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邓一群去机械工业厅报到了。

  一切都是新鲜的。

  报到手续很明了。

  人事处处长把他领进了计划处,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一般的同事,都一一做了介绍。邓一群像个听话的学生,他希望自己能给大家一个谦逊的好印象。大家对他露出了欢迎的笑容。

  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坐下来,再给他一堆材料,让他看,熟悉情况。

  在椅子上坐下后,邓一群才在心里舒了一口长气——这下是真的了。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想不到事情一下子变得如此容易。他现在真正成了一个城里人,一个生活、工作在省城里的人。从一个贫穷的乡村到大城市的省城,这中间的距离有多大,那是根本不用说的。

  在计划处,邓一群要做的就是根据各种数据制订全省的机械工业计划,和各种表格打交道。与他过去所学的专业相比,完全没有共通的地方。但他毫无怨言,是的,学习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不再生活在农村,做一个农民,而是在考上大学后,成为一个干部,一个城里人。就这样,他一步一步达到并接近了自己心中的目标。考上了大学,如今,也留在了城里。

  没有谁知道,为了能够留在城里,邓一群内心蒙受了多大屈辱。这种屈辱是不为人知的,只有自己在孤独时才能深刻地感受到。

  在那个暑期里,他一次次地往那个地位尊贵的老乡家里跑。离休后的虞秘书长显然对他已经有点不悦——他已经答应为他向县里打招呼了,然而看他那样子却并不怎么相信他。虞秘书长觉得自己是个曾经一诺千金的人,但却受到了一个毛头无知小伙子的侮辱。离休以后,他倒是希望有人不断地来找他。找他就是在尊重他,抬举他。这使他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他内心里还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他也的确还有些影响。像邓一群这样的事,对他而言,也是举手之劳,但他却受不了邓一群这样的死缠烂打。邓一群也很清楚他在干什么,但他更清楚他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在时间上经不起拖延。他只能这样。有一次,虞秘书长甚至很不耐烦地对他说:“你先回到县里去,合适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县里安排好你。年轻人不接受锻炼怎么行?”

  邓一群知道,要是他听话回去了,也许根本就不会变。校园里的毕业生差不多都走光了,而他的焦虑也日甚一日。夜里他躺在床上,头脑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求他,留在这里。如果需要他付出什么,他一定不惜一切,甚至是尊严。他一个穷学生,又有什么尊严好讲呢?他发现,每次去,他那种穷巴巴的学生模样,已经越来越引起了虞秘书长老伴的同情。虞老的老伴看上去很年轻,也很有风度,看得出她过去很漂亮。邓一群后来听他家的那个叫葛素芹的外地小保姆说,这个老伴是虞老后娶的。虞老的老伴三年前已经去世了,现在这个过去是省京剧团的青衣。虞老的儿女们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大多在外地。后来的这个老伴也姓邓。邓一群就叫她阿姨。

  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班主任找到他,很严肃地问他怎么办,要求他必须在下个星期立即回到县里去,否则他将来有可能连一个接收的单位也没有,落个一切皆空。那一刻邓一群真是绝望极了,他像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上天,高不可测,而四周却是漆黑一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再次来到虞秘书长家里。在这位前政府秘书长家里,他想起自己的家境,想起自己的爱情,想到自己这些日子来的奔波,内心一难受,忽然就忍不住流出泪来,他说求虞秘书长帮忙,到一个新单位后,他一定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当时那个样子一定可怜极了。多少年后,邓一群已经再也没有勇气去回想那一幕了,或者说他已经深以为耻了。但那一刻,他顾不得了,所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知道,他只有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可怜和无助,才有望得到虞秘书长的帮助。那泪流得特别地真诚。他是在为自己的前途流泪。家里那样地穷,供他读完了四年的大学,他决不能回到县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去。当时的场面多少有点动人。老虞叹了口气,他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小老乡,已经成了他生活里的一种负担。他内心越来越感到不悦:许多学生都可以回去,为什么他就不能回去?不公的现象肯定是有的,但他后来可以努力嘛!年轻人,还能一点委屈都不受。

  望着他那位老同乡前政府秘书长那张严肃的老脸,邓一群感到身上直冒冷汗。屋里静极了。他感到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老人的手里。看起来是这样的可笑。作为一个小人物,是需要怎样地依赖别人。邓一群在那一刻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在那一刻,他真想立刻跪在这位大领导面前(事实上,他在心里早已经跪下了),求他帮他一把——决定性的一把。

  所有的自尊,所有的体面,都不复存在。邓一群忽然就下了决心,一下就跪在了虞秘书长的膝前,说:“求您帮帮我吧。”虞秘书长显然吃了一惊,同时心里也非常地不快,说:“你这是干什么?”邓一群嗫嚅着,说:“……您要不帮我,我就不起来。”这时候邓阿姨就发话了,说:“老虞啊,你要不问问机械厅那边要不要人。帮帮他吧,你们还是老乡呢。”

  这一句话让邓一群感觉邓阿姨特别的可亲。在心里,他后来对她比对虞秘书长更感恩,要不是她发话,虞秘书长根本不可能帮他。虞秘书长坐在椅子里有半天没有动,后来好久,用沙哑的嗓子说:“倒是没想到。他出去开会了,也就这一两天要回来了。等他回来我问问吧。”

  邓一群那一刻,心都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

  三天后,他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机械厅同意进人。

  邓一群都快高兴疯了。想不到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那一跪,对他算得了什么?与他得到的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除了虞秘书长和他的夫人知道,别人又不知道他当时怎样的低贱。只要没有别人知道,他邓一群仍然是荣光的。

  虞秘书长同机械工业厅的周厅长很熟悉,邓一群后来听虞老的老伴邓阿姨说,过去周润南在下面一个市里当副市长的时候,经常和他有接触。当时他当一个市的副市长,有很多难题,而他总是帮助他的。虞秘书长高兴时也会说起和周厅长的关系,说他帮助他解决过不少问题,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虞秘书长没有说。虞老和他说话,从来只说半句。他喜欢别人去理解他没有说完的那半句话的意思。当官当的时间长了,经验。半句是指示,也是原则,别人怎么理解那是别人的事。进退都好办。邓一群当然不懂他很多半句话的含义。但邓一群不懂也不问。他什么也不表示,只会轻轻地笑一笑,表示他懂了。

  邓一群就这样到了机械厅报到了。

  计划处是机械工业厅的重要处室之一,核心的一部分,统管全省的机械计划。全处17个人,一位处长,姓周,已经58岁了,三位副处长,分别为庞处长、姜处长、刘处长。邓一群具体分在第三科室,科室里共有5个人,科长姓朱。邓一群就在朱科长的领导下进行具体的工作。

  朱科长很善待他,因为厅里渐渐地都知道,这个小伙子是有背景的,至于什么背景,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周厅长点头同意进来的。

  邓一群很想看到周厅长,但他上了一个多星期班也没有见着。厅长办公室在16楼,外面有办公室和秘书科挡驾,据说只有处级干部汇报工作才能见到厅长,一般工作人员是不好见的。又据说这是周厅长在下面当副市长时养成的习惯。领导的习惯就是规矩,既然是规矩,别人就不好破。邓一群想见他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向他表示一下感谢。

  有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一定要好好干。邓一群想。只要他表现好,将来就一定会有前途。他要感谢虞老,感谢邓阿姨,感谢周厅长。他要牢牢地抓住这条线。

  [11]

  上班的最初那段日子,邓一群给他的那些同学写信或打电话,告诉他们关于他分配的消息(一些人还不知道他分在机械厅呢)。他们当然都表示了祝贺。他们当然想不到他能留在省城,分配到省级机关。一切都是命运!邓一群对自己真是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他也给陈小青打了电话。陈小青说她分在了县委宣传部,但她对这一工作并不热情,因为她说她对搞宣传很生疏。她说希望他有机会回去“检查工作”。邓一群谦虚地说:“我在这里不过是个小兵。”他和二十几位熟悉的同学都作了联系,但他知道自己心里最在乎的还是王芳芳。事实上他第一个写信通知的,就是王芳芳。他在信里还特地用诗意的充满伤感的笔调,回忆了他们短暂的爱情。可是在信里,他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那份得意。他想她应该感到深深的后悔,是她可耻的背叛,才葬送了他们共同的爱情。她应该为自己短浅的目光而感到痛责。与他现在的环境相比,那个市里的小小师范算得了什么!

  他等着她给他的回信。在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接到了不少同学的来信,甚至还有陈小青寄给他的贺卡,但却没有王芳芳的。于是,他在这之后又写了两封信去。他不相信她可以不回他。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并不按照他的意思发生。她像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件一样。她是有意回避,然而这样的回避是多么地不讲情义,简直近乎于无理了。他想。

  邓一群这样做,明显是在向她宣战,而在她那一边,却根本不接受。这真是让他扫兴得很。她应该给他回信,并且在信里作一番忏悔,当然,作为她,肯定要为自己作一些开脱,他可以允许她这么做(他现在已经完全能够做到很大度了),但她却根本就是置之不理,这真是可恶得很!

  但这不算什么,他想,他还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

  从此,就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生活、工作在一个大城市里,一个自己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大城市。而现在,他成了这里的一个主人。

  邓一群简直有点不能相信自己是这样地适应城市节奏,他在机关里每天上班下班,感觉就像是天生于这个环境里一样。他真心地喜欢这样的工作,也喜欢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看上去是那样地古老。作为一个省城,光这两个字就足以让多少人神往啊!他知道他已经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很大的一个目标,完成了一个重大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领域。他已经成了那个阶级中的一员。他被这个阶级初步接受了。而将来必须要做的,就是在机关里老老实实地工作,不断表现自己,这样,才能有所进步。很多从农村出来而进入城市,在党政权力机关里的小伙子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邓一群住在单位的一个集体宿舍里,和他同住的还有机关里的另外两个小伙子,一个姓赵,在机关党委,一个姓倪,在劳资处。小赵进机关已经有好几年了,已经谈上了女朋友,而且发展迅速,他们年龄都够了法定年龄,看样子很快就要结婚。那个女朋友是省人民医院的一位护士,年轻而漂亮。于是小赵就自然单独占了一个小间。他们经常成双成对地出入,引起了邓一群和小倪内心的一种压迫。

  在这个城市里,不仅要扎根,而且还要开花。

  邓一群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同时也感觉到这任务的艰难。

  小倪与他相比,还有一些优越,他的老家是在一个县城,父母都是教师。而邓一群的家里却都是一帮地道的农民。内心里,他不能克服这样的自卑。

  与邓一群一个科室里也有位年轻姑娘,叫田小悦,长得很不错,气质很好。她是比邓一群早一年过来的。她只是大专毕业。但她是本地人,从小就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她的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尽管她的学历要比邓一群浅,可她在工作经验上却要比他多了点资格。然而她倒是很和善,邓一群刚来处室,她就对他作一些看起来是必要的交待。在第三科,也就他们两位是年轻人。

  科长朱贵今,整天蔫头耷脑的,身上没有一点活力和精神,看起来,他很是老实忠厚,那种衣着打扮有点像乡镇干部。他说着一口土话。邓一群后来知道朱科长也是省里北边一个贫困乡下的人,在外面当了好多年兵,然后转业到了省城。在省城,他已经生活了快三十年了,但他家乡的方言口音却一点也没改。他有很严重的胃病,经常犯,有一次出差途中胃出血,据说非常危险。他平时也没有什么科长的架子。邓一群后来逐渐明白,在机关里科长根本就不是官,在他的上面还有处长们。科长不过就是具体负责某个任务的小头目。但是,要当上一个科长也并不容易。你要把一个科长干好了,也很有意思。它毕竟还是有些价码的。朱科的家庭负担较重,老婆是在市里的一家工厂里,两个孩子一个上了职业中专,一个还在读高中。

  徐明丽也是位科长,但她却不主持工作。在人事处的排名,是居老朱的后面。她是位刚满五十岁的妇女。再过些年她就要退休了。朱贵今可以安排她做事,她却也可以拒绝去做。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朱贵今,当面背后都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指责老朱。老朱拿她没有办法。有时候开会,她会在当众顶撞老朱,让老朱下不来台。她简直是有恃无恐。邓一群后来知道她的有恃无恐和别人的有恃无恐有些不同。她有恃无恐是因为她的年龄。徐明丽在机关里已经干了很多年,资格比老朱还要老。她在计划处工作的时候,老朱还没有调到这个处里来。即使是处长,就在计划处的工作时间来说,资格也比她浅得多。她无所顾忌,因为她知道再有些年,她就要退休了,她用不着再怕谁。当然,除了处长们。她表面上对两位副处长庞和姜还比较尊重,而对周处长就是另一回事了。

  半年后的一个傍晚,科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有邓一群和田小悦还没有走。田小悦据说是在等她一个同学的电话,而邓一群没有早走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对这个科室来说,他还是个新人,所以他总是早上班迟下班。处长们对他这点还是比较满意的,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他必须这样:他是个单身汉嘛,没有任何牵累,再说年轻人也必须要求进步。每天早上班迟下班也是争取好表现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上班以后,第一件事是把各个处长室的开水打满,然后再整理本科室的卫生,接下来还要把走廊上的地拖干净。另外,他和田小悦在一起,感觉心情是比较愉快的。

  田小悦是个很活泼的姑娘,她漂亮而且大方。半年来,他们已经成了谈话比较投机的人了。邓一群心里对她充满了好感。

  那天他们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徐明丽和周处长的关系,田小悦就诡秘地笑了一下,说:“她当然不怕周处长。”邓一群问:“为什么?”她笑了一下,说:“我也是听说的……机关里人人知道。”邓一群感觉自己就像被排斥在机关之外了,他到机关事实上觉得时间已经不短了,但他对机关里的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还像是蒙在鼓里一样。田小悦说:“她现在老了,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邓一群的心里就有了点透亮。田小悦说:“她在这个处的时候,周处长那时候单身一个人在这里,他的爱人还没有从地方上调上来。周处长那时候当然也还是个科员。徐明丽也是刚结婚吧。她经常请他到家里去吃饭,生活上关照不少。”

  “那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说周处长就因为这个?”

  她笑起来,说:“当然不仅仅是这样。”

  邓一群就也笑起来,说:“看不出。你这么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周处长看起来那么古板。”

  电话响起来,田小悦赶紧去接。邓一群看到她的头发很长,一直光滑地披到肩后,就像水一样地泻下来。她用的当然是一种很高级的洗发水。她总是用最好的东西。她是个时髦姑娘。她时髦是因为她家境优越。她社会交往广泛,经常有电话找她,每天绝对不少于二十个。她在这个城市里有无数的朋友和同学,更多的是一些小伙子给她打电话联系。所以,徐明丽总是很不满。但徐明丽对她的不满却从来也不敢像对科长老朱那样当面批评,而只是在背后。她就多次提醒邓一群,说田小悦不是个稳重姑娘,社交太广泛,如果作为一个妻子,并不可靠。邓一群听了,只是笑笑,心说,田小悦怎么能看得上自己呢。他在心里一直对田小悦充满好感,也许正是因为她看出他对田小悦有好感,才这样说。邓一群在心里倒真的希望和田小悦好呢,但这种希望看起来并不明显。

  人,真是看不出来。邓一群心里这样想。他刚来的时候对周处长是多么地崇敬啊。一个处长放在县里就是县委书记、县长。这样的干部比陈小青的父亲职务大得多了。周处长是那样地严肃。他在心里对他更多的还充满了一种畏惧。这个故事破坏了周处长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让他了解了自己的上司还有这样的一面。那么,他们后来的关系怎么中止的呢?这就像一个谜。

  科室里还有一位副科长周振生。周振生四十岁的样子,他和科室里的人泛泛的。他瞧不起老朱,也更瞧不起徐明丽。他对田小悦不错,对邓一群也还算友好。不用多长时间,邓一群就看得出来他是个不得志的人。周振生人很聪明,也很有理性,但他对待工作的态度却消极得很。邓一群相信他过去一定受过什么打击,但周振生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邓一群有次悄悄地问田小悦,她说她也不知道。周振生是个有内涵的人。他表面上是那样不动声色。邓一群在心里对他有一种提防,他相信周振生对他现在表现的一种友好,只是觉得他并不是自己的对手,对他没有任何威胁。

  邓一群明白,在这个处室,他是个老小。

  所以,他必须小心地做事。

  很快就进入了冬季。

  邓一群在那年的冬天,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是他妹妹邓玉兰写来的,在信里,她告诉他,妈妈很想他,家里的收成很好,打了很多粮食。大哥家很好,大嫂子的一个妹妹(也就是喜欢穿健美裤的那个)现在在镇上开了一个美发店,生意很好,烫一个头要三块钱。她也有想学理发手艺的念头。妈妈能理解她,但大哥和二哥却坚决反对,说那是不务正业。农民,就是种地才是本行。妹妹在精神上就很苦恼。她来信自然就希望这个在省城工作的三哥能支持他,相信只要有他的支持,那两个哥哥也就无话可说了。前不久,二哥邓一明和人家打了一架。道理自然是在他们家这一边,是为了责任田的事情,一个姓孟的邻居和他们家的地是紧靠着的,但后来在犁地的时候,孟家却占了他家一分地。二哥不服,于是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玉兰说,那天下午,只有他二哥一个在那里,她们都不知道。孟家的两个男人和她二哥一个人打,把邓一明的眼睛都打肿了。她们后来知道了也赶了去,结果大姐邓玉梅的衣服也给孟三的那个绰号叫大嘴狗的女人撕坏了。

  妹妹在信里说,大哥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也要去和孟家理论或者打架,结果他刚要出门就被大嫂拉了回来,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大嫂坐在地上,痛哭流涕,呼天抢地的,说他这一去就不要再死回来,他这样去和人家打,结果肯定不会好,为了老二,他这样根本犯不着。大哥就吓得不敢去了,后来简直连屁也不敢放呢。第二天妈妈就带着二哥到生产小组里去讲理,组长姓于,和孟家是亲戚关系。他们去了倒受了不少冷言冷语。

  收到信的那天,这个城市正在下雪。雪,下得纷纷扬扬。邓一群来到走廊的尽头,透过巨大的落地窗,从19层的高度看到这个城市是灰蒙蒙的一片。在他那个遥远的家乡,雪肯定下得更大。从他童年时候起,他就记得乡下的冬天特别的寒冷。

  他感到一种重负。一方面他现在已经是城市人了,他可以轻松地飞扬,但另一方面,他却背着沉重的负担,使他不能轻松。他是一个农民子弟,却置身在这个都市。家里要求他有所庇护,却不理解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科员。

  前面的路有多长啊!他这样想。他需要走很多的路。

  生活是如此之重,而他才刚刚开始。