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要是不动脑,打的可能永远都是笨仗。正式接替施相公庙阵地后,邱维达开始琢磨如何才能打聪明仗。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一个固定规律。他们总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先用飞机对中方阵地狂轰滥炸一阵,接着再升起风式观测气球,指示陆地炮兵和海军舰炮做第二次炮击,到了最后一步,步兵才会直接发动进攻。

罗店一带到处都是棉田,尽管棉花梗不如北方高梁那么高大密集,但若是部队分散隐蔽在里面,日机也很难发现,所以当成群的日机前来轰炸时,大家不但不害怕,还会加以调侃:“你看,老鸦又在下蛋了。”

有观测气球指引的炮击就不同了,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往棉花地里跑,等于送死。当时的中国军队在做工事方面又普遍不太讲究,战壕挖得既不深,也不够坚固,而且很容易暴露,在炮击的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被炮弹碎片杀伤的士兵为数不少。有一次,一发炮弹落在十一师某连的掩蔽部里,炸死炸伤了一个排的预备队,连长被炸得只剩一条腿,惨不忍睹。

有经验的老兵通常知道怎么防炮。比如你要是看见一堆喷射的烟火,就可以立刻断定是一颗大炮弹快要飞过来了,而这堆烟火喷射的方向若是直冲着你所在阵地,就得赶快爬开。更厉害一些的,还可以直接根据炮弹的呼啸声,辨别出炮弹飞行的方向和可能的攻击点。

可是这里依据的主要还是内战经验,罗店战场上的情形完全不同。日军施射的几乎全是重炮,且非常密集,随着炮弹一排排地落下,浓烈的火药味足以塞住每个人的呼吸。这时候什么声音都不容易辨别了,你再怎么竖起耳朵,能听到的,都像是“十万只大锣同时在敲击”。

慌乱之下,一些缺乏战斗经验的军官和士兵往往会舍弃战壕,往竹林或小山包里钻,但这么一来正中敌人下怀。竹林、小山包和棉花地一样,目标明显,他们可以将所有炮火对准了打,结果不言而喻,看上去适于躲避的地方反而死伤的人更多。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靠工事进行防御和掩护。以前工事质量一般,那是因为内战中的双方大多没有什么重火力,用它来挡挡子弹就可以了,没人想到也没必要把工事弄得那么考究。现在则不同了,邱维达规定从团指挥所直达第一线,均须修筑有掩体战壕以及交通壕,并限三天内完成作业。

一发炮弹炸垮一个排这样的惨事,也要尽量避免。邱维达的应对措施是纵深疏散配置兵力,别说一个排,一个班都分散开来,以免被日军的炮弹给端了窝。另外他始终没有忘记的一点,就是对部队和阵地进行全面伪装,总之是隐蔽得越深越好。

至8月29日,三〇六团阵地部署就绪。那个时候,因为蒋介石对曾国藩的用兵之道非常推崇,所以就连黄埔教材都采用了“曾胡治兵语录”。邱维达是黄埔四期生,他很信服曾老爷子的一句名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显然,没有把握地盲目出击,只会得到一个“夜半临深池”的结果,只有在已经构筑出巩固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谋求“变化”。

在这几天里面,由于日军掌握着制空权,士兵们白天烧个饭冒个烟都会招来日机的扫射轰炸,但是到了晚上,日军一般都龟缩不动,敌方阵地上一片沉寂。

如何寻求“变化”,就是要找机会寻缝隙。邱维达认为眼下就是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当天深夜,他派三营向罗店日军发起了强袭。

三营在营长胡豪的指挥下,趁敌不备,一鼓作气地冲入罗店南侧阵地,砸开了一个六十多米的缺口。在此之前,其他中国友军打的都是阵地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突袭,日军猝不及防,黑暗中只好拿起武器向四周乱射一气。

敲山震虎之后,三营并没有继续深入,而是见好就收,拖枪便走。日军哪里肯舍,跟在后面就追。按照预先制订的计划,胡豪且战且退,一直把追敌逗引到了己方阵地前。

饶你精似鬼,也免不了照喝洗脚水。见对方已经中计,邱维达立即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集中全团轻重火力,对暴露在阵地前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

战斗至天明,阵地枪炮声逐渐稀疏。邱维达举起望远镜进行观察,看到阵地前沿的日本兵死伤累累,这说明前来追击的日军已被击溃。各营剩下来的事只是打扫战场,收缴武器而已。

按照中方记录,此役击毙日军中队长秀吉三郎以下近三百人,日军联队长竹田负伤,三〇六团阵亡营长詹文、刘振武以下两百多人,是一场划得来的胜仗。整个五十一师由此士气大振,自进入淞沪战场以来,官兵们或多或少都存有一些怯敌心理,至此也烟消云散。尽管夜袭的成功并不可能再三再四地复制,但还是挡不住友军部队的“羡慕忌妒恨”:“王耀武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作战,每日夜袭都可得十支八支步枪,或打死、俘虏个把敌人。”

夜袭战的第二天,上海的《申报》和《大公报》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五十一师的战绩,同时还配发了师长王耀武的大幅照片,其中《申报》更著文称赞:“此次五十一师拒敌大捷,其勇敢机智,实令全国人民精神振奋。”

淞沪会战基本上集结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全部精锐,可谓大牌云集。比如五十一师接防的第十一师,就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陈诚为之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他认为最优秀的将领,论名气也要远远盖过五十一师,但五十一师愣是靠自己的表现和努力,在上海滩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