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叶的结怨,在于王先谦等上公呈攻击梁启超及时务学堂,熊希龄乃展开反击,黄彰健记述:

 湘绅公呈上于五月二十二日。在五月二十六日,湘绅熊希龄、黄膺、戴展诚、吴獬、戴德诚,遂联名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他们认为:通省书院积弊太深是由于书院山长多由回籍绅士担任“视为养志之资,或假师位以要结官府,招摇纳贿”熊希龄等人此一呈文很明显的是针对王先谦说的。

 他们在呈文中提到,湖南绅士“分畛域,非本地士绅不能当山长。倘聘他省之人,束或重,于是觊觎排挤,无所不至”这是针对叶德辉谋求时务学堂总教习而说的,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薪俸,在其时湖南学界中最高。他们的呈文提到,近来各书院山长多不住院,而学生太多,乃立斋长等名色领袖之。斋长既与学生地位相等,无人敬畏,以致书院风气甚坏。这又是针对王先谦的岳鹿书院说的。王先谦在复毕永年书中,即已自承,因不放心家庭,未能住院,只好聘斋长,管理学生。

 熊领衔的呈文要求陈宝箴将全省书院山长本年束全行致送,另行延请博通时务之人主讲,这自然是办不到的。熊希龄等人的呈文不过是由于湘绅分呈上后,他们借此向王先谦、叶德辉等人出气。

 书院山长的地位极高,所谓“老师宿儒”往往为督抚所尊礼,为王湘绮应聘主成都尊经书院,丁宝桢待以上宾之礼。桐城派名家吴汝纶,先在直隶当知州,风尘俗吏,奔走为劳,因称病辞官。李鸿章立即聘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接到聘书,立即去拜总督,李鸿章开中门迎接。按:延宾之礼有所谓“软进硬出”如门生拜老师,进由便门,出则开中门相送,如“硬进”则必“硬出”将军拜总督固持此礼,老师拜门生亦然,李鸿章乃是代表通省士子尊师,犹如东主之视西席。知州见总督,要递手版,命坐则坐,否则鹄立以俟,如今分庭抗体,地位过于监司。李鸿章道是“为吴挚甫一吐递手版,坐官厅的肮脏气”山长地位既如此之尊,则有事直接见督抚,营求请托,督抚亦往往买账。王先谦在湖南实不免有此情事。熊希龄的攻击不虚,而结怨自然更深。

 戊戌政变后,熊为新党,受了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辛丑议和,新党的处分无不开复,熊以得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召赴关外,继赴日本考察,与革命党及保皇党都有往还。

 熊希龄的崭露头角,是为考察党政五大臣充任参赞,自安排旅程到回国提出考察报告,一手包办。五大臣提出的有关宪政的文件,一共三件,是由熊希龄代托梁启超及杨度捉的刀。

 入民国后,熊任唐绍仪内阁的财政部长。民国二年七月组阁,号称“名流内阁”三年三月辞职,从此与政治绝缘。他在前清的官职,只是一个盐法道。民国元年崛起入阁以至组阁,前后不足三年,即已识透宦海滋味,说来真如黄粱一梦。

 民国八九年间,熊希龄在北平创办香山慈幼院,为其毕生事业所寄。二十年丧偶,二十四年与江山毛彦文女士结婚。毛为家叔昂若所资助留美,精神恋爱数年,终以使君有妇,难谐好梦。毛已三十有三,嫔六十六岁的熊希龄,年龄正好相差一倍,益成佳话。两年后,抗战爆发,熊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身份,偕爱妻赴上海办理战地救护工作。秋冬闲转赴西南,道经香港以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张謇,字季直。此公生平,知者甚多,笔者前亦谈过,经历不必赘述。所可得而言者,在光绪亲政后,李鸿章有戒心而翁同有野心,所以各有培植继承人的打算。李鸿章是早就看中了张佩纶的。甲申之前,即有意传以衣钵。及至张遣戍后,李鸿章音问不绝,且为设法赎罪,妻以幼女,更以海军衙门捐例特优之便,捐一道班在北洋幕府养望待时。如果不是甲午一役,张佩纶的前程无限。李之选中张佩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主要的原因,即是为了对付翁同。因为张佩纶不但才干声望足与翁匹敌,而且有李鸿藻的支持,可望成为北派的领导者。李鸿藻最欣赏者为两张,另一张为张之洞。与翁同至为不协,而与张佩纶则有同门、同乡、同僚——同为“翰林四谏”——的密切关系。两张协力,足制得君甚专的翁同。

 翁同的野心起于甲午以后,他亦属意于两张,一张为张荫桓,一张即其得意门生张謇。

 甲午一役,李鸿章一蹶不振,张荫桓乘机而起。及至翁同一得势,张荫桓见风使舵,以同官户部的关系,尽量与翁同接近。其后,翁同奉命入总理衙门,固辞不获,手握度支、洋务两大权。而度支则为偿筹对日赔款,以举洋债为主,因此洋务更显得重要,翁同于此两大要政,皆倚张荫桓以为办。光绪廿二、廿三年间,两人水乳交融,翁同信人未有如此之专者。

 李鸿章与翁同是死对头。李之垮在甲午,而甲午一仗则为翁同逼迫而成。以故在李鸿章看,一生英名,晚年勋业,皆毁于翁同一人之手,其痛其恨可知。是故在胶澳事件中,千方百计,破坏成议,用的是北方混混所谓“开搅”的手段。这一点,翁同做梦不晓,张荫桓却看得很清楚,因而极感为难。

 张荫桓一生得知于四个人:阎敬铭、丁宝桢、李鸿章、翁同。李鸿章对他的关系最深,亦曾拜过门。是故张之倒向翁同,为李鸿章所深恶。到李鸿章一开搅,破坏中德和局。张荫桓既与翁同同办此事,荣辱得失相关,自不便无所表示。当他熟计利害,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即是设法打击李鸿章,让各国知道,李鸿章已不再能管中国的外交。

 实现这个决定的方法,是拟一道上谕,由翁同面请光绪明发,胶澳事件责成翁同、张荫桓办理,他人不得胡乱干预。当然,言外之意是很明显的,乃针对李鸿章而发。

 哪知翁同上面还有个恭王,本来此事如果翁同了解张荫桓的本意,而且手段够辣,很可能造膝密陈,先将上谕发了再说。可惜翁同是书生,不是搞政治的人,竟以张荫桓所拟的旨稿,晋谒恭王。恭王衰病侵寻,英气消尽,不愿多事,说一句:“且缓、且缓。”无形中将此事打消了。

 这一下张荫桓才知道“竖子不足与谋”而且更坏的是,此事必为李鸿章所知。打蛇没有打在七寸上,势必有遭遇反噬之危。因而张荫桓很见机地,立刻变积极为消极。正当对德交涉吃紧之时,翁同去找他商量正事,张荫桓却大谈其书画掌故,绝口不及正事。而翁同还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日记中,表示张的态度,令人大惑不解。

 从这一次以后,张荫桓的态度有了个基本上的改变。此人确有霸才,但以非科目出身,不能独张一帜,看翁同得君甚专,又能推心置腹,所以想抬出翁来,铲除李鸿章的势力,得以一舒抱负。及至看出翁同不能了解他的用心,觉得与他共机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而由拥护变为玩弄,暗中仍旧向李鸿章靠拢,搞大借款弄钱。回扣大小、镑价(英汇兑换率)高低,翁同无不茫然,故而有王鹏运的参劾。翁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记:

 王鹏运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薰犹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入,能无嗟诧。

 又五月初八日记:

 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竭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此已在翁同获严谴,行将出都之时。观翁所记,两人心情如画,张荫桓说这些话,意在安翁同,已派步军统领英年围拿,而居然无事,意谓绝不致连累翁同。翁出以“漫听漫应”的态度,则已知张确曾纳贿。由此可知,翁即或不被严谴,仍能当权,用张荫桓亦必存戒心。

 在翁获谴时,张謇在京。日记中所记,倾倒之意,溢于言表。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记:

 看张季直各种说帖,大旨办江北花布事,欲办认捐及减税二端,又欲立农务会,又海门积谷事,欲重惩阻挠者,此君确是霸才。

 又二十日记:

 午约张季直小饮,直谈至暮,毕竟一奇才。

 张謇此时服阕入都供职,本有一番振兴实业的计划,想取得翁的支持,大展鸿图。翁既罢官,照常情论,张的计划,自难实现。但张謇反而急流勇退,仍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定力、毅力,见机而作的识力实皆有过人之处,成功绝非偶然。

 黄遵宪,字公度,广东梅县的客家人。举人出身,久在国外充任中级外交官。陈右铭巡抚湖南时,他以盐法道署理臬司,参与新政,首创民治,其言曰:“众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至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仿外国巡警之制,设保卫局。黄遵宪实在是地方自治及警界的老前辈。

 他著有一部《日本国志》,戊戌维新时,光绪曾向翁同索阅,因此得拜使日之命。不意摒挡出国,行经江宁时,政变发作,朝廷密谕两江总督将黄遵宪看管。其时伊藤博文来华游历,先赴京师,转至上海,又至重庆,转武昌,到江宁,为黄遵宪说情,总算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黄遵宪办外交很有一套,《清史稿本传》:

 (使日参赞)移旧金山总领事,美吏尝借口卫生逮捕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及于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

 但客家人,脾气强项者居多,黄遵宪亦复如此,所以人缘很坏,翁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记:

 黄遵宪号公度,举人、道员、新加坡领事。新从江南来,江南官场多不满之,诗文皆佳。

 同年十月十八日又记:

 英使说黄道在新加坡,有扣商人四万元,欲入己。今留在新加坡总督署,坚拒不接待。

 按:其时外交界有一番大调动,以杨儒使俄代许景澄;罗丰禄使英代龚照瑗;伍廷芳使美代杨儒;德国新设一使,派黄遵宪。德国拒绝黄遵宪,希望派荫昌。黄遵宪其时道经新加坡,当地不予接待,显然是英国官员对黄不满。因为黄遵宪驻新加坡时如果有勒索侨商的劣迹,亦与英国无关,并不构成拒绝的理由,可知“英使”所言,亦无非诋毁之词。

 黄遵宪著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日本杂事诗》两卷。他的诗很有名,汪洋恣肆,又喜用新名词入诗,与僻典连看,光怪陆离,不可名状。诗多感时记事之作,石遗室诗话说他“惜自注不详,阅者未能深悉。”录其较易索解的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