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皇粮国税群众太踊跃

    征统筹提留干部真费劲

    “三夏”大忙,其实是群众的大忙季节,而机关干部忙的真正是夏粮征购。“皇粮国税”是祖先定制,几千年换汤不换药,是维系政权生存的必要条件,到了新中国也不例外。在大集体的年代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社会的最小单元,谷上垛,麦上场,收打种,上下忙,公社一道动员会,调子很高昂,意义非寻常,生产队里出劳力,扬鞭催马送公粮。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对那种红红火火的场面久违了。

    夏征开始以后,我们党委、政府做出部署,把四个管理区分成四个时间段,让群众分期分批进粮站交公粮。这个期间,我们又把机关干部分成几套人马,到粮管所去维持秩序。我和镇长在交粮的高xdx潮期间,亲自到站上视察。粮所所长华秋明出来迎接我们这两个地方上的最高长官,领进临时搭建的交粮指挥部里,敬烟泡茶,生怕我们感到招待得不够周到。

    我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对交公粮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更不要说统率这么庞大的队伍为国家做贡献了,对于这些芸芸众生,在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中,把忙忙碌碌一季子的成果,晒干扬净,轰轰烈烈地交售爱国公粮,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民族的高度敬畏、负责和奉献精神,心里浮生出诸多感慨和敬意。我对秋明说,你就别瞎忙活了,我们还是到群众中去。

    于是,我们就开始对交粮的组织情况、为群众服务的情况、仓储情况、安全设施情况,有模有样地进行检查,少不得指手画脚地下达一些莫名其妙的指示,其实这些都是人家粮所工作人员早已安排妥当的。秋明跟着我们,屁颠屁颠地跑,边汇报,边唯唯称是,然后吆五喝六地安排下属人员,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落实书记、镇长的指示。

    到了群众中间,刘春亭镇长戴的一副大黑墨镜,在骄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老百姓一看就知道镇里的主要领导来到了他们中间,一个个面带敬而远之的神情,纷纷避让,空出一条通道,让我们在人流中顺利穿行。

    由于灌河镇人均土地少得可怜,全镇人均仅有七分耕地,到了交公粮时,就形成了一大景观:不见车水马龙,只见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数群众推着自行车,驮着半口袋粮食排起长龙一般的队伍,很少有装满蛇皮口袋的。更奇怪的是,有一大部分群众提着一个个小学生用的小书包,里边装的也就是应当交给国家的爱国粮了。

    我们走在交粮的群众中间,扒住群众的口袋看一看粮食的质量,随口问一些不咸不淡的收成如何、交了公粮后家里还有多少库存的话,以示对民生的关怀。反正这年头,人们也不缺吃的,他们也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弄得我的心情十分良好。正在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个过磅处一片吵闹之声,我就叫办公室王主任和华所长前去查看处理。

    过了一会儿,王世贵主任和华秋明所长跑到指挥部,向我们汇报,原来是二岗沟村一个姓明的群众,在交粮时,验质员在他的蛇皮口袋上插了一下扦子,一看这粮食合格,在他的交粮单子上打了一个蓝色戳子,这个群众也不知是慌乱,也不知是不懂,扛起粮食咚咚咚咚地就进了仓库,吭哧吭哧地背到上边,呼呼噜噜地倒了下去,急急忙忙出来以后,才发现本村别的交粮人还要啰啰嗦嗦地过磅,就急扯白脸地给过磅员说自己的粮食没有称就堆进去了,过磅员白着眼表示,这没有办法,谁叫你不称就入库?他就要进仓库里重新装满再出来过磅,过磅员蛮横地说,你想得倒毬美,一入库,就是国家的粮食,“皇粮国库”,你也敢动?!这个汉子难为得哭了起来,一旁群众看不上眼,纷纷替他说话,过磅员说什么也不让他去装粮食,于是,人多势众,就大吵大闹起来。

    春亭说:“日他妈,真是邪门儿,哪有这种‘二毬’,不过磅就倒进大库的事儿?”

    我说:“秋明,你把这事儿处理好,肯定是因为验质员没有给群众交代清楚。”

    秋明说:“反正百十斤粮食小毬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让那个群众先回去,随后另行处理,反正不让他吃亏,这个群众就千恩万谢地走了。”我们对这个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接下来,就是结算。因为在麦收以后,一年一度的征收农业税和“乡统筹、村提留”就要开始,不管群众交了多少粮食,要钱才是乡村两级干部的硬道理,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恶仗。镇农经站早已把数字算好,任务分配了下去。灌河人由于交粮甚少,粮食结算款根本不够完成任务,群众必须自掏腰包,才能把钱给敛上来。这年头,没有几个群众是顺民了,工作量的确很大。老话说“小干大难,大干不难”,反正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这一块钱抠出来。

    可巧,就是在这一年的结算方法上出了问题。过去一直沿用的是“户交村结”的办法,只要粮食任务完成,一算一扣,其余再去征收就是了,操作简单易行。我们却为今年用不用这个方法犯了不少踌躇。

    从广东回来以后,县里就通知我和镇长、抓农业的副镇长、农经站长,连续三次开会,安排今年的夏粮征购及结算工作。其中一次是从中央一直开到乡镇的电话会,朱总理要求严禁“户交村结”,必须搞“户交户结”,强调指出,这是“高压电”,谁也碰不得!现在,各种媒体比各级会议还快,这种上级精神,早已通过无线电波,用广播、电视还有报纸、杂志传到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了,正所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我们分析了灌河的实际情况,我就下了话,算是决策。我说,总理的话讲得这么厉害,说明各地确实存在有大量的问题,不然不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但是,小平同志也说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灌河的情况而言,用“户交户结”的办法,一家一户,几斤几两地去结算,发了钱再收上来,只能是折腾我们的老百姓。咱们权当是中央的高压电线扯不到咱这山沟里,想碰也碰不上。继续实行“户交村结”的办法,出了问题我担起来,真到时候把我拿下来了,咱们刘镇长接任我这个破书记继续干革命!听上去,大有着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安排下去以后,并没有发现出了什么问题,各村群众上访,从来没有人拿着报纸找我们算账,反映这件事情的。

    到了收缴统筹提留时,我想起“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来历,和班子里同志们商议后,定下一个调子:要一反以往的做法,要求各村一定要先把村提留收足,首先解决村组干部的工资问题,然后再考虑镇里统筹的这一块。虽然属于“豆腐一碗”和“一碗豆腐”换换说法,但这个决定竟然对村干部影响很大。在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文书参加的夏粮征购工作动员会议上,村干部们说,过去几任书记,都要我们先把乡统筹部分收上来,村提留部分收上来收不上来由村里自己看着办,反正是“镇里情(落)囫囵村情(落)破”。结果年年都是村提留收不齐,大、小队干部发不下来工资,叫我们“只拉磨不吃麸子”,这次贺书记优先考虑我们这一块,我们没有说的,把镇统筹也一分不剩交上来!

    我对大家说,不能光说大话,出水才看两腿泥,你们得立一个军令状,谁拉全镇的后腿,我就掂你支部书记“这挂弦子”!青石沟支部书记史敬先赌咒说:“要是收不上来,就不是熊做的!”

    镇里搞了三天一评比,五天一站队,把村干部逼得嗷嗷叫,到第十天头上,各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有小桐河、西关两个村仍然拽蛋,落后了一大截。联想我到任后,组织的“教育集资、民工建勤、夏粮征购”这三大战役,西关村没有一次顺利完成任务,我就在心里给这个软蛋支部书记方明伟画上了一个道子,恨恨地想,遇着机会,非把这小子拿下来不可!

    在征收统筹提留的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冒了出来,哪个村都出现了一些“难缠户”、“钉子户”,他们以种种借口抵制交款。有的是因为宅基地没有安置好,有的是因为计划生育处理太过分,有的是因为上年结算不清楚,有的是办乡镇企业占了地,有的是开了矿,周边的土地没有复耕……反正理由很多,每天都有几个老大难村的群众到镇里上访告状,哭哭啼啼,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般的反映干部作风粗暴的,处事不公的,贪污多占集体便宜的,还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纯粹是无理取闹。

    石盘沟村的苏国华反映的问题极为可笑,他说,还是在生产队那年月,有一次队里少给他分了一箩头红薯,这件事他上访了十来年,也没有一个干部给予解决,早晚不解决,要钱没门儿!老子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交给这些坑害百姓的干部!信访办牛主任给我说,这小子,年年都是以此为理由抵制交款。这家伙是个“养人专业户”,与他的又瘦又小的女人当超生游击队,串了大半个中国,生了五个孩子回到村里,孩子是不生了,就是穷得叮当响,别说交钱,一到冬季,还得吃政府救济。吃归吃,从来不承情,不骂共产党,光骂村干部,是一个典型的“滚刀肉”。

    兰家河村一个三十郎当岁的妇女,反映的问题更为奇特,她写了一个顺口溜,既状告村主任马恩义,又告了县人大副主任丁文强,因为文强是马恩义的外甥,因此就上挂下联了。告状信的题目是“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内容是“山高皇帝远,强占耕地没人管;马恩义,占耕地,他的势力在县里;大队不管小队怕,他的势力在县人大;县人大有个丁文强,一家早已是商品粮;不管百姓管他舅,顿顿都吃红烧肉……”

    这个女人第一次到机关,先往我屋里钻。只见她上头扑面,嬉皮笑脸,描眉抹口红,镶着金皮的两个门牙,一闪一闪的,两只眼睛睃来睃去。我让她坐下好好说话,她却把水蛇腰拧成麻花,一点也不安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货,叫人恶心。于是,我就叫来通信员小马,叫他带这个破鞋女人找其他领导。尽管副镇长郑东方没有分管信访工作,因为小马一向和东方要好,有事没事好钻到东方屋里嬉闹,所以一顺腿就把这个女人给领去了。

    后来,东方给我说:“日他个妈呀,这个女人不得了,黏上我了,几乎天天来找我。开始还规矩一些,这几次一进我屋里,就敞开怀,不管不顾地露出白生生、长着黑乎乎疙瘩的两个大蜜蜜儿,拉着我的毛巾在里边擦汗……”

    我说:“东方老弟,你看得很清嘛,养眼不?”

    东方苦笑着说:“毬,咋不惹眼,看得我头皮发炸,所以我就害怕了。”

    我说:“怕啥,你只要不存心搞她,她也吃不了你。还是反映文强跟他舅的?”

    “不光是文强跟他舅,后来连支部书记也告上了,说支部书记给她写爱情信,信上说:‘不见你想你,见了你就想肏你……’”

    我一听这么肉麻,就对东方说:“这可不得了,她是想让你肏她哩。”

    东方呸了一口说:“脱光了摆到那里,也用脚夹个瓦碴盖着。不说这些恶心人的话,书记老兄,她这样缠我,你说咋办才好?”

    我说:“看来你不敢再管下去了,你把她交给法庭,用法律手段解决。”

    于是,她又来了以后,东方叫来法庭庭长李和尚,叫他把人领走,这女人一步一回头地说:“郑镇长啊,法庭解决不了我还找你!”

    谁知到了法庭,和尚把她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干警耿兆平调查审理,老耿到兰家河村了解了几次情况后,又闹出了大笑话:过堂后,李庭长判她输理,她当庭大吵大闹,闹得和尚一时火起,说她咆哮公堂,把她铐在了法庭院里的一棵槐树上,这女人抱着树,边哭边骂:“耿兆平啊耿兆平,你肏了俺还判老娘我没理!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可是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上镇里闹过。

    上访就像吸毒,容易上瘾,只要一开始向上边“讨要说法”,就刹不住脚步。果子峪村的吴太和石盘沟的孙国禄,是两个上访老户,也在其间兴风作浪。

    吴太说,我反映的是老问题,就是曲广远书记当政期间,逼我们种烟,收我们违约金的问题。你们当领导的睁眼看看,这是我搜集的中央政策,交上来的钱不退给我们,一辈子也甭想叫老子交一分钱。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很叫人挠头皮,那时候收上来的钱,早已发了干部、教师工资,吃过饭拉过屎,上哪里去退?再说要退,就要给全镇百姓都退,百十万元,除了开个印票子机器,上哪里也弄不来了,好在老百姓知道窑里倒不出柴来,并没有跟着他们起哄闹事,就一个吴太已经叫人大伤脑筋了。我们找来他在县里当计委副主任、在孟坪乡当副乡长的两个叔叔做他的工作,算是基本平息下来,只是不交粮款,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撇下自己老婆,把村里一个黄花闺女拐跑了,几年没有敢进家,自此不再闹事。

    另一个孙国禄,已经六十开外,外号叫“狼”。几十年来,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村里只要是当干部的,没有他不啃的,发展到后来,又咬到了镇里的一把手头上。这老东西的几个儿子都烦他,没有人管他,让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有这顿没那顿的。此时,他并没有反映更多的问题,跟吴太一样,反映的也是种烟违约金。只不过他说,曲广远书记急着当县长,当初给他了一个承诺,说只要他不闹事儿,镇里赔他两千元。曲书记拍拍屁股走了,说话不算数,他就是要找现任领导兑现,如果不给钱,他就要上县里,掂着“锅排”找他去。

    孙国禄反映的情况,处理起来依然棘手。没办法,我让信访办也把他引向法庭。李和尚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说是曲广远书记私下给他许的愿,还不让他出去乱说,“干喃一嘴面”就是了。由于有了盼头,他就答应不给曲书记难堪,考核期间不再到政府来闹。谁知等了几天,当他来镇上找曲书记要钱时,曲书记已经变成了曲县长,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对此非常愤恨,说当官的都是骗人的家伙,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从此,在村里一边抵制上边安排的所有工作,抵赖“五粮三款”,一边经常到镇里要钱。

    说来也怪,在法庭叫他拿出曲书记给他证据的当晚,也不知谁在夜里把他痛打了一顿,很长一个时期,卧床不起。儿子们边管他边骂他,要他收心。派出所去调查情况,找不出打他的那些人,最后不了了之。他自己是否洗心革面,无从考证,只是从此脱离了上访队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多少体会出一点广远兄让我对他那段历史“负责”的意味来。后来,其他事态的新发展,使我更加明白这个要求的意味幽远而深长。

    正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