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往常一样,我又迟到了。当我到公司时,已经有语音邮件在等着我了。

实际上,这天我比往常到得还要迟。我觉得恶心反胃,头上好像被谁打了一闷棍。除此之外,在地铁上大口吞下的那一大杯廉价咖啡使我心跳过快,胃里还在不停地泛着酸水。我本打算打个电话请病假的,但是脑子里仅存的一点点理智提醒我,在经过了昨晚那些事情之后,比较明智的做法是照常上班、硬着头皮承担后果。

事实是,我完全做好了被炒鱿鱼的准备——甚至有点急不可待了!补过牙吗?在等着大夫往你的痛牙上钻牙洞时,那种既害怕又期盼的心情就是我此刻的真实写照。我迈出电梯,走向我的工作区。这个巨大的办公区就像一个立方体农场,在通往我办公桌的足有半英里长的路上,不时地有小脑袋探出来——就像土拨鼠那样——偷窥我。哈,我现在可是个名人啦。消息肯定传开了。电子邮件的传播速度的确是惊人啊!

双眼发红,头发蓬乱,此时的我看起来完全就是个活生生的“抵制毒品”公益广告。

IP电话小小的液晶屏上显示着:“您有十一封语音邮件。”于是我按下免提键,大致听了听。光是听着这些或是疯狂或是真诚或是花言巧语的留言,我就感到头都大了。我从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翻出药瓶,倒出两片药,干吞了下去。这天上午我已经吃了六片“爱得卫”了,早就超过了最大建议服用量,不知道会有什么副作用,会不会在被扫地出门之前就因过量服用异丁苯丙酸而暴死?

我在事业部工作,是个低端产品线经理,专管路由器系列产品。千万别试图弄明白这个职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它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没劲。我的青春就被诸如“动态带宽电路仿真业务”、“综合接入设备”、“ATM主干网”和“IP安全通道协议”等等我完全不知所云的术语给耗费了。

销售部一个叫格里芬的家伙给我留了言,口口声声称我为“牛人”。他刚刚哄骗客户买下了几十个由我负责的路由器,这不,他正得意洋洋地跟我吹嘘他的高明手段:他骗客户说这批路由器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新特点——额外的在线视频媒体多播协议——这家伙明明知道它根本没有这个功能!话说回来,如果真能加上这个功能也不失为一件美事,最好是能在两周内搞定,赶在这批货物出仓前完成……嗯,不错的青天白日梦!

格里芬所在部门的经理在他留言五分钟之后就打电话过来,也正是因为“我们听说你正在开发多播协议,所以想了解工作进展如何”。说得跟我真的在做什么技术活儿似的!

再就是有个叫阿诺德·米查姆的,自称是企业安全部部长,他字正腔圆、极有气势地留言给我,请我一到公司就“顺道”去一下他的办公室。

除了头衔,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阿诺德·米查姆是谁。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也根本不知道“企业安全部”在哪儿。

真逗!——当我听到这条留言时,我的心并没有狂跳不止——大出你所料吧?事实上,它反而慢了下来,仿佛身体也在明白我已经玩儿完了。这好像有那么点儿“禅”的意思——当你意识到你已经回天乏术时,内心反而会归于宁静。我简直陶醉于这份平静了。

我盯着格子间的隔墙看了好几分钟。墙上铺着黑色带花纹的聚酯防火墙纸,看上去就像我老爸公寓里满地摊着的地毯。在这几面墙上我什么“人迹”都没有留下——没有老婆孩子的照片(这很简单,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没有呆伯特的漫画,没有任何可能旁敲侧击或者冷嘲热讽地表示我的不满的线索——因为我远不止是不满。我有个书架,上面放着本《路由协议参考指南》和四本厚厚的黑色活页夹,里面装的都是MG-50型路由器的“特征库”文件。我是绝对不会对这方寸斗室念念不忘的。

而且,我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在等着赴刑场,而是,我已经被枪毙了——我是这么觉得的——眼下他们需要的只是处理我的尸体,刷净地上的血迹。我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法国史中读到过对断头台的描写,其中提到了一个行刑者(也是医生)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实验(我猜不管在哪儿,人们都能找到乐子):行刑者观察到,在砍下犯人人头后的几秒钟之内,犯人的眼部和嘴唇仍然在颤动和抽搐,直到他闭上眼,这一切才停止。然后行刑者大叫死者的名字,被砍下的头居然猛地瞪大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他!几秒钟之后眼睛又闭上了,接着行刑者又叫死者的名字,死者的眼睛再次睁开,又盯着他。真逗!也就是说在身首异处三十秒之内,脑袋还有反应能力。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铡刀早已落下,现在他们在叫我的名字。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阿诺德·米查姆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他的助理,我正要去他那儿,顺便问她我该怎么走。

我的喉咙干得厉害,想顺道去趟休息室,取一听以前免费而现在要价五十美分的汽水。休息室在这层楼的中部,靠近电梯,所以要经过办公区。在魂不守舍的“旅途”中,我又遇到几个同事,他们见到我就赶紧尴尬地转过身去。

我仔细看了看布满水汽的玻璃柜里的饮料,决定不要以前常喝的健怡可乐——我现在实在用不着再增加咖啡因了——于是抽出了一听雪碧。为了表示我的不满,我没往钱罐里搁一美分。过瘾!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看!我砰地一声打开易拉罐,径直向电梯走去。

我痛恨我的工作,打心底里鄙视它,所以失掉这份工作其实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没有信托基金,所以当然需要这份工资,这就是问题所在。可不是吗?我之所以从曼哈顿搬来这儿工作,主要就是为了帮我老爸支付医疗费用——哦,我老爸,他从来都认为我是个废物。在曼哈顿当酒吧侍者的时候,尽管赚的钱只有这儿的一半,但是我好过多了。我们谈的可是曼哈顿!在这里我住在珍珠街上一套破旧的一居室公寓里,整条街都弥漫着汽车尾气,早上五点卡车隆隆地开过,我屋子里的窗户也随之嘎嘎地响个不停。手头上有钱的话,我每个礼拜还能出去跟朋友们聚一聚。不过通常在每月十五号,我的薪水支票显示出前一周左右就已透支到了支票户头的最高限额。

我并没有辛勤劳动,我只是得过且过。我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工作——上班晚到早走,但任务可全都完成了。当然我的绩效评分不是很理想——虽然我被评为部门“核心贡献者”,但人家要炒你的时候,在这个只有两个人的部门里,“核心贡献者”距“最低贡献者”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我走进电梯,低头看了一眼我的行头——黑色牛仔裤、灰色polo衬衫和网球鞋。咳,真该挂条领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