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任常务副局长半年以后,老板将局里的工作交给我,他自己则像当年的孔夫子一样,周游列国去了。

老板临行前对我说,他到外面(指境外)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市里的事情很无奈。

陶小北已辞去公职,到了美国。偶尔给我来个电话。小北走后,空出一个总工程师位子。另外还缺两个正科长:政秘科长和督察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李小南、冯富强、康凤莲、老宋以及张不错和王某某,这段时间工作特别卖力,到我办公室跑得很勤。

罗一强眼巴巴瞅着那个总工程师位子,冯富强盯着督察科长,李小南意在政秘科长。若罗一强做了总工程师,李小南做了政秘科长,又会空出纪检副书记和工会主席两个正科位子。康凤莲想做工会主席,张不错和王某某则想争那个纪检副书记。

若这几个人做了正科级,又空出几个副科级位子,同志们挨个递补,几乎人人有份儿。因此局里从上到下整个“动”了起来,大家工作都特别起劲,呈现出一种争先恐后的局面,上下班没有一个人迟到早退。只要我一出门,楼道里便会响起杂沓的脚步声,那是司机、通信员、政秘科副科长之类在楼道里跑:司机跑着去开车门,通信员跑着去我办公室打扫卫生,政秘科副科长跑着来提我的公文包。

看着这么多人围着我忙前忙后,我不禁百感交集。我的“玻管十年”中,那些难忘的,有趣的,使我深受刺激、倍感屈辱的往事,像电影镜头一般,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我的眼睛不禁有点湿润,这些年,不容易啊!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诛文丑,终于由那样一个结结巴巴的鱼在河,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不怒自威的鱼在河。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用这句话“要求”过自己,将此作为毕生追求的人生境界,仿佛自己一生都能做一个“清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现在看来,这样的追求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对现在的鱼在河来讲,我会嘲弄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个“清者”呢?一个成熟和老辣的人,就应该变得像我现在这样:清浊难分,真伪难辨,扑朔迷离。这样才会有人一天到晚看我的眼色,揣摩我的心思,围着我像小兔子一样跑来跑去呢!

孔子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我现在不已成为玻管局这么多同志心中的“尊者”、“贤者”甚至是“亲者”了吗?而我刚到玻管局那几年,能是这么多的“者”吗?那时我只是一匹东北挽马。这种马原产东北平原,后由顿河、卡巴金、奥尔洛夫、阿尔登等马与当地马杂交而成,兼具了这些马的优长,最主要的特点是“性温驯,抗病力强”。什么叫性温驯?就是鞭子抽在身上也不尥蹶子;什么叫抗病力强?就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田里干活,从不向单位领导请病假,有个头疼脑热抗一抗就过去了。那几年,我给谁尥过蹶子?就是小牛那厮给我尥蹶子,我都是微笑着面对,即使被这厮踢伤,也只是默默地回家揉着自己身上隐隐作痛的地方。我啥时向阎局长请过病假?即使真的有病,我往往也能“带病坚持工作”。我受了多少委屈啊!问题是我却从不把这些委屈当做是委屈!委屈意味着你失去了什么——因为失去了什么,所以你感到委屈!而我恰恰把这种“失去”当做是一种“得到”——我甚至把这种失去当做是我获取得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如果说最初在玻管局那几年,我还真有什么“经验”向同志们介绍的话,那也只有两点,一是我始终注意不让局里的同志们反感我。我材料写得好,往往能文不加点,下笔千言,像张季鸾当年给《大公报》写社评那样倚马可待。局里有几个同志甚至称赞说,鱼在河那家伙,写材料就像喝矿泉水一样轻松,咕咚一口半瓶就下去了,给阎局长写一篇一万多字的报告只用小半天时间,而且念出来要多顺溜有多顺溜。有些懂得一点儿历史掌故的同志干脆将我比作晋朝的袁虎。正因为局里的同志们普遍认为我有一点儿才气,我才更是百倍地予以警惕,时时处处表现出谦逊的一面,从未将自己的那条小尾巴翘起来(我们每个人屁股后面可都有一条小尾巴啊!因为我们人类是从猿进化来的)。二是获得了阎局长的好感。阎局长认为我有才,我就多次在阎局长面前表白,不行不行,即使能写点材料,那还不是阎局长您手把手教出来的?阎局长听说您当年才是紫雪一支笔啊!您的笔锋当年市委市政府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当时市政府还有一个紫雪一枝花,您的一支笔和被称作一枝花的那个漂亮女同志,当年在市政府系统可是争奇斗妍、竞相开放呢!——而您凭的是本事,她靠的是脸蛋!有时阎局长在我写的材料上改一两个字,我会当着阎局长的面这样说,阎局长您真是我的一字师啊!瞧这个字改的!还有这句话!一个“审时度势”,一下就将整个材料“拎”起来了!我写的材料原本像一堆大白菜,散乱着放在那里,下手去抓,一次只能抓一棵,可您这一改,相当于给这一堆大白菜扎了一条绳索,一把抓下去,竟将一堆大白菜全抓起来了——这就是高下之分啊!那时我总是这样变着法儿往阎局长心坎儿上说好听的话,从未像建安七子的孔融那样恃才负气——恃才负气的人古往今来都不会有好结果,孔融最后竟触犯曹操,被曹所杀。还有杨修、祢衡。祢衡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去玩什么“击鼓骂曹”,能有好果子吃?阎局长当然没有权力像曹操杀掉孔融杨修那样随便砍掉我的脑袋,但我若触犯了他,他至少可以将我冷落在一旁,或者像闲置那些国有资产那样将我闲置在那里,那样的话还能有我的今天?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我们紫雪市某单位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副主任科员,这个人之所以临退休还是个副主任科员,主要原因是个人性格有缺陷,喜欢给领导提意见,并且和谁都相处不好,最后竟和自己的生殖器闹开了矛盾——几年时间有意不使用它,心里还幸灾乐祸地对那话儿说:让你再和我闹别扭,你越和我闹别扭,我越要闲置你——看最后吃亏的是谁!

这个人和自己身体的一个器官赌气,最终吃亏的是谁不好说,可我若和阎局长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则是明摆着的。祢衡和曹操闹意见,最终吃亏的是谁?曹操倒是没有杀祢衡,备马三匹将他送到了刘表那里,可最后还是借黄祖之手杀了他。吃亏的不还是祢衡这恃才放旷的黄口小儿?正像一个父亲和儿子划拳,儿子说:哥儿俩好啊!哥儿俩好!父亲只得反复说:魁啊魁啊(亏啊亏啊)——祢衡死时才二十五岁,你说亏不亏?

一时亏是为了一世不亏,当初亏是为了现在不亏!现在我还亏吗?过去是我在别人牙唾之余分残羹一杯,现在是别人在我牙唾之余得剩菜一碟。古人说,征战多方,攻心为上;牢笼有术,驯心实难。我的体会是,要驯别人的心,先得驯自己的心;正因为我当初驯了自己的心,现在才可以去驯别人的心。我曾经口吃过,可我现在早已不口吃了。即使我仍然口吃,玻管局的哪一个同志不会在我这个“亲者”面前“讳疾”呢!比如我刚在全局大会上传达毕市里的某份文件,并口若悬河地作了流畅的报告。散会后,局里的某一个“冯富强”点头哈腰端着我的水杯跑进我办公室,原本想拍拍马屁,对我深入浅出的讲话水平和令人艳羡的口才表示钦佩之情,“角度”没掌握好,脱口说出这么一句蠢话:“鱼局长,你怎么不口吃了?”

我当时已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正像阎局长那样举在脸前看一张本省的日报,此时像挪动那种暗室的门一样将脸前的报纸移开,面无表情地直视他。我并不出声,只是用面部语言反问他:

“我口吃过吗?孙子才口吃过!”

“冯富强”见我面有愠色,早反应过来,迅速“听”懂了我的“表情”语言,在自己嘴上狠击一掌说:“对!对!鱼局长何曾口吃过!冯富强你才口吃过——你才是那个口吃的‘孙子’!”

非人磨墨墨磨人,苏东坡曾如此感慨过人生被消磨于纸墨中。我现在“磨人”和“驯心”(驯别人之心)的水平早已超过了阎水拍和马方向。吴国的季札在鲁国看周代的乐舞,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见,从郐国以下他就沉默不语。“自郐以下”这个成语意即以下再不值得一谈。我在玻管局如今也会时不时来个“自郐以下”。譬如我说:“老乔同志不错!”“小高同志是个好同志!”“小虎同志挺能干的!”但对冯富强、小胡、小牛等人,我就给他来个“自郐以下”。我甚至会像曹操捉弄崔琰那样捉弄这几个不成器的家伙。曹操叫崔琰替自己接见匈奴使臣,自己却持刀站立床头,接见完毕,叫人问匈奴使臣:“魏王何如?”回答说:“魏王雅然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崔琰不管怎么说,在外人眼里还觉“雅然非常”。我若和冯胡牛玩这样的恶作剧,这仨家伙即使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也是一副猥琐相,甚至比“东食西宿”的齐人之女还令人鄙夷。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其女云:欲东家食而西家宿。冯胡牛这仨家伙,在我眼里啥时不是露出这样一副“东家食而西家宿”的贱相呢!——问题是只要我一不高兴,他们就东家也食不得,西家也宿不成!

相反,包括冯胡牛在内的局里的同志,对我则都会如匈奴使臣称誉曹操那样,竖起大拇指说:“此乃英雄也!”

自从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一天到晚有多少人在我面前竖大拇指啊!我从早到晚看到的是张张笑脸,博我欢心的人不知凡几。奥迪成为我的专车。每天早上小苏将我从家里接过来。我背着手慢步向大楼门走去时,小苏早抢前一步将门推开。我做了常务局长后的最大感慨是:可以不用自己伸手推门,始终背着手那样慢慢往前走就行了,到了门前门自然会“洞开”。进了玻管局大楼,我沿着楼梯低着头慢步往上走。正是上班时间,身后跟着几个刚来上班的同志,他们怕打扰我,并不超过我向前走。要么跟在我身后慢慢走,要么折身到老乔的门房待一会儿。待我已到办公室了,他们才“噔噔噔”跑上楼。

我上楼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下楼。比如小牛小马小胡。他们正轻快地拍着楼梯扶手,“噔噔噔”低着头往下跑,猛一抬头看见我,便不敢跑了。一手抓在扶手上,放慢脚步,望着我,将最生动的表情呈献给我。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等待着接我的眼风,可我偏不给他们眼风。当然若是那些年龄大一点、资历老一点的科长、副科长,我会抬头冲他们客气地点点头。可若是小牛、小马、小胡这些人,我却始终不理他们,只顾低头往上走。他们迎面下来,在与我相距四五个台阶时,就停下脚步不敢动了。就像一只惊慌的老鼠,突然看见了一只硕大的猫。我知道他们在冲我妩媚地笑,可我就是不理他们。直到我超过他们几级台阶了,我还是不理他们。他们的脖子最初是冲我俯着,而后开始仰着。他们就那样仰着脖子用目光追随着我,直到我的身影快要转个弯儿看不见了,他们只得出了声:“鱼局长,你刚来啊?”或者:“鱼局长,你开会去啦?”此时我才仿佛发现了他们,并不说话,冲他们淡然地点点头。他们便会显出如释重负的样子,“噔噔噔”跑下楼去。

有一次小牛喊出声后我都装作没听见,一声不吭继续向上走。这就等于我站在楼梯台阶上狠狠往下踹了他一脚,这一脚踹得够疼的。我当时没有听到他“噔噔噔”跑下楼去的声音。可以想得来,他当时腿一软,拖着沉重的脚步,心事重重地走下楼去。我知道他至少三天会心情不好,晚上甚至会“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而我却睡得十分好——要想自己睡得好,就得让别人睡不好!这是我总结出的又一条人生经验。而成为“鱼局长”以后的我,用鼻子哼一声,或者一个眼神:瞥谁一眼,不瞥谁一眼,都可以让别人睡不着觉。

我的眼神已练得十分了得。我有多种眼神,针对不同的人,我使用不同的眼神。

第一种眼神是给陶小北的。小北从美国给我打来电话,我接她电话时的眼神闪现着动人的光芒,既炽热又柔和。虽然小北并不能看到我的这种眼神,但我却觉得她能看到。我的眼神越发炽烈、越发柔和。我的眼神就像初春的太阳光照在冰河上,冰河在这样的“阳光”下开始一点点融化,直至融为一河春水。这样的目光里还有一种纯洁。我的心灵在那一刻变得纯净起来。龌龊和卑劣不知跑哪儿去了。我成为一个可爱的鱼在河,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牵着陶小北的手在小河边戏水,在树林间奔跑,让小北欢快的笑声惊飞树梢头的鸟儿。

第二种眼神是给柳如叶的。也有柔和,有时也炽热,但有时又有那么一点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有一点孟浪,还有一种暗示和挑逗。有时我甚至直接用目光撩开她的衣服,甚至解下她的乳罩,直至抚摸她瓷实的Rx房。我的目光若是风儿,她的衣服就是薄薄的纸张,吹一下,飞走一页;再吹一下,又飞走一页。直到将她吹得一丝不挂,然后任我锤炼和“打造”。

介乎陶小北和柳如叶之间的第三种眼神,是给李小南的。

第四种眼神是给郑向洋市长的。这种眼神里只有恭顺和敏捷。这种眼神是被动的,因为我总是像小牛小胡他们捕捉我的眼神那样,千方百计捕捉郑市长的眼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的眼神一下就跳进了郑市长的窗户里去,因此我的眼神已变作了郑市长的眼神,我的眼睛变作了郑市长的“第三只眼睛”!郑向洋市长瞅茶杯,我这第三只眼也瞅茶杯,并迅速去给郑市长茶杯里注满了沸水。郑市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我也便有点厌恶地瞥某一个人。郑市长若工作累了,用眼神告诉我,他想和我玩一玩轻松一下,我就赶快像崔琰那样扮作魏王接见那个匈奴使臣,让郑市长雄赳赳地执刀立于一旁。郑市长若喜欢柳如叶,但郑市长背着手走进蓝天大酒店大厅时,却不能用目光追随柳如叶。因为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有很多只眼从各个角度照射、窥视和观察着他。他的眼神若瞥向柳如叶,哪怕只是那种“一瞥”,也会被别人看出“端倪”来。尤其是惠五洲书记的秘书,就会将这样的目光放大,也许就会有一个系统针对这束目光做文章。于是一束目光就变成了一段故事。这样的故事累积多了,郑向洋市长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坐不稳了,哪一天甚至会被掀翻,让郑向洋市长美美摔一跤,或者栽一个大跟头。

可郑向洋市长又实在想看看柳如叶那张俏脸,此时他的“第三只眼”便派上了用场。有一次,雷秘书打电话告诉我,他要随郑市长去省里开会。雷秘书这以后常与我通电话,我们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保持着热线联系。我们甚至常常互发短信问候。比如:“我随郑市长在北京,你呢?”“我在局里上班。”我这样“回答”雷秘书。“问李小南好!”雷秘书又发过来。“她也问你好!”我再发过去。有时我们也发一些有趣的东西,但不一定是黄段,我们其实很少发黄段。有一次他随郑市长在三月十二日植树归来,坐在车上给我发来一首题为《植树》的打油诗:

一路警笛声声,

下车前呼后拥;

栽了几棵小树,

干活三五分钟;

记者左拍右照,

任务胜利完成;

地方中午设宴,

喝个迷迷瞪瞪;

先去三楼桑拿,

再去五楼歌厅;

次日头版新闻,

大幅照片刊登;

市里领导植树,

取得圆满成功。

我当即给他回发了两个类似的短信,其一题为《领导的一天》:

安排工作,翻着稿子念念;

检查工作,隔着玻璃看看;

群众上访,糊弄糊弄劝劝;

接待上级,酒桌殷勤献献;

项目动工,镜头前面站站;

出了事故,藏藏掖掖按按;

下乡扶贫,年末下去转转;

主要精力,上级领导见见。

其二题为《干部使用种种》:

裤子改上衣:提拔使用;

男裤改女裤:交流使用;

衬衣改裤衩:降职使用;

风衣改围裙:挂职使用;

背心改乳罩:虽说是平调,但位置很重要!

我和雷秘书互相发来发去的,大多是这样一些具有讽刺现实意味的东西。又比如:“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表扬与自我表扬”;“学校像宾馆,校长像老板,学生像大款”等等。

雷秘书和我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使我随时可获知郑市长的行踪和去向。那次郑市长去省里开一周会,我是在第四天找了点差事赶到省城的。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柳如叶。我带柳如叶去省城秘密会见郑市长那一年,“性贿赂”这样的提法还远未在报纸上出现,可见我是“开风气之先”。我们在一个四星级酒店住下来,充分享受了高档宾馆的“人性化服务”。那天晚上,我拨通了郑市长的手机。郑市长没带秘书和司机,直接进了我提前预订的高档包房。我们在包房里唱歌,跳舞,喝啤酒,谈人生。我们说一会儿话,在柔美曼妙的乐声中跳一会儿舞;再说一会儿话,再跳一会儿舞。郑市长和柳如叶跳舞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啥时候借故离开。我知道离开太早不好,离开太晚也不好。正当我盘算何时离开恰到好处的时候,郑市长问到了我的工作,并且突然冒出一句,他想让我担更重的担子,将马方向调到“铜行办”或“能源办”去当主任。“这个家伙是惠五洲的人,现在惠五洲马上就要调走了,看他再逞能!”郑市长竟恨恨地这么说了一句。

我们说这些话时,柳如叶出去了。我当时十分感激地望着郑市长,说我一定不辜负他的培育之恩。还能有比这更大的恩情吗?没有了!我差点儿就要对郑市长说出什么“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类话来,话到嘴边觉得我毕竟不是柳如叶,无法向郑市长“委身”,才又改口。

为了使郑市长调走马方向的决心更坚决一些,也为了我担任玻管局长更快更保险更有把握一些,我当时几乎不假思索,毫不迟疑使用了“落井下石”这种手法。我对郑市长说:“马(指马方向)这个人品质就是有问题,有一次他亲口诬蔑过您呢!我一直想给您说,可这又有违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给自己定了一条做人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哪怕是一字不差地转述别人说过的话也不成!”说到这里,我脸上现出十分不情愿和沉重的表情,好像我只要将这句话说出来,就等于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你说嘛!给我说有什么关系!”郑市长用鼓励的目光看我。

“为了对您负责,我就破一次例了!”我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对郑市长说:“一次他、他(我又结巴了!)跟我说,郑市长您气量不大,不是一个‘大人’,他当时原话怎么说的来着?总之不是说您‘不是一个大人’,就是说您是一个‘不大的人’。啊呀,我再不能说下去了,总之就是这个意思!”我这样说着,脸上的表情似在竭力回忆着马方向的“原话”。最后有点不好意思地捂了一下脸,然后低下头。

郑市长想了一下,明白了,脸气得像柳如叶的脸一样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混蛋!”

我心里暗暗叫好:有这几个字就行了,马方向死定了!

这番话竟是我编造的!马方向有一次和我谈到市里一些事,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但不是说郑向洋。一次他去找市人事局长,想给局里再争取几个干部编制,再调几个同志进来,人事局长没有答应。他因此对人事局长很有意见,和我说起这事时,气咻咻地评价人事局长:那是一个不大的人(指小人)。我今天却灵感突至,移花接木,并当即嫁接成功。

柳如叶进来时,我俩已“密谈”完毕。郑市长起身和柳如叶跳舞。一曲舞毕,重新坐下时心情已完全好起来,兴致蛮高地让我给小柳讲个故事。我想了一下就讲:“怀孕女人和坏了的萝卜有何共同点?有三种答案。不动脑筋的说:都没人要;及格的答案是:都是虫子惹的祸;满分的答案是:都拔晚了。”

郑市长大笑,小柳也笑起来。我看他俩开心,又讲了一个。我对小柳说:“你知道李白的妻子和女儿叫什么名字吗?”没等小柳回答,我又接着说:“李白妻子叫‘赵香楼’,女儿叫‘紫烟’。为什么?有诗为证——日照香楼生紫烟!”

郑市长复大笑,小柳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郑市长一边笑一边又邀小柳跳舞。待他俩跳到光线幽暗处时,我悄悄儿地溜了。

和郑向洋市长建立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成为郑向洋市长的另一只眼睛后,我再看马方向时,便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的第五种眼神。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搬到已退休的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担任正处级咨询员这三年,马方向局长一直在四楼他原来的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退休后,办公室腾了出来。那次我从省城陪郑市长回来,和马方向局长谈局里的工作。我提出让马方向局长搬进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马方向局长淡淡地对我说,他就不搬了,都是套间,三楼四楼都一样。然后马方向局长又对我淡淡地说:“干脆你直接搬进去吧,要么我搬下去,你再搬上来,麻烦。”

我当时还在三楼政秘科长的办公室办公。马方向局长的意思是,让我直接搬到对门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里去。马方向局长以为他这样说了,我也不会搬的。若是过去的鱼在河,我肯定不会搬的。可我是现在的鱼在河啊!我怎么能不搬呢?我知道我搬了会给马方向局长心上添堵,可我就是为了给他心上添堵啊!不“堵”他,我怎么“流”呢?果然我搬进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后,听说马局长一怔,一句话没说。那天本来原定开党组会,临时改期,马局长说他有点不舒服,不到下班时间,就提前回家了。

自从在郑市长那儿获取了那个重要信息后,我就开始用第五种眼神看马方向局长。这种眼神里很少再有谦恭。有时候却有一种漫不经心或者不以为然,甚至会有一种“视而不见”或者“漠然视之”。这样老板跟我说话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顾忌,有时他甚至得反过来捕捉我的眼神。比如他跟我谈某项工作,谈了半天我却始终专注地看着墙。一只苍蝇被粘在了墙上。这只苍蝇为什么会被粘在墙上呢?老板刚在那儿用胶水贴了一张作息时间表,刚贴上去,他又觉得那儿不合适,叫小高进来揭起贴在了另一个地方。我进门时小高刚出门。墙上的胶水尚未干透,这只倒霉的苍蝇刚好落在那儿,于是它的脚被粘住。我看它时,它正痛苦地拼命挣扎着,欲离开那个恐怖的地方,可却离不开。于是它没被粘住的几只脚拼命向左右蹬。我突然觉得人可以简单地分作两类:一类是“苍蝇人”,一类是“胶水人”。做“胶水人”当然比做“苍蝇人”好。我若是“胶水人”,小牛小胡冯富强就是“苍蝇人”,我要将他们一个个粘在墙上。我现在甚至连马方向局长都想粘在墙上呢!

那天老板给我谈那些工作时,我去了一次厕所,看了一会儿苍蝇,接了两次手机。其中一次到老板办公室外面接,一次就在办公室里面接。在办公室里面接的时候,我大声讲话,差不多讲了有十分钟。接完手机收了线,才对老板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老板那天给我谈的是局里的人事安排问题。比如让某某做总工程师,某某做政秘科长,某某做工会主席,某某做督察科长。我其实根本不想跟他谈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上厕所,看苍蝇,接手机。老板见我一直不接他的话茬儿,甚至不接他的眼风,终于退缩了。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咱们以后再谈吧!”

随后老板就出国去了。

局里没人知道老板像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一样,是被“委员长”逼走的!

下来还有各种眼神,我用这诸多眼神分别去看局里的同志们。他们都要到我办公室来捕捉我的眼神。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打字员,通信员,驾驶员,我至少用五至六种眼神区别对待他们。或冷漠,或热情。我想让他们高兴,我就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不高兴,也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有点儿高兴又有点儿忐忑,同样用眼神告诉他们。

我用眼神指挥着玻管局。我用眼神笼络人、安慰人,排斥人、推拒人,打击人、报复人。我的目光如电,电流通到一些人身上,他便会亮起来,像一个电动玩具一般欢实地蹦起来;我突然掐断电源,它的一只臂还在向上翘着,没有复归原位,可却已经不会动了,可笑地将一只手举在空中。我目光中的电流既可以让玻管局在夜晚亮如白昼,出现那种灯火辉煌的动人景象;又可以使玻管局瞬间变得漆黑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