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着中国东部转了一个大圈回来后,其他人重新进入了工作状态,只有司马皋没有多少的具体事情,在办公室打打杂务。

    司马皋很相信星相命理,平时闲暇没事儿,就钻研一些《周易》、《诸葛神算》、《麻衣相书》之类的杂学,颇有心得,却无成果。那次失误,虽然宋书记没有直接尅他一顿,他却惊恐万状,唯恐宋书记在心里画他一道子。后来,他扳着《流年运势》一书对照,果然看到那天他命犯“阳公忌”,诸事不利。想一想,那天确实有点怪,吃罢早饭就有点精神恍忽,心不在焉,跟宋书记出去,不经意间,出了几处小错,强打精神,才回到了机关。车进大门时,看见他哥在门卫房的台阶上站着,焦急地等他,见面后说父亲病重,吓了他一跳,马上和哥哥一起去医院给父亲抓药,就把宋书记交待的工作彻底忘了。

    司马皋的家离县城三十多公里,是一个靠山的小村庄,姓“司马”的只他一家,单门独户。他父亲司马占方在解放初期,曾经当过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是个独子,按政策是不能征兵的,可他非常坚决,为了走向更远更高的憧憬,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在他披着大红花,在乡亲们敲锣打鼓欢送他们的时候,母亲跟在后边哭泣。接兵的首长劝她说:“老人家,你儿子当兵,全家光荣啊!”老太太也不知啥是光荣,一个劲儿地哭着:“俺不光荣嘛。”让司马占方觉得很丢脸。

    入伍后,司马占方在本省一个兵营接受了几个月的新兵训练,正准备开拔去朝鲜,“三八线”上停战,板门店谈判正在进行。他们这一批战士连省都没有走出去,就重新整编。时值冬天,司马占方正好犯了从小就落下的支气管哮喘病。部队首长原来知道他多多少少识几个字,在当时是少有的文化兵,有意留下他继续培养,就派人叫他谈话,动员他留在部队。他见了领导,咳嗽得直不起腰来,首长很关切,问他什么时候得了这个病,吃药没有?他太老实,不领会首长意图,说自己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卫生室给他开了几片药,吃了下去,不怎么管用。领导一听,立刻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放弃了动员他继续留在部队的念头。他这个兵只当了八个月,就算当到头了。后来,司马占方一想起这个经历,就直恨自己,真是“一言丧邦”啊。他后悔当时要是机灵一点,对首长说句瞎话,我这病是近几天才得的,恐怕肯定不会是今天这种样子。部队不仅要给他治疗疾病,还要把他留下来,说不定现在当上了师以上干部。因为他偶尔一次从儿子拿回家的《解放军画报》上看到,军队的一个大官的照片,相当面熟,看看署名,仔细想想,这个人就是他们那个部队的,和他同时期入伍,曾经在新兵连上发过言。司马占方光荣退伍时,人家不怎么光荣地继续服役。到了现在,一个农民,一个少将,真是天壤之别啊。

    司马占方从部队退伍后,曾经红火过一阵子,在他们那一带,他第一个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当上了小乡的共青团书记,那时的干部是义务制,只讲奉献,没有任何报酬。他也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眼看就要成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谁知一场大病害了整整一年多,等他能够出门时,组织上说他“革命意志衰退”,把党籍给撤消了,干部也除名了,接着干他原来职务的人不再是义务制,而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个干部每个月发60斤小米一类的杂粮。这就是“吃商品粮”的萌芽,干部与群众正式开始油水分离。当时群众骂那些不“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时,说他们“白吃了国家小米!”就是由此而来。司马占方从此一蹶不振。成了一般老百姓后,因为识几个字,懂得一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会品评一些道理,口才也比较好,英雄无用武之地,就容易给干部提意见。这种做法,很有点西方国家“在野党”的味道,但在我们国家是不允许的,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大小队干部的“眼中钉”、“肉中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总是找茬子整他,甚至批斗他。慢慢地,他向世俗和强权低头了,表面上比较驯服了,可内心深处的倔强从来没有熄火。他认定,只有当官,才能出人头地,没有权力,就总是受人家欺负。他下决心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大儿子却不成器,一上学就头痛,小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好在可以挣工分,弥补了因为他身体一直不好给家里造成的困难。只有小儿子司马皋用功刻苦,还喜欢写文章,甚得老司马的钟爱,经常给他灌输一些一定要当官的思想。这本来与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是一个道理,在当时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中,却是石破天惊的。司马皋接受这些教育,是从自身的体会出发的,与他同龄的干部子女,无论从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他从小就受他们的欺负和污辱,再加上亲眼看到父亲被批斗,心里非常仇恨人间这不平等的现象。他上初中时,有一次从父亲的衣袋里看到一张血票,知道父亲为了给他交学费,到县医院卖过血,就偷偷地哭了一场,发誓要学出个样子,不辜负父亲的养育和教诲。

    司马皋没有能够考上大学,不是因为本人没有努力,而是他受的教育太差了。他受的高中教育,教他的老师都是小学教师拔高教高中的,可想而知教学水平有多高,在那个年代混个高中毕业文凭,实在学不了多少东西,即使学到的也难保是一些不准确或者不正确的知识。当时县委宣传部正好要培训一批农村通讯报道员,各乡镇都有名额,报名的人远远不够。司马皋听说这个消息后,就报名参加了,并且经过培训,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学以致用,给本乡写出了好几篇在市级党报上发表的文章。公社党委书记十分爱才,向县人事劳动局要了一个“亦工亦农”的指标,把司马皋安排在公社机关里上班,当上了公社的通讯专干。后来这位书记调到县城当上了一个重要局的局长,全力推荐他进了县委办。他到了这个全县的中枢部位后,是从打杂开始的,逐步写一些小文章,思路、言辞都很清晰。他的聪明才智,在实践中不断地迸发出来。由于他长得比较有成色,察言观色的功夫不断见长,主任们就派他做领导们的随员,一干就是几年。

    司马皋走出农门以后,家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们了。对他最有刺激的是一个儿时玩伴儿,与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有一次,他回家到后山转了转,见到这个家伙蓬头垢面,在山上放羊,见了他很亲热。他问这个儿时的朋友:“你怎么不出去跑跑,只在家放羊啊?”朋友告诉他:“还不是为了挣钱嘛。”他问:“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娶媳妇呗。”他觉得可笑,就继续往下问:“娶媳妇干啥?”“生孩子。”“生孩子干啥?”“还让他放羊,再娶儿媳妇生孩子,生下的孩子长大接着放羊。”一问一答,这个老朋友很懂幽默,跟他开玩笑。但也说出了一个让他思绪横生的道理,人生如果陷入这样的循环往复,是多么的悲哀!老朋友真的太胸无大志,鼠目寸光了。他坚决不能这么平淡地过一生,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父亲没有实现的愿望,干大事,做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等他调到了县委办以后,人们更加用巴结的眼光看他。跟了领导,特别是跟了宋书记以后,下级领导对他都很恭维。乡里的老亲旧眷提着香油、香烟,来托他办一些别人认为棘手的事情,他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他们十分感激。从而更让他体会出,权力是多么重要。他并没有实际的权力,但县委书记的余晖,就足够他使用了。于是在他的内心里,对“进步”的要求极为迫切。

    查志强和项明春进入县委办公室的时间并不长,就被提升为秘书,给他的震动很大,他反复思索,找不出什么原因,根据自己喜欢的那些杂学推断,很可能与家里的风水有关。在泰山上抽的一签,让他觉得希望渺茫,这种状况必须彻底改变,不然他认为自己肯定没有多大造化。外出旅游以后,他趁宋书记仍然在党校学习,回了老家,自己按图索骥,把家里的阴宅、阳宅,全部看了一遍,心里恍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又因为自己揣摩的道理不一定准确,想请一个高人来认真地看一看。他把这个想法对长年有病的父亲讲了,父亲哪有不支持的道理?只要为了孩子进步,杀他剐他都干。就对司马皋说,孩子,你看着办吧,别招摇,千万不要让人看我们迷信,告你的黑状,影响了你的前程!司马皋说,没事儿,现在好些领导都找世外高人看风水,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