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一生得力于母教,他在《先妣徐夫人逸事状》中说:

 先夫人性惠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置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囊操笞不少假贷;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御下整齐有法度,虽当时偶烦苦,积严惮之致,实阴纳之无过之地,以全所事,一旦失庇荫,未尝不成流涕思之。

 光禄公起家寒,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鸡鸣兴爨,泛扫浣涤,纫积至夜分不得息;恒面拥一儿,背负一襁,提罂自行汲,筋强力固,十余年不以厌倦。迨光禄公官京朝,禄入日丰,本无俟先夫人之操劳,而先夫人不欲忘弃旧所能力之可及,则勉汲如故。食仅具蔬笋,亦不得逾三四肴,每食以布自卫,云恐衽,衣裳俭陋,补绽重复,有一线蕴衣,缕缕直裂,依稀出蕴,自嗣同知事即见之,卒末一易。家塾去内室一垣,塾师云南杨先生,闻纺车轧轧,夜彻于外,嗣同晨入塾,因问汝家婢媪乃尔劬耶?谨以母对,则大惊叹,且曰:“汝父官郎曾十余年,位四品,汝母犹不自暇逸,汝曹嬉游惰学,独无不安于心乎?”是以嗣同兄弟所遇即益华腆,终不敢弛于滔淫非辟,赖先夫人之身教夙焉。

 以下有一段,谭嗣同自叙性情,写得极其生动:

 方嗣同七岁时,先夫人契伯兄南归就婚,置嗣同京师,戒令毋思念。嗣同坚守是言,拜送车前,目泪盈眶,强抑不令出,人问终不言,然实内念致疾,日羸瘠。逾年,先夫人返,垂察情状,又坚不自承。先夫人顾左右笑曰:“此子倔强能自立,吾死无虑矣!”嗣同初不辨语之轻重,乌知其后之果然耶?哀哉!…

 嗣同的坚毅,自幼即表现得很深刻。但如无坚毅的母亲,以倔强为可喜,务为姑息,则此坚毅即难以培养成为一种可贵的性格。母殁以后,谭家由姨太太当家,嗣同备受荼毒,而能咬紧牙关忍受,力学不懈,即得力于此可贵的性格。

 嗣同五岁启蒙,十岁起从同乡欧阳中鹄读书。欧阳中鹄字节吾,平生为学最佩服王船山,船山号斋,所以中鹄取瓣香斋之意,自号瓣。他是同治十二年的举人,当谭继洵在户部当司官时,他考取了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继洵延为西席。嗣同对这位老师,极其尊敬。中鹄另有一个学生唐才常,跟嗣同是至交,师弟三人,至为相得。谭唐二人皆是锐意图强的热血男儿,有所谋划,往往先禀师门,今知谭嗣同、唐才常者多,殊不知尚有“幕后英雄”欧阳中鹄。他的孙子就是欧阳予倩。

 光绪四年,谭继洵由户部郎中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嗣同随父到任,以后便往来于西北、湖南之间。光绪九年,嗣同十九岁结婚,所娶的是“肃门六子”之一的李篁仙之女。戊戌四月初三,嗣同赴京时,有首《留别内子》的诗: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诗后极以数语:

 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

 有人以为这一诗一跋,有如遗嘱,真成语谶。嗣同曾从杨仁山学佛,其夫人亦知佛法,故有“十五年来同学道”之语。跋中劝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正指庶母而言。嗣同情感丰富,笃于手足之爱,而两兄、两姐,均先嗣同而卒,次兄嗣襄于光绪十五年殁于台湾,接得噩耗,一恸晕绝。岂知嗣同亦竟于三十四岁的英年,毕命西市,至此他的母亲徐夫人所生二子三女,皆已不存,地下有知,必不瞑目。但生者已矣,死者何堪?清末达官,家庭遭遇之惨者,莫如谭继洵。

 光绪甲午之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深刻无比。谭嗣同忧国愤时,真有椎心泣血之慨,看到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轰轰烈烈,自然向往,因于乙未年秋冬之间,只身北上。其时康有为虽因“强学会”为旧派所嫉,听人之劝,由京南下,暂避风头,无从晤面以外,但与梁启超一见即成莫逆。此外以贵公子的身份,在京中结识了好些名士,皆为一时俊彦,在现代史上各有一席之地。特据左舜生所列出的名单,作一简介:

 夏曾佑,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杭州人,光绪十六年庚寅的会元,点翰林,夏元瑜兄的尊人。夏别士极渊博,五十以后,弃书不观,谓天下无可读之书,无可谈之人,牢骚可想,终以酒废,且以酒死。于当世举人,自谓“孙仲容吾敬之,章枚叔(太炎)吾畏之,严几道吾友之”谭嗣同认识夏别士,是由梁启超所介绍,但夏别士意颇轻之,说“梁卓如作清代学术概论,误处开卷便得”举数例,信然。

 夏别士亦为诗人,中年所作,诡怪无比,如:

 云龙冉冉帝之旁,洪水茫茫下土方,板板上元有元子,亭亭我主号文王。

 晚年则归于淡雅简练,如《己亥与章枚叔夜饮即送其之天津》两律:

 我居北海君南海,浩荡江湖幸一逢。寒风凄雨秋正苦,疏灯草具酒将空。一望遗恨沉吟老,数着残棋万变中。世界果然无作者,殷勤重为拭青锋。

 拔剑高歌望友生,强施枉策助长征。经神孤寄刘荀外,此法兼持老墨衡。四海何年归倦羽,一身自爱尽平生。箜唱遍西风恶,延伫孤云一怆情。

 夏别士论诗,以为“清三百年绝句,当推二王。壬秋第一,贻上第二。贻上无我,王翁有我。”以王壬秋、王渔洋并论,其说甚奇亦甚新。夏别士为文论学,不肯轻蹈前人窠臼,于此可见。

 文廷式,字芸阁,号道希,江西萍乡人。此人一生的遭遇,极富戏剧性。他教珍妃读过书,又是翁同的得意门生,而翁同又是帝师。这个三角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所谓“帝党”慈禧太后为了抑制光绪的权力扩张,首先要对付翁同,因而一面加以安抚,一面以驱逐文廷式、幽禁珍妃作为警告。其间后党、帝党势力的消长,以及彼此勾心斗角的脉络痕迹,固甚明显。

 文廷式工于韶语、骈文、诗、词,无不清丽秀雅,调尤丽,而体貌魁伟。王壬秋说梁鼎芬为“大盗之貌”文廷式实亦类似。被逐后抑郁无聊,以终。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又号寐叟。他是光绪六年丙辰科的三甲进士。这一科的会试,由翁同主持,得人甚盛:王懿荣、梁鼎芬、于式枚、李慈铭、徐琪、安维峻、郭曾,还有杨崇伊,都在这一榜,但论人品学问,都不及沈曾植。

 沈曾植入仕后,先在刑部当司官,外放后官至安徽藩司,清亡不仕。当时在上海的遗老,瞿鸿科名、官位都最高,自是领袖。瞿殁后,公认沈曾植冠冕群伦。王国维对沈极为推崇,左舜生说他是有清三百年学术史上的殿军。于书无所不读“综览百家,旁及二氏”虽无专门著作,但“海日楼”的随笔,嘉惠后学不浅。书法冠绝一时,近时工书者,无不敛手推重。

 王鹏运,字幼遐,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功名不过举人,官亦不过给谏,但为同光大名士之一。吾友汪中教授作《清词金荃》,刊之为同光词人之首,其论如此:

 半塘早年词由碧山、白石入手。甲午之后,国势陵夷,与文廷式唱酬。廷式磊落权奇之士,所作多激壮之音,故半塘此时趋步稼轩。

 丙申以后,渐由稼轩梦窗而追清真,蜩知集中,次清真韵者凡十四阕,此盖受疆邸、大鹤之影响。

 半塘有功词坛,尤在校刊词集,况周颐、朱强村助之,影刻成四印斋所刻词,共二十五种。强村词学,亦受半塘引导,厥功伟矣。况氏有半塘老人传,强村题半塘定稿曰:“香一瓣,长为半塘翁。得象每兼花外永,起孱差较茗柯雄,岭表此宗风。”亦见其倾倒矣。

 按:强屯为朱孝臧,大鹤则郑文焯,况周颐是王鹏运的小同乡。论王鹏运词学渊源,乃由南宋王沂孙(碧山)、姜夔(白石)入手,兼取辛弃疾(稼轩),而终由吴文英(梦窗),以追北宋的周邦彦(清真)。词至清真,犹诗至少陵,空前绝后的第一作手。王鹏运追及此境界,自足为同光词坛盟主。况周颐以为王鹏运的词,得力于王沂孙(王有《花外集》),而振衰起敝之功,过于常州词派的创始者张惠言(张有《茗柯词》),而(岭表此宗风)则以创广西词派期诸王鹏运,惜乎(岭表)的后劲不继。

 张元济,字菊生,以字行,浙江海盐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的翰林,与蔡元培同年。甲午一役,与一般有志气的士大夫一样,饱受刺激之余,力主改革。当时的所谓“新党”大致分急进、缓进两派,前者主张政治改革,淘汰老朽,登进新人;后者认为应以启迪民智着手。张菊生是缓进派,在京中办了一所“通艺学堂”教授英文、数学,有学生四五十人。其时张菊生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总理大臣张荫桓得翁同的支持,权势日上,对通艺学堂赞助甚力,目的亦是为了总署培植人才。

 戊戌四月间,他与康有为同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所保荐,四月二十八日与康同被召见,时为翁同被逐的第二天。六七月间曾劝康南下办学,康不听,八月初之政变,张毫无所闻。事后照常入值,静待被捕。至八月二十三革职,永不叙用。回上海不久,参加商务印书馆工作,最后成为此一中国最大出版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张菊生为近代版本目录学专家,鉴别宋椠,更为权威。丁日昌持静斋以后,广东收藏宋版最有名的是潘宗周,以从“皇二子”袁克文购得号称海内孤本的宋刻《礼记正义》,因称其藏书楼为宝礼堂,辑有《宝礼堂宋本书录》。张菊生为作一数千言的序,列举宋版体裁、格式、纸、墨、书法,为研究宋版者必读之文。

 江标,字廷霞,号萱圃,一号师(许)。光绪十五年己丑翰林,官至湖南学政。其时陈宝箴当巡抚,力扫积弊,开发山林,谋以一隅之地,立富强之基。江标赞助合作,以新学课士,使守旧的风气,得以逐渐转移。他是苏州人,为叶昌炽的弟子,精于碑版目录之学,刻有灵鹣阁丛书。

 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所以熊贵后称之为“熊凤凰”光绪十八年进士,但至二十年始补应殿试。以妻丧及续弦,请假回籍,佐陈宝箴、三立父子办理新政,深受器重。其时湖南鼓吹新政,培植人才,办有时务学堂、湘学新报、南学会。湖南守旧派奉王祭酒先谦为“祭酒”手下大将为叶麻子叶德辉,以巡抚袒熊,旧派不敌。叶麻子因用熊、陈二姓,以拆字格作一谐联相比:“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又有一次南学会请湘中名儒皮锡瑞演讲,熊希龄亲自摇铃开会,叶又作一联,以锡瑞字鹿门,乃用姓字首二字曰:“鹿皮讲学,熊掌摇铃”闻者无不大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