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保卫战的日日夜夜,是西北战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胡宗南的十几万兵力,利用其优势装备,气势汹汹地杀向边区。至1947年3月16日已突破我防御部队的第一线阵地。延安处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势之中。要拖住胡宗南集团,保卫陕甘宁边区,进而解放大西北,需要一位有威望的强有力的指挥员来统率边区的部队。毛泽东选中了彭德怀。

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彭德怀乃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上的野战部队作战。

根据军委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1纵队、王震的第2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7月31日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和彭德怀一起受命的习仲勋,当时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他长期在西北地区工作,深谙陕甘宁地理民情,与边区干部和群众有密切联系。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延安城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在王家坪。

当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

会后,彭德怀、习仲勋等人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直到黄昏,毛泽东才走出窑洞,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他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彭德怀,又说:“你只要1个月能消灭敌人1个团,不用3年就可以收复延安。”随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离开王家坪,坐汽车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转移。

彭德怀和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转回王家坪住处,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等着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沉重又焦急的指挥员们说: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把胡宗南放进来,正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机关和群众的疏散转移情况,又亲自到杨家岭等地进行检查。他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同前方部队首长都通了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意图和撤退时间”。(《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46页)这时敌人离延安越来越近,枪炮声清晰可闻,而这位沙场老将仍然镇定自若。参谋长张文舟说:“撤电话吧!”彭德怀答:“不忙!我们高级机关撤得早,下边也就撤得早,这对监视敌人不利。”

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延安城东的飞机场,从王家坪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难了。周围的人又焦急催促。彭德怀环视了一下身边的人,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九_九_藏_书_网,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彭德怀在窑洞里踱了一圈,伸手摸了摸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把手一摆,说声:“走!”即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东北方向走去。这条小路,是彭德怀平时散步时发现的。这种随时留心对地形、道路的观察,可以说已经成为他的习惯。

巍巍宝塔山,清凉的延河水,铭刻着革命的深情。那一排排窑洞,留下了无数革命者的辛劳汗水和前进的脚印。一旦离开它,谁的心情不沉重!一路上,彭德怀发现有的干部很悲痛,有的沉默不语,有的频频回首,眺望朦胧中的宝塔。彭德怀边走边沉思着,不时对大家说:“延安撤得好,把胡宗九-九-藏-书-网南引进来了。我们这里虽然苦一点,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敌人占领延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还要回来的。”“延安是我们的,谁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国都将是我们的。”他的话把大家的情绪鼓了起来。

20日中午,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在这里召开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共五六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