去市政府开会了,茅秉贵说“那我就在这里等”。秘书科长也不好说什么,只好让他坐着,自己出门有事去了。这时,他好像听见斜对门有开门的声音,朱春平熟悉的客套声钻进了他的耳朵。

“嘿哟,肖老板,你来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啊,我好到楼下接你呀。”然后是“砰”的关门声。

茅秉贵不管那么多,站起来就往局长室敲门。

“嘿哟,老茅,你怎么来啦?”

“我不受欢迎,但还是来了。”茅秉贵被秘书科长挡驾窝了一肚子火,正无处发泄。

“正好,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肖老板,这位是我的同学,官山镇的党委书记茅秉贵。”

坐在朱春平办公桌前的那个女人矜持地站起来,缓缓地伸出浑圆丰满的手,用三个指头轻轻地捏了一下茅秉贵伸过来的手,嘴角稍稍的往上一拉,不经意的说出了两个字:“你好。”然后就坐下来了,漫不经心的端起面前的茶杯,抿了一口,并不正眼看茅秉贵一眼。

“来来,秉贵啊,先喝杯水,消消气。”知道是秘书科长惹他生的气。朱春平给他倒了一杯水,然后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我来把征地的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这不是正好吗?肖老板就是开发商,我们一起研究研究。肖老板你说呢?”他用巴结的目光转向对面那个女人。

茅秉贵这才知道自己忙上忙下,竟然是帮她跑腿。不得不再次仔细打量起这女人。她是哪路神仙?柳市长亲自过问的项目,竟然是眼前这个女人的事业。这个有几分姿色更有几分含蓄的女人是什么来头?他心里掠过几个问号。一想又犯不着,他只对柳市长负责,把征地的事办好,或许就能顺利的调动工作。

“这样吧,朱局长,你们商量,我十点还约了个朋友。还是昨天同你谈的意见,征地的具体事我不管,由你们负责。办好了手续我就进资。万一你们有困难也没关系,你们省有几个市都想引资搞这样的项目。”话从女人那张抹了口红的嘴里出来,但却掷地有声,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说着就起身告辞,她向茅秉贵点了点头。

“肖老板,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你就不要考虑去外地投资了。”

朱春平赶忙起身,笑嘻嘻的跟在她的身后,送她出门。嘴里不停地说着好话。茅秉贵想,朱春平向来是个说一不二的人,怎么在一个外商面前,在一个女人面前“缺钙”。他打心眼里看不起他这副德行。所以,他没有起身。

朱春平不理老茅的情绪,他送肖老板出门。一边走还一边在解释着什么,在茅秉贵的记忆里,朱春平在老娘面前也没表现过如此孝顺。楼下的汽车喇叭响了好一会,朱春平才气喘吁吁的进来。

“老茅哇,你知道这女人是谁?”

“是谁你不是介绍了吗?不就个外商吗,把你吓成这样?”

“你不明白。”朱春平狡黠地笑了笑。

“我不愿意给你打哑谜。说正经的,我十一点还要去医院给老娘抓药呢。”

“老人家好点了吧?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忙昏了头,没来得及去看看老人家。”朱春平同茅秉贵是一个村子人,小学到高中都同学,又是“割头换颈”的朋友。后来朱春平上了大学,茅秉贵上了新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先是在镇中学教书,后来到镇党委办公室当文书,再从中国最低层的“官阶”往上爬,“爬”弯了腰,“爬”酸了腿,爬到了镇党委书记。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扑通下水,折腾得筋疲力尽,可回头一看,不过刚刚离岸。算得上是“吃过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许因为受教育的程度,成长的环境,工作后的经历,接触对象不同的原因,俩人后来都感到对方的差异。茅秉贵觉得朱春平太滑,太油,太虚,像风似雾,琢磨不透。朱春平觉得茅秉贵太实在,太老实,太农民式的天真了。当然,这都在心里。两个人童年结下的友谊还是深厚的,朱春平在外面熟,茅秉贵在村里说话算数,互相有个什么事都搭个手,力所能及都尽力帮一把。

朱春平给他续了些水,坐下来听他关于征地的情况。茅秉贵把他前一段安排的工作,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可能出现的问题都作了预测。

“最难的是两个事,一是价格确是太低,只刚刚够青苗补偿费,老百姓会拿郊区的价格来比较。二是‘风水’的工作难作。村里人说,这会坏了村里的风水。这第二比前一个问题更复杂。”

朱春平认真听着他的分析,不时地点头。

“那你打算怎么办?”朱春平问。

“我让征地领导小组先去做工作,万一做不下来我还真没辙呢。这不是想来听听你的主意吗?”

“秉贵,这件事我不瞒你说,你千万不要马虎。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还要告诉你,刚才这女人的话为什么那么硬?他的来头不一般。再说,你已经为自己进城投入了几万元,你准备打水漂哇?”朱春平的话让他头皮发紧。

“那女人什么来头?”

“我虽说还不完全搞清楚了,但预感她不一般。你想想,柳王明为了开发这个墓地,花了多少心血?民政局长本来汤占海的呼声很高,市委组织部的方案就是汤占海。据说就是汤在这个问题上不得力,把我调来了。还越过区委直接找你谈话,你想想,一个市长什么时候直接找过一个乡镇长谈话?还有,听说墓地的规划也是柳王明亲自审查的。为了保证这个墓地的经营回报,他准备颁发市‘政府令’,关闭民政局所属的常青园墓区。名义是让民间资金、外资参与城市公益事业建设,背后的东西谁也搞不清楚。这件事你可不能有半点马虎哇。”

“可工作难做。你说说,价格悬殊那么大,强压老百姓的事,我下不了手。”

“我给你出个主意,老百姓不是信风水吗?你们暗中去给他们找一个风水先生。先给风水先生说好,给他点钱,要他去瞎编一套在这里建墓地对汪家坝有好处的话,去说服老百姓。”

“风水先生会按我们的意图说?”

“风水先生你还不知道,看钱卜卦。死的说得活,活的说得死。你给他钱,告诉他意图就行了。”

“我们请去的老百姓能相信?”

“你们公开出面他们当然不信。在暗中策划,推荐给在村里说话算数的农民,让他们出面,老百姓不就信啦?”

茅秉贵点头。

“在征地补偿方面,至少要达到一万元一亩。”

“可柳市长说最多不能超过八千。”

“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想办法。一是乡财政要出点血,拿个百把万、我也从民政的口子拨一点,再是你镇里的水利经费上挤一点,凑个两百万,不就达到了一万元一亩了吗。”

“这怎么行呢?这等于送钱给外商。再说,水利经费是中央的钱,过得了关?乡财政的钱用来给新加坡商人征地,怎么给群众解释?”

“不是公益事业吗?乡财政支持一下有什么不对?”

“问题在于这是外商经营性的投资,我掏钱等于给她个人送礼。”

“秉贵,不是我说的,你就是死脑筋!老是跟自己较劲。农民利益,就你维护农民利益?就你原则?柳王明官比你大,道理比你懂得多,你看他活得比你潇洒。论能力,论德才,论品质,你都比他强。他从一个司机,爬到了市长的岗位。他有用不完的钱,像换衣服一样换女人,白天坐在市长办公室指挥公、检、法,晚上可以指挥一群黑社会流氓。出门前呼后拥,出口说一不二,市里的局长,县里的书记、县长见面差不多都喊他爹,上至省里甚至更上层都有人为他撑腰,凭什么?这都是讲原则的结果?是维护老百姓利益的结果?”

茅秉贵听着心里有些震撼。

“市里两个头,李树生是个好干部,正派,有水平,按原则办。可吃不开,人家怕他的原则,惹不起躲得起呀。差不多成了孤家寡人。柳王明正好相反,吃喝嫖赌,索拿卡要,欺上瞒下,笼络人心,反到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我敢保证,要民意测验,他会得高票的,信不信?”

茅秉贵是最基层的干部,也知道一些基层的反映。他同意朱春平的一些评价。

“秉贵,别傻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丢掉原则,面对现实。我原来也看不惯柳王明那一套,可我看不惯有个屁用!人家照样当他的市长。我一想不对,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得调整思路。我就帮他办了一点小事,咳,这人还真讲义气。”

其实,朱春平不过派人跟踪李宜德,发现李宜德回家看老婆是假,到李树生家打“小报告”是真,无非是把柳王明在云坊的活动情况给李树生汇报。他庆幸自己没有在柳王明面前说什么出格的话。第二天,朱春平把跟踪李宜德的发现报告了柳王明。博得了柳王明的好感,算是买到了柳王明的“船票”。那天,柳王明和他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告诉他,老朱呵,你能这样做,证明你是真心支持我柳王明的。我今后一定不会亏待你,有什么你就找我。我柳王明说到做到,你放心。柳王明还特意送他到电梯门口,这是身边工作人员不多见的。

在朱春平的开导下,官山的征地算是拿下来了,茅秉贵倒头在家里睡了两天好觉。也不知是柳王明故意“显灵”,还是巧合。第三天上班,刚进办公室,区委组织部来电话,说是区委领导要找他谈话。让他交接镇里的工作,准备到教委任主任,等区人大通过后正式上班。说心里话,茅秉贵也有过几次工作变动,但任何一次变动工作都不如这次别扭。他总把自己的所为,同报纸上天天揭露的卖官买官联系起来,好象报纸上那些话是针对他茅秉贵讲的。一想到这,他心里都有些发虚,自己感到恶心,总觉得背后有人向他吐口水。

现在,让他难受的是朋友们凑的几万块钱怎么还。这时他又想到了朱春平,他鬼点子多,见的世面多,他要再去求教于朱春平。正好朱春平说要来看看老人家,让他在家里等他。

“哈哈,你就算了吧,还什么?当我们几个同学扶贫,把你从苦海里捞起来了吧。”

“你别开玩笑了,几万块钱就那么‘烧’啦?”

“凭你那一千多元的工资,要孝敬老娘,还要养老婆,这辈子你还得了吗?”

“那你让我欠朋友一生的人情债,叫我一辈子不得安生?”

两个人聊了一会,又哄着老太太,说长寿的人才会常常“三病两痛”,从来不生病的常常一病不起。老太太一定会好起来,会活到一百岁。

朱春平又看看他的家,看看家里的用具,摇摇头,半是赞叹半是嘲弄,“秉贵呀,乡书记也当了七八年了,家还是没有变,不容易呀。”

“一个乡干部,一月几百块的工资也常常拿不到手,一家子人要吃饭。老百姓穷得那样,我就是想受贿,也没人行贿呀。比得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哪。”

“这可是你说的?你不是怕欠人情债吗?”

“怎么啦?”

“我给你出个主意。教委主任是个很多干部都‘眼红’的位子,招生,分配,转学,择校,求的人不少。周旋得好,决不亚于我这个民政局长。你手里也管着大大小小的一批干部,你工作一段后,要调整一下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

“调整班子?”

“对。先开个全体干部大会,把调整班子的风放出去,然后酝酿一段时间。”朱春平使了个眼色,诡秘的一笑,一转身,“我走了。”

茅秉贵心头微微一震,也没说什么。茅秉贵上任一个多月,跑了区里三所中学,七所小学,还有几个事业单位。他也感到一些单位的班子急需要调整,但调整是要把工作搞上去呵。三个月后,茅秉贵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着手调整教育系统的班子,组织考察,民主测评,个别谈话,征求意见,反反复复。历时近一个月,茅秉贵的家里热闹起来了,进进出出,前客让后客,汇报思想的,受朋友之托举贤荐能的,自己上门大言不惭、理直气壮要提拔的,拐弯抹角要到好单位的。各色人员,轮番表演。无论什么人,都没有空手的。老茅俩口子,开始是好言相劝,拉拉扯扯,甚至提着礼品追出门外。但不管你怎么推,最后都被各种理由推了回来。最让你推不出来的理由:“看看病中的老人,不过分吧?”后来,老茅也就算了,弄得家里吵架似的,隔壁邻居听了还不知到发生了什么。这一轮“班子调整”,老茅磨嘴皮子,挑灯夜战,在各种各样的人物中周旋,人瘦了一圈,口袋鼓了一圈。经过一番算账,除了收回当教委主任投入的“成本”外,还结余了二万多元。他虽然卸下了压在他身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同时又背上了沉着的心理负担。

他想起了柳王明,想起了朱春平,心里在骂,这世道,这世上的人,真是“操他奶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