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从曼坪县穿街而过。电冰箱已经争取到了,血放在里面。江曼手扶着冰箱的边角,扭脸儿向县城小街望去——仅仅距离战场几十公里,县城竟然如此繁荣。这真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啊!后方好像并不大在意,人们想的全是另一回事儿,想的是经济、开放、改革和生活。满街是个体商贩,卖成衣的,卖小锅米线和多味瓜子的,卖蜡染工艺品的……喊声此起彼伏。真不巧,电影院又涌出了人的潮水。司机急得骂娘也不顶事,救护车的喇叭声淹没在嘈杂的人声里……满街是人,人的海,人的潮,人的粥,一双双脚搅动着,杂沓,纷乱……

纷乱,杂沓……

七年前。对,是七年前,春节前三天。江曼随着旅客们杂沓的脚步,走出北京站口,再也没回北大荒。她把童川的行李也托运回来了,拖着一个行李,背着一个行李,用根绳斜在肩上背着松鼠笼子,一盆火似的奔家,迎接她的是什么呀!她家住的洋火杆胡同一个小院儿,已经付之一炬了!两间房烧掉了一间半,只剩一堆瓦砾。满院子横斜着烧焦的破门窗、旧房檩。遍地死灰焦土。露了天儿的屋里残壁乌黑。苍老的母亲正佝偻着腰拣拾破劈柴、半头砖。一边收拾破烂儿,嘴一边翕动着,不停地自说自听。老人仿佛被大火烤干了心血,脸起皱干涩,鬓边多了一绺刺眼的白发。江曼叫声“妈”,老人扬起混沌的眼,半天才琢磨过味儿来。

“噢,是小曼哪!”

“妈吔——这是怎么了?”

老人摇摇头,痴呆呆地立着。

“您倒是言语呀,这是怎么了?”

“怎么了?完了,一把火全完了。毁了他自个儿,也毁了这个家。……我就说——没事儿,江青他们那四个‘玩意儿’倒了,解放了,没事儿。不成,他不听,他就是不信。他两天明白三天糊涂,犯了疯病儿,东拣点废报纸,西拣点旧书本,沤火呀,你不让他往炉子里沤,他就划洋火也要烧那破纸。我就说,你烧吧烧吧,把黑材料烧了就没事儿了,就不挨抓不挨打了,别搁在心里是块病……不能强拗着那老头子呀,拦他他就敢捂着通红的炉盖,手烧得滋滋冒油也不撒开……我就说早晚有一天把房子沤着了完事。整天提心吊胆看着老头子,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可不嘛,完了,烧了,一把火,房子没了就没了,人也烧了……没了。”

母亲定定地瞧着地上烧得只剩个碎片,只剩一双眼睛的老伴的遗像,不知是说给老伴儿?是说给自己?还是说给江曼听。江曼从玻璃碴儿中拾起那一角焦糊的照片,心都要碎了。老父亲只剩得慈眉善目了!她记得,小时晚儿她睡下了,父亲常常两手撑着炕沿儿瞧上她半小时,只要睁眼就能看到那慈眉善目;她记得,小时晚儿父亲让她骑在脖子上,带她逛厂甸儿,逛西单,到曲艺厅去听京韵大鼓;听相声,回来,老人絮絮叨叨重复那三国赤壁、黛玉葬花、林冲踏雪,嘶哑地唱给她听。她也记着,父亲宠她、爱她,开了支总把新角票儿塞给她——窸窣响的新票儿只准她买书。她也忘不了,父亲能写一手好字,能打一手好算盘,能背几十首古诗、曲子词,可胆子小得怕棚上落灰……父亲是银行的小职员,从不高声说话,只知勤谨做事,好生抚育儿女。巴望儿女都能念大学,将来比自己强。“文革”初期他仅仅因为慌慌张张喊反了一句口号,被揪斗,吓出了精神病。江曼到北大荒兵团去的时候,父亲略见好转,不料又被清理阶级队伍的风潮吓得犯了病。这老人!这位宠惯得江曼爱哭、任性,在不自觉中用中国民间传统说唱为江曼启蒙,由着性儿让江曼买书、看书,要星星不给月亮儿的慈善的父亲哪,晚景竟是这样惨!竟是至死也没烧完自己的“黑材料”,竟是一把火自焚而亡!江曼怎能不伤心动情呢?火灾发生在新年前夕,母亲在信里没告诉她,只说是搬家了,信寄到胡同口小副食店转交。江曼告诉童川的也就是这个地址。她哪儿知道家里一场大火,家破人亡?!

母女俩坐在废墟上,形影相吊。

江曼:“妈,您怎么写信不告诉我?”

母亲:“告诉你有什么用?什么人什么命,我就说我活该命不好,活该我活受。甭让你出门在外揪着心了……”

是的,疼爱儿女的老母亲一切都让自己活受了。她现在住的哪是什么房?防震棚!低洼的空场儿里,邻居帮忙用油毡、旧木料和苇箔搭了一间棚子。从火里拣出来的锅碗瓢勺凑合着用。凶信儿,不但瞒着江曼,连在太原钢厂的儿子儿媳也没告诉。

江曼就回到这么个破家来了。

每日她在低矮的油毡苇箔小棚子里“沤”。忙早饭,忙午饭,忙晚饭,蒸大馅团子,熬萝卜汤,合面,扒葱拍蒜……一身的葱花爆锅味儿。十年浩劫是七六年十月结束的,在她家却远远没煞尾。一场大火,家破人亡,留在母女心上的是隐痛。北京没有事儿给江曼做,兵团和插队的青年还在向北京倒灌。江曼只好在家待着,在小防震棚里每日和老母亲碰头撞脸的。老母亲疼她、爱她,一篓一篓的废话全塞给她一个人。老母亲自来是家庭妇女,能动能做,可现在,才是五十多岁的人,经这场火,佝腰驼背像七老八十,整日凭唠叨活着。老人既可怜,又可气。她琢磨着江曼和童川“准有事儿”,想那童川从北大荒当兵,日后复员还得回到北大荒去。她害怕闺女将来还得回那儿去受苦。她越疼女儿,越瞧着童川那行李碍眼。每逢扫地她把行李从防震棚墙角塞到床底下去,任性的江曼又把行李从床底下掏出来,搬上床。母女俩就这么暗里犟着劲。江曼始终没接到童川的信。她得空就往胡同口小副食店跑,问有没有信来,有时还截着邮递员的自行车打听。她发现,老娘跑副食店儿的腿儿也勤了,似乎是在同她摽着劲,争着什么,可一问信的事儿,老太太就没好脸儿:

“我吃饱了撑的?秘起你的信干什么?我瞧你是着魔了!我可是跟你说,你要是打算日后和姓童的回北大荒,趁早儿甭要这个家,立马儿你就给我走人。”吼一阵,忽然哑然抽泣,抽泣一阵,又自说自语:“没有狠心的妈,可有狠心的女儿!我这是怎么了?说话也不顺人家的耳,怎么那一把火不把我也烧死呢?省得碍眼哪!唉唉……”

江曼没法儿和老娘拌嘴——瞧老人那样儿就够心酸的了。她只有躲出去,散梦游魂地在街头踯躅。老母亲渐渐地反守为攻了,给她张罗对象儿了。转瞬几个月过去,九月里,母亲又好言相劝:“小曼哪,后半晌,前院刘大妈领个人来串门儿,你别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成不成?”

“成。我给你们腾地方儿。”

“敢?!人往高处走,甭坐坡溜。”

“什么叫坐坡溜?”

“瞧你那死羊眼!……”

好事的大妈领了个男的来,江曼真就一走了之。为这事儿,娘俩一个礼拜谁也没理谁。江曼在家里闲得心上长草,憋得口舌生疮。母亲在火卷房檩的时候也没忘给江曼拾出那些书来,她从前是能整日整日在中外著名小说里同主人公一块儿生活的。可现在书也瞧不进去,铅字在眼里乱跳,捧着书会想到童川——她相信会有信来,等着,盼着,熬着。有一天,母亲从副食店回来,放了酱油瓶,醋瓶,痛痛快快地把一封信扔给江曼,信已经撕了口儿。

“瞧瞧吧,来了。有‘喜事’儿!”

“你干吗拆我的信哪?!妈!”

江曼很生气。可她的愤怒都在捏到信的一霎间雪释冰消了。此刻,仿佛世界上一切烦恼都消退了,低矮的防震棚也一下子明亮起来。她的心被那信封上的字迹烨然照亮。她觉得捻动信封,抽开信纸的手感分外激动愉快,可又很不安。她的心抖得好厉害呀,差一点儿就当着母亲的面儿落泪了。她瞥了一眼信皮儿,上面却只有收信人的地址:“西城区洋火杆胡同副食店,江老太太转——江曼收。”寄信人的地址呢?童川在何处?没有写。天老爷!千万别出什么事儿!江曼闭了眼祷祝着,赶紧又睁开眼读信——

江曼:

我已经给你寄过三封信了。从前我一直等着你回音,现在不必了,不需要了。我什么也不需要了。我托看管我的人把信寄给你,这将是最后一封信。

我现在是罪人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打死了一个人,打伤了两个。我将被判刑,将被送去劳改,然后将戴罪被处理回北大荒……我原以为当了兵,就是找到了归宿。不对,生命没完,就谈不到归宿。我的归宿将在哪儿?刑满释放犯的北大荒劳改农场?大概是吧。

还记得我寄给你的信里说的话吧?我设想过咱们的重逢——在圆明园静悄悄的小树林里,那儿应该有荷塘,有鸟儿,有月亮,我们野餐……这全是梦话了。我也告诉过你,我在新兵连大出风头,玩单杠,玩双杠,组织足球队……我在训练中也露尽了脸。我在北大荒就偷偷地用兵团警卫排的冲锋枪打过猎,打靶轻易就混了个优秀。我在欢乐中已经开始酿自己的苦酒了。我从小就是野性,上学时正赶上动乱年月,没收没管,跟着高年级同学“造反”,野跑。在北大荒我偷马骑,扒火车……全干过。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新兵下连之后,瞧见冲锋枪我手就痒了。我在连队新结识个炊事班姓姚的老乡,他藏着冲锋枪子弹。我们俩说好了,钻个空子上山打鸟儿,我想干的事,没人拦得住。这天,连队助民劳动,我就说肚子疼。等人一走,我把冲锋枪偷上了山。三月,塞外的山上到处是残雪,林子里阔叶树光秃秃的,针叶林显得分外肃穆。太阳也懒得往林子里探头。山上没有别的人,连人的脚印也没有。只有麻雀、乌鸦乱飞,真是打猎的好环境啊!这个“世界”上就我和小姚,还有一支冲锋枪。没有连长,没有班长,没有任何纪律约束。我喜欢这样儿,我甚至忘了自己是个兵,好像自个儿还是“红卫兵”,还是兵团战士什么的。我大显身手,随着“砰、砰”的点射,看到麻雀像树叶儿一样从树上落下来,瞧着乌鸦在天上翻几个跟头,笔直坠落,别提我有多狂了。我哈哈狂笑,震得树上的雪挂也簌簌往下落,落进我的脖颈里。

我们“战果辉煌”。把麻雀、乌鸦,还有一只鸽子带回去,收拾了,放在炊事班锅里用油一炸,吃得满嘴流油——我哪儿想到是在嚼苦果啊!冲锋枪的枪膛里还有一发子弹没退出来,我忘了。

晚上,在灯光球场看电影儿。

电影儿开映之前等得让人焦心。电影放映机不知出了什么毛病,放映员急得一头汗。电影场三面阶梯似的看台上全是人,全是老百姓,人声嘈杂极了。小孩子用手电在银幕上乱照乱晃,增添了混乱。我们遵命坐在小凳上,扎了腰带。抱着枪,好像成心给老百姓表演、示范。小凳的行距排距也像用尺子量过,人直挺挺戳在凳子上,正襟危坐,戴着值星红袖章的参谋长四处监视着执行纪律的情况。肃静和喧闹形成鲜明对比。可是肃静里也有不肃静,我抱着枪,回味着白天的猎鸟,回味着油炸鸟儿的滋滋声,手指快活地在瓦蓝的冲锋枪管和枪机上划动,发出只有我自己听得见的金属的声音。

一束光照亮了长方形的银幕,这是要开演的预兆。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银幕上去。吵嚷的人在这会儿闭了嘴巴,盯着银幕,等待着……

“砰!”

一声枪响,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乱子。我只感到枪身猛烈地震动了一下,我的手指还留在冰凉的扳机上。打鸟剩下的那发罪恶的子弹飞出去了,没听到子弹划走的哨音,不知它钻到了何处。全场震惊,一时间死寂死寂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的心也仿佛停止跳动,血也凝固了,我傻了。

“血!”

有人失声高喊。完了!有一个人倒在血泊里,有两个人受了轻伤。电影场里大乱,人们那手电的光,全都向我射过来,我的眼睛被晃得发花,脑子里一片空白……

死伤的人被抬出去抢救,我被架出了电影场。

我被宣布行政看管,扯下了领章帽徽,蹲在小房子里。窗外听得见队列行走的刷刷声,听得见“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可我……我干了什么事啊!我把头嗵嗵地撞墙,泪如雨下。我谁也不怨,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什么“无组织无纪律”,都太轻了。我是罪人,我当时就想死,死了干净,以命偿命……两个战士轮流看管我,连长指导员来看过我,我三天不吃不喝,也不睡。我终于明白了,如果自杀,只能给部队再添污垢,只能是错上加错,可是这样儿活着有什么意思?

一声枪响好像才使我从延续了十几年的精神状态里醒过来。醒来也晚了。我已经戴上手铐,四月二日宣布逮捕。你接到信的时候——九月初就要判刑了。我研究了刑法——过失杀人罪,我要给判五年。五年哪!出狱之后这个污点还要背一辈子。我不能毁了你,分手吧!我到哪儿去服刑、坐牢,出狱后的去向,我都不准备告诉你。

忘掉我这个罪人吧!忘掉,永远忘掉!

我希望有个赎罪的机会,如果打仗,我愿意请求去堵枪眼、趟地雷,我惟一的愿望是战死!

也许,我会有一个赎罪的合适的死的机遇的!不知你回到北京后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战死,烈士的坟墓,就是我要寻找的归宿。

永远再见,再见了……

江曼读着信,无声地哭。哭得头晕。她没想到,盼信,盼信,盼来的竟是这么个凶信。她想,童川这会儿没准儿已经戴着手铐,被推入监狱的铁门了。可是他原来的部队在哪儿?他被关着的监狱在哪儿?这封信上说先来过三封信,那信在哪儿?

“妈,童川的地址在哪儿?还有三封信呢?”

老太太木然,没有表情,没有回答。

“您就想自己合适!您毁了两个人哪!”

江曼发狂似的吼叫,老太太依旧不为所动。她在想自个儿的事,她在想,老头子一把火就给烧了,活着总是个伴儿,现在人没了,没了。女儿呢,又着了魔似的恋着那个“杀人犯”,这可怎么好?她毕竟心疼女儿,怕江曼窝囊出病来。

“小曼哪,往宽里想。千万别窝屈出病来。想哭就撒开了哭吧……甭想不开,童川这孩子倒也懂理,是个知情知理的好孩子啊。人可不就得自罪自受哇?人,能拿得起,放得下才成,别窝屈着,啊?”

“您要是还让我活着,就别说了。”

“你可别一条道跑到黑!”

“我等着他,等着,等着!”

老人愣忡忡立着。她想自己是把闺女惯坏了,任性,认死理儿。她呜噜呜噜自说自听:

“我前辈子造了什么孽?造了什么孽啊?……我们家祖坟上长了什么蒿子?老头子疯疯癫癫放火,死丫头又死活跟上个‘杀人犯’……”

老泪从她那呆滞的,满是皱皮的脸颊上流了下来。

江曼不愿再听,冲出了地震棚。

“小曼,哪儿去?你回来,哪儿去?”

江曼跑回大火焚毁的小院,找这个无人处,呆呆地坐在废墟上,像失魂落魄的“空心菜”。母亲颤巍巍追过来。

“家去。小曼,惯得你!怎么这么任性?”

“您把童川先来的三封信给我成不成?”

“没有了,烧了!”

老太太风似的一卷,倔倔地走了。她的确是“秘”着童川的信,可她必得“秘”到底,必得绝了江曼的念兴。她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犯人家属,她当过,她知道那要受什么罪过。

一会儿,江曼回来了,无泪也无声。她把火中幸存的樟木箱子打开,翻找童川的信。她一点好气儿也没有,发疯似的往箱子外面摔破东烂西。樟脑味儿的旧衣旧裤,还有老太太为自己死后入殓准备的“装裹”,扔满了防震棚,惊得笼中的松鼠也瑟瑟打抖。可是,信,无影无踪。难道信果然是烧了,真让狠心的母亲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